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家记法师年岁互有矛盾
《慈恩传》五卷，为慧立未定稿。立卒后，其稿散佚，至彦惊乃搜辑本文析为十卷。故史料犹是，然错综笺补，已非慧立昔时之旧。以此传与他传校，牴牾恒有；以此传前后互校，矛盾亦复不免。其显而易见者：如武德五年法师年满二十，贞观三年年二十六，显庆五年年六十五之类，试一推算，即知其说之讹。欲舍此传而从他传，其各自矛盾亦如是：如《续高僧传》之《玄奘传》，及冥详之《法师行状》，既谓武德五年为二十一岁；又谓贞观三年为二十九岁；《续传》更谓麟德元年为六十五岁：皆自相矛盾者也。盖诸师撰传时，各据所闻，并未预先制为年表月表，而后系以事实，故有此误。
六十九岁与五十六岁说不足据
惟刘轲以居士于法师寂后一百七十余年，撰《法师塔铭》，为避免矛盾计，芟夷武德、贞观时一切年岁，独标法师寂年为六十九。（近时梁任公即取其说，见本年《东方杂志》第七号）溯其所根据，盖即根据本传显庆五年条下之六十五岁，而推算麟德元年为六十九也。然何解于诸家武德五年二十一岁之说耶？如是孤证，殊不足据。欲得此事真谛，应在释门诸说中求一统一之说，区区门外人一语，不能征信也。《旧唐书·玄奘传》谓：法师显庆六年卒，年五十六，尤谬。梁任公谓显庆无六年，亦非；显庆六年三月朔，始改元龙朔也。
六十三岁之精确，六十五岁之讹误
今校本于法师寂年，特取六十三岁，至为审慎。盖综合诸家记载，惟武德五年满二十岁，即二十一岁，及麟德元年寂之说，唯能统一；校者即根据此说，推算为六十三，而又与《行状》合也。至本传显庆五年条下行年六十五之言，《续传》、《行状》均系于麟德元年条下，校者据此定本传为误系，而又据《行状》及武德五年二十一岁推算，定本传与《续传》之五字为三字之讹。吾尝取诸说参互考订，而知其说之不苟。假使迁就六十五岁说，则必将诸家统一之武德五年二十一岁说全数推翻，乌乎可？
本传贞观三年年二十六误，三年不误
惟本传于贞观三年条下著年二十六，据武德五年二十一岁推算，应为年二十八之讹；今校本反据年二十六，谓三年为元年之误，是则大惑也。夫法师年寿，据诸家记载，极调和统一之难，既如前述；犹幸“贞观三年出游，贞观十九年归京，中间十有七年”，其说尚能统一。今乃欲迁就元年二十六岁之说，遽断“三”字为讹。夫元年之说，本出法师请御制经序表，见《广弘明集》第二十二，然据吾所考证，三年说必不可推翻，元年说必不能成立也。试将主张元年说最力之诸说条辨之。（说见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
法师非因霜俭出关
将谓法师之出关，系因霜俭，据《唐书》惟贞观元年有霜害，以是改为元年耶？霜俭之说，出于《续传》，《开元录》特袭其成文，法师自著之《西域记》，亦无是说。据本传则法师之出关，迭被留难：一阻于凉州，再阻于瓜州，三阻于一烽，四阻于四烽；若果如《续传》所云“奉勅道俗随丰四出”，何至被阻若是？且法师在于阗上表，明谓冒越宪章私往；在洛阳谒帝，又明请专擅私行之罪，则霜俭之说，岂尽足据？不得以此改为元年也。
贞观三年亦有霜害
然即舍冒禁说而从霜俭说，亦不得改为元年。何也？则以贞观元二三年皆有霜害也。今徒据两《唐书》本纪，谓贞观元二年有霜害，贞观三年无霜害，此未检《新书·五行志》者也。《新书·五行志》（卷三十六）霜之条下，大书“贞观元年秋，霜杀稼”，又书“三年北边霜杀稼”，谁谓贞观三年无霜害耶？魏征《十渐疏）曰：“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千”，是也。（《全唐文》一四〇）不得以此改为元年也。（嘉庆本《贞观政要》卷一，有贞观三年关中丰熟语，“三”字误，据卷二贞观三年诏关中免二年租税条可证；又据《册府元龟》一四四，贞观三年六月求言诏，有关辅之地，迎年不稔语可证。）
