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自古迄今，不斷的發生平均地權的運動。關於井田制度，雖尚有人抱是否曾經實行的懷疑，然自周秦以來，為談政者一種理想的土地制度，則確為事實﹔而原始經濟的狀態，有一個土地共有的階段，亦確是人類生活的普遍現象。井田制的根本要旨，乃在收天下土地為公有，而均分之於各家，使他們收益使用，是一種比較完滿的土地國有，平均的授與農民耕種使用的制度。中國古代，似亦經過此階段，直至春秋戰國時，土地私有制才漸次確定。
漢時，土地兼並的風潮盛，貧富日趨懸絕，故武帝時，有一種行限田制的建議，而迄未能實行。至王莽時，依據《周禮》名天下的田地為王田，作為公有，而禁止買賣，規定一家佔有額不得過一井九百畝，有余田者，分與九族鄉黨，犯法者處死刑。不久反動起，故當時的土地問題終於未能解決。
晉代的佔地制度，乃在應人民的男女年齡，課以一定額的土地，使他們耕作。無主的土地，亦使人們工作，同時且限制王公官吏的佔有額。此其目的，乃在增加稅源，故豪強兼並土地的問題，依然無法解決。
后魏孝文帝容納李安世的建議，設均田法，要把天下的田地，均分給人民。均田法的大要，是把田地分為露田與桑田二類。民達十五歲，男子給露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女子給露田二十畝，奴婢准於良丁。牛，給露田三十畝。露田，即種谷的田。民年及七十，或身死，則歸還於官府。桑田，是種桑榆的田，身死不必歸還於官，許為其家的世業。土地的還受，在每年正月調查人時舉行。此等土地政策，皆因大亂以后，人民離散，土地荒蕪，豪強跋扈，稅制紊亂，乃謀所以安插游民，獎勵稼穡，以荒閑的土地給與貧民，以圖增加稅源的方策，而非根本的解決土地問題的政策。
唐武德七年，立租庸調稅法。依此法則，男子達十八歲，每人給田百畝，其中以八十畝為口分田，以二十畝為永業田﹔六十歲以上以迄老死，給口分田的一半，即四十畝﹔篤疾廢疾者，給四十畝。女子在原則上不給土地，但寡妻妾，給三十畝。其為一戶者，更增給二十畝，皆以其中的二十畝為永業田，余為口分田。奴婢與牛不給田。口分田同於露田，種谷。永業田同於桑田，植桑、榆、棗等樹。田地的授受在每歲十月農閑的時候舉行，是為班田法。班田法又謂集晉以來田制的大成，但其目的，並不在沒收富者的田地以給貧民，而在整理租稅，故許民遷徙，所分田均得買賣，而其給與親王郡王以下的永業田，乃至百頃六十頃五十頃之多，形成一種階級制度。故農民仍多失產流亡者，豪強乘之，以行兼並。至安祿山亂，班田制遂廢。此種土地階級制的根萌，后來流衍而為庄田制，形成一種封建的大地主階級，用種種手段，兼並貧民土地，既奪其土地，復以重大負擔，加於貧民。
宋代謀行限田制，以圖稍加制止而終未著效果。金元崛起，挾侵入民族的威力，奪田甚多，致啟民族的重大的惡感。明代庄田濫設，引起豪強兼並土地的事實。至武宗時，皇庄達三百余處，勛戚庄田，尚不在此數，一庄有達二萬頃者。富農多獻地於王公，借庄田之名，以避賦役，管庄官及庄頭，假威以雪民。清代因之，除將一部還於故主外，悉以之分給於滿蒙漢軍各八旗兵，更用跑馬行圈的方法，圈地甚多，是皆謂之旗地。雍正年間，又於京兆固安縣行八旗井田制，將官有地均分給八旗貧民。此不過為一部分征服民族，立一種保障特權的土地制度，而非解決全中國農民的土地問題。
太平運動興，實含有農民革命的意義。觀於首事諸人，多為燒山種田的農夫、農村中落第的士子，並其攻下南京后（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即宣布一種含有均分共有性質的土地政策，足以証明。此種土地政策，自然亦隨著太平天國的滅亡歸於消滅了。
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惜其所擬的平均地權辦法，未能及身而見其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