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可以做皇帝,地主也可以做皇帝。知识阶级呢?“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在中国历史上,由流氓而做皇帝的,有刘邦、朱元璋二人,其他开国始祖则大率非出身于公卿之门,即出身于地主。

流氓和地主何以都有做皇帝的资格?因为在中国社会上,最有势力的,是他们两个阶级。不过流氓要做皇帝,须有地主的德性,地主要做皇帝,须具流氓的德性。地主的德性是什么?是礼贤下士。流氓的德性是什么?是豁达豪爽。一方能学地主的礼贤下士,同时又能学流氓的豁达豪爽,一定可以得到全社会的欢迎,而被视为“真命天子”。现在试以刘邦与项羽为例,说明流氓与贵族(地主)的性质。刘邦“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听到萧何推荐韩信,就拜信为大将,听到张良、陈平耳语,就立信为齐王(《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然而“素慢无礼”(萧何评语,见《淮阴侯列传》)或“慢而易人”(郦生评语,见《史记·卷九十二·郦生陆贾列传》),要立韩信,“如呼小儿”(《淮阴侯列传》),而郦生人见,竟然“倨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陆贾列传》)。反之,“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淮阴侯列传》)。即刘邦豁达豪爽,而不能礼贤下士,项羽礼贤下士,而不能豁达豪爽。两人各有所偏,何以刘邦能够得到天下?因为豁达豪爽的人容易改过,后来刘邦受了萧何、张良的教诲,渐由“素慢无礼”变为礼贤下士,所以他听到萧何的话,就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韩信为大将(《淮阴侯列传》);听到郦生的话,就“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陆贾列传》)。惟其如是,所以他能受全社会的欢迎,得到天下。

但是这还不是重要的原因,中国是“缩小再生产”的国家,贫穷成为一般的现象。在这样的国家之内,要想得到权力,须以“仗义疏财”为第一要件。流氓有仗义疏财的气魄,而无仗义疏财的能力,地主有仗义疏财的能力,而无仗义疏财的气魄。假使有人一面有地主之富,同时又有流氓之豪,必能收罗人心。史称:唐太宗“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力”(《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他能够佐唐高祖统一天下,是应该的。但是获得物质的条件艰难,养成心里的条件容易,所以由地主而做皇帝的容易,由流氓而做皇帝的艰难,一部二十四史,由流氓而做皇帝的,只有数人,可知吾言之非伪。商人虽然也有物质条件,但是他们天天较量铢两,哪里肯拿出数百万的现金,收买人心。廉买而贵卖是他们唯一的宗旨,然而商人只知道目前的利益,绝对不肯用现金,以换取不可知的天下。吕不韦虽然有窃取天下的意志,但是他的方法却很可笑。“奇货可居”不失为商人口吻,以小老婆交换天下,真是廉买贵卖的极致,其失败是理之当然的。

流氓做了皇帝之后,其结果如何?他由平民出身,照常理说,应该倾向于平民政治,但是依据过去的历史所示,又往往加倍专制,这是有相当理由的。他出身于市井之间,朝中功臣尽是昔日嫖赌吃喝的朋友(汉高祖好酒及色载在《史记》之上),怎样对付功臣,当然不失为一个重大问题。汉高祖使叔孙通制定朝仪,明太祖更定下“廷杖”、“跪对”的法律,其目的无非在于维持皇帝的尊严,使功臣不敢因为“老朋友”,而效李逵那样,乱叫乱喊而已。如果这个方法尚不能制止功臣的无礼,则最后只有剪除一法,汉高祖、明太祖无不虐杀功臣,并不是他们两人特别狠心,实在因为他们出身于流氓,不这样,不能使“老朋友”恐怖,而严守君臣之分。流氓皇帝一方面虽然这样专制,但是同时却能奖励文化。因为他们出身微贱,恐怕世人看不起,不能不装作假斯文之状。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孔子,设置学校;明太祖使各地立学,设科取士,察举贤才,便是其例。

知识阶级呢?“秀才人情本来是纸半张”,这样寒酸气的人物哪里配做皇帝,而且他们知识愈高,顾虑愈多,而丧失冒险的精神,我们只看萧何、曹参,就可知道。

(沛)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何)曹(参)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乃立季为沛公。(《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他们是中间阶级,幸福的可以上升为绅士,不幸的则当沦落为游士,他们有特别的气质,他们中了宋儒的毒,寒酸而不豪爽。他们无法谋生,虽然也想铤而走险,然而只能攀龙附凤,做谋臣策士,绝不能独树一帜,逐鹿中原。他们的生活稍稍安定,则心满意足,毫无进取之心,一部二十四史,由知识阶级而做皇帝的,恐无一人,梁山泊白衣秀才王伦的失败,就是由于他们的寒酸气。梁山泊弹丸之地,有何宝贝,他们拒绝林冲上山,照他之意,“林冲是京师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水浒传》第十回)。晁盖等七人上山之时,王伦又说:“非是敝山不纳众位豪杰,奈缘只为粮少房稀,恐日后误了足下众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水浒传》第十九回)英雄来投,竟然拒绝,只知保全小小地区,过其安乐生活,这种人何能做出大事?

