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导读

前一章“体别”根据人才的性格,把偏才分为十二型,本章亦把人才分为十二类,不过焦点不在性格,而在能力与干练程度。从不同角度把人才分类是十分合理,且符合常识的。所谓人才选拔,首重其能力与专长,恰如其分的掌握了,就可将他们调任至适当岗位。但刘劭认为,所谓能力或多或少是由其性格所决定的,或者至少可说,一个人的能力是否能够发挥出来,总受到他的性格所左右。因此,在本章之前,刘劭必先提出他的人格理论学说(详见前章“体别”),然后才在本章讨论人才、能力、岗位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其思路的进程及相关问题实有其内在逻辑,同时亦向观人者或管理人告诫,在考察人才时,此次第不宜逆转。

“流业”的“流”字,诚如北魏时的刘昺,亦即《人物志》成书早期最重要的注释家所言, 本章所分十二类型人才,首三类(清节、法、术)为核心型,紧接的五型为由此三类所衍生出的类型(其余四型为杂类,亦为非政务系统岗位),依此,前三型与后五型便有“一源一流”的关系,于是,“流”就有由源头而衍生出来的意思。至于“业”,郭模认为是特指“政教之业”, 即政府机构的官职,其他学者多认为是泛指事业,如Shryock之“vocation”, 不过,两者意思可以兼容。“流业”二字合起来,就有以“清节、法、术”三型为核心所衍生的诸型到底适合哪个职位的意思。

如上所言,十二类型人才有核心三型、衍生五型及杂类四型,其中衍生五型实质还可细分两类,一类是三才具备,另一类是只具一才,三才具备当然仍可再分,无论如何,刘劭把一组织内的不同岗位,作秩序化的分类,实是一场非线性思考的示范。十二类型以下依次以表列之,读者即能体会其层次之分明:

除为偏才分类外,本章在后半部分展示另一要旨,指出上述十二型俱为人臣之能而非国君之才,后者取胜不在专才,而在于两点:一者为平淡,另一者为任贤。平淡是全书一以贯之的宗旨,一言以蔽,就是貌似无才而能役使众才,此乃圣人亦是人君的重要标志。而任贤可以说即是观人、选拔、任免、协调等工作的缩写。观人者,不必被观,故无需专才之相;选拔者,不被选拔,故不需特殊之能;任免者与协调者亦复如是。但无专才之相或特殊之能,不等于无才无能,而是所有才与能俱全然大备。事实上,若人君在某方面的才能过分突出,只会将国家导向相关方面发展,其他需要势必被忽略。例如,若国君为军事天才,势必穷兵黩武,国家版图或会因而扩阔,但民生与经济发展,恐将大大滞后而致民不聊生,甚至生灵涂炭,拿破仑的故事大家当耳熟能详。

刘劭所论,虽然在于安邦定国之务,但对现代企业管理者而言,一样极具参考价值。其实,所谓“偏才”之间的分别,说到底就是个体间的差异现象,但单说“差异”是只见平面不见立体的下乘之见。用人而能真正恰如其分,必须先抓住最根本、最核心的才能特质,然后再谈其他,四书中《大学》的名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与孟子所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刘劭看来,人格品德(德)、制度建设(法)与大局视野(术)三者,是人才之大者。这对管理人有什么启示呢?一所企业能否成功,当然有赖众多因素的配合,如资本投资、营运成本、经营策略、市场气氛等等先天后天、外因内因、长期或者突发的因素,不胜枚举,但其中占轴心的就是人才无疑。上述诸种因素要能物尽其用,常识告诉我们,其先决条件就是人尽其才。但我认为“人尽其才”四字,仍未道尽其要,原因无他,各人之才即使得尽,但未能互相配合,就好比一队集齐全世界足坛上的射手国脚,往往因太多的“个人表演”而败给二三流但能有效各司其职的队伍,类此赛果国际上常见焉。我的意思,不在要有团队精神,而在要建立团队精神,首要条件是要认识队员的“个体差异”。本章“流业”要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刘劭以三材为核心能力,再衍生紧接五材,最后辅以四种非政务职位,由此所支架起的分析框架,是向所有政府领导人及企业管理者,示范怎样把一整块管理领域,有序地切割成不同层次的立体板块,令每一板块都被照顾得“体有完肤”,最终给整合成各司其职但又有如交响乐团般和谐的队伍,其间诀窍当在对个体差异的掌握。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1]:有清节家[2],有法家[3],有术家[4],有国体[5],有器能[6],有臧否[7],有伎俩[8],有智意[9],有文章[10],有儒学[11],有口辩[12],有雄杰[13]。

