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将要和一八九八年（民国元年前十四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年了。因为一八九八年是中国第一部文法书出版的一年，而一九三二年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书出版的一年。
中国人说了几百万年的话，并且作了几千年的文，可是一竟并不曾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文法。直到一八九八年，马建忠先生底《马氏文通》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古话文的文法书。这件事，是孙中山先生曾经拿它来证明他底行易知难的学说的。
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修了几百万年的辞，并且在作文的时候，也已经修了几千年的辞，可是一竟并不曾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修辞学。直到一九三二年，陈望道先生底《修辞学发凡》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这件事，同样地可以拿它来证明孙中山先生行易知难的学说。
在《马氏文通》出来以前，诚然已经有了许多合文法有关的书。例如明代卢以纬氏底《助语辞》〔附注〕 ，清代王济师氏底《虚字启蒙》，袁仁林氏底《虚字说》，刘淇氏底《助字辨略》，王引之氏底《经传释词》，张文炳氏底《虚字注释》之类；而且一八六九年（民国元年前四十三年，清同治八年）更有了美国人高第丕氏和中国人张儒珍氏共著的《文学书官话》，是一部正式的今话文文法书。但是以前的那些，固然是不成系统，不能称为文法，而且都是仅仅说明古话文底虚字助字之类的；而《文学书官话》，又仅仅短期地流行于外国人社会和基督教社会间，现在差不多已经不存在了。所以《马氏文通》实在是中国有系统的古话文文法书——虽然只是古话文的——底第一部。
在《修辞学发凡》出来以前，诚然已经有了许多合修辞有关的书。例如六朝梁代刘勰氏底《文心雕龙》，宋代陈骙氏底《文则》，元代王构氏底《修辞鉴衡》，陈绎曾氏底《文说》等，以及宋以后的各种诗话、文话、词话、曲话、论文专著和各家集中与人论文书之类；而且近来更有如唐钺氏底《修辞格》，王易氏底《修辞学》，董鲁安氏底《修辞学讲义》，张弓氏底《中国修辞学》，薛祥绥氏底《修辞学》等，都是比较正式的修辞学书。但是以前的那些，固然是不成系统，不能称为修辞学；而《修辞格》……一类的书，又不是挂漏不全，或是专举古话文的例证，便是专门贩运外国文上所有的辞格，而不曾把中国各种修辞现象做过归纳工夫的。所以《修辞学发凡》，实在是中国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底第一部。
以上拿《修辞学发凡》和《马氏文通》相比，是只就有系统的一点上说；其实，《修辞学发凡》底价值，可以说是超过于《马氏文通》的。孙中山先生对于《马氏文通》的批评说：
中国向无文法之学……自《马氏文通》出后，中国学者乃始知有是学。马氏自称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而后成此书。然审其为用，不过证明中国古人之文章，无不暗合于文法；而文法之学，为中国学者求速成图进步不可少者而已。虽足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不能为初学者之津梁也。继马氏之后所出之文法书，虽为初学而作，惜作者于此多犹未窥三昧，讹误不免；且全引古人文章为证，而不及今时通用语言，仍非通晓作文者不能领略也。——《孙文学说》第三章。
可见马氏只是证明古话文无不暗合于文法，而不引今话文为证，是他底大缺点。现在陈先生底《修辞学发凡》，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而后成此书，是和马氏相同的；而书中既引古人文章为证，并及今时通用语言，不但可以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且可以为初学者之津梁。换句话说，他不但用今话文写述，而且关于各种辞格所引的例证，也是古话文今话文兼收并蓄——这在董鲁安氏底《修辞学讲义》上，虽然也有今话文的引例，但是他对于辞格，是很简略的。在这一点上，却是有超过于《马氏文通》底价值的。
