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在成都《華西日報》寫《厚黑叢話》。每日寫一二段,初意是想把平日一切作品拆散來,連同新感想,融合寫之。乃寫至二十五年四月底止,歷時九月,印了三小冊,覺得心中想寫的文字,還莫有寫出好多。長此寫去,閱者未免討厭,因變更計劃,凡新舊作品,已經成了一個系統者,各印專冊。《厚黑叢話》暫行停寫,其他心中想寫的文字,有暇時,再寫一種《厚黑餘談》。

我打算刊為專冊的,計:(一)《厚黑學》;(二)《心理與力學》;(三)《社會問題之商榷》;(四)《考試制之商榷》;(五)《中國學術之趨勢》共五種。厚黑學業於本年五月內印行,茲特將《社會問題之商榷》付印。

民國十六年,我做了一篇〈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載入《宗吾臆談》內,十七年擴大為一單行本,十八年印行,名曰:《社會問題之商榷》。此書發表後,據朋友的批評,大概言:「理論尚不大差,惟辦法不易實行,並且有些辦法,恐非數百年後辦不到。」這種批評,我很承認。我以為,改革社會,等於修房子,應當先把圖樣繪出,然後才按照修造。如或財力不足,可先修一部分,陸續有款,陸續添修,最終就成為一個很完全整的房子了。倘莫得全部計劃,隨便修幾間來住,隨後人多了,又隨便添修幾問,再多又添幾間,結果雜亂無章,不改修,則人在裏面,擁擠不通,欲改修,則須全行拆掉,籌款另建,那就有種種困難了。東西各國,舊日經濟之組織,漫無計劃,就是犯了這種弊病。

大凡主持國家大計的人,眼光必須注及數百年後,斷不能為區區目前計。斯密士著《原富》,缺乏此種眼光,造成資本主義,種下社會革命之禍胎。達爾文缺乏此種眼光,倡優勝劣敗之說,以強權為公理,把全世界造成一個虎狼社會。孟德斯鳩,缺乏此種眼光,倡三權分立之說,互相牽制,因而激成反動,產出墨索里尼、希特勒等專制魔王,為擾亂世界和平的罪魁,這是很可痛心的。

我輩改革社會,當懸出最遠大的目標,使人知道前途無有止境,奮力做去,社會才能日益進化。並且有了公共的目標,大家向之而趨,步驟一致,社會才不至紛亂。

《禮記》上有〈禮運〉一篇,本是儒家的書,又有人說是道家的思想。書中提出大同的說法,至今二千多年,並未實現。當日著書的人,明知其不容易實現,而必須這樣說者,即是懸出最遠大的目標,使數千年後之人,向之而趨。也即是繪出一個房子的樣式,使後人依照這個樣式修造,經過若干年,這個完整的房子,終當出現。著〈禮運〉的人,雖然提出此種目標,而實際上,則從小康下手,一步一步的做去。至於釋迦佛所說的境界,更非歷劫不能到,然而有了此種目標,學佛的人,明知今生不能達到,仍不能不苦苦修習。東方儒、釋、道三個教主,眼光之遠大,豈是西洋斯密士一類學者所能夢見?有了西洋這類目光短淺的學者,才會釀成世界第一次大戰,直接間接死了數千萬人。大戰過後,仍不能解決,跟著又要第二次大戰,如不及早另尋途徑,可斷跟著又要第三次大戰,第四次大戰。

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少壯軍人,真是瞎子牽瞎子,一齊跳下岩。我國自辛亥革命,至今已二十五年,政治和經濟,一切機構,完全打破,等於舊房子,全行拆掉,成了一片平地,我們應當斟酌國情,另尋一條路來走。如果盲目的摹仿西洋,未免大錯而特錯。

房子是眾人公共住的,我們要想改修,當多繪些樣式,經眾人細細研究,認為某種樣式好,才著手修去。不能憑著一己的意見,把眾人公住的房子,隨便拆來亂修。我心中有了這種想法,就不揣冒昧,先繪個樣式出來,請閱者嚴加指駁,將不合的地方指出;同時就說:「這個辦法,應當如何修改」,另繪—個樣式,我們大家斟酌。

本書前四章是理論,第五章是辦法,有了這種理論,就不能不有這種辦法。十八年刊行之本,有吳郝姚楊四君的序文。本年四月再版《厚黑學》,已刻入,茲不贅刻,我有自序一首,也刪去。第六章〈各種學說之調和〉,中間刪去數段,其餘一概仍舊,未加改竄。現在我覺得辦法上,有許多地方,應該補充和修改,將來寫入《厚黑餘談》,借見前後思想之異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李宗吾,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