[1] 业:志业,由志向所决定的事业或功业。刘昺在注释这句话时说:“性既不同,染习又异,枝流条别,各有志业。”

[2] 清节家:品德节操行为堪为世人楷模之人。

[3] 法家: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君主专制,运用术势,严刑峻法;思想上主张禁断百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申不害韩非等人。

[4] 术家:善于运用奇谋妙策之人。刘昺在解释“术家”时说:“智虑无方。”即不按一定常规灵活地运用智谋。

[5] 国体:兼备清节家、法家、术家三者素质才能的国家栋梁之才。

[6] 器能:在德、法、术三方面略次于国体的人才。

[7] 臧否:褒贬,评论。此指具备清节家的品德,但心胸不宽,喜欢褒贬人物、评论是非的人。

[8] 伎俩:指虽然不能为国家制定长远的政策和策略,但有执行政策和策略技巧的人。

[9] 智意:指善于权变、深谙谋略、机智灵活的人。

[10] 文章:指文笔灿烂,能写文章的人。

[11] 儒学:传授儒家学说的人。

[12] 口辩:能言善辩之人。

[13] 雄杰:有胆有勇,谋略过人之人。

译文

人们由能力所决定的事业或功业有十二种: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赏析与点评

首节划定全章讨论范围,表面是提出共有十二种事业以供研究,但究其实,是示范小至机构、中至企业或大至国家,都必须把工作分成不同部分。这区分当然不是随意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

试看首三项,是关系到长远大局的谋划,中五项是为之协助、巩固以及落实的辅翼,末四项亦以不同方式与之攸关,三组岗位互相配合,由策划、协助到执行,共同辐辏出一个庞大的运作机器,或将国家、或将企业、或将小型组织,管理得井井有条。这正是管理人在人事安排上应遵循的原则。

若夫德行高妙[1],容止可法[2],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3]。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4]。思通道化[5],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6]。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7],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8],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9]。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国[10],其法足以正乡邑[11],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12]。兼有三材之别,各有一流,清节之流,不能弘恕[13],好尚讥诃[14],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15]。法家之流,不能创思远图,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16],是谓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17]。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18],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19]。凡此八业,皆以三材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材也[20]。能属文著述[21],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22]。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23],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24]。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25],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26]。胆力绝众[27],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28]。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预焉[29]。

[1] 若夫:至于。用于句首或段落的开始,表示另提一事。

[2] 容止:仪容举止。法:效法。

[3] 延陵:即春秋时吴国人季札,吴王寿梦少子,亦称公子札,因被封于延陵,又称延陵季子。因其有贤德,其兄诸樊、余祭、夷昧都曾让君位给他,但季札均不接受。曾出使鲁国,在观赏周朝诗歌和乐舞时,借分析诗歌乐舞评论诸侯盛衰,很有影响。晏婴:春秋时夷潍(今山东高密)人,字平仲,齐国大夫,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厉行节俭,善于劝谏,谈锋机智,主张诛不避贵,赏不遗贱,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多次出使楚、晋、鲁等国,在当时各诸侯国中颇有影响。在《左传》、《史记·管晏列传》、《晏子春秋》中对其事迹多有记载。

[4] 管仲:春秋初颍上(今安徽颍水畔)人,名夷吾,一称敬仲。初与鲍叔牙经商,齐襄公时与公子纠投奔鲁国,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卿相,在齐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主张按土地肥瘠征赋,开发鱼盐之利,铸货币平物价,重视选拔人才。在他的辅佐下,齐国国力大增,成为春秋时的霸主。商鞅:战国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公孙鞅、商君鞅、商君。喜好刑名之学,初为魏相公孙痤家臣,公孙痤死后入秦,以强国之术游说秦孝公,深被信任,任左庶长,先后实行两次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时最强大的国家。后迁任大良造,率军攻魏,俘获魏公子卬。以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州东南),号商君。孝公死后,遭到反对派的诬害,举兵反抗,兵败被俘,被车裂而死。

