(述本书缘起)

此书之作,动念于十年前,其初意乃为个人之补过。原余于十七年前,即曾作一长文,名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论,发表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当时曾提出"天人合一"与"分全不二",为解释中国文化之根本观念。继后三、四年中,曾陆续对中国之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皆有所论。后辑成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集,予正中书局出版。在此书印刷之际,正个人思想有一进境之时,及该书印出,即深致不满,并曾函正中书局,勿再版。然书局仍续有再版印行,遂欲另写一书,以赎衍尤。原该书自表面观之,内容似甚丰富,且根本观念与今之所陈,亦似相差不远,然实则多似是而非之论。盖文化之范围至大,论文化最重要者,在所持以论文化之中心观念。如中心观念不清或错误,则全盘皆错。馀在当时,虽已泛滥于中西哲学之著作,然于中西思想之大本大源,未能清楚。当时余所谓天人合一之天,唯是指自然生命现象之全,或一切变化流行之现象之全。馀当时在西方哲学中,颇受柏格孙、詹姆士,及新实在论之多元思想之影响。对中国哲学思想,唯于心之虚灵不滞、周行万物一义,及自然宇宙之变化无方无往不复二义,有一深切之了解。此二义亦保存于本书中。然当时对于西方理想主义或唯心论之形上学,无真认识。对东方思想中之佛家之唯识般若,及孟子、陆、王所谓天人合德之本心或良知,亦无所会悟。盖吾性多理障,初解知识,即喜疑难,时与先父辩论。先父信性善,馀则信善恶二元。先父崇儒,馀则以儒与诸家平等,或加诽谤。今日青年目空古人之罪,吾皆尝躬蹈之。吾于写该书之前七、八年,亦曾闻熊十力师、欧阳竟无大师,与吕秋逸先生讲唯识、唯心之论,吾甚佩诸先生之为人,而终以为唯心、唯识之论,在知识论上,绝不可通。尝自思四论证破之,后见其与新实在论者破唯心之论证暗合,乃广读新实在论书。又受新实在论者批评西方传统哲学中本体观念之影响,遂对一切所谓形而上之本体,皆视为一种抽象之执著。故余于中国文化精神一文,开始即借用易经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一语,以论中国先哲之宇宙观为无体观。此文初出,师友皆相称美,独熊先生见之,函谓开始一点即错了,然馀当时并不心服。馀当时答辩谓,即此变化流行之本身,即为不变。变之为变之理,即变化流行之现象之本体,故即体即用云云。当时又读柏拉图之帕门尼德斯对话,及黑格尔逻辑,见其自有无二范畴,推演出一切思想范畴。而变之概念,原可以有无之交替说之。于是以为可用"有无之理"之自己构造,为形上学之第一原理,以说明宇宙,并尝以之解释老、庄、易传中庸之形上学,成数万言(亦见该书),实则全为戏论。

唯继后因个人生活之种种烦恼,而于人生道德问题,有所用心。对"人生之精神活动,恒自向上超越"一义,及"道德生活纯为自觉的依理而行"一义,有较真切之会悟,遂知人之有其内在而复超越的心之本体或道德自我,乃有人生之体验(中华出版)、道德自我之建立(商务出版)二书之作。同时对熊先生之形上学,亦略相契会。时又读友人牟宗三先生逻辑典范(商务三十年出版),乃知纯知之理性活动为动而愈出之义,由此益证此心之内在的超越性、主宰性。十年来与牟先生论学甚相得,互启发印证之处最多。对此心此理,更不复疑。而馀十年来之哲学思想,亦更无变化。于中西理想主义以至超越实在论者之胜义,日益识其会通。乃知夫道,一而已矣,而不讳言宗教。并于科学精神、国家法律、民主自由之概念,渐一一得其正解。至对中国文化问题,则十年来见诸师友之作,如熊十力先生、牟宗三先生之论中国哲学,钱宾四、蒙文通先生之论中国历史之进化与传统政治,梁漱溟、刘咸忻先生之论中国社会与伦理,方东美、宗白华先生之论中国人生命情调与美感,程兆熊、李源澄、邓子琴先生之论中国农业与文化及中国典制礼俗,及其他时贤之著,皆以为可助吾民族精神之自觉。较清末民初诸老先生及新文化运动时,留传至今流俗之论,夐乎尚已。而西哲中如黑格尔历史哲学、凯萨林哲学家旅行日记,及斯宾格勒、罗素、杜威、诺斯诺圃、汤恩比对中国文化之论列,亦多旁观者清,而颇有深入透闢之论。盖文化乃天下之公物,范围至大,凡人有所用心,皆必能有所发现。顾馀仍以为憾者,则引申分析中国哲学之智慧,以论中国文化之"精神的价值"之著,而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者,尚付阙如。故于此十年中,复不自量力,先成文化之道德理性基础一书,以明文化之原理,再进以论中西文化之精神价值。二书卷佚浩繁,一时不易出版,故将后一书下部论中国文化者提出刊行,是即此书。

