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总《意林》引桓谭《新论》云：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
《论衡·案书》篇云：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
《晋书》三十四《杜预传》：时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聚敛。预尝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
《史通·自叙》篇：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
《左传》一书合《春秋》经文计之，凡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据郑畊老说。按今本《春秋》为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字，则传文实有十八万零二百七十三字，在群经中字数为最多。连《春秋》算接近《礼记》字数的二倍。按《礼记》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唐代试士，《左传》、《礼记》同为大经。《左传》字数最多，试明经者皆竞读《礼记》，绝少有习《左传》者。
学习《左传》应该注意的几件事：首先必须记熟鲁十二公的先后次序及其在位年数。《春秋》编年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七二二起，至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止，凡二百四十二年。即：隐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庄公三十二年，闵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但《左传》记事则至哀公二十七年，尽哀公一朝而止，比《春秋》多十三年。鲁十二公记熟，然后记熟某文某事在某公某年，一翻即得。要不然，亦须记得比较熟，庶不致翻检时茫无涯涘。
《左传》纪事，前后相续，往往一事始末，动隔多年。若但读一篇，则原委不悉，了解可能发生障碍。因此必须参考纪事本末一类读本，以节省翻检时间。此类书以马骕《左传事纬》为较好，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亦可。又坊间通行《左传纪事本末》一种，是宋人章冲所编，与高书同名，不如高本之善。按章冲字茂深，章惇曾孙，叶梦得之婿，别有《春秋类事始末》五卷，见《书录解题》。《春秋》列国纪年及兴废极其纷错，传中人名又前后不统一，官谥名字参差互异，多者至四五个不同的称号。如子产又称子美襄二十五，又称公孙侨二十二，又称郑侨二十四。是宜常看《春秋二十国年表》及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前者可以对照诸侯各国纪年及兴废大事，后者既可以查对不同名号，又可考其见于鲁公何年，分国列载，检查极便。以上二种，坊行《春秋左传》多附刻之。
一 《左传》的名称
《左传》之名乃《春秋左氏传》的简称。
《汉书·楚元王传》：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
《汉书·儒林传》：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
王充《论衡·案书》篇：《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按此指民间所传者。
许慎《说文解字序》：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按此指中秘书所有者。《春秋左氏传》之名乃本书的全称，一简而去“春秋”，单称《左氏传》，如《艺文志》载《左氏传》三十卷是也。再简则只称《左氏》或《左传》。它更早的名称似乎不是《春秋左氏传》，更不是《左传》，而是称《左氏春秋》，例如：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汉书·楚元王传》：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汉书·儒林传》：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又赞曰：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
由于《左传》是用古文字写的，所以又称为《春秋》古文。例如：
《史记·吴泰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此本僖五年《左传》“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为说。
为什么知道《春秋》古文就是《左传》呢？按《汉书·楚元王传》谓《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又谓《春秋左氏》皆古文旧书，《说文解字序》谓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可见司马迁所谓《春秋》古文就是指《左传》而言。
但《左传》在先秦时代亦有径称为《春秋》者。如《韩非子·奸劫弑臣》篇引楚王子围弑郏敖及崔杼弑齐庄公，其事本见昭公元年及襄公二十五年《左传》，而谓《春秋》记之曰云云，这是因为先秦史籍多号“春秋”之故。《楚策》《孙子谢春申君书》引此二事，亦作《春秋》戒之曰云云。《韩诗外传》亦引此作《荀卿谢春申君书》，称《春秋》之志。又《楚策》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即襄十一年（引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云云。试看《墨子》书有所谓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见《明鬼》篇。乃至百国《春秋》。见《史通·六家》篇引《墨子》。而晋之《乘》、楚之《梼杌》，亦皆得蒙《春秋》之号。见《国语·晋语》及《楚语》。《左传》乃春秋时代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历史，荀卿韩非等称它为《春秋》，正符合当时的习惯，不足为怪。
