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文选类纂[2]》之辑录既毕，意有未申，于是濡毫吮墨以发其指曰：
《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博文质无底，奚所能为役！独念博学通人，希圣有作，亦有辨章学术，条析流派，以示途辙，牖方来。谨以诵览所及，写著其文，以当明述，辑为六类：曰小学之部，曰经学之部，曰子学之部，曰史学之部，曰文学之部，曰校雠目录之部，而题其耑曰《国学文选类纂》。将以宏阐国学，考镜源流，统斯文之条贯，诏学者以知方；庶几国学之筦枢，文章之林囿也！傥有睹记旁逮，足备考论，见仁见知，义各有当，附之于篇，为后学治国闻者览观焉。然而鄙怀之所欲陈，则固别有在。傥挟册而以为窥国学之宏秘焉，博愿有以进之也。诚窃以为必先知“学”之涵义，而后可与国学。试条析而竟其义：
一、何谓“学”？按“学”之为言“觉”也。《说文·教部》：“斅，觉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3]声。学，篆文斅省。”《白虎通·辟雍篇》：“学之为言觉也。”“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民之初载，其矇未知；譬如宝在乎玄室，有所求而不见；白日昭焉，群物斯辩矣：学者，心之白日也。今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风而炎炽，如水赴下而流速，斯大圣之学乎神明而发乎物类也。”采徐幹《中论·治学篇》。“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见《荀子·劝学篇》。惟“觉”斯征“学”，惟“学”乃臻“觉”。是故言“学”者不可不知“义”与“数”之辩；知之者觉，昧之者愚也。何以言其然？《荀子·劝学篇》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古人言学以圣为归。圣者，大觉至通之称。《庄子·天运篇》曰：“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说文·耳部》：“圣，通也。”《白虎通·圣人篇》：“圣者，通也。”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此知“义”与“数”之辩者也。《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此不知“义”与“数”之辩者也。於戏！让清乾嘉已还，学者方承惠栋、戴震诸老之遗风，袭为一种考据琐碎之学，辩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号曰汉学。群流和附，坚不可易。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若舍是不足与于“学”者！庸讵知汉学之所谓名物、制度、训诂、书数者，徒荀子之所谓“学数有终”，而无当于“不可须臾舍”之“义”也乎？古人为学以畜德，贯其义也；后儒讲学以驰说，逐于数也。虽然，荀子不云乎：“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见《荀子·劝学篇》。此“觉”与“不觉”之别，“君子”、“小人”之分也，不可不深察！不可不熟虑！
二、何谓国学？国学之一名词，质言其义曰：“国性之自觉”云尔！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人心风俗之所系，尤必先立乎其大，深造而自有得，相以维持于不敝。其取之它国者，譬之雨露之溉、土肥之壅，苟匪发荣滋长之自有具，安见不求自得而外铄我者之必以致隆治、扬国华也耶！是故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吾生四十年，遭逢时会，学术亦几变矣。方予小弱，士大夫好谈古谊，足己自封。其梯航重译通者，胥以夷狄遇之，而诩然自居为中国，以用夷变夏为大戒，于外事壹不屑措意，此一时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谭，不咨其是。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采严复《天演论序》。此又一时也。既世变日亟，国人晓然于积弱，则又以为中国事事不如人，旧学寖以放废。于是“家肄右行之书，人诩专门之选，新词怪谊，柴口耳而滥简编。向所谓圣经贤传，纯粹精深，与夫通人硕德，穷精敝神所仅得而幸有者，盖束阁而为鼠蠹之久居矣。”采严复《涵芬楼古今文钞序》。然而行之二十年，厥效可指：衡政，则民治以为揭帜，而议士弄法不轨，武人为于大君；论教，则欧化袭其貌似，而上庠驰说不根，问学徒恣横议。放僻邪侈，纪纲无存。欲求片词只义，足以维系一国之人心者而渺不可得。国且不国，何有于治！於戏！古谚有之曰：“橘逾淮化为枳也。”况于谋人之国，敷政播教，将谓树一国之人文，而可以移植收其全功者乎！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其效则既可睹矣。此又一时也。大抵自予之稚以逮今日，睹记所及，其民情可得而言：其始足己而自多，后乃蔑己以徇人。