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流与六艺及孔子的精神

(二)秦汉唐宋元明清之文化精神之综贯的说明

(一)九流与六艺及孔子的精神

孔子以后,诸子百家学术之分流,同依于士人人格尊严之自觉,六艺之教之散于民间,诸子百家之派别虽多,然吾人以文化观点而论其所偏重,则皆不外承孔子所承之传统文化精神之一偏,六艺之教之一偏,或天道观念之一偏而形成。唯因其原出一本,故学术文化之分流,终向往于天下之一统。诸家学术亦终汇合于汉,以建立第一个由平民为天子之坚实而博厚之大帝国。当诸子百家学术分流之际,正战国诸雄竞长之时。然诸子中,除法家、纵横家之人物外,皆未尝特与现实之政治势力结合。故文化学术思想之分派,与现实社会政治势力之分裂,未尝互相结纳,以加深世界之分裂,如今日之欧洲然。此皆由诸子百家之原出一本,而同向往天下之一统之故也。

以诸子百家精神相较,而言其所偏重,儒家偏重法周,其学兼综六艺而特重礼乐。礼者道德之精神,乐者音乐之精神。儒家由孟子之言心性,言仁义,至荀子之言礼制,言君臣之道,至乐记中庸易传,乃以礼乐精神之"中和"、"位序"、"同异"、"内外"、"动静"、"刚柔",说宇宙人生社会文化之全,乃儒家思想之极致。墨家薄礼乐,而不废诗书。不废诗者,取其民间实际生活之记载。不废书者,以其载古代帝王之勤劳务实之事业。最能表示中国古人之勤劳笃实之精神之古代人物,无如平水土躬稼穑有天下之夏禹。故墨家倡法夏,墨子兼爱之教所重者,在下察于百姓耳目之实,求所以使人人之得衣食,而裕其生之道。乃不重少数士君子之盛德修饰,强歌鼓舞之礼乐生活。故墨子精神所重者,在社会经济。墨子之言兼爱,本于天志。其谓天之意志,即为兼爱万民而生养之。此传统宗教之精神,墨子之所承,亦有合于孔子天道为仁之意。然墨家视天在外,其强调天之人格性,近乎西方基督教与回教。孔、孟则以人体仁道,由天人之道之合一,以明性与天道非二。故不强调天外在之超越的人格性。由孔子、孟子以降,教人法天之仁而行仁,即所以立人道而立天道,古人无所希慕于天。然墨子则以天之兼爱为天之意志,亦即天之欲望,故如人不为天之所欲,即遭天怒,人为天之所欲,乃为天所爱。人为天之所欲,则天亦为人之所欲,而人受天赏,得福利;反之,人为天所不欲,天亦为人之所不欲,而人受天罚,得祸害。其言乃使天与人间之关系,成交易之关系。如是以行兼爱之道,遂非自尽其心性,或理当如此之谓,而若为获天之报偿之手段。此则使人之逐实际利害之情,夹杂于宗教精神之中,而使墨子对天之宗教精神,反不如孔子之高远者也。

至于法家之精神,则纯出自战国纷争之世。法家之理想,重福国强兵,而尚耕战。其战非仁者之征伐,其耕唯所以福国而弱民。法家精神之重心,不在社会经济而只在现实之国家政治。故诗书礼乐文化之本身价值,皆为所抹杀。法家不法先王,而重备当今之所急。此为对传统文化之大背叛。然法家之轻民而尊君,视君为神圣,而诡秘化之,实利用一种人民之宗教心理。而其重刑罚之理论,亦未尝不以古代政治家之措施为例。韩非称殷之刑弃灰者之事,赞太公之杀狂裔华士。夏之事业,当以劳动为主。殷之法制乃渐备,而先罚后赏。则法家之所承者,近于殷之精神者也。诗书礼乐之中,唯书所载二帝三王之事,为法家所诵。谓法家略有得于书教亦可也。

至于道家,则庄子宋人,老子楚人,其馀道家多齐人。宋与齐楚之地,受周代文化之感染较浅,而楚人尤多信巫史。老庄皆以六艺为已陈之刍狗,其所喜言者,乃至德之世,尧舜以前,则夏商周之文化,固皆不在其眼中;而现实世界之纷争,更其所欲逃避。故弃社会而就自然,外游于人间世,内心则求侔于天,与造物者游。其根本之文化精神,亦可谓近求解脱之宗教精神、超现实之形上学或哲学之精神。而老庄之帝王之道,则为一种政治理想。然自老庄所言之天与道之涵义言,则固是一遍在万物而无私者。此亦可说为中国古代宗教中天帝之信仰所转化,亦略同于孔子以仁言天。其不同于孔子者,唯是老庄喜说天之大仁不仁、无为无不为之德。无不为而一任万物之容与遨游于天地间,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老庄实不重视自天道之使四时行、而百物生之生生不已、自强不息一面,以言天德。则老庄之天道,虽可谓横被四表,而不能纵通上下与终始,此则不如孔子儒家者。而庄子之言天机之动、天籁之行,咸其自己,不相为碍,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其所谓真人至人之生活中,涵天乐在,则其人生之理想境,实亦一种游心宇宙之艺术生活,而为遥契古代乐教之精神者。化人间之乐教为天地间之乐教,而倡之于世者,庄子也。