[5] 思通道化:思想与客观规律的变化相通。道化,指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发展变化。

[6] 范蠡:春秋末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字少伯。与宛令文种为友,后一起进入越国,为越王勾践谋臣。越国被吴国打败后,随越王勾践入吴为质,三年后随勾践返越,帮助越王奋发图强,待机复仇。越国强大后,灭掉吴国,范蠡却离开越国到了齐国,称鸱夷子皮。后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改称陶朱公,通过经商成为巨富。其政治主张和经济思想在《国语》、《吕氏春秋》、《史记》等史籍中有记载。张良:秦朝末年人,字子房,出身韩国贵族,祖父与父亲相继为韩国卿相。秦灭韩后,图谋复国,倾家财寻求刺客,对秦始皇进行刺杀未遂,因而逃亡,在下邳隐名避祸,随从圯上老人学《太公兵法》。秦末参加陈胜、吴广起义,后归附刘邦,成为其手下重要谋士。刘邦进入关中后,曾劝其不要贪恋宫室,又在项羽的鸿门宴中为刘邦解危。楚汉战争中,主张争取英布、彭越、韩信,连兵破楚,反对郦食其分封六国之后的主张。刘邦建国后,被封为留侯,在劝刘邦定都关中、册立太子等问题上均起重要作用。

[7] 厉风俗:勉励好的社会风气习俗。

[8] 谋庙胜:谋划朝廷预先制定的克敌制胜的谋略。《尉缭子·战威》:“刑如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

[9] 伊尹:商初重要谋臣,名尹,一说名挚,尹是官名。初在有莘国为奴,成汤娶有莘氏女,伊尹作为陪嫁入商。成汤发现其才,提拔重用,后委之以国政。先后帮助成汤灭掉葛、昆吾等小国,后打败夏桀,建立商朝。吕望:又称太公望、吕尚、师尚父,俗称姜太公、姜子牙。西周开国大臣,姜姓,名尚,字子牙。周文王遇之于渭水之阳,以之为师。文王死后,继续辅佐武王,在灭商建周中功绩卓著,故西周建立后被封于营丘,为齐国的开国之君。

[10] 率一国:为一国的表率。

[11] 正乡邑:纠正基层社会中的不良风气习俗。乡邑,上古时指乡里,秦汉以后多指县以下的小镇。此泛指基层社会。

[12] 子产:春秋时郑国人,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穆公之孙,公子发之子,因此又称公孙侨,也称国侨。因其居于东里,也称东里子产。任郑国卿、少正等职,执掌国政期间,锐意改革,作丘赋,铸刑书,举贤用能,保护乡校,把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死后被孔子称为“古之遗爱”。西门豹:战国时魏国大臣,姓西门,名豹。魏文侯时任邺县县令,到任后废除当地为河伯娶媳妇的陋习,移风易俗。主张藏粮于民,寓兵于农,示民以信。在任期间,开凿十二渠,引漳河灌溉农田。他为官清廉,不取个人秋毫之私利。据说他为人性急,常佩韦以自缓。

[13] 弘恕:宽容,宽大。

[14] 讥诃:讥笑责备非难。

[15] 子夏: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弟子,列于孔门文学之科。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要求国君研读《春秋》,以史为训。提出尊贤轻色,事亲竭力,事君尽忠,交友守信。因主张大德不可越轨,小德可有出入,被孔子批评为守礼不严。孔子死后到魏国西河讲学,魏文侯师事之。李悝、吴起、商鞅都是他的学生。

