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詩人卓然成家，影響最大者，無如王士禛。士禛，新城人，字貽上，號阮亭，别號漁洋山人，順治進士，由揚州司理累官至刑部尚書，康熙五十年卒，年七十八，有《漁洋詩文集》《帶經堂集》《漁洋精華録》《古詩選》《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絶句選》《漁洋詩話》等數十種。後人輯其詩文雜著論詩之作，爲《帶經堂詩話》，凡三十卷。今述其論詩之語於次，其論詞者别見。
漁洋官揚州時，與牧齋、梅村等諸老輩往還最密。牧齋序其詩，稱爲“文繁理富，銜華佩實，感時之作惻愴于杜陵，緣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又謂“其談藝四言，曰典、曰遠、曰諧、曰則。‘沿波討遠’，平原之遺則也；‘截斷衆流’，杼山之微言也；‘别裁衆體，轉益多師’，草堂之金丹大藥也”。牧齋有詩贈漁洋云：“瓦釜正雷鳴，君其信所操，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其所以愛護之者可見。梅村讀漁洋《論詩絶句》，亦謂“上下千古，咸歸玉尺”。 [1] 然漁洋論詩宗旨與牧齋不合，故於牧齋之序有所未安。又所著《居易録》，直指《列朝詩集》“訾李、何則並李、何之友而俱貶之，推戴李賓之則並賓之門生而俱褒之”，至謂其“欺天下後世”，此責其議論之未公也。《蠶尾續文》又云：“牧齋先生不喜妙悟之論，公一生病痛正坐此。”於二人派别相歧處，言之至明。
漁洋論詩，好言神韻，後人直揭其説，以爲出於明人之言格調。今以漁洋之論明詩者列之於次，其淵源所出，蓋可知也。 [2]
吾鄉風雅，盛於明弘、正、嘉、隆之世，前有邊尚書華泉，後有李觀察滄溟。（《香祖筆記》）
明興至弘治百有餘年，李、何崛起中州，吴有昌谷徐氏爲之羽翼，相與力追古作，一變宣正以來流易之習，明音之盛，遂與開元、大曆同風。洎嘉靖之初，後生英俊，稍稍厭棄先矩，去而規初唐，于時作者數家，例乏神解，唯高子業繼起大樑，自寫胸情，掃絶依傍。州詩評謂昌谷如“白雲自流，山泉泠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子業如“高山鼓琴，沉思忽往，木葉自脱，石氣自青”；譚藝家訖今奉爲篤論。（《蠶尾續文》）
右列諸條，具見漁洋對於明代詩人之評論，會心所在，獨在弘正四子。 [3] 《蠶尾文》又云：“近世畫家專尚南宗，……是特樂其秀潤，憚其雄奇，予未敢以爲定論也。不思史中遷、固，文中韓、柳，詩中甫、愈，近日之空同、大復，不皆北宗乎？”漁洋此論，不無地域之見，固自灼然。 [4]
漁洋之詩，時人亦有謂其祧唐而祖宋者。見施閏章《漁洋山人續集序》。實則漁洋之論，前後數變，知乎此于漁洋之所以論唐説宋者，得其故貽。其門生俞兆晟序《漁洋詩話》嘗言之云：
先生晚居長安，位益尊，詩益老，每懃懃懇懇以教後學，時於酒酣燈炧，興至神王，輒從容言曰：“吾老矣，還念平生論詩凡屢變，而交游中，亦如日之隨影，忽不知其轉移也。少年初筮仕時，惟務博綜該洽，以求兼長，文章江左，煙月揚州，人海花場，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韻勝於才，推爲祭酒。然而空存昔夢，何堪涉想。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良由物情厭故，筆意喜生，耳目爲之頓新，心思於焉避熟，明知長慶以後，已有濫觴，而淳熙以前，俱奉爲正的。當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遠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爲流利變爲空疏，新靈寖以佶屈，顧瞻世道，惄焉心憂，於是以大音希聲，藥淫哇錮習，唐賢三昧之選，所謂乃造平淡時也，然而境亦從兹老矣。
《四庫總目提要》云：“國初多以宋詩爲宗，宋詩又弊，士乃持嚴羽餘論，倡神韻之説以救之，故其推爲極軌者，惟王、孟、韋、柳諸家。然《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論詩一則謂歸於温柔敦厚，一則謂可以興觀群怨，原非以品題泉石，摹繪煙霞。乎畸士逸人，各標幽賞，乃别爲山水清音，實詩之一體，不足以盡詩之全也。”此語於漁洋神韻之説，得其癥結所在。
康熙初漁洋官揚州時，選唐五七言律絶，課其二子，名爲《神韻集》，此爲標舉“神韻”兩字得名之始，至二十七年撰《唐賢三昧集》成而其説大定。《三昧集序》云：
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聖論詩亦云：“味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歸自京師，居於宸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之篇什讀之，於二家之言，别有心會，録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以下四十二人爲《唐賢三昧集》，厘爲三卷。合《文粹》《英華》《間氣》諸選詩，通爲《唐詩十選》云。不録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