先秦学术除儒道墨法以外,阴阳家盖原始自然哲学之所遗,与儒家仁义之教之结合。亦可谓古之卜筮与易之流。至于农家,则中国经济生活中,尚农精神之说明者。农家人物,改皆吸道墨之馀绪,而别无精义。纵横家者,列国纷争之世,以权术说天下者。名家者,由诸家之辩论,以开启对逻辑、知识论之问题特加以发挥之哲学家。诸家立义规模,要皆不足以与前四家比。而杂家之吕览、淮南,则诸侯分流之后,左右采获,以求反于一本之思想潮流,秦汉之际之一转捩思想也。秦之灭六国与周,实现诸子所向往之抽象的一统天下之理想。然秦以政摄教而摧残学术,其精神全不是中国文化精神,故不数传而灭。唯汉兴而后,乃实现先秦诸子所向往之文化凝合之理想。杂家所代表之文化精神渐去杂以成纯,而显为董仲舒司马迁之精神。彼等体孔子重全面人文精神而再现之。汉之文化即先秦诸家之学术思想相汇合而实现于社会之所成,而使中国民族之统一,不止如秦之只成一抽象的形式统一,而成为真有文化内容之具体的统一者也。

(二)秦汉唐宋元明清之文化精神之综贯的说明

以东西历史比论,秦之实现一抽象形式之统一于东方之世界,实类于罗马之实现一抽象的统一于西方之世界。秦以武力统一天下,罗马亦然。秦尚法,其所定制度,亦颇具规模,为汉所承。罗马之法典,亦垂范西土。二者之精神皆黑格尔所谓"理解形式"的。然罗马纯以武力法律为治,至于数百年,而后得基督教为其精神生命。而中国之秦则不三世而绝。盖以罗马之世之学术,主要唯斯多噶学派。斯多噶派之崇尚抽象之理性,正为罗马之法律精神之一部。而斯多噶派之人生理想,又不免趋于消极之忍受。中国则自孔子而后,个人人格之自尊自觉之心已甚强。儒、道、墨之学术文化精神之普遍于社会,其势不可尽泯。而皆无不与法家相反。依儒家意,唯有德者乃可为天子,孟、寻皆言禅让与征诛。道家之薄天子而不为,即看不起天子。故秦皇出游,刘邦见之曰:"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见之曰"彼可取而代也",此乃彼等自觉其原可为天子之思想之流露,盖亦六国之后同有之思想。夫然,故天下之豪杰,可并起而亡秦。秦亡而见有具体文化生活之人,不能只以抽象之理解形式之法律统治,亦见只恃武力之不可以治天下。西方人有罗马之以法律武力统治天下之例在前,故及今仍多以法律武力为政权之基础。斯太林犹欲学第三罗马,于法律外,再济以无限度之警察精神以治国。而在中国,则自汉代秦兴,历史二千年更无再自觉主张纯以武力法律为治之论。汉以后,中国即可谓纯为一所谓文化国,历代皆赖儒家精神之普遍贯注于社会,提高人民之文化生活,以为佐治太平之要道矣。

汉代文化之形成可谓由于凝合与广被。而此凝合与广被之所以可能,则由汉初之治,即承秦之政制。汉初尚黄老,足以宽统治者之度量。继乃尊孔子,崇儒学,以树学术文化之骨干。汉代奖励孝弟力田,使人各安其居而勤事生产,以裕民生而富国家,即所以稳定社会。察举之政治制度,则所以使人民之秀者,自下而升举于上,而用于政治,此皆为汉代文治之精髓。而武力则唯用于拓边。夫然而汉代文化之形成,其初本于道家之宽大精神为政,可谓如天之覆盖社会;其以儒家精神立学术之骨干,可谓立大地之支柱;行察举之制度,则如使地上之人民上升;孝弟力田,所以使人各安土;而以武力拓疆域,则所以广天地。故汉之建立一统世界似周,而又不同。周之建立一统,赖封建与宗法。其封建初乃赖武力之支援。故周代继世之天子,虽能上承天命,及其武力弱,即不能覆盖四方诸侯。周衰而在下位者,皆求升高位。昔为卿大夫者,今为诸侯;昔为诸侯,今欲霸天下。游士驰说于四方,以致卿相之位。此正如地上之物皆升而上,又无以覆盖之者,是无以遂人大一统之望也。秦乃以强力盖之,以求一统,而终亡于咨睢。故汉兴尚黄老之宽容精神,又以察举助在下位之人民之升居上位,而使上下相孚;武力横施于四方,则人民之精神亦随之而拓展;孝弟力田,又足以使人民之各安于位。是故汉代文化精神之形成,实如上天下地这浑合而升降相涵。既能凝合而又能广被,此盖亦即汉代思想,又为阴阳家之成分所贯之故。阴阳家喜言天覆地载,与阴阳之升降,及五行四时之依四方而运,而中心之土不动之理,正所以象徵汉代文化之精神。而汉代文学中之奏议与对策,则政治上,上下求通情合道之文章。而汉赋之铺陈扬厉,亦一向外横施以求精神之广被之表现也。