至于陈先生底著成此书，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这是我在这十余年中所目睹的。这十余年来，他底生活，是终年忙碌于教室讲台黑板粉笔间的生活。但是他一面忙碌着，一面就利用早上晚间以及星期的余暇，做这对于修辞学勤求探讨的工夫。往往为了处理一种辞格，搜求一个例证，整夜地不睡觉；有时候，从一种笔记书上发现了引用的可以做例证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因为要明白它底上下文，或者要证明著者所引的有没有错误，于是去根寻它所从出的原书。如果手头没有这种原书，他就向书肆或各处图书馆中去搜求；有可借处便借，没有可借处便只能买。要是此书是一部大部头的书，或者是在某种丛书中而不能抽买的，他也不惜重价，仅仅为了一个例证，而把全部书买了来。到了借无可借买无可买的时候，他还要向相识的友人，多方面地探询，一定要达到搜求到此书的目的为止。这样的勤求探讨的工夫，真是可以使人家钦佩的。此书在这十余年来，因为见解的进步，已经把稿子换了好几遍。最近一年来，更因为要努力完成此书的缘故，把一切教室讲台黑板粉笔间的忙碌生活，都摆脱了；专心致志地从头整理写述此书的稿子；结果是不但辞格底纲领组织和旧稿不同，就是关于修辞学的根本观念，也和旧稿不同，完全换了以语言为本位。只消看了他上册底五篇文字——尤其是第二篇，便可知道。我想有些不明白的人，看了这第二篇，或许以为这和修辞学有什么关系。因为像前面所举的各种关于修辞学的书，从来没有这样说法的，所以一般人难免少见多怪。不知道这正是此书底特点。
我是一个学殖荒落，而且对于修辞学只能一知半解的人，实在不配作此书的序；并且近来又因为害了很沉重的病，已经在床席间辗转困卧了半年有余，到现在还不曾恢复健康，不能作比较深沉的构思，比较久长的执笔。但是因为和陈先生笃厚的友谊，和十几年来眼见他对于此书勤求探讨的苦功，以及此书在中国文学史上价值底崇高，位置底重要，当它将要出版的时候，不能不说几句话。因此，在病枕上陆陆续续地口授儿子炳震胡乱地写成了这一点。
知道这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将要出版，固然使我病中欢喜；使我得于病中在这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上说几句话，尤其是我底荣幸了。
最后，还有可以附带提及的，陈先生在十年前曾经著有《作文法讲义》一书，在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这也是中国有系统的作文法书底第一部。
一九三二年元旦刘大白在杭州
〔附注〕 关于卢以纬氏的文法著作，大白先生早就提到《助语辞》，我们年来略事收集，并承朋友们帮助摄影、抄录，已经得到四种本子。其中三种都是以“助语辞”为名：（1）明代出版的《新刻助语辞》，见胡文焕编的《格致丛书》，书前有万历壬辰年（公元一五九二年）胡文焕氏《助语辞序》；（2）清代出版的《音释助语辞补义》，康熙丁卯年（公元一六八七年）版，也录胡文焕氏《助语辞序》；（3）日本出版的《重订冠解助语辞》，享保丁酉年（公元一七一七年）版，也录胡文焕氏《助语辞序》。这些名为“助语辞”的书，都是卢氏原著的改编本，书前标有“东嘉卢以纬允武著”或“原著”字样，但都不曾序说原著的经历，无从知道原著成书的年月，等等。另外一种，书名《语助》，书的本文也比《助语辞》多了一页，见于《奚囊广要》丛书。这种本子较为罕见，我们最近才看到它的摄制本和北京图书馆收藏原本。这种本子前面有元泰定元年（公元一三二四年）胡长孺氏《语助序》，这就使我们对于原著的经历有了更为充分的了解，知道原著成书的年月为元代，原著的原名为“语助”。原著的原名为“语助”，就在各改编本里也还可以看到痕迹，如各改编本在《语助》原来用“语助”字眼的地方还是都用“语助”字眼，只有《音释助语辞补义》偶有一二处，如在“云”字“已”字的诠释文中改用“助语”字样。根据这些事实，我们需要考虑决定采用元代卢以纬氏著作《语助》的新说法来代替明代卢以纬氏著作《助语辞》的老说法。《语助》一书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我国讲究汉语文虚字用法的最早的专著。——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陈望道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