根据上述文献看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左传》一书的名称，在先秦一般只称为《春秋》或《左氏春秋》；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才称为《春秋左氏传》或《左氏传》，这是没有问题的。按《史记·五帝本纪赞》：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十二诸侯年表序》：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旨著于篇。以《春秋》、《国语》并称，盖《春秋》即指《左传》也。然则西汉《左传》亦称《春秋》。为什么汉代学者要改称《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呢？这是因为他们对于本书有不同的看法。原来汉人解经之书谓之传。例如《春秋公羊传》和《穀梁传》，《尚书大传》，《韩诗》内、外传，《毛诗故训传》，乃至《离骚传》等。汉代学者认为此书与《公》、《穀》二传同为解释孔子《春秋》的书，故应该加以传的称号。这是从经学角度来看的。但当时另一部分人如太常博士们，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以为《左传》记事者多，解经者少，坚持《左氏》不传《春秋》之说。所以与刘歆欲立《左传》，哀帝命五经博士同刘歆讨论，博士们竟拒绝出席参加讨论。歆《移书责博士》有云：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到清代刘逢禄更认为《左传》旧名《左氏春秋》，好比《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样，冒称《春秋左氏传》，则是东汉以后以讹传讹的说法。见《左氏春秋考证》。但《汉书·翟方进传》云：“方进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可见西汉时已称为《左氏传》了。即或以为这是班固叙事的话，然既以《左氏》与《穀梁》并称，《穀梁》是传，那么《左氏》又是什么呢？毫无疑义，翟方进是把《左氏》看作《春秋传》的。如果坚执传注训诂之说，则《尚书大传》不尽解经；《韩诗外传》全属故事，与《公羊》、《穀梁》颇不相同，而皆谓之传。《左氏》配合《春秋》编年，以鲁为主，以隐公为始。依经述事，经意因而易明，为什么反不能谓之传呢？这是说不过去的。至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书，体裁性质与《左传》根本不同，虽冒《春秋》之名，不能与《左氏春秋》同日而语。所以我认为《左传》一书，先秦两汉名号各殊是可以的。这不仅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学术界的不同看法，也反映了汉代一部分学者对《左传》一书的新认识。后来这种分歧越来越发展，成为我国经学史上今古文二家学派长期争论不决的问题。而争论的焦点只在于《左传》是不是传《春秋》的书。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的微言大义，都不必深究；《左传》解释经义究与《公》、《穀》二传孰优孰劣，也是极不重要的问题。但《左传》这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历史巨著，保存了《春秋》二百几十年的珍贵史料，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因此，我认为《左传》这部书，无论叫《左氏春秋》也好，叫《春秋左氏传》也好，都没有什么重大关系，对它的本身价值也没有增损。我们今天应该实事求是，摆脱过去一切封建学者门户之见，扫除历来许多无谓之争，对《左传》一书的真实面貌、历史价值以及同《春秋》的关系是可以更好地理解的。
二 《左传》的作者
《左传》的作者是谁，这是过去学术界一个争论的问题。大概唐以前一般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唐以后则异说纷纭，莫衷一是。直至今天，由于《左传》作者所牵涉的有关问题，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索。
首先说《左传》是左丘明作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里这样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司马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因为《春秋》之文，多寓有讥刺褒贬之意。其中微言大义不便写出，只是口耳传授。左丘明恐各人体会不同，久而失真，乃依照《春秋》年月，纂集有关事实，编成《左氏春秋》也就是《左传》这部书。这不仅指出《左传》的作者，而且还说明作者撰述的动机以及《左传》同孔子《春秋》的关系。那么，左丘明是什么人呢？《论语·公冶长》篇孔子曾经提过他，所谓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是也。此外事迹别无可考。祝穆《事文类聚》引《符子》，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左丘明有与狐谋皮、与羊谋羞之喻。这很像战国策士的话，恐不可信。又司马迁《报任安书》及《史记·自序》并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文。后人多认为这个失明的《国语》作者左丘氏，就是作《左传》的左丘明。后来刘向《别录》，见《春秋左传序》孔疏及《经典释文》引、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桓谭《新论》，见《经典释文》叙录、《史通·申左》篇、《意林》、《御览》六百十引、班固《汉书·艺文志》、《司马迁传》、陈元《后汉书》本传引奏疏、孔颖达《左传序》疏、杨士勋《穀梁序》疏、刘知畿《六家》、《申左》等都根据司马迁的说法，以为《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一个人作的。
到了中唐时期，赵匡始持异议。他认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为世所称道，决非与孔子同时。自秦焚书，《左传》、《国语》的作者莫得详知。司马迁爱奇多谬，刘歆阿其所好，后人传虚袭误，信以为真，其实并无明文可据。又谓《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更多乖剌，定非一人所为云云。见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第五》。从此以后，谓《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者越来越多，而以宋人的主张为最力。现在择其比较重要的几说，简略地介绍如下：