三昧二字梵語，此言正定，自宋以來論詩者已屢言之，而言人人異，迄無定義。今以漁洋之語考之，三昧之内容當如次：
越處女與勾踐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馬相如答盛覽曰：賦家之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傳。雲門禪師曰：汝等不記己語，反記吾語，異日稗販我耶？數語皆詩家三昧。（《漁洋詩話》）
《林間録》載洞山語云，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予嘗舉似學詩者。今日門人鄧州彭太史來，問余選《唐賢三昧集》之旨，因引洞山前語語之。（《居易録》）
南城陳伯璣善論詩，昔在廣陵評予詩，譬之昔人云，偶然欲書。此語最得詩文三昧。今人連篇累牘，牽率應酬，皆非偶然欲書者也。坡翁稱錢唐程奕筆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筆。此語亦有妙理。（《香祖筆記》）
《新唐書》如近日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史記》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右王楙《野客叢書》中語，得詩文三昧。司空表聖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也。（《香祖筆記》）
《漁洋詩話》云：“余于古人論詩，最喜鍾嶸《詩品》、嚴羽《詩話》、徐禎卿《談藝録》。”諸書以外，尚有司空圖之《詩品》。漁洋于鍾嶸《詩品》獨賞“羌無故實”一節， [5] 故《論詩絶句》云：“五字‘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使人思，定知妙不關文字，已是千秋幼婦詞。”又漁洋詩話，歷舉唐宋論詩之語，其賞心處在此，神韻論之精意亦在此，迻録如左：
戴叔倫論詩云：“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神出古異，澹不可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明漪見底，奇花初胎。”“晴雪滿林，隔溪漁舟。”劉蜕《文塚銘》云：“氣如蛟宫之水。”嚴羽云：“如鏡中之象，水中之月”，“如羚羊掛角，無迹可求。”姚寬《西溪叢語》載《古琴銘》云：“山高溪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嶣嶤。”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少伯詩云：“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
漁洋論詩言三昧，又言神韻。三昧二字，不可定執，神韻一語，稍落迹象，至方詮釋神韻，則有清遠之義，此更爲粗迹矣。漁洋云：
汾陽孔文谷天胤云：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爲尚。薛西原論詩，獨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幽石，緑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藴真誰爲傳，遠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韻矣。神韻二字，予向論詩首爲學人拈出，不知先見於此。（《池北偶談》）
滄浪立論以禪喻詩，牧齋已辭而辟之矣，漁洋之論，則謂“舍筏登岸，禪家以爲悟境，詩家以爲化境，詩禪一致，等無差别”，此與滄浪心契者也。《香祖筆記》云：“唐人五言絶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觀王、裴《輞川集》，及祖詠《終南殘雪》詩，雖鈍根初機，亦能領悟。”其他所舉，如王維之“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孟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劉眘虚“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皆認爲妙諦微言，通其解者可語上乘。
漁洋又嘗舉五七言詩之例云：
張道濟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于政事堂。王元長賞柳文暢“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書之齋壁。皇甫子安、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以爲極則。又若王籍“蟬噪林逾静，鳥鳴山更幽”，當時稱爲文外獨絶。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羣公咸閣筆，不復爲繼。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曰：“回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玩此數條，可悟五言三昧。（《香祖筆記》）