然见异思迁者，徒见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国性之有不可蔑。而足己自多者，又昧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国性之有不尽适。二者之为蔽不同，而失之国性之不自觉则均。是故言“国性之自觉”者，必涵二谛而义乃全：一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可蔑”。昔罗马大哲尝作诗歌以大诰于国曰：“前车非远，希腊所程猗。希腊之花，昔何荣猗！彼昏不知，狎侮老成猗！黩其明神，薄其典型猗！万目异色，群耳无正声猗！纲绝纽解，人私自营猗！累世之业，黤其沉冥猗！嗟我国人，能勿惩猗！”采梁启超译。见《庸言报》第一卷第一号《国性篇》。嗟乎！吾每诵此，而感不绝于予心也！傥一国之人，自上下下，不复自知我国历史久长之难能，文化发扬之可贵。本实已拨，人奋其知，自图私便，则国与民之所恃以抟系于不坏散者，仅法律权力之有强制、生命财产之受保障耳，于精神意志之契合何有！一旦敌国外患之强有力者临之，但使法律权力，足以相制；生命财产，足以相保；而蚩蚩者氓，只如驯羊叩狗，群帖焉趋伏于敌人之足下已耳！古今之亡国者，未或不由是也！傥有国之人焉，胚胎于前光，歌诵其历史，涵濡其文化，浃肌沦髓，深入人人。人心不同，而同于爱国；如物理学之摄力，抟捖一国之人，而不致有分崩离析之事也；如化学之化合力，熔冶国人，使自为一体，而示异于其他也。然后退之足以自固壁垒，一乃心，齐乃力，外御其侮，而进焉则发挥光大之以被于全人类而为邦家之光！此国性自觉之第一义也。一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尽适”。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几何！而我乃如鲁灵光巍然独存，虽中间或被夷虏，为国大厉，而渐仆渐起，不旋踵而匡复故物，还我河山，歌斯哭斯以聚骨族于斯。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积之厚也，其入人之深也，此不待言而自解也。然树艺积久而必萎，国性积久而有窳。时移势迁，有不适者。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见《荀子·非相篇》。又曰：“礼时为大。”见《礼记·礼器》。因时制宜，宁容墨守；非有所矫，不能图存；固也。如人性然，变化气质，增美释回。君子道在修身，莫不然。然而不可不知者：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傥如“戕贼杞柳以为桮棬”，桮棬未成而杞柳先戕，庸杞柳之所利为之乎！然则斲丧国性以致富强，富强未致而国性先坠，庸国人之所利为之乎！即中知，固知其不利矣。於戏！挽近以还，欧化东渐，国人相竞以诏；而浅尝之士，于所学曾未深求，辄捃摭所闻西事以自矜诩，遂欲有所施行。其仁义道德传自往昔，为人生所必繇，古今中外莫能易，操之则存、舍之则亡者；则或以其中国老生常谈，放言高论，务摧灭之以为快。其尤甚者，乃至以弱肉强食为公理，以裸体相向为美术，以贪冒淫侈为文明。问其所以？曰：“欧儒云尔，我亦云尔也。”人心日即于浮嚣，国事日征其蜩螗。生心害政，以若所为，而曰“强国救群之道在是”，譬于饮酖而救渴，吾见渴之未救而大命已倾，国之未强而人心先坏。安其危而利其灾，所谓“强国救群之道”，果如是乎！然则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者，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倘欲发国性之自觉，其必自言学者知“义”与“数”之辩始。见《孟子·告子上》。
昔荀子劝学，兼综“数”、“义”，以为：“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见《荀子·劝学篇》。“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见《荀子·劝学篇》。则是荀子劝学，贯“义”与“数”而一之；彻始彻终，非二物也。后儒则离“义”与“数”而二之，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有陈其“数”而疏于“义”者，有明其“义”而遗乎“数”者。将以便举称，明殊指，为之题目，昭其涵容：一曰“人文主义”，一曰“古典主义”。
“人文主义”者，以为国学之大用，在究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而以名物考据为琐碎。此明其“义”而遗乎“数”者也。
“古典主义”者，以为国学之指趣，在考征“古之所以为古之典章文物”，而以仁义道德为空谭。此陈其“数”而疏于“义”者也。
於戏！国之有学，非一日矣。竖尽往古，亘极来今，盖亦有其变迁递嬗之迹可举者焉。庄生有言曰：“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见《庄子·天运篇》。事实之所诏我，实以两主义相摩相荡，迭为兴仆，运转而不能自止者也。大抵汉学尚考据，明训诂。荀子所谓“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古典主义”之可征者也。宋儒道性善，明义理。荀子所谓“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人文主义”之可征者也。虽然，犹有辩：