[16] 错意施巧:着意施展实现自己意图的技巧。错意,在意,着意。错,通“措”。巧,指实现自己意图的技巧。

[17] 张敞: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字子高。汉昭帝时任太仆丞,因切谏昌邑王而出名。历任豫州刺史、太中大夫、平尚书事、山阳太守、胶东相、守京兆尹、冀州刺史、守太原太守等职。整顿京师治安颇有成效。赵广汉:西汉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西南)人,字子都。历任州从事、平准令、阳翟令、京辅都尉、守京兆尹、颍川太守等职。在颍川太守任上,惩治郡中豪强,郡中震栗。在京兆尹任上精于吏治,为汉兴以来治理京兆最有成绩者。霍光死后,摧辱霍氏及贵戚大臣,无所回避。后因上书告发丞相魏相,被司直萧望之弹劾,死于腰斩之刑。

[18] 垂则:垂示法则。《汉书·外戚传下·孝成许皇后》:“垂则列妾,使有法焉。”颜师古注:“言垂法于后宫,使皆遵行也。”

[19] 陈平:秦末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出身贫寒,喜黄老之术。秦末天下大乱,先后事魏王咎、项羽,随项羽入关破秦。后归顺刘邦,为刘邦重要谋士。屡向刘邦进献奇策,如离间项羽君臣、解平城之围、计擒韩信等等。历任都尉、亚将、护军中尉等,先后被封为户牖侯和曲逆侯。惠帝时又历任郎中令、左、右丞相。诸吕专权时,以不理政事纵情酒色伪装自己。吕后死,与太尉周勃合谋诛灭诸吕,迎立文帝。韩安国:西汉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字长孺。初在梁王手下任中大夫,平定吴楚七国乱有功,任梁内史。汉武帝时任北地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护军将军等职。性贪财嗜利,但不嫉贤妒能,举荐人才,因此被士人所称。丞相田蚡死后,一度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后因病免职。后历任中尉将军、卫尉将军、材官将军等职,因将屯失亡多,被武帝所责,忧郁而死。

[20] 轻事:轻而易举地完成职责分内的事情。

[21] 属文:撰写文章。《文选·文赋》:“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李善注:“属,缀也。”缀即组织文字以成篇章之意。

[22] 司马迁: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字子长。少年随父读书,又从董仲舒孔安国学《春秋》、《尚书》。十二岁出游,足迹遍于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后任郎中,随汉武帝巡游到过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等地,又奉命出使四川、云南等地,积累了丰厚的阅历。父亲死后,继承父亲遗志,继续著史。汉武帝元封三年(前一〇八)任太史令,阅读皇室藏书,搜集史料。天汉三年(前九七),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被下狱中,遭受腐刑。出狱后忍辱发奋,继续撰述,写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史记》。班固: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字孟坚,班彪之子。十六岁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父死,归乡里,潜心撰述史书。后被人诬告私改国史,入狱。其弟班超辩明其冤,乃被释出狱,任兰台令史,撰述东汉开国以来的史事。先与陈宗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迁为典校秘书后,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树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后受明帝之命,撰成起自高祖刘邦终于王莽的《汉书》。章帝时官迁玄武司马,撰成《白虎通义》。和帝时随窦宪出击匈奴,窦宪失事自杀,班固受牵连入狱而死。

[23] 干事:参与军政国事。

[24] 毛公:相传为西汉鲁(治今山东曲阜)人,一说为赵(今河北邯郸西南)人,名亨,河间献王博士,时人称为大毛公,以别于传承其学的小毛公毛苌。作《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开创一派《诗经》古文学。贯公:即贯长卿。西汉学者,赵人,古文学派毛诗派的传人,《汉书·儒林传》中有载。

[25] 资给:天资聪敏,伶俐善辩。

[26] 乐毅:战国时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魏将乐羊的后代。燕昭王时入燕,任亚卿。以上将军之任率燕、赵、魏、韩、秦五国军队伐齐,大败齐军。又率燕军独进,攻破齐国城邑七十多座,一直打到齐国首都临淄,因功被封为昌国君。燕昭王死后,继位的燕惠王中田单的反间计,罢黜乐毅,乐毅遂出奔赵国,受封于观津,号望诸君。后燕惠王有悔意,派人召之,乐毅不肯应召,在赵国终老。曹丘生:秦末辩士,楚人,依附贵人,利用贵人权势向人请托金钱。与贵人赵同、窦长君关系好。曹丘生想结识将军季布,请窦长君给季布写信介绍自己。窦长君说:“季将军不喜欢你,你不要去见他。”曹丘生坚持要见,窦长君只好写信先给季布送去。季布见信果然大怒,等待曹丘生的到来。曹丘生到后,对季布说:“我是楚人,您也是楚人。楚地有一句谚语‘得黄金百,不如季布一个许诺’。您为什么在楚地会有这样的名声呢?是因我的游走宣扬的结果,难道您不念及这些吗?怎么对我这样深加拒绝呢?”季布听后,非常高兴,便把他留下,奉为上宾。

