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逵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得到天下,李逵当然封王封侯,这是普通人的见解。若据我的观察,宋江得到天下之日,便是李逵被诛之时。不过宋江之杀李逵,又和汉高祖之杀韩信不同,而有似于唐太宗要杀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高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

李逵是个鲁莽的人,有话便说,毫无顾忌。这种人本来不受人家欢迎,除了人家想利用他之外。李逵虽是宋江的心腹,但是他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出宋江的秘密。第一次,宋江打破了无为军,活捉了黄文炳,得意洋洋,坐在聚义厅上面,细述“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的童谣,而李逵竟然跳将起来,说道:“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水浒传》第四十回)第二次,梁山泊和祝家庄交战,宋江因为扈成牵羊担酒,前来投降,而李逵杀得高兴,竟把扈家的人也杀得干干净净,不禁勃然大怒,说他违抗将令,李逵应道:“你便忘记了,我须不忘记,那厮前日教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便要思量阿舅丈人。”(《水浒传》第四十九回)第三次,晁盖中箭身死,林冲等议立宋江为梁山泊领袖,宋江因为晁盖遗嘱,不敢接受,后因诸首领力劝,便暂时坐了第一位椅子,这个时候,李逵又在旁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个大宋皇帝,你也肯。”(《水浒传》第五十九回)。第四次,卢俊义活捉了史文恭,宋江请卢俊义为领袖,卢俊义不敢从命,在他们两人互相推让的时候,李逵又大叫道:“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让来让去,假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火。”(《水浒传》第六十七回)这种的话,在李逵,固然言之无心,而由宋江听来,实在不堪。当宋江尚欲利用李逵的时候,固然只有忍耐,一旦宋江得到天下,则狡兔死,走狗烹,李逵的话实可招杀身之祸。

本来由公卿出身的皇帝,待遇功臣,比较地宽大,汉光武、唐太宗便是其例;反之,由平民出身的皇帝,待遇功臣,则常残酷,汉高祖、明太祖便是其例。因为公卿爱讲礼貌,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已经有了一种身份,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家臣,平日对他,已经“鞠躬如也”,不敢轻视,所以在他得到天下之后,功臣能够严守朝仪。反之,平民则豪放成性,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常常不修边幅,不讲礼貌,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平时对他,只有友谊,没有名分,所以在他得到天下之后,不但功臣忘记了朝仪,便是皇帝也忘记了朝仪。汉九年,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在群臣之前,竟对太上皇说这种话,太上皇实难为情,而群臣又随和大笑,可知当时高祖与群臣均忘记了严肃的朝仪。因此之故,平民皇帝对付功臣,实在不易,迫到不得已的时候,只有剪除的一法。汉高祖夷戮韩、彭,吕后在高祖身死之后,又想尽诛诸侯,其理由是一样的。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史记》卷八)

但是不管公卿皇帝也好,或平民皇帝也好,群臣争功,又是免不了的事。平民的汉高祖得到天下之后,固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而公卿的唐太宗,在论功行赏之后,群臣也暗中“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当时情形如次:

太宗因谓诸功臣曰:“朕叙公等勋效,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许自言。”皇从父淮安王神通进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得兵来,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营,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初将军丘师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及见神通理屈,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行赏,不私其亲,吾辈何可妄诉。”(《旧唐书》卷六十六)

群臣争功,有的“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有的“攘袂指天,以手画地”,这种行动何能保全朝廷的尊严,而维持政权的安定?因此,遂有朝仪的必要。汉高祖与群臣争功之后就命叔孙通制定朝仪,朝仪制成之后,群臣朝见,比以前严肃多了。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中国人喜欢说礼,礼是什么?用现代话来说,便是政治上的权威。怎样维持政治上的权威?制定朝仪,当然不失为一个方法,因为严肃的朝仪可以使人发生畏惧的情绪。马基维利(Machiavelli)以为君主与其使臣民亲爱,不如使臣民畏惧,而孟德斯鸠(Montesquieu)亦以畏惧为专制政治的指导原理。即不论古今或东西,政治若是专制,畏惧是很必要的,严肃是很必要的,朝仪也是很必要的。

君主要保全自己的威严,须使臣下不能忖度君主的意向,须使百姓不能接近君主的天威。要使臣下不能忖度君主的意向,以寡言为贵,要使百姓不能接近君主的天威,以深居为贵。唐太宗喜欢与群臣辩驳,刘洎上书谏阻,以为“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传》)。汉高祖未得天下以前,要住在秦的宫殿,樊哙、张良都不赞成,到了高祖得到天下之后,萧何竟然乘高祖东击韩信之际,“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史记》卷八)。就是刘洎欲其元首寡言,萧何欲其元首深居,以保全君主的威严。

这种寡言深居,用之得法,固然可以保全君主的威严,用之不得其法,又容易受人蒙蔽,秦二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赵高的话,在专制政治之下,确有一部分的真理。君主聪明,已宜深居寡言了;君主愚呆,而又喜欢同群臣说话,同百姓见面,其结果,更容易使人轻视。二世的失败在于行之过甚,而又信任奸臣。像晋惠帝那样,愚呆而又装作聪明,听见蛤蟆叫,向左右说道:“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听见天下饥荒,百姓饿死,又说,“何不食肉糜?”实足以启权臣问鼎轻重之心。天子所居,叫做禁中,就是使百姓可望而不可即,以保全君主的尊严。

总而言之,在专制政治之下,皇帝要维持政权的安定,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尊严,像李逵那样性质的人,最容易触犯天威,而损害皇帝的神圣,所以宋江做了皇帝之后,李逵纵不被诛,至少也要同尉迟敬德一样,受了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