汉学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经世以致用，微言大义是尚；此汉学之近于“人文主义”者也。古文稽古以释经，名物训诂是谨；此汉学之偏于“古典主义”者也。然而今文极盛于西京，古学代兴于东汉；古学既盛而今文遽绝焉。《后汉书·郑玄传》曰：“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则是“古典主义”擅汉学后起之胜也。
宋儒有朱陆之争：朱子道问学，读书不害穷理。《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载：陈北溪答李贯之曰：“先生教人尊德性，道问学，固不偏废，而下力处却多在道问学上。”此宋儒之不废“古典主义”者也。陆象山尊德性，明心乃以见性。《宋元学案·象山学案》曰：“宗羲案：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先生与兄复斋会紫阳于鹅湖，复斋倡诗有‘留情传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转陆沉’。先生和诗亦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陆沉。’紫阳以为讥己，不怿。”此宋儒之尤重“人文主义”者也。然朱学极盛于宋、元；阳明崛起于明代。陆学重光，而朱学少衰矣。则是“人文主义”擅宋学后起之胜也。
然当宋儒未起，汉学将变之际，老、庄于魏、晋，佛于隋、唐，士大夫谭名理、崇高致，以清言为尚，以章句为尘垢，亦由风气穷而思变，学术蕲于自觉。厌考据之烦琐，无补人生；乐名理之简隽，欲以自慰。此实古今学术升降一大转机也。徒以玄谭自放，君子不贵；佛说外道，吾儒所鄙；国学一线，端系六经。然而魏晋经学，衍之东汉，统绪分明，详见《隋书·经籍志》。而有不同于东汉者。盖同者其传说，而不同者其精神。东汉言训诂，或流繁琐；而魏晋好名理，亦出简隽也。“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采《朱子语类》。“自晋以来，改变不同，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解经，依经演说；晋人则不然，依经而自作文。”采《朱子语类》。则是“古典主义”也，而“人文主义”寓焉矣。后来宋儒之师心说经，其经义大抵汲魏晋之流风者也。然魏晋诸儒，尚解经而为经注，如王弼、韩康伯之注《易》，杜预、范宁之集解《春秋左氏》、《穀梁》，皆经注也。至南北朝则守一家之注而诠解之，且旁引诸说而证明之，所谓义疏者也。则是义疏者，盖注注而非注经。是故汉迄魏晋，经学也；南北朝，注学也。皇侃，熊安生，沈文阿，刘焯、炫之伦，著录繁夥。至唐孔颖达修订《五经正义》，贾公彦、元行冲、徐彦、杨士勋赓续有作，遂遍诸经。百川洄注，潴为渊海，信经学之极轨也。然则唐学者，殆集南北朝注学之大成，而为东汉古学尾闾之宣泄焉！
宋儒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游心六艺，旁参禅乘，周敦颐从僧寿崖学，阐太极无极之旨。程颢资性过人，泛滥诸家，出入老释，返求诸六经，而充养有得。张载勇于造道，已求诸释老，乃返求之六经。朱子亦阐禅理，阳儒阴释。宋儒无不如此。明德新民，壹主于率性修道。国学之人文主义，所以昭明于有宋，如日中天者，实以天竺明心见性，般若大觉之佛说西照，而吾儒率性修道，明德亲民之经蕴内宣。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果艺异树，接种乃佳。生物然，学术亦有然也！惟五子不废问学，犹于吾儒为近；而陆王偏尊德性，弥于禅宗有会耳。
然自明中叶，王阳明以致良知，昌明陆学，风靡一世，号曰“姚江学派”，理想缤纶，度越前古。及其敝也，士不悦学，徒长虚憍！谈空说有，相矜以口，益见迂阔而远于事情。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蔑以自淑。逮晚明刘宗周证人一派，已几于王学之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革变，天下稍稍恶虚趋实。陆世仪、陆陇其等生清之初，始专守朱子，辩伪得真；高愈、张履祥坚苦自持，不愧寅践。风气所鼓，一时景从。此由陆王之“尊德性”而反之于朱子之“道问学”者也。至顾炎武、阎若璩等卓然不惑，以为“经学即理学”，全谢山《鲒埼亭文集·顾先生炎武神道表》曰：“晚益竺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故其本朱子之说，参之以慈溪黄东发《日抄》。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浦、象山者甚峻。”求是辩诬，开一代之风气，导厥先路。乾隆以还，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天下所宗。自是学者务于经籍传注，考订发挥。“诸经新疏，更迭而出。