[27] 绝:超过。南朝宋鲍照《代朗月行》:“鬓夺卫女迅,体绝飞燕光。”

[28] 白起:战国时眉(今陕西眉县东)人,一称公孙起,著名军事家。秦昭王时任左庶长、左更、大良造。率军打破韩魏联军于伊阙,进攻魏国攻陷六十一城,进攻楚国东进至竟陵,南进至洞庭湖一带,以功封武安君。秦昭王四十七年(前二六〇),在长平大败赵军,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余万。后与相国范雎有矛盾,被免为士伍,在阴密被迫自杀。韩信:秦汉著名军事家。淮阴(今江苏淮阴南)人,早年家贫,秦末参加项梁、项羽的反秦武装,因不被重用,后离开项羽投奔刘邦。开始不被刘邦重用,由于萧何保举,拜大将军。楚汉战争中先后定魏,击代、赵,降燕,破齐,垓下决战,打败项羽,战功卓著。先被封为齐王,后被徙为楚王,又因为被人诬告谋反,贬为淮阴侯。陈豨反叛后,韩信与之暗通消息,其舍人又告发他准备发兵袭击吕后及太子,被吕后与萧何设计杀害。

[29] 主德:指善于使用各种人才的君主。

译文

至于德行高尚美好,仪容举止可以被众人效法的,这种人可称之为清节家,吴国延陵季子、齐国晏婴就是这样的人物。建立法律和制度,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裕,这种人可称之为法家,齐国管仲、秦国商鞅就是这样的人物。思想与客观规律的变化相通,所谋划计策奇诡绝妙,这种人可称之为术家,越国范蠡、汉朝的张良就是这样的人物。兼有德、法、术三种才干,三种才能又比较完备的,其品德足以勉励好的社会风气和习俗的建立,其法律足以匡正天下歪风邪气,其谋术足以谋划朝廷预先制定的克敌制胜的谋略,这种人可称之为国体,殷商的伊尹、西周的吕望就是这样的人物。兼有德、法、术三种才干,而三种才干却都稍差前者,其品德足以为一国的表率,其法律足以匡正基层社会,其谋术足以应变各种事物,这种人可称之为器能,郑国的子产、魏国的西门豹就是这样的人物。兼有三种才干的某两项,并且各自有自己的流派,在清节家流派中,不能宽宏大量,喜欢对人讥笑责备非难,分辨谁是谁非,这种人可称之为臧否,子夏之流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法家流派中,不能创新思虑建立长远规划,但能在具体官位上胜任,着意施展实现自己意图的技巧,这种人可称之为伎俩,汉朝张敞、赵广汉就是这样的人物。术家的流派中,不能创建制度垂示法则,但能在情况变化的时候想出具体的应变策略,权变智谋有余,公平端正不足,这种人可称之为智意,汉朝陈平、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物。凡此八类人才,都是以德、法、术三种才能作为根本。所以虽然这些人的流派不同,但都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职责分内的事情的人才。能撰写文章著书立说,这种人可称之为文章,汉朝司马迁、班固就是这样的人物。能传承圣人的事业,而不能参与国事实施政事,这种人可称之为儒学,汉朝毛公、贯公就是这样的人物。辩论的方法和语言不合正道但却语言丰富应对自如,这种人可称之为口辩,燕国乐毅、汉代曹丘生就是这样的人物。胆量勇力超过众人,才能谋略高于众人,这种人可称之为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物。上述十二种人才,都是在臣子的位置上,善于使用各种人才的君主不包括其内。