叶梦得作《春秋考》，断言《左传》的作者非左丘明。他的理由是：
《春秋》终于哀十四年，而孔子卒；《传》终二十七年，后孔子卒十三年。辞及韩、魏、智伯、赵襄子之事，而名鲁悼公、楚惠王。夫以《春秋》为经而续之，知孔子者固不敢为是矣。以年考之，楚惠王卒，去孔子四十七年按当作四十六年；鲁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按《鲁世家》，鲁悼公在位37年，则去孔子卒为48年，若据《表》，悼公在位为31年，则去孔子卒为42年。赵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按当作五十四年。察其辞，仅以哀孙于越尽其一世之事为经终，泛及后事，赵襄子为最远，而非止于襄子。不知左氏后襄子复几何时。岂有与孔子同时，非弟子而如是其久者乎？以左氏为丘明，自司马迁失之也。……今考其书，杂见于秦考公以后事甚多，以予观之，殆战国周秦之间人无疑也。
郑樵在《六经奥论》中更提出八项明验，证左氏为六国时人。他在前人的基础上补充了几点，现举其重要论证如下，其与前人之说同者从略。
一，战于麻隧，获不更女父。又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及晋战于栎。秦至考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庶长之号。按不更见成十三年，庶长见襄十一年。
二，《左氏》云：虞不腊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腊。这是又一明证。按朱熹亦据此谓《左氏》为秦人语。按虞不腊矣，本宫之奇语，见僖五年。
三，《左氏》云：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三代时，有车战，无骑兵。惟苏秦合从六国，始有车千乘，骑万匹之语。按左师展见昭二十五年。
四，《左氏》序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其为雄辩狙诈，真游说之士、捭阖之辞。按吕相绝秦见成十三年，声子说齐见襄二十六年。
此外叶氏还谓《左传》序晋楚事最详，断定左氏为楚人。郑樵则谓左氏世为楚史。见《春秋地名谱·自述》。朱熹又进一步谓左氏乃楚国左史倚相之后，故其书说楚事较详。见《朱子语类》。按朱子又谓《左传》是后来姓左的人作的。王应麟因之谓左氏之后，乃以官为氏者。见《困学纪闻》六。至清人姚鼐则谓《左传》非一人所成，其书于魏事造饰尤甚，盖所以媚魏君者，多出于吴起之手。见《左传补注序》，钱玄同先生谓战国魏人所作，盖用姚说。而今文经学家刘逢禄谓《左氏》解经之文即书法皆刘歆所窜入《左氏春秋考证》。至清末康有为等更直指《左传》为伪书。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武断地说《左传》一书乃刘歆从《国语》分出，伪造以欺世者。而章炳麟坚决反对，作《春秋左传读叙录》，对刘说逐条驳斥，其言甚辩而有据，颇足为古学者张目。按郭老即本姚、章之说以为吴起就各国史乘纂集为《左传》。见《青铜时代述吴起》。近人又有谓《左传》乃子夏所作者。瑞典人珂罗倔伦则以《左传》非鲁国语言，如“若”与“如”、“於”与“于”，在《左传》与《论语》中有区别，证知《左氏》非鲁君子作。这都是由于今古文经学家坚持门户之见，由《左传》与《春秋》的关系问题牵连到本书的作者和真伪问题。虽然彼此都持之有故，言之有故，要之皆不能无偏，有很大的主观片面性。例如庶长之官，早见于秦宁公时，见《史记·秦本纪》大庶长弗忌。腊祭之礼亦非秦所创，《秦本纪》惠文君十二年始腊，《正义》谓始效中国为之。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已驳其说。其实既曰虞不腊矣，则明是虞有腊祭。虞非中国而何。乘马本不必关乎骑兵，吕相、声子之辞，究与战国雄辩有别。至于《左氏》采辑诸侯各国史记，多寡不同，岂能据此而定其作者？又各国的史官叙其本国之事亦容有曲饰，仍其旧文，亦属常有，焉得以此一端县断全书作者必为某人？因此，前人种种说法未必成为定论，还必须作进一步的探索。
现在看来，《左传》这部书，即不是左丘明所作，也不是刘歆所伪造，而是战国初期公元前四〇〇左右一个充分掌握春秋时代诸侯各国史料的历史家所编纂的。这位历史家大概与孔子有较密切的关系，也就是鲁国的史官。可能以官为氏，他的名字是失传了。古者天子诸侯都设有史官，有左史、右史等称号，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玉藻》篇：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卫邑名，又见《内储说》上。《左氏春秋》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以地名也。犹齐诗、鲁诗之比。（《春秋左传读》）司马迁因为书名《左氏春秋》，便误认为作者是左丘明，或者在他以前早已有此传说，亦未可知。至于这部书基本上是出于一人之手，虽然不免有后人窜入之处，那也只是个别地方，无损于原书的真实面貌。现在把我的理由提出如下：
一、《左传》预言祸福，往往灵验，这是因为作者及见后事，从而傅合之。例如，闵公元年《传》，卜偃言毕万之后必大。初，毕万筮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又襄公二十九年《传》，吴公子季札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观此可见作者及见三家分晋。又如季札聘鲁，闻歌《郑风》，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可见作者还看到郑国的灭亡。考韩灭郑，在三家分晋之次年公元前三七五。上距赵襄子之死五年，智伯之灭七十八年，孔子之死一百零四年。这不但与孔子同时的人不可能见到，即孔子及门弟子中最少之曾参亦不可能见到。故可断定《左传》决非左丘明所作。庄公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又陈厉公生敬仲，其少也，陈侯使周史筮之，曰：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又昭八年《传》，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虞之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观此，可知作者及见田氏篡齐。王应麟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困学纪闻》六）