或更张旧释，补阙匡违，若邵晋涵、郝懿行之《尔雅》，焦循之《孟子》，胡培翚之《仪礼》，陈奂之《毛诗》，刘宝楠之《论语》，陈立之《公羊》，孙诒让之《周礼》，是也。或甄撰佚诂，宣究微学，若孙星衍之《尚书》，张惠言之《周易》，刘文淇之《左传》，是也。或最括古谊，疏注兼修，若惠栋之《周易》，江声之《尚书》，是也。诸家之书，例精而谊博，往往出皇、孔、贾、元诸旧疏之上。盖贞观修书，多沿南学，牵于时制，别择未精。《易》则宗辅嗣而祧郑、虞。左氏则尊征南而摈贾、服。《尚书》则崇信梅、姚，使伏、孔今古文之学并亡，厥咎郅钜！加以义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为弥缝；孔颖达之正义《五经》，各尊其注，两不相谋，遂成违伐；若斯之类，尤未允惬。而清儒新疏，则扶微捃佚，必以汉诂为宗；且谊证宏通，注有回穴，辄为理董；斯皆非六朝、唐人所能及。然则言经学者，莫盛于义疏；而为义疏者，尤莫善于清乾嘉诸儒！”采孙诒让《籀庼述林·刘恭甫墓表》。此由朱子之“道问学”，反本修古而为东汉之古学者也。则是“人文主义”之积窳于明季，而“古典主义”于以重光焉。虽然，人苦不自觉，而不安于不自觉，于是乎言学。倘言学者，数典不足以经世，具数无所陈其义；譬如五官百骸，形体徒存，而神明不属，生气何托！不以训诂名物自安，必欲进而求微言大义；人之情也，学之道也。清儒既遍治古经，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厥为清儒言今文学者之权舆。南北朝以降，经说学派只争郑玄、王肃，今古文之争遂熄。唐陆德明著《释文》，孔颖达著《正义》，皆杂宗郑、王。今所传《十三经注疏》者，《易》用王弻，《书》用伪孔安国传，《诗》用毛公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皆用郑玄注，《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其馀诸经皆汲东汉古文家之流。西汉所谓今文十四博士者，其学说皆亡，仅存者惟《春秋公羊传》之何休注而已。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则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嘉道以还，庄存与、刘逢禄祖孙相嬗，刘逢禄为庄存与之外孙，弱不好弄。母氏诲之，学必举所闻于外王父以纠俗师谬说。年十一，初谒外王父，叩以所业，应对如响。曰：“此外孙必能传吾学。”详见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礼部刘君传》、戴望《谪麟堂文集·故礼部仪制司刘先生行状》。世以《公羊》名家，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者；凡公羊家言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言今文者宗之。龚自珍说经好庄、刘，尤擅要眇之思，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益为言学者所喜。南海康有为能敷说《公羊》改制以言变法，禅其弟子；新会梁启超，益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声生势张，而言今文学者盈天下矣。此由东汉之古学，又溯而上以反诸西汉之今文者也。则是“古典主义”之渐厌于晚清，而“人文主义”相与代兴焉。
方晚清今文大昌之日，独德清俞樾治古学，号东南大师，为鲁灵光。章炳麟《太炎文录·俞先生传赞》曰：“浙江朴学晚至，则四明、金华之术茀之，昌自先生；宾附者有黄以周、孙诒让。是时先汉师说已陵夷矣，浙犹彀张，不弛愈缮。不逮一世，新学蠕生，灭我圣文[4]，粲而不蝉，非一隅之忧也。”其弟子章炳麟恢张其绪，尤擅声音训诂，好称引左氏，而无害于言革命，谓“贾逵言‘左氏义深君父’，此与公羊反对之辞。若夫‘称国弑君’、‘明其无道’，则不得以‘义深君父’为解。杜预于此最为宏通；而近世焦循、沈彤辈多谓预借此以助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则所谓‘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犹视乎薮泽’也！”见章炳麟《太炎文录·再与刘光汉书》。儒林之言革命者，咸以章炳麟为巨擘矣！于是治今文者言保皇变法，学古文者倡排满革命，昭昭然如泾渭分而鸿沟画也。清廷既覆，革命成功，言今文者既以保皇变法，无所容其喙，势稍稍衰息矣。而章氏之学，乃以大白于天下！一时北京大学之国学教授，最著者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辈，亡虑皆章氏之徒也。于是古学乃大盛！其时胡适新游学美国归，方以誉髦后起讲学负盛名，以为“清儒之所谓汉学者，一名朴学，对于宋儒之理学而言，不外文字训诂、校勘考订之学。而其治学之法，不外两事：曰‘大胆的假说’，曰‘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此欧儒之所以治科学；而吾国惟治朴学者为得其意焉！”见《胡适文存·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于是言古学者，益得皮傅科学，托外援以自张壁垒，号曰“新汉学”，异军突起。