汉之一统之局分,而三国鼎立之势成。历魏晋六朝,而五胡乱华。然中国社会政治之混乱,与民族之厄运,未尝使文化因而断绝。唯以政局在分裂中,及西来文化之冲击,而传统之整一的文化系统,因以疏离。以魏晋六朝与汉相比,则汉犹周初,而魏晋六朝如战国。汉之所成就,偏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土地之开发。其学术以经学为主。汉人之德行,表现于使民族凝合之事功,故文学中有奏议、对策,与宫殿、都城之赋。而魏晋六朝之所成就,偏在文学、艺术,其学术以哲学、文学为主。魏晋人之人格,则见于其风度之美与性情之率真,故魏晋之诗文恒善抒怀抱。汉代学术人物之精神,阔大、朴厚而浑成。魏晋六朝人则多胸襟旷达、"形超神越"(此语见世说新语)。此超越精神,不如西方宗教、哲学、文艺中超越精神之表现为离世异俗之瑰意奇行,唯主要表现于日常生活之间,交游清谈之中,或寄情山水之际。魏晋六朝之精神,主要乃为道家庄子之精神之更人间化。唯非人之与天游之逍遥游,乃人与人相忘之逍遥游也。魏晋人之重个性,亦不如西人重个性之无尽伸展,而唯重人物间个性之欣赏。中国文化精神中,汉人之阔大、朴厚、浑成,转为魏晋人之疏朗、清新、俊逸,可谓中国文化精神,在地上建立帝国以后,再盘旋于空阔,优悠于虚灵,以脱去其重浊之气、沉滞之质,而归于纯化之美者也。王羲之之书法,陶渊明之诗及顾恺之之画则纯化美之代表也。

至于唐代文化之兴起,则又转魏晋之虚以入实。唐代政治规模之阔大如汉而或过之。唐代文化交通及于世界。唐承汉魏晋六朝所传佛学,更大开宗派。由魏晋六朝之重空宗,而天台,而法相与华严而禅。中国固有学术,则由玄学更转入经学,皆表现由虚入实精神。其诗由五言而至歌行,文由骈文而古文,皆表现一充实之美。而盛唐诗之重兴会,重情真气盛,尤表示其生命之健旺。而艺术中唐代金碧山水与壁画之华美,及雕刻中之佛像之丰盈,又皆表示唐代人精神上之富丽。整个唐代文化,多方面并行不悖之发展,未尝不似近代西洋文化之万流竞注。然唐代文化之多方面发展,有相互之照映,而不见有力量之冲突矛盾与紧张局面之存在。唐代之文化之特殊者为宗教,当时计有回教、景教、波斯教、道教与佛教。宗教势力之盛,又如西方之中世,而以佛教为最盛。佛教中又以华严为最盛。华严宗所谓一摄一切,一切摄一,一切摄一切之事理无碍、事事无碍之华严世界,正为唐代文化多方面并行发展、不相矛盾,而相涵摄之精神之最高表现。此则与西洋中世之基督教主宰文化之势力下,不免轻艺术,充满基督教与回教等之斗争,与虐待异端之事,表现截然不同之文化精神矣。

宋明为中国儒学再度复兴之时代。汉代儒学之用,表现于政治,而宋明儒学之最大价值,则见于教化。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超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充沛外凸之精神,归于平顺而向内敛抑。心智日以清,而事理日以明。故学术则有理学与功利之学。功利之学重明事,理学重明理。二者中唯理学能代表宋明人之心智之极。由唐诗之重性情,至宋诗之重意境,由唐诗之血肉丰腴,至宋诗之峻气瘦骨,由唐代歌行之舒畅,至宋词之婉曲,由唐人之笔记小说之一往情深,至宋元章回小说之曲敍事情。由唐代之金碧山水,至宋元之文人画,由唐代之法相华严之盛,至宋明以后禅宗净土之盛,皆表现中国民族心智之由反省而日以清明,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行李萧然,山川如画矣。然其中唯宋明理学之精神,为能由清明之智之极,觉内心之仁义礼智之理,以复见天地之心;而教人由智上觉悟,致知涵养并进之工夫,以希贤希圣,而以讲学教天下人之皆有此觉悟,此实同于孔子之使王官之学布于民间。然其所不同者,在孔子仍是先有意于政治,且孔子是以一人为天下之木铎;而宋明理学家之精神,则几全用于教化,而以一群人,共负起复兴学术、作育人才之大业也。