二、《左传》这部书，司马迁早已读过，即所谓《春秋》古文。不但读过，而且在《史记》中大量采用，特别是春秋列国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中采用最多。又不但《史记》，先秦诸子如虞卿、吕不韦、韩非等，“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今所见《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中，殆无不引用《左传》以说事。又不但先秦子史，晋太康二年汲冢发现的《论语·师春》一篇，乃钞录《左传》中卜筮之事，与原文无异。则魏襄王时公元前三〇〇左右《左传》一书即已流传。魏襄王以周赧王十九年卒，当公元前296年。可见它决不是刘歆所伪造。至于今文家谓刘歆分割《国语》为之，或云太史公未见《左传》云云，则《史记》不但明言《左氏春秋》已见前引，而且屡次以《春秋》、《国语》并提。《五帝本纪》云：余观《春秋》、《国语》。《十二诸侯年表》云：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其所谓《春秋》，即《左氏春秋》，也就是《左传》。何况《国语》与《左传》体裁文笔各自不同，其中有的记载二书皆有，晋公子重耳出亡，《左传》、《国语》亦颇有同者。《左传·庄十八年》曹刿论战，《国语·鲁语》上亦有之。《左传·昭二十八年》魏献子辞梗阳人贿一段，亦见《晋语》九。或一事而二文不同，或详略互异，决非一家之书，前人多已指出，故刘歆分《国语》为《左传》之说断断不能成立。《左传》、《国语》文笔不同，崔述、梁玉绳等皆有说。记事不同，傅玄、刘炫皆有说。傅说见哀公十三年《左传正义》引，刘说见襄公二十六年《正义》引。又参考《困学纪闻》六及注。
《左传》的作者为谁，虽不可考，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这个人不是魏人，也不是楚人，更不是秦人，一定是鲁国人，很可能就是鲁国的史官。第二，这个人同孔门必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左传》一书也和孔子的《春秋》一样，叙事都以鲁国为本位，如云杞侯来朝，齐师伐我之类。作者如非鲁史，则口气必不如此，也不能掌握如此丰富的史料。又《左传》编年纪事， 自鲁隐公至鲁哀公，全与《春秋》相配合，且书中引用孔子之言二十余处，作为衡量人物和是非标准。僖三十二年引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昭十二年引克己复礼仁也。并出《论语》。所记哀公一朝事如孔子请讨陈恒，亦与《论语》相同。又哀公十六年，续《经》且特书孔子之卒，《传》又载哀公诔辞云云。可见《左传》的作者是崇拜孔子的人，从书中所记孔门弟子看来，或竟是七十子后学者亦未可知。
三 《左传》的时代
春秋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遽急变化的时代，也就是奴隶制社会逐渐向封建制社会转化的时代。这个转化过程的完成，是在春秋战国之交，正是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期。《左传》的作者就在这一时期编写了一部春秋列国二百数十年间的历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那时代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情况。现在举几件重大的事实来说明它。
一，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首先是春秋中叶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开始采取按亩征税的办法来增加国家收入。这一经济制度的改革，是当时一件大事，因为这在事实上承认了土地私有权，为封建土地私有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来奴隶逐渐解放，铁的农具普遍使用，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私田越来越多，诸侯大夫越来越富，私田的数量既超过公田，原来的土地国有制逐渐被破坏，因而促使奴隶制的崩溃，由奴隶制社会逐渐转入封建制社会。
二，《左传·昭公六年》公元前536，郑子产铸刑书。铸刑书是把刑法铸在金属的鼎上，公布出来给人民知道，使人民不敢犯法，即使犯了罪，政府只能按照法律处理，不能任意轻重，要怎样就怎样。子产铸刑书，晋叔向遗书责之。昭二十九年，晋亦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可见此乃大势所趋，不得不尔。那时郑国商业发达，贵族统治阶级向来利用不公开的随意轻重的刑罚来压迫商人和新兴的土地所有者。子产公布了法律，贵族统治阶级的特权便有了一定的限制，对于人民来说是有利的。子产这一措施，为后来申不害、韩非等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学派打下了基础，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三，由于社会起了根本变化，春秋末年各国统治阶级内部争取人民的斗争也十分剧烈，同时也反映了那时代人民的生活情况。例如《左传·昭公三年》，齐国晏婴同晋国叔向的一段谈话：
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避之?
这是把齐国旧政的腐败和陈氏新政对比。陈氏用大斗出小斗入的办法来同齐侯争取人民，是很成功了。当时人民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为什么齐国的旧政这么不得人心呢?原来是社会制度的关系。奴隶社会的旧制度本来是那样，商业是国家经营，自然无须乎自己为自己涨价。时代进步了，社会旧制度就显得不合理。木材水产的市场价格同出产地一样。人民受到如此榨取、剥削，生活困苦极了。因此犯罪刖足的人也多了。这是旧制度的结果。可见春秋末年，齐国的旧社会制度也正在走向崩溃。所以晏子谓之“季世”。
四，《左传》常常记载劳动人民敢于同统治阶级斗争，甚至敢于起来反抗、报复。例如宣公二年筑城工人竟敢当面嘲笑华元“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襄公四年鲁国人民讽刺臧纥：“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 哀十七年，卫庄公役使工匠，不得休息，工匠“攻公，闭门而请，弗许。踰于北方而队，折股”。庄公曾破坏戎州人民的村落，这时戎州人民也起来攻他，杀太子疾、公子青。庄公逃到戎州人民己氏家中。“初，公自城上见己氏之妻发美，使髡之，以为吕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与女璧。己氏曰：杀女，璧其焉往!遂杀之，而取其璧。”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那时的劳动人民也就是奴隶，一有机会就起来同统治阶级作无情的斗争。这也说明奴隶们逐渐觉醒，奴隶主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奴隶社会已经面临崩溃的前夕。
