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孙子译注》(原名《孙子今译》)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乘这个机会,我对原书又作了一次全面的修改。这里,把修改的情况略作一下交待。

近年来,因为许多国家都有新的军事装备不断产生、发展和变革,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至于更多的具体的属于战术性的问题,我们由于缺乏材料,有些又属于国家机密,只能在前言中作一些简要介绍,发表些初步见解,以供参考。这次修改,参阅了国内近几年来报刊杂志中有关《孙子》研究的文章约三十余篇,虽然很不完全,但得益颇多。其中有对若干古字的解释和十家注不同,但考之有据、言之成理者,我都采纳,以改正原来译注中的错误或缺点。

为了查阅和引用的方便起见,从一九七七年改版起就把《孙子》十三篇根据内容分成一〇五段。凡属同一内容的,不论文句多少,都保持在一段内。每段前头都加上号码(译文同样处理)。这次再版分段未变。前言中引用《孙子》原文的都用了引号,以前未注明出处,现按一〇五段号码,注明引自哪一段,读者可按所注号码查明译文的解说,也可在原文注释中查明对原文较为详细的注释。

这里想补充说明:

(1)关于校勘 《孙子》版本甚多,这里只选用《宋本十家注》、《武经七书》中《孙子》(两者实际都是以曹注本为底本,但有人把它分为两大系统)和银雀山汉墓中发现的“竹简”本三种。三种版本中不同之处,取其合乎战争规律而又文义通顺者,不取者则在注中注明。流行虽广(如《太平御览》、《杜氏通典》等),但无益于校勘者,则不取。校勘的号码加于所校短语之下,用〔1〕、〔2〕等符号标识。

(2)关于注释 这次再版,较大的变动是改以前的简短“字”注为“句”注。每一句后加该注的号码(如①、②等符号),句内短句原文加[ ]符号,另起一行。从篇幅和字数上看,注释却成为重点了。此次还加上篇名注释,因为《孙子》十三篇中有几篇篇名是以孙武独特的哲学范畴(概念)名篇,以前未及注意,今加以粗浅解释以助研究;在篇名注释后,摘要提出主要内容,引起读者注意。在句注中不但对《孙子》的战略上卓越的命题作了解释,而且对《孙子》的哲学思想也作了初步解释。在注释中,对各种错误意见,多只采用从正面说明《孙子》原意的办法。其中个别错误的意见,既不符《孙子》本意,也不符一般战争规律的,则略加批判,说明道理,但不伤人(不指名)。在注释中个别处提及现代作战战例,这决不是说我们的革命战争是依据《孙子》的原则行动的,只因革命战争中有些战例与《孙子》所说恰恰巧合。引用这些战例说明某些普遍规律,在古今作战中仍有共同之处。特此说明,以免误会。

(3)关于译文 昔人把在他们以前的古文用他们当时的汉语来解释,称之为“训诂”(“训诂”包括难懂的字词的解释,字形、字音和当时同义通用的字等注解,我们把它写在注释内),中国人把外文翻成中文或外国人把中文翻成外文叫翻译。为了通俗起见,把《孙子》原文译成今天的汉语,以前称之为今译,现改称译文。主要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通过译文比较容易地了解《孙子》的思想。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中国的文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把春秋战国时代的古文译成今天的白话时,不能不把当时被省略而留下摘要的古文,在字句之间、语气之内将被摘去的补上,使原来的意思容易被理解。在译文中对这类补充的字句,都加上〔 〕符号,以示区别。

《孙子》的文字有它独特的风格。其中有些地方有叠句、有排对、有押韵,翻译为今天的汉语时不容易做到所谓“信、达、雅”,只能尽可能在不失原意的范围内,力求保持一定程度的原有的风格、神采和丰韵。

凡在注释中改过的文字,译文也照新注作相应的更改。

(4)关于试笺 本书对《孙子》的介绍和评价已见于前言,但个别词句在前言中未能包括者,则在试笺中补充说明。对《孙子》卓越的战略命题,也在此突出提出。

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修改,书名也相应改为《孙子译注》。

下面谈谈关于《孙子兵法》成书时间和过程的探索。

关于孙武及其所著十三篇,最早记载此事的史书为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传中谓:“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千载相传,曾无疑问。至宋代才有人提出疑问(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叶适习学记言》),他们偏重于指出“孙武之名不见于《左传》”,孙武未必有其人。《孙子》的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明代就有人反驳此说(见明宋濂《诸子辩》)。近来对《孙子》十三篇所说的事物,有认为全是战国时的,有认为大多为战国时的。许多议论都围绕着《孙子吴起列传》中“孙武以十三篇见吴王”这句话为中心。