而其所为不同于东汉古学者，盖以《周礼》为伪托，目《尚书》非信史，又谓“六籍”皆儒家托古，胥同今文学说也。惟今文家意在经世，而新汉学主于考古，议论虽同而归趣不一。此新汉学之所以异今文，而与东汉古学同其归者也！然东汉古学，欲以信古者考古，而新汉学，则以疑古者考古。此又新汉学之所为不同于东汉古学。而要其归，在欲考见“古之所以为古之典章文物”，则又无乎不同者耳！万流所仰，亦名曰“北大派”，横绝一时，莫与京也。独丹徒柳诒徵，不徇众好，以为古人古书，不可轻疑；又得美国留学生胡先骕、梅光迪、吴宓辈以自辅，刊《学衡杂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难胡适过重知识论之弊。一时之反北大派者归望焉，号曰“学衡派”。世以其人皆东南大学教授，或亦称之曰“东大派”。然而议论失据，往往有之。又以东大内畔，其人散而之四方，卒亦无以大相胜。然“古典主义”者，国学之歧途，而“人文主义”，则国学之正轨，未可以一时之盛衰得失为衡也！诚窃以为言国学者当以人文主义为宜。何以言其然？
其故有二：
一就国学二字顾名思义言之。按“学”之为言“觉”，“国学”之为言“国性自觉”，吾则既言之矣！然惟“人文主义”之国学，斯足以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理之自然，必至之符也。“人文主义”之一名词，在欧土与“物质主义”为对；在吾儒与“古典主义”为对。“古典主义”，昔人之所轻；“物质主义”，今世之所患。何以言其然？“人文主义”之所寓，昔人谓之“义”。“古典主义”之所陈，昔人谓之“数”。《礼记·礼运》曰：“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此持“人文主义”者也。《荀子·荣辱篇》曰：“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此守“古典主义”者也。然“数”有可陈，而其“义”难知；“数”有可革，而其“义”不变。《礼记·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谨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则是“数”有可陈，而其“义”难知也。《礼记·大传》曰：“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则是“数”有可革，而其“义”不变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义”之未协，“数”徒具文！则是“义”尊而“数”卑，“义”先而“数”后也。故曰“古典主义，昔人之所轻”也。抑吾闻之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氏（Irving Babbitt）者，尝倡人文教育以申儆一世；其大指以为：“西洋近世物质之学大昌，而人生之道遂昧！科学工商日益盛，而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愈失！于是熙熙攘攘，惟利是崇。而又激于感情，中于诡辩，群情激扰，人奋其私，是非善恶，无所准绳。而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则常以互相残杀为事。科学发达，人心益以不静，而为神明之桎梏。哀哉！此其受病之根，在人之昧于所以为人之道。盖物质与人生，截然两途，各有其律。科学家发明物质之律，非不精能也。然以物质之律，施之人生；则心为形役，玩物丧志；私欲横流，人将相食。盖人生自有其律。今当研究人生之律以治人生。人文教育者，即教人所以为人之道。”见《学衡》第三期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有慨乎其言之也！呜呼！《记》不云乎：“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迹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迹，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见《礼记·乐记》。而今适其会也。数十年来，海内士夫，貌袭于欧化，利用厚生，制驭物质之一切科学教学，未能逮欧人百一；而日纵亡等之欲，物质享乐，骎骎逮欧土而肩随之。物屈于欲，欲穷乎物。生人道苦，乱日方长。故曰：“物质主义，今日之所患”也。然则验之当今，惟“人文主义”，足以救“物质主义”之穷。稽之于古，惟“人文主义”足以制“古典主义”之宜。国学者，“人文主义”之教学也；舍“人文主义”之教学，更何所谓“国学”者！盖惟“人文主义”，为足以发吾人之自觉；亦惟“国学”，为能备“人文主义”之至德要道。舍“人文主义”而言国学，则是遗其精华而拾其糟粕，祛其神明而袭其貌焉也！国性之不自觉，神明不属，譬之则行尸走肉耳，其何以国于大地！南山可动，吾言不易矣！