吾尝以易经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之序,言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之发展。则孔子承中国民族古代文化精神而立仁教,所开启之先秦文化之生机为元。秦汉之建立大帝国之政治,为礼制之实现为亨。魏晋隋唐之艺术、文学、政治、宗教等文化,多端发展,旁皇四达,为文化中之义道,如元亨利贞中之利。则宋元之精神为智,而欲由贞下起元者也。惜乎元清异族入主中夏,盗憎主人,而中国文化精神之发展,乃不免受一顿挫。宋明理学之发展,由朱子之重理,至王阳明而重心,至晚明而重气,由讲宇宙人生,而讲历史文化之精神之自觉。如顾炎武、黄梨州、王船山等,皆欲由历史文化精神之自觉,以上追三代,而起民族文化之生机,以建制立法,为万世开太平者也。清儒不能继其志,于是转而重考证、训诂、校勘、文字、音韵之学,以求知中国古代文化之真面目。此仍可谓是由宋明重智之精神来。然宋明所重之智,乃内心真觉悟之智,而清儒所重之智,则纯成理智上、知识上之智。此理智上、智识上之智,乃以研究历史文化中之器物文字为目的,而又非以直接研究自然社会为目的,故未能成就西洋之科学,而只成为帮助人了解中国过去学术精神之工具之学。则清儒之精神,盖非中国昔所谓求智,而亦非西洋之求智,只可谓为求知古人之真意或求信实之精神。而清代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政治,皆难言特殊之创造。盖皆不外求能老实学古人而近真,堪自信与被信为能传古人之衣钵、承过去之文化而已。然此求信实之精神,自为一时代之新精神。清人盖善模仿,而于汉人经学,魏晋唐宋之诗文,与宋明程、朱、陆、王之理学,元明之画,与明代以来之禅宗净土,颇皆能善学,求保存勿失。此求如实保存中国文化,即清代文化之特殊精神。然海通以还,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相遇,清代学术文化重保存文献之精神,终不足以应大变。欧风美雨,纷至遝来。老师宿儒,遇新思潮之冲击,徒居退守之势,不免抱残守缺之讥。终至中国文化精神之堤防,乃全然溃决。而人之学习西洋文化,固未必能得彼方文化之真,而一民族之学习他方文化,又势难尽失故行。于是中西精神,互相牵挂,再加以西洋文化本身之复杂,于是国人日以动荡摇摆于新旧间与诸新间,左顾右盼,荆棘横生,矛盾百出,此乃中国文化从古至今未有之变局。而宋明以后应有之贞下起元之事,若尚渺不可期。然以此今日文化之多矛盾冲突之眼光,看中国过去历史文化之精神之发展而谓其亦如是,则蔽于今而不知古者之言。实则中国过去文化精神,不特有一贯之历史线索可寻,而汉以后中国文化精神,皆可谓只是实现先秦之文化理念之所涵。汉唐宋元明清之文化精神之发展,虽自成段落,然皆可谓次第之升进,亦皆表现中国文化之不重抽象之理性,不重一往之超越,不重绝对个体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故秦似罗马之以抽象理性所订之法治国,而汉承之,即改而重人民具体之文化生活之安排。魏晋精神为艺术的,重人物之情性之发抒,似西洋之重个性。然魏晋人复重人物之欣赏,故有清谈,有人物之品评。隋唐宗教之盛,似中世,其文化之多方面发达似近代,而不似中世与近代之多文化冲突。宋明尚智尚理,然为由觉悟以知道德人生之理,非纯粹理智性之理。清人重考证,似科学精神,而研究对象为历史文物,其精神为求知古历史文物之实际。在整个中国文化之发展中,除为保存扩大文化而攘夷拓边之战争外,战争皆无意义,亦少促进文化之效。而中国之学术文化之人物,自春秋战国起,即未尝有藉现实之武力,以实现理想者。中国以后文化之进展,皆罕假手于战争;而战争之事,多只是乱。此亦与西方战争之或为宗教战争,或为主义战争之恒有一意义,战争中因两面各有文化理想,而战争之结果,恒可促进文化理想之综合者,实不同。故整个中国文化之发展,皆表现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