赏析与点评

此节在全章中篇幅最长,亦是全书分析人才中最精彩的一段。刘劭将人才放在一个极有层次的分析框架中,第一层把十二型分为两大类:“政务系统”与“非政务系统”,前者其数为八,后者为四;第二层则将政务系统分为“核心型”与“衍生型”,其数分别为三与五;在第三层中,进一步细分为“三才俱备型”与“单具一才型”,其数分别为二与三。

三种“核心型”人才分别为“清节家”(又称“德家”)、“法家”与“术”家。“清节家”人物高风亮节,是德行上的楷模,乃众人所效法的对象,其存在令整个组织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至关紧要,所以刘劭将它放在首位,顺道一提,这亦反映了他立根在儒家的意识形态。

“法家”为典章制度的制定者,此类人才之所以重要,不单是因为他们是技术型人物,更重要的是制度(不管是国家、企业、或组织的)乃主导甚至是支配众人行为的力量,而众人的行为最终又反过来决定了国家、企业、组织的生长枯荣。史学巨擘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花了不少篇幅分析唐代的“府兵制”,如何在初唐令它成为当日全球最强的军事力量,又及后“府兵制”的有名无实令它出现结构性的弊病,致最终“病入膏肓”。宋代的募兵制如是,明代的军户制度亦复如是,篇幅关系,于此不赘,但相信已足以在历史上印证刘劭的洞见。

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要能长远地行之有效,势必需要前瞻力强且具策略性眼光的人才,而这就是“术家”所长。所谓“策略”,用现代语言来讲,其实是一种动态博弈(dynamic game),其中所牵涉的是在长期、中期、短期,对资源的掌握、部署,对成本、成果的预期等等。亦关系到如何精确调动、调适资源,以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取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能为此道的人,关键在一“通”字,难怪刘劭盛赞此类人为“思通道化,策谋奇妙”。

上述三种核心型人才,固然能独当一面,将他们以不同方式加以组合,则又有另一番风景。

如上所述,刘劭的分析中,兼有三材的可分两种,一者为周密完备型,有大国领导者气象,称为“国体”。另一者则气势薄弱很多,因此只宜担当小邦小国,或地方政府小领导的角色,称为“器能”。不过,无论哪一类型,兼有三材是万中无一难能可贵的,因其德可移风易俗,其法足以规范人心,而其术则可使安邦定国。

此外,三种核心型人才亦有三类只具一型但略输一筹的,明显是前者的衍生。清节家之流称为“臧否”,此类人自身德行高尚,能正己,但亦好正人,常站在道德高地责难别人,此为欠缺同理心之病。

法家之流之所以称为“伎俩”,原因在于他们是技术型人才。技术型人才的通病往往是未能高瞻远瞩,只在自成一角的小天地中把工作做好。

术家之流,虽有原本术家的智慧,所以得称为“智意”,亦即具“通达”之才,表现出来,有精于权变的能力,但可惜的是其智慧不足,未能从大局着眼,有谋略而非远虑,是故非为真身,实属影子之流。

以上八型人才,刘劭推许为能为国家“轻事”,亦即可替国君分忧,减轻负担,因此无疑是“治”国栋梁。不过,一个国家单有领导人,而无人从事具体的操作事务,就好比一队军队空有将领而无士兵,肯定一仗难赢。因此,刘劭亦讨论了最后四类专才。四类中首三类为文职人才,第四类是武将,就好比一家企业,在文书工作人员以外,亦需前线推广人员,以为公司“冲锋陷阵”。

若以现代语言解释,此四类人才分别是长于文字工作的“文章”型,优于整理机构故事以承传公司文化传统的“儒学”型,能言善道、传达公司指令政策的“口辩”型,以及胆识卓绝、能为公司效益“攻城略地”的“骁雄”型。

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1],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2]。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3]。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4]。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5]。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6]。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7]。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8]。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9]。辩给之材,行人之任也[10]。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11],而太平用成[12]。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用好[13],则一材处权[14],而众材失任矣。

[1] 总达:统领提拔。

[2] 师氏:官名。西周时设置,官位尊显,负责教育贵族子弟。《周礼·地官·司徒》说:“师氏,中大夫。”郑玄注:“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孔颖达疏:“以其教国子有道艺,故使中大夫尊官为之也。”