二就国学之所由起言之。国学之所由起，所以说明一国之“人文”。“古典”者，“人文”之遗蜕也。春秋以前，我国有政无学，有君、卿、大夫、士而无师儒。周辙既东，官坠其职；于是百官之守，一变而为百家之学；《汉书·艺文志》曰：“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是也。“百家之学”，所为异于“百官之守”者；“百官之守”者，谨守其“数”，“百家之学”者，宣究其“义”；此国学之所为起也。余读《汉书·艺文志》，著录十家；其中农家者流，特明术而不为学；盖术者致于用，而学者究其义也。小说家者流，又稗说而不为学；盖说者听诸途，而学者得于心也。此固卑之无甚高论。即杂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家而曰杂，则非专门名家矣。其间可得而名家者，曰儒，曰道，曰阴阳，曰法，曰名，曰墨，曰纵横七者而已。独儒、道二者，囊括群流，为一切学术之所自出。其间阴阳、名、墨三者，各守礼官之一事。《汉书·艺文志》明言：“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至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疑即《周礼·大宗伯》礼官之属，所属所称“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眂祲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者也。“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疑即《周礼·大宗伯》礼官之属所称“大祝”、“小祝”者是也。而纵横一家，则出《诗》教之三百，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则是阴阳、名、墨者，儒家之支与流裔也。“申子卑卑，施之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则是法家者，道家之支与流裔也。然则七家之中，独儒、道二者囊括群流，为一切学术之所自出；而管学术之枢者，舍儒、道二者，其奚属焉！然儒与道不同学，而同归于人文主义。“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其为“人文主义”，固不待言。至“道家者流，盖出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则是以“古典主义”为途径，而亦以“人文主义”为归宿者也。独是道家法自然，于社会一切人为之仁义道德文为制度，胥以为有违于自然，无补于人文，而放绝之，摈弃之。故曰：“大道废，有仁义。慧知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引老子书。又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引老子书。又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引老子书。至儒者重人为，凡杜会一切相承之文为制度，苟有当于助长人文，罔不因势利导之，牖之轨物，而资以为经世之用。于是文王演《易》，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删《诗》、《书》，订礼乐，欲董理一切相承之社会文为制度，以存其适者，汰其不适者，俾后世有所监观，如《六经》所载，亦必有所承，匪尽凭虚臆测，托古改制，如今文家云尔也！此其异也。然儒与道不同学，而同归于“人文主义”。“古典主义”者，特国学歧出之途，而迫于时势之不容已耳！汉儒之言“古典主义”也，特以秦皇一炬，《诗》、《书》百家语烧，非搜遗考订，不能重光于劫馀，赓亘古垂绝之人文教育也；时势则然也。清儒之重赓“古典主义”也，特以清廷禁罔密；而言陆王者多明遗老；士大夫惧世祸，又苦聪明材力无所用，故恣意于名物考订以自娱嬉，而免时网也；时势则然也。夫岂得已哉！论者乃以国学之正统目之，傎矣！
乃若兹编之所辑录者，特国学之涉于“古典主义”者耳，清儒重赓之汉学耳。数也，非义也。傥以自溺而不反焉？是则所谓“不知‘义’与‘数’之别”者也。太史公不云乎：“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班固有言曰：“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宁独见议于汉世哉！于是董理厥指以弁于编。大雅君子，尚鉴吾意！
中华人民造国之十五年十二月一日无锡钱基博
注解：
[1] 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校印。钱基博在其国学研究中，将国学研究范围分为六类：小学、经学、子学、史学、文学、校雠目录，并称之为“国学的科别”。本书分三集：甲集小学之部、乙集经学之部、丙集子学之部，按《总叙》所称当有下册，但钱先生是否已撰著或出版过，不得而知。
[2] 据钱基博《版本通义》引姚鼐《古文辞类篹》光绪辛丑李承渊校刊本后序称，“篹”字本《汉书·艺文志》序《论语》云：“门人相与辑而论篹。”嘉庆末康绍镛刻《古文辞类篹》误作“纂”，后皆承其误，通行作“纂”；然本当作“篹”。本书保存商务印书馆1935年本之原貌，仍作“纂”。
[3] 臼，原误作“白”，据《说文解字》改。
[4] “文”字原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