知识阶级虽然没有做皇帝的资格,然而地主或流氓想做皇帝,却非利用知识阶级不可。他们读过了《论语》,知道治国安民的方法;他们读过了《左传》,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他们读过了孙吴兵书,知道三韬六略。在幼稚的社会,叫知识阶级做谋臣策士,确实不错。刘邦利用萧何,朱元璋利用刘基,而卒得到天下,就是一个证据。这个时候,知识阶级常分裂为两个集团,一是帮助新皇帝而为谋臣策士,一是帮助旧皇帝而为孤臣孽子,这个分裂是由儒家的思想而来的,因为儒家一面鼓吹“忠君”,同时又赞成“放君”,即主张二重道德。这个二重道德对于中国社会,乃有极大的效用。民主政治必以人民有相当的能力为前提,像中国从前人民那样的幼稚,绝对不能实行民主政治,既然不能实行民主政治,则欲统治庞大复杂的国家,必须树立绝对王政,而后才能控制各地,而举中央集权之实。但是君权过大,又可酿成君主的虐政,一方要求巩固的君权,同时又怕君权的滥用,由是二重道德遂有必要了。即君主的行为不越出一定限度以上,则主张忠君的道德,君主的行为若越出一定限度以上,则主张放君的道德,于庶民之中,再择一位真命天子,自居于谋臣策士,而从新建设一个新皇室,所以知识阶级在政治上是能演新陈代谢的作用的。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在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之中,吴用不是“无用”而是最“有用”的。梁山泊一天没有吴用,一天就不能存在。这样重要的吴用不但不能坐第一把交椅,并且连第二把交椅也要让给卢俊义坐。其理由到底在哪里?

宋江虽是一位小地主,然其性质和行动是代表流氓的。他喜欢结交朋友,然而他的朋友尽是江湖好汉,却没有一位缙绅之士。他挥金似土,济人之贫,赒人之急,扶人之困(《水浒传》第十七回),这种性癖当然得到流氓团体的拥戴,而坐第一把交椅。何况草创梁山泊的,虽是晁盖,而间接帮助梁山泊日益繁盛的,则为宋江。晁盖死了之后,宋江升为领袖,是理之当然。至于卢俊义,平素对于梁山泊毫无贡献,而一旦落草之后,就坐在第二把交椅,这果然因为他活捉史文恭(《水浒传》第六十七回,参看第五十九回),能代晁盖报仇么?不是,绝对不是。

梁山泊区区弹丸之地,不是绝对安全的地带。宋江继晁盖而为领袖之后,对于梁山泊此后所应取的政策,当然有相当的计划。这个时候,梁山泊的政策不外三种:第一保守,仍旧割据梁山泊;第二进攻,出来逐鹿中原;第三招安,收编为正式军队。就宋江在浔阳楼所题的反诗(《水浒传》第三十八回)看来,他“笑黄巢不丈夫”,而欲“遂凌云之志”,可知他想逐鹿中原,与赵家争天下的。

但是在中国社会上,有势力的阶级,除了流氓之外,尚有绅士。刘邦所以能够得到天下,就是因为关中的父老欢迎他,即因为关中的绅士欢迎他。梁山泊只是流氓的团体,虽然有不少的军官来投降,然其势力只限于下层阶级,至于绅士则仍视梁山泊为草寇。梁山泊得不到绅士的同情,就是表示中国社会上最有势力的阶级不赞成梁山泊,其结果足使梁山泊终为草寇,无法扩张势力范围,把“赵记”江山,改作“宋记”江山。因此,怎样改变绅士的心理,便成为宋江思想的集中点。

恰好当时北京城里有一位大地主卢俊义,他是“河北三绝,第一等长者”,在北方社会,有相当的名望(《水浒传》第五十九回)。此人若能落草,当然可以表示梁山泊的势力已经达到绅士阶级之间。不,其对于一般民众,尚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卢老爷尚肯入伙”,这句话岂但可以证明梁山泊不是普通的草寇,并且还可以增加梁山泊的身价。革命党才创设的时候,都喜欢拉拢一位旧势力做招牌,其理由即在于此。

绅士阶级的卢老爷入伙之后,当然非坐第二把交椅不可。但是这样一来,革命党便不得不与旧势力妥协了。梁山泊的伦理观念本来只注重“义”字,所以在晁盖未死之前,它的会议室始终叫做聚义厅,现在则“忠”字也不能不顾到了,所以在卢俊义将次落草之前,宋江即把聚义厅改作忠义厅(聚义厅改作忠义厅,为第五十九回的事,接着第六十回,宋江就设法使卢俊义入伙)。这个“忠”字,解释为整个梁山泊须尽忠于“赵官家”,固然可以,解释为诸好汉须尽忠于宋江,也无不可。不管怎样解释,为臣须尽忠,乃是绅士们所视为最重要的道德。董卓弑帝辩,固然被后人骂为乱臣贼子,而诛董卓的吕布也不能引起世人的同情。这是因为什么理由呢?就是说明不管你所事的是谁,你既食其禄了,就当忠其事。梁山泊挂了“忠”字,深合于绅士们的观念。然而因此,平等的梁山泊遂变为阶级的梁山泊,从前宋江与诸好汉的关系是朋友之谊,现在则为君臣之分。

说了一大堆,对于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好像尚未说明,其实字字句句说明卢俊义何以坐第二把交椅,便是说明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吴用在梁山泊中,虽然是一位最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不是流氓,也不是地主,而只是一个秀才。秀才与流氓地主比较,犹之丘九怕丘八一样,不能不退避三舍,让丘八哥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