[3] 司寇:官名。夏朝始置,商、周、春秋战国沿置。国君重要辅佐大臣之一。春秋鲁、宋等国设大司寇、少司寇,郑国有野司寇,战国时有的称邦司寇。主管刑狱缉盗,督造兵器。

[4] 三孤:官名。即三少。《尚书·周官》记载:“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辅助太师、太傅、太保辅弼君王,地位比公低比卿高。

[5] 三公:官名。周朝为最高辅政大臣的合称,或指太师、太傅、太保,或指司徒、司马、司空。西汉成帝元和年间,以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同为宰相,合称“三公”。东汉改名为太尉、司徒、司空,亦称“三司”。位高禄厚,权力极大。

[6] 冢宰:相传为殷、周辅政大臣,位居百官之首。《尚书·伊训》说:“百官总己以听冢宰。”《礼记·檀弓下》说:“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春秋战国时泛指执掌国政的大臣。

[7] 佐:指次一等,处于陪同地位者。《史记·孝武本纪》:“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

[8] 司空:官名。相传为殷商辅政大臣之一。西周时为“三公”之一。西汉成帝时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东汉光武帝初改为司空,均为“三公”之一。以后各朝多有变化。

[9] 国史:负责撰写国史的官员。

[10] 行人:官名。《周礼·秋官》属官有大行人、小行人,掌迎送接待宾客。春秋战国各国多设行人,掌朝觐聘问。秦、西汉初有行人令,为大行令属官,负责接待少数民族宾客。两汉以后常设,担任出使聘问之事。

[11] 官不易方:官不改变为官之道。方,道理,常规。《周易·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12] 太平用成:太平盛世因此建成。用,因此。

[13] 与一材同用好: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譬大匠善规,惟规之用。”意思是偏好某种才能。

[14] 处权:当权。

译文

主德,就是聪明平淡,统领提拔众多人才,而不是亲自担当起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所以主德之道确立,那么上述十二种人才就能各自按照才能得到任用。具备清节家品德的人,被放到官位尊显的师氏位置上。具备法家才能的人,被放到主管刑狱的司寇的位置上。具备谋划才能的人,被放到三孤的位置上。德、法、术三才具备的人,被放到三公的位置上。三才具备但比前者稍差的,被放到冢宰的位置上。褒贬人物评论是非的人,其地位比师氏要低一等。善权变智谋的人,其地位比冢宰要低一等。能在具体官位上胜任的人,被放在司空的位置上。具有传播圣人之业才能的人,被放到安抚百姓的位置上。具有撰写文章才能的人,被放到国史的位置上。具有论辩才能的人,被放到行人的位置上。骁勇雄悍的人,被放到将帅的位置上。这就叫作主德之道确立为臣之道井然有序,当官的不改变为官之道,太平盛世因此就建立了。如果主德之道不是平静中庸而是偏好某种才能,那么就会使具有某种才能的人得势,而其他众多的人才就不会被任用了。

赏析与点评

最后一节为全章主旨所在,就是为不同“偏才”量体裁衣,决定哪种专才最适合提拔至哪个岗位,使大家各就其位,共同成就大业。要能如此,则有两点须加注意:

一、最高领导,没有具体司事,因为他的角色是当统领,“统”者,统整也,亦即将不同专才整合到一个互相配合互相补足的统一体中;“领”者,领导所有人才将之导向至适合并且只适合他们的岗位中。要能如此,最高领导必定是个“平淡”的人,这是刘劭不厌其烦反复重申的观点。

二、刘劭对人才与岗位的配对中,是用了专才对专位的原则,此原则虽是常识,但在职场上才位错配的现象真是屡见不鲜,原因不外三个:(1)最高领导欠缺观人能力与胸襟。(2) 最高领导本身并非“平淡”之人,于是由观人到用人,往往有极强的倾向性,由倾向而将职位资源朝某一方面倾斜,结果常常出现“彼得定律”,亦即把有特殊表现的人,不断擢升,直至到不能胜任的地步,结果适得其反,资产变成负资产。(3) 就是既有(1)又有(2)。令人扼腕兴叹的是,这是最普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