由于社会基础起了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逐渐变化。春秋以前的许多迷信思想也在动摇。他们一向认为与人们吉凶祸福密切联系着的自然现象的变化，现在是不相信了。一切吉凶祸福多为人事的关系。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下面的记载都是显著的例子：
（一）郑内蛇与外蛇斗于南门中，内蛇死。厉公问于申曰：犹有妖乎?对曰：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庄十四
（二）宋国陨石，六鹢退飞。襄公问周内史叔兴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僖十六
（三）有星孛于大辰大火，心宿，西及汉。裨灶谓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珪也、斝玉爵也、玉瓒勺也，郑必不火。子产弗与。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七日，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昭十七、十八
（四）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禜。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独何觌焉?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昭十九
（五）齐侯病痁，期而不疗。或请诛祝史。晏子以为祝不胜诅。祝，音之又反，读如咒。他说：不可为也。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 昭二十
（六）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乃止。昭二十六
不但如此，春秋以来，人们对于天命鬼神都有进一步的新认识。这也是那时代阶级斗争在人们意识形态中的反映。例如随侯以为“牲栓肥腯，粢盛丰备”就可以取信于神。而季梁却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六宋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得死为幸!僖十九史嚚对虢公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庄三十二春秋以前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对人们有绝对的支配力量。在那神权至上的时代，不消说神是民之主。现在时代逐渐在变，一般有见识的政治家、哲学家都看到迷信天命鬼神的无益和争取人民的重要；所以反过来说，“民，神之主也”。这样，神就退居次要的地位。又不仅如此，他们更进一步认为神是“聪明正直”的，他不但不害人，而且对人民有利，同害人的妖怪或厉鬼不同。这在当时确是一种崭新的解释，同时也是一种进步的见解。虽然他们还不敢根本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既然说吉凶由人，实际上对于鬼神的作用被否定了。这种思想对后来进步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哲学的建立和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而这种进步思想的产生也说明春秋时代社会的变化正在朝着新的阶级发展，即行将解体的旧的奴隶制社会朝着朝向新的封建制社会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子鱼是在反对宋襄公用人祭社的时候说这番话的。杀人祭神和用人殉葬，都是奴隶社会统治阶级野蛮残暴的行为，他们的祭祀或殉葬，不但用奴隶、俘虏，而且用自己的臣妾或贵族。例如晋景公以小臣为殉成十，魏武子乱命以嬖妾为殉宣十五，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文六，从死者凡百七十七人。正是由于社会逐渐在变革，不合理的野蛮残酷制度开始遭到反对。所以魏颗不用武子乱命而嫁其父妾。秦人哀悼“三良”，为之赋《黄鸟》之诗，而左传的作者更借君子之言来批评秦穆公“死而弃民，难以在上”。
根据上述许多记载，证明左传所反映的春秋时代正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时代。
左传成语举例
1.大义灭亲隐四
2.唇亡齿寒僖五、哀八
3.风马牛不相及僖四 予取予求僖七
4.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僖十四
5.幸灾乐祸僖十四、庄二十。庆郑曰：幸灾不仁。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
6.畏首畏尾文十七
7.齐大非耦桓六
8.退避三舍僖二十三、二十八
9.病入膏肓成十
10.上下其手襄二十六。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
11.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昭二十八。今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本此。
12.噬脐何及庄六。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
四 《左传》的文章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虽然不是像后来全面的严密体系的史书，但作为编年史，它包括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活动和有关言论，以及许多逸闻佚事，它的内容已经是够丰富多采的了。但以文章而论，《左传》又是一部优美的富于文艺性的历史散文集。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散文中也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它虽然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却具有许多文学作品的特点。