七言律聯句神韻天然，古人亦不多見。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楊用修“江山平遠難爲畫，雲物高寒易得秋”，曹能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黄河第幾灣”，近人“節過白露猶餘熱，秋到黄州始解涼”，“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釋讀徹“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皆神到不可湊拍。（《香祖筆記》）
漁洋論詩，專從禪悟神韻一方立論，其言是也，而不可謂之不偏。其徒洪昇問詩法于施閏章，先告以漁洋言詩大指。閏章曰：“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渺俱在天際。”其言得之矣。《四庫總目提要》亦謂：“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義，故意言並盡，流而爲鈍根；士又不究興觀群怨之原，故光景流連，變而爲虚響。”於漁洋論詩之蹈空，皆得其病根所在。
張宗柟《帶經堂詩話·纂例》云：“古詩中五言七言分界，與平仄抑揚字例，自來詩話鮮有詳者，惟漁洋發前賢所未發。”今以其言求之，漁洋不特於古詩五七言之别，言之甚明，於五絶七絶之别，亦復瞭然，至於平仄抑揚，自爲一事，另詳。
七言之體制，漁洋首舉王子猷之言以明之。《世説》記謝公問王子猷：“云何七言詩？”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漁洋認爲已盡歌行之妙。劉大勤問：“五言古、七言古章法不同，如何？”漁洋答曰：“章法未有不同者，但五言著議論不得，用才氣馳騁不得；七言則須波瀾壯闊，頓挫激昂，大開大闔耳。”又問：“五言忌著議論，然則題目有應用議論者，只可以七言古言之，便不宜用五言體耶？”漁洋又答：“亦自看題目何如，但五言以藴藉爲主，若七言則發揚蹈厲，無所不可。”漁洋之説，於詩中著議論，多所不滿，説本嚴滄浪，要主於不即不離，不黏不脱，故又告劉大勤曰：“議論叙事，自别是一體，故僕嘗云：‘五七言詩有二體，田園邸壑當學陶韋，鋪叙感慨當學杜子美《北征》等篇也。’”言外之意，與《唐詩品彙》杜甫不入正宗之指相同。 [6]
劉大勤又問：“七言絶、五言絶作法不同如何？”漁洋答云：“五言絶近於樂府，七言絶近於歌行，其言最難於渾成故也，要皆有一倡三歎之意乃佳。”至其對於絶詩作家，則于初唐獨推王勃，于盛唐獨推王維，又云：“李白氣體高妙，崔國輔源本齊梁，韋應物本出右丞，加以古澹；後之爲絶詩者，於此數家求之可矣。”語見《萬首絶句選·凡例》，其論七言絶句，見於是書序文者如次：
弇州先生曰：“七言絶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必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必完。”予反復斯集，益服其立言之確。毋論李供奉、王龍標暨開元、天寶諸名家，即大曆、貞元間，如李君虞、韓君平諸人，藴借含蓄，意在言外，殆不易及。元和而後，劉賓客、杜牧之、李義山、温飛卿、唐彦謙諸作者，雖用意微妙，猶可尋其針縷之跡。有所作輒欲效之，然終不能近也。
漁洋論五言古詩流變者，語見《漁洋文》：
夫古詩難言也。《詩》三百篇中“何不日鼓瑟”，“誰謂雀無角”，“老馬反爲駒”之類，始爲五言權輿，至蘇李《十九首》，體制大備。自後作者日衆，惟曹子建、阮嗣宗、左太沖、郭景純數公，最爲挺出。江左以降，淵明獨爲近古，康樂以下其變也。唐則陳拾遺、李翰林、韋左司、柳柳州，獨稱復古，少陵以下，又其變也。綜而論之，則劉勰所謂“結體散文，直而不野”，漢人之作，不可追。“慷慨”“磊落”，“清峻”“遥深”，魏晉作者，抑其次也。“極貌寫物，窮力追新”，宋初以還，文勝而質衰矣。
何大復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反在少陵之上，漁洋以爲其言誠韙，而不足以概七言之正變。要之漁洋於少陵五古，雖非所宗尚，於其七言，則無異辭，如云：
詩至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無異詞者。七言大篇，尤爲前所未有，後世莫及，蓋天地元氣之奥，至杜而始發之。