孙武奔吴时携带少量以往的若干战斗经验的总结和一些名将的名言,那自有可能;但携带一部系统而完整的兵书,则可能性不大。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孙子》十三篇,决不是孙武用以见吴王的十三篇原文。许多议论者指出不少例子,说明现在所见到的十三篇中所论述的,不是春秋时的事物而是战国的事物。综合这些疑问,主要有如下各点:一、称国君为“主”,如“主孰有道”(二)、“主不可以怒而兴师”(九十九)。“主”在春秋时代是称“大夫”的,直到三家分晋后臣称君才叫“主”。二、书中“将受命于君”(五十九)、“(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六十),这在孙武见吴王时,是不可能提出的。将相分工,是战国初才有的事。吴伐楚时阖闾、伍员均在军中直接指挥,并无“(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事。至于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三)这种去留的自由和一国兵家可到别国为将,如吴起在魏为将,乐毅率燕军入齐的事,也只在战国初不长时间内才有的事。三、战争规模,有人认为孙武见吴王时还未曾有过一个国家“驰车千驷,……带甲十万”(七)这样大的战争规模。四、吴越相恶和“越人之兵虽多”(四十二)的话,这都是阖闾伐越前后的事。孙武见吴王时越国还很弱小,不可能提出。五、“弩”是战国时才发明的。书中“甲胄矢弩”(九),在孙武见吴王时还没有弩这种武器。六、“谒者”、“门者”、“舍人”(一〇三)等都属战国时的官称(舍人的职务春秋时是管宫中仓廪和分发物品的人,战国时舍人则略似今之秘书、副官,是接近大官的人。如蔺相如当过赵宦者令缪贤的舍人,李斯则曾为吕不韦的舍人)。这种不符当时情况的事还很多,以上所举六项是主要的,也都是事实。可见司马迁说:孙武以“十三篇”见吴王,决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十三篇”。但是,认为现存的十三篇“皆系战国时物”,也是不正确或不确切的。其中也有春秋末的事物。如说:“驰车千驷,革车千乘”(七),“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十一)车战是春秋时代的特色。此外,十三篇中既有南方“吴孙子”(即孙武)活动地区所熟悉的地形,如“斥泽”(六十六),也有北方“齐孙子”(即孙膑)所习见的飞尘的征候,如“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七十二)这是只有中原广野上才能看得到的“征候”。可见《孙子》十三篇决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故无论谓十三篇“皆战国时物”,或说十三篇乃“战国中后期的事”,都不妥当。

如上所述,许多论者主张要从《孙子》十三篇的内容中分析辨别成书的时代,但有些论者偏重于从十三篇字句上着眼,有些春秋时代的官职称谓,即使孙武在春秋时讲过,流传到战国初期,其弟子们也可能根据新时代的新的官职称谓来修改旧的。而且如《用间篇》中的官称确系战国时的事,但这不是《孙子》十三篇中的主要内容。《孙子兵法》中主要的内容是孙子的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例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二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五)、“致人而不致于人”(三十三)等战略上卓越的思想,“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三十四)、“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六十二)、“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三十)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这些都是《孙子兵法》的精华与核心。然而这些主要的内容,是很难看出其具体的时间性的。这些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只能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由无数次战争经验的积累和伟大的军事家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又再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而作出的战略理论。在社会更迭、战争频繁、诸侯国之间彼此吞并和反吞并的斗争,加上百家争鸣的影响,这说明《孙子兵法》的产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战争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至于成于孙武之手,则是属于偶然性的事。这一偶然性,也有其客观条件。《前言》中对孙武的家世及其经历,已简略提到,并谈了产生《孙子兵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决定孙子思想的社会存在。当时恰恰是孙武能帮助阖闾、伍员经国治军,以弱小的吴国出奇制胜打败了强大的楚国。他将吴分兵为三,轮番袭扰楚国,使楚疲惫不堪,然后又隐蔽地由水路北上,借陈蔡掩护,突然从北面实施战略大迂回,出楚不意,攻其左侧虚弱之地,因此能五战五胜,直抵楚都郢。这样的战略动机,“谁能为此谋”?《左传》虽未载孙武的姓名,但在吴师入郢到孙膑大破魏军一百五十余年之间,左丘明也并未提出一个比孙武更有名的名将。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很难断定《孙子》成书的确切年月,只能作一比较接近史实的成书过程的推测,以供读者继续研究。

我们推测:《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属于孙武而无疑,而其成书时间大概是春秋末至战国初这一过渡时期。至于成书过程,当阖闾去世、伍子胥被伯嚭排斥时,孙武见机引退,总结过去的和亲身经历的战争经验,整理成较有系统的军事理论,从事讲学,经由许多门徒、学生和专门前来请教者们口传笔录,代代相传,从春秋末到战国初,逐渐形成一部丰富而比较完整的兵法。在口传笔录过程中,增补、遗漏、抄错、修改都在所难免。但没有改变或遗漏孙子思想的核心。《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八十二篇,可能就是许多口传笔录的门生们,各自把自己大同小异的记录辗转抄录于简上,以后综合起来,才有八十二篇之多。

顺便说一下,银雀山竹简《孙子》的出土,对我们研究《孙子》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宜过于夸张,以为《孙子》成书问题等疑问都已解决了。“竹简”只能证明《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本书(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汉书·艺文志》等书中就记有这两本书名,只是《孙膑兵法》后来失传了,于是,个别治学不严肃者武断地硬指《孙子兵法》是孙膑写的),证明孙膑、孙武各有所著的兵法,现存传世的《孙子兵法》不是孙膑写的。“竹简”还证明曹操统治中原后,有优越条件可以收集到许多版本,从中挑选当时的善本写了简略的解释(“故为略解焉”)。这否定了杜牧说的曹操“删其繁剩,笔其精华”之说。由于曹氏统治的优越条件,使《孙子》十三篇得到大量的传抄,因而能长期保存下来,这也算是他的贡献。但竹简《孙子》的出土不能直接证明《孙子兵法》是孙武的著作,也不能证明此书成书的具体时间。“竹简”只能证明从“竹简”抄录时到三国时期曹操注《孙子兵法》,其间无大更改,而无法证明由《孙子》成书到竹简《孙子》抄录之间有无大的修改。又“竹简”在许多人分工抄录中未经严格校对,抄错、漏抄也在所难免。

《孙子兵法》是《武经七书》中保存得最为完整的最古的兵书。我们一再进行整理印行,旨在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引起更多人的重视,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郭化若

一九八四年,年八十

于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