首先是作者通过人物言行的叙述，表现出进步的思想。这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方面：第一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的产生，主要是长期以来，人民奴隶和统治阶级不断斗争的结果。春秋时，统治阶级在实际斗争中接受了经验教训，他们逐渐认识到人民力量的强大。如果想要维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就非争取人民的拥护不可。所以文公十三年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一个小国的统治者，居然自愿牺牲个人的利益，服从人民的利益，并且把个人利益同人民利益连系起来看。在春秋中叶已经有这样的思想认识，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左传》既特书其事，又称赞他“知命”。可见作者的思想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又如襄公十四年，卫人逐献公，晋侯以为太甚。师旷却说：
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襄公二十五年，子产问为政，郑然明说：
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
《左传》中类似这种言论的记载是很多的。无疑的作者是要通过他们之口来体现自己的民本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日益发展，到了孟子就进一步提出明确的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其次就是爱国思想。宣公二年，宋与郑战于大棘，主将华元因得罪了御者羊斟，羊斟故意驾车冲入敌阵，以致为郑所擒，宋师大败。作者对羊斟严厉地谴责说：
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
这里，作者的爱憎感情是十分明显的。僖公三十三年，叙弦高遇秦师侵郑，一面冒充犒师，表示郑国已得情报，作为缓兵之计；一面驰传报急，因而保全郑国。定公四年，叙申包胥乞师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绝声，勺饮不入口。秦国终于出兵，败吴复楚，实现了过去的诺言。哀公十一年，鲁与齐战，冉求很勇敢，童子汪锜战死，都受到孔子的表扬。《左传》中有意识地记载这些动人的事件，也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当然，不消说，包括作者在内，他们无论如何对国家的真正概念是不能理解的，他们的爱国行动是和忠君的封建道德分不开的。申包胥逃赏时说“吾为君也”。但他们的坚强智勇的行动，在客观上对于抵抗侵略，保卫祖国和人民则起了重大的作用。
《左传》文章的特点首先是人物描写异常生动。它的描写方法往往是通过一个人的语言和行动，用简单的笔墨勾画出来，使那人物的形象就如在目前。书中着重写了几个霸主、大政治家如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管仲、子产、晏婴等，必须从许多叙述中全面来看，这些大人物的全貌几乎都显现出来。限于时间，现在暂且不提，以后再说。只谈谈下面几个例子：例如僖公三十三年，叙秦晋殽之战，描写了不少人物，特别是先轸的形象最突出。当晋人讨论截击秦兵的时候，栾枝以为秦穆公曾帮助文公返国，恩惠尚未报答。今若伐秦师，岂不是因文公已死，就背弃先君，忘恩负义吗?先轸说：“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施去声，读如异。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后来襄公以文嬴之请，释放三帅。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这里前者描写先轸的爽直性格，如闻其声，后者描写先轸出言不逊暴躁无礼的态度，如见其人。又如昭公元年，叙郑子皙、子南争婚的事：
郑徐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
又如定公三年写邾子之死一事：
邾子在门台，临廷，阍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见之，怒。阍曰：“夷射姑旋焉。”命执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废于炉炭，烂，遂卒。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庄公卞急而好洁，故及是。
一个过于急躁的形象俨然如在目前。至于成二年鞌之战，写齐高固一人徒步冲入晋师，“桀石以投人。擒之而乘其车，系桑木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余勇!’”一个轻浮骄傲的形象如在目前。哀公二年，写卫太子将战，“望见郑师众，太子惧，自投于车下。子良授太子绥而乘之。曰：‘妇人也!’”一个胆小怯懦的形象如在目前。如此之类，不能遍举。将来讲作品时，还是可以看到的。
其次，《左传》之文长于叙事。能将情节复杂的事件叙述得眉目清楚，条理井然。举其著者，如僖公十三至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又二十三至二十四年晋公子重耳出亡返国；又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又三十二至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又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襄公十八年，齐晋平阴之战；又二十一至二十三年栾盈入绛；又二十八年，庆封奔吴；昭公十二至十三年楚灵王乾谿之难；定公四至五年吴楚柏举之战；哀公十六年楚叶公讨白公之乱等篇，都是书中极其出色的叙记文。它们好象一座大建筑物，重楼复阁，画栋连云；但其中却有许多独立的小结构，小庭院；所以广厦千间，各成片段，而又四通八达，互有关联。例如邲之战，全文凡三千余字，是《左传》一篇最长的叙事文。其中包括晋楚交战的原因；晋诸帅意见分歧，号令不一；楚人对胜败的预测；双方对和战的谋议；双方互相挑战；两军的决战及其胜负；交战时的杂述；双方战后的措施——楚不筑京观而但祭河作庙以告成事，晋不罪荀林父而复其位：凡十四五段，其间人事的复杂，议论的纷纭，情况的变化，真是“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而楚军知己知彼，掌握主动，晋帅则“刚愎不仁，未肯用命”。胜败之机，未战之前，早已决定。而所有人物的性格、才干和器度都形象地表现出来。