漁洋答劉大勤問，指東坡爲“千古一人”。《香祖筆記》亦云：“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山谷語必己出，不屑稗販杜語，後山、簡齋之屬，都未夢見。”于蘇、黄皆示推崇。後人謂漁洋主張宋詩者指此。《池北偶談》又論後人之學杜云：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他如李義山、陳無己、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後村詩話》謂簡齋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其品格在諸家之上，何也？ [7]
後於漁洋數十年而有翁方綱，方綱，大興人，字正三，號覃谿，乾隆進士，官至内閣學士，有《復初齋全集》，其中《神韻論》《格調論》諸篇，於漁洋之説，有所發明，又有《七言詩三昧舉隅》，見《清詩話》。覃谿言詩主肌理，自謂欲以救神韻之虚，其言未盡，今不舉。
覃谿謂神韻之説，出於格調，故曰：“漁洋變格調曰神韻，其實即格調耳。而不欲復言格調浙，漁洋不敢議李、何之失，又唯恐後人以李何之名歸之，是以變而言神韻，則不比講格調者之滋弊矣。”《三昧舉隅》又云：“神韻者，格調之别名耳。雖然，究竟言之，則格調實而神韻虚，格調呆而神韻活，格調有形而神韻無迹。”此言於漁洋之所以異於李、何者，得其大要。
《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論者甚多，覃谿之言，獨盡其致，其説見《三昧舉隅》：
漁洋選《唐賢三昧集》，不録李、杜，自云仿王介甫《百家詩選》之例，此言非也。先生平日極不喜介甫《百家詩選》，以爲好惡拂人之性，焉有仿其例之理。以愚竊窺之，先生之意，有難以語人者，故不得已爲此託詞云爾。先生於唐賢，獨推右丞、少伯以下諸家得三昧之旨，蓋專以沖和淡遠爲主，不欲以雄鷙奥博爲宗。若選李、杜而不取其雄鷙奥博，可乎？吾窺先生之意，固不得不以李、杜爲詩家正軌也，而其沉思獨往者，則獨在沖和淡遠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矣。
漁洋獨以神韻爲三昧，所見甚偏，覃谿發其覆，其言得之；至謂神韻之非一端，則推類過甚之詞矣。録其説於次：
平實叙事者，三昧也，空際振奇者，亦三昧也，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亦三昧也，此乃謂之萬法歸原也。若必專舉寂寥沖淡者以爲三昧，則何萬法之有哉！漁洋之識力無所不包，漁洋之心眼抑别有在。（《七言詩三昧舉隅》）
吾謂神韻即格調者，特專就漁洋之承接李、何、王、李而言之耳。其實神韻無所不該，有於格調見神韻者，有於音節見神韻者，亦有於字句見神韻者，非可執一端以名之也。有於實際見神韻者，亦有虚處見神韻者，有於高古渾樸見神韻者，亦有於情致見神韻者，非可執一端以名之也。（《神韻論》）
* * *
[1] 1933年講義此下引“當今此事，非公孰能裁乎”二句，修訂本删去。
[2] 1933年講義此下有一節：“漁洋之説則不主門户。漁洋文云：‘近人言詩好立門户，某者爲唐，某者爲宋，李、杜、蘇、黄，强分畛域，如蠻觸氏之鬥於蝸角而不自知其陋也。唐詩三百年，一盛於開元，再盛於元和。退之《琴操》，上追三代。李觀之言曰：“孟郊五言，其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李翱亦云：“蘇屬國、李都尉、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皆能兼其體而有之。”今人號爲學唐詩者，語以退之《琴操》、東野五言，能舉其目者蓋寡矣。歐、梅、蘇、黄諸家，其才力學識，皆足淩跨百代，使俯首而爲撏撦吞剥、秃屑俗下之調，彼遽不能耶？其亦有所不爲耶？’漁洋《論詩絶句》又云：‘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盡奇，耳食紛紛説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于宋元作家，頗加稱許。至其論明代詩人者如云：‘明詩莫盛於弘、正，弘、正之詩莫盛於四傑。……四傑之在弘正，其建安之陳思，元嘉之康樂歟！（《蠶尾續文》）’”修訂本删去。
[3] 1933年講義此下有“以漁洋與四傑較，無論自詩篇及論詩之立足點言，皆不相類，而推崇如此，不可解也”幾句，修訂本及《大綱》皆删去。
[4] 1933年講義此下有一節：“然於李于鱗等一派，矯揉造作，號稱復古者，亦深知其弊，故文中亦稱唐有詩，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後有詩，不必神龍、開元也，北宋有詩，不必李、杜、高、岑也，此語幾與公安一派同調矣。《答郎廷槐》云：‘李滄溟詩名冠代，只以樂府摹擬割裂，遂生後人詆毁。’意亦顯然可見。”修訂本皆删去。
[5] 此句，1933年講義作“漁洋於鍾嶸《詩品》三品論詩處，不無諍論，語見前，其賞心處獨在‘羌無故實’一節”，修訂本從簡省。
[6] 自“漁洋之説，於詩中議論”以下一節，爲《大綱》補出。
[7] 1933年講義此下云：“今按簡齋之句：‘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藴藉之致，初不易得。‘四年風露悲遊子，十月江湖吐亂洲’，亦不在‘黄河水繞漢宫牆’之下，今故意薄之，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