吾之此书,成于颠沛流离之际,平日所读书皆不在手边,临时又无参考之资,凡所论列,其材料大多不出乎记忆之所及,而宛若自吾一人胸中自然流出,固亦有其美,然终不能无挂一漏万之憾。身居闹市,长闻车马之声,亦不得从容构思,唯瞻望故邦,吾祖先之不肖子孙,正视吾数千年之文化留至今者,为封建之残馀,不惜加以蠲弃。怀昔贤之遗泽,将毁弃于一旦,时或苍茫望天,临风陨涕。乃自勉自愤,时作时辍,八月乃成。此书乃以我所知之西方文化思想中之异于中国者为背景,以凸出中国文化之面目。于具体之历史社会之事实,所论者较少,而于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则力求以较清楚之哲学概念,加以表达。对中国之人生意趣、文艺境界、人格精神、宗教智慧,通常惟恃直觉了悟者,吾皆以"方以智"之道加以剖析,而终归于见天心、自然、人性、人伦、人文、人格之一贯。吾于中国文化之精神,不取时贤之无宗教之说,而主中国之哲学、道德与政治之精神,皆直接自原始敬天之精神而开出之说。故中国文化非无宗教,而是宗教之融摄于人文。此意亦吾今昔之见解之最相反者,盖亦屡经曲折之思维而后得之。余于中国宗教精神中,对天地鬼神之观念,更特致尊重,兼以为可以补西方宗教精神所不足,并可以为中国未来之新宗教之基础。余以中国文化精神之神髓,唯在充量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此仁心,以观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成人文。此仁心即天心也。此义在吾书,随处加以烘托,以使智者得之于一瞬。在中国文化之哲学概念方面,则恒随文加以分梳,其涉及哲学问题深处者,如关于性与天道方面者,皆以西哲之胜义为较论之据,势不能不引申触类,发古人之所未发。而文约旨远,又实无法使之更通俗化,必需读者于此中问题,先曾反复究心,方易心领神会,则吾之过也。

又吾书之论中国文化,虽重在论其过去,而用意则归向于中国未来文化创造道路之指出。吾在此借用古人之太极、人极、皇极三极一贯之意,以明圆而神之中国文化精神,对方以智之西方文化精神可全部摄取之理由,以展开中国未来之人文世界。顾吾又不承认中西文化之融合,只为一截长补短之事,而以之为一完成中国文化自身当有之发展,实现中国文化之理念之所涵之事。故中国百年来中西文化之争,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盘西化之二极,吾书可谓以与一在哲学理念上之真实的会通。此会通之当有,与由此会通后,中国未来文化必有一新面目,自吾之哲学理念观之,乃为天造地设者。吾知今之中国学人皆不喜此神秘之论,然吾望人虚怀体察本书之立义,再定其是非。

吾书辞繁不杀,又喜用西方式之造句,以曲达一义,然中心观念在吾心中,实至简易。唯当今之世,简易者不加以界画敷陈,多方烘托,则乾枯而无生命,人不易得所持循。故首四章以纵论中国文化之历史发展。第五章至第八章,论中国先哲之自然观、心性观,及人生道德理想。第九章至十四章,则横论中国文化之各面:先之以人间世界,以论中国之社会文化,与人在自然之生活情趣;次之以艺术文学精神以论美感;再次之以人格世界,以论中国所崇敬之人物之类型;终之以悠久世界,以论中国之宗教精神与形上信仰。最后三章,则专论中西文化之融摄问题,以解除百年来中西文化之纠结,而昭示中国未来文化之远景。吾书每章皆自具经纬,各章之义复互相映照,而每章立义,皆先浅近易晓者,以次第及于精微。故即在初学,但循序以读,皆可得解。亦可先阅艺术文学精神、人间世界、人格世界数章,因所论较为具体,可引发兴味,再及其他。吾年来另以语体文所写之孔子与人格世界、西洋文化之省察,及在《民主评论》与《人生》诸刊所写论文,并与此书相出入,而说理较浅近而切合现实,读者宜参看。吾书自谓有进于以前论中西文化者,而颇详人之所略。后来者固当将进于我,而详馀之略。"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然此固非一人之事也。

民国四十年孔子二千五百零一年九月二十日唐君毅自序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