如果说，《左传》所记的大事有如长江大河，层峦叠嶂，则其中短篇的记叙文却另有清泉碧涧、一丘一壑之胜。略举数例，如齐无知弑襄公庄公八年、楚子入蔡庄公十四年、鲁季友诛叔牙庄三十二、晋灵公不君宣公二年、郑子家弑灵公宣公四年等篇都是属于这一类。它们的特点是用简括的笔墨，勾画一个故事的轮廓，其间详细复杂的情节均可以想像得之。现举郑子家弑灵公事于下：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 “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
只从《左传》这段叙述看来，似乎很难相信：为了一件小事，所谓饮食细故，就会闹出那么大的乱子来。但试就这个故事本质看来，不难想像灵公和公子宋真是所谓君不君，臣不臣。作者仅仅写这件小事来概括他们平日相处的情况。即就这件生活琐事的描写，也是一段异常生动的文章。
再次，《左传》文章的另一特点是语言之美。春秋列国行人往来，交接邻国，最重辞令。所谓“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见襄二十五年。故孔子四科，言语居其一。正是因为政治生活的需要，所以当时一般贵族官僚，大抵都善于辞令。例如僖公四年，屈完当齐桓公夸耀诸侯的军威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他立即回答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由于屈完的不屈不挠，理直词顺，所以终于取得军前外交的胜利。又如僖公三十年烛之武对秦穆公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他用事势必然之理来打动秦伯，句句中肯，语语破的，利害相权，秦兵就非撤退不可。秦国撤兵，晋国也就不愿单独对郑了。又如襄公十五年载宋子罕辞玉一事：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襄十五年》：师慧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必无人焉故也。子罕闻之，固请而归之。按此事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
此外如晋阴饴甥饴，音怡，又音寺，与耜同对秦伯僖公十五年，鲁展喜犒齐师二十六年，楚申叔时谏县陈宣公十一年，晋知罃对楚子成公三年，子产献捷于晋襄公二十五年，蔡声子复伍举二十六年以及书面的外交辞令郑子家告赵宣子文公十七年及晋吕相绝秦成十三年等篇，都是代表这方面的作品。以上这些记言文，不仅词句修饰，委婉动听，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力很强，所以都能收到出使专对、论事进谏的效果。刘知幾谓这些是“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作者不过编次而已。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但亦未必尽然，加工剪裁和润色使之更婉曲、更有文采，那是必然的事。
《左传》语言之美还有简练生动、富于形象性的一面。略举一些例子来看：
（一）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闵二
（二）室如悬磬，野无春草。僖二十六
（三）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宣十二
（四）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宣十二
（五）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色变。禁之，不可。公怒，归之。僖三
（六）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成十七，简练例
（七）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 襄三十一
（八）子西曰：“胜如卵，余翼而长之。”哀十六
此段补论：春秋战国之交的语言与口语接近，所以较前浅显生动。《论》、《孟》、《左传》、诸子皆如此。作者的语言多从生活实际中来，因为他们与人民较多接触。注2
但《左传》中糟粕很多，作者是封建时代历史家，他的历史著作不可能不为封建阶级服务，常常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评论，宣传封建伦理思想、等级观念，如赞扬颍考叔为“纯孝”，石碏为“纯臣”，董狐为“良史”，以及所谓“六逆”、“六顺”等。作者一面对天命鬼神常抱怀疑态度，一面又多记鬼神、梦卜、妖怪等迷信之事。前人评它其失也诬。孔子说：“文胜质则史。”可见历史著作向来是注重文采的。但《左传》的作者有时为了追求文胜，对于历史记载未免失实例如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事，所以前人又评《左氏》浮夸。无论从历史或文学方面看，这些都是《左传》严重的缺点。反映人民的斗争活动不够，也是缺点之一。
《左传》文章对于后世的历史著作和古典散文的写作是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的。首先是直书无隐的精神一直为后世“良史”所继承，成为历史家古文家撰著的原则。司马迁著《史记》，多采用《左传》为资料，它的人物传记及论赞都是从《左传》中学习得来的。《史记》中描写战争，记载遗闻佚事及歌谣谚语，也是受到《左传》的启示。司马迁以后的历史家，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几乎没有不爱好《左传》的，他们的著作也几乎没有不借鉴《左传》的。——特别是写作技巧方面，获得很多有益的经验。
五 《左传》研究法
首先将《左传》全书读得相当熟，基本上对文义都能理解，然后各就专业之所习及学力之所至，从另外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学习研究。
一、易编年为纪事
例如马骕《左传事纬》十二卷篇目一百有八
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坊行者为宋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五卷，不如高书
二、易编年为列传
例如刘节《春秋列传》五卷刘节，字介夫，大庾人，明弘治进士
按宋人王当已有《春秋列国诸臣传》五十一卷。所传诸臣皆本《左氏》。有见于他书者则附其末，系之以赞。其书已佚。见《书录解题》。
三、易编年为国纪
例如《国语》、《史记·世家》
孙范《春秋左传分国纪事》二十二卷孙范，明末人，见《经义考》206
按宋徐得之著《春秋左氏国纪》二十卷见《宋志》，已佚易《左传》编年之体为国纪、列传及纪事本末，类聚贯串，其法至善。
苟扩其范围，详其条例，先定若干门类为研究的对象，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的许多项目，然后将全书打散归纳，再取先秦有关诸书互相印证，对研究文史必有裨益。例如天文、历法、地理、官制、兵法、人名、文学等，均可作独立专题研究。前人于此著作甚多，如：
一、天文历法。杜预《春秋长历》、陈原耀《春秋长历》、姚文田《春秋经传朔闰表》……
二、地理。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理考实》、程廷祚《春秋地名辨异》……
三、官制。程廷祚《春秋职官考略》、沈淑《左传职官》、李调元《左传官名考》。
四、兵法。陈禹谟《左氏兵略》、徐经《左氏兵法》、魏禧《左氏传兵法兵谋》等。
五、名字。程廷祚《左传人名辨异》、王士濂《左传同名汇纪》、又《左女汇纪》、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俞樾有补有驳）、胡之玉等。
六、文学。方苞《左传义法举要》、徐经《左传歌谣》、孙国仁《左传赋诗义证》、劳孝舆《春秋诗话》、宋胡之质《左氏摘奇》、徐经《左氏精语》等。
我们还可以考虑多设项目来研究，如春秋田赋兵制，《左传》、《国语》比较，神怪故事，人物传说，外交辞令等，或别立名目，或在前人著作基础上增补其不足。
补论
曾镛曰，朱子谓《左传》之文有纵横意思，又谓《左传》是秦时文字，窃未敢谓然也。以文而论，《左氏》艳而富，昔人既言之，而其辞气从容温雅，视战国之文，两不相欠侔，若其所叙列国会盟侵伐，或仗信义，或仗诈谋，自皆是当时实录，非《左氏》自为之，至于春秋之末，事势自渐近战国，亦非《左氏》之文然也。观《左氏传》中多列《易》、《诗》、《书》、《礼》、《乐》之文以论是非，于经盖无不通……而《左氏传》中凡以论春秋成败得失之宗旨，此皆纵横者流所窃笑为迂阔之言，而不屑言者也。
钱锜曰，《左传》之作，汉儒相传为左丘明，其时代则刘歆、班固皆以为与孔子同时，然不明言为孔子弟子，惟杜预序以为受经于仲尼，而朱子则谓楚左史倚相之后，郝仲舆则谓出三晋辞人之手。以今考之，左氏虽非孔子弟子，必为鲁史官，而受学于孔氏诸贤，盖《春秋》藏于鲁太史，未必远播楚与三晋，况圣学之传，多在齐鲁，其为鲁人无疑。其续经至孔子卒，以示尊圣，又多述夫子论断，若克己复礼、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之为仁，皆能证为古语，必实闻孔子绪论，于子贡、季路、冉有诸贤，亦时寓尊崇之意，其为受学于孔门弟子又无疑。惟左丘明之名见于《论语》，孔子称名相比，其人似在孔子之前。总之，古人著书，非如后人之自署姓名，作《传》者是否为左丘明，盖不可知，而书之名左氏传，必相传无讹，古者左史记动，右史记言，作传者殆世为左史之宫者与。
此据竹添光鸿《左传会笺》“总论”引日本安井衡曰，《四库全书提要》以《左氏》所载论断占筮无不征验，为从后傅合之，而汪中释疑亦以天道、鬼神、灾祥、占筮、梦为职所掌，是皆不然。左氏通儒，见微知著，见论断占筮理势必然，而有足以为戒劝者则载之，否则不载，所以必有征验也。不尔，二百四十二年间，论断占筮岂止于左氏所载哉。可见其理势未尽者弃而不载也。先王以神道设教，天道、鬼神、卜筮，最其所重，梦虽不足凭，亦有时而验焉。朕卜袭朕梦，武王尝以誓众，故《周礼》亦设占梦之官。至于灾祥《春秋》亦谨而书之，不独《左氏》也。夫先王重之，时人奉之，其见于事而发于言者必多。史，记事者也。既已发于言行，不得不从而书之。记事之体宜然。非以其职掌五者书之也。但从事直书，而善恶得失自见，乃史之职也。纪事终于智伯，提要以为后人所续，而未言其所以续焉。案获麟之后，《左氏》续经至于哀十六年孔丘卒，以终仲尼所以修《春秋》以垂教于后世之意，十七年后引传至于二十七年公如越，以终十四年前所载贤哲之言，而独襄二十九年吴季札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之言未终，智伯亡而三家分晋之形成矣。传载其亡者，以终季札之言也。后儒不达左氏《左传》之例，或以为战国间阿赵氏者所为，浅乎其视《左氏》也。古人传师学者，续成其师之说，不改名其所续，《尔雅》及《管》、《孟》、《庄》之属皆然，不得以此并疑原著之人矣。况智伯之亡，在春秋后二十七年，又二十八年韩赵魏灭晋，始列为诸侯，而魏文侯师事子夏，及其丧明，曾子往吊之，则孔门诸子，多及于战国之时矣。左氏或及见智伯之亡而亲书之，亦未可知。按安井衡字仲平，著有《管子纂诂》，竹添光鸿尝师事之。见俞樾《竹添氏左传会笺序》。
洙兰泰曰，郑渔仲言左氏楚人，故其书多楚语。余检前编，见仁山之说有云，《左氏》所记，惟晋楚为详，良以晋《乘》楚《梼杌》二书与《春秋》并行，左氏有所依据而为之也。善哉言乎。可以释渔仲之疑矣。大列邦之中唯楚与吴越之言语各异，故子元入郑，楚言而出，出公自吴反效夷言，皆见于书矣。吴越无史，惟楚有之，左氏用其文，安得不有楚语，未可执此而并诬其人也。尤悔庵云，传记韩魏智伯之事及赵襄子之谥，计自获麟至襄公卒已八十年矣，岂有夫子殁后七十八年左氏犹能著书者乎。案悔庵断左氏为六国时人，而以智伯等事为之证，夫左氏为孔门弟子，见于传记者不一而足，世掌国史，以官为氏，何得以为六国时人乎。故以智伯事明之，荀瑶帅师围郑，载在悼之四年，文止一条，居于全传之末，其实《左传》一书，补《经》至孔子卒而止，补《传》至哀公亡而止，未及悼公之立也。元二三皆无一言之记，何有于四年之一条，窃意《左氏》正史而后，必有私记未成之书，所载尚不止此。惟三家分晋，为春秋后一大事，而伐郑之役，实四族构难之先驱，灭智之举即三卿分晋之小试，后之弟子重其师说，摘以附于全《传》之终也欤。观其称犹从赵孟，其为《左氏》之正史无嫌，若衰子由是惎智伯遂丧之，智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数句，则另是一事，其说甚长。约略带叙于此者，乃后人增益以终《左氏》之意，非正文也。不然，数千年中，何漫无记载，而独标此一事，即此一事，何以尽遗其本末，而仅毕以数言，此可一览而得其情者。尤氏乃拘于襄子之一谥，而议及全《传》之后先，不几于寸木岑楼之易位哉。即其所谓八十年者，亦失考矣。自获麟之年，计至无恤之卒，五十加六七耳，悼十四年而智氏亡，左氏犹及见之，惟至赵籍分晋，列于诸侯，是为纲目之始，乃得七十有八，何与襄子事耶。虽然此犹据事而言，未及其文也。春秋之文与战国之文，不啻泾渭菽麦之易辨，悔庵不于此一言，何也。见竹添氏《会笺》“总论”引。
一九六四年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