叶护可汗系元年被杀，元年出游不能见叶护
将谓三年出游，即不能见叶护可汗，据《通鉴》叶护之被杀，系在二年耶？《通鉴》之语，本诸《通典》。《通典》卷一九九，明谓贞观元年叶护为其伯父所杀；《旧唐书·西突厥传》（卷一九四下）因之，《太平寰宇记》（卷一九七）亦因之，无二年被杀说也。自《通鉴》据《通典》所载，割裂原文，分隶于元二四年之末，而叶护之被杀，遂如在二年，其实《通典》、《旧唐书》之文，完全具在，可覆按也。倘犹以《通典》所载为未足，则有《册府元龟》在。《册府元龟》九七四，大书“贞观元年西突厥统叶护为伯父所杀”也。《册府元龟》书唐事，多据实录，按事按年排纂，与《新唐书》等之调弄笔墨者不同，其史料最为忠实。若《新唐书·西突厥传》，则削去叶护被杀之年矣。《新唐书纠谬》所谓“当书而反阙”者此也。叶护既系元年被杀，则不独三年出游不能见叶护，即元年出游亦何能见叶护？然则元年说果不能成立也。
《新唐书》二年叶护死之说与《通鉴》矛盾
将据《新唐书·薛延陀传》有“贞观二年叶护死”之言，以证《通鉴》之无误耶？则请问《新唐书》此语为何而发？《新唐书》此语盖为薛延陀夷男之附突厥颉利发也。夷男之附颉利，是否在贞观二年，请还质之《通鉴》。今将二书全文比较如下：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曰：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白霫在郁督军山者，东附始毕可汗。乙失钵在金山者，西役叶护可汗。贞观二年叶护死，其国乱。乙失钵孙曰夷男，率部帐七万，附颉利可汗。
《通鉴》贞观元年条下曰：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始毕可汗。统叶护可汗势衰，乙失钵之孙夷男，帅部落七万余家，附于颉利可汗。
此等记载，夫人皆知其同出一源，同据一书，而互有增损者也。《新唐书》所记，与《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同。而贞观二年四字，《通鉴》无有，盖删之也。《通鉴》何以删此四字？据《通鉴考异》卷十曰：“《旧·铁勒传》云贞观二年叶护可汗死，其国大乱，夷男始附于颉利。按《突厥传》元年薛延陀已叛颉利（《唐会要》九四北突厥条、《册府》九六七铁勒条，作二年），……安得二年始附颉利乎？”此《通鉴》所以删去贞观二年四字，而特叙其事于元年之下也。夫夷男之附颉利，系因叶护已死，此两《唐书》说也。夷男之附颉利，不在贞观二年，此《通鉴》说也。叶护之死既与夷男之附颉利同不在二年（二年夷男已叛颉利），则两《唐书》误也。《通鉴》既叙夷男之附颉利于元年矣，而叶护之被杀，仍系于二年，则《通鉴》误也。循环互勘，二说皆有讹误，《纠谬》所谓“年月时世差互”者此也。则叶护二年被杀说仍不能成立也。
法师所见之叶护是肆叶护非统叶护
夫元年出游既不能见叶护矣，三年出游更何能见叶护？是又不然。元年被杀者统叶护，法师所见者统叶护之子肆叶护也。《通典》一九九曰：“贞观元年，……时统叶护自负其强，无恩于国，部落咸怨，……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是为莫贺咄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附，……时统叶护之子咥利特勒……亡在康居，泥孰遂迎而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肆叶护可汗。连兵不息，俱遣使来朝，各请婚于我。太宗下许，讽令各保所部，无相征伐。……肆叶护既是旧主之子，为众心所归，其西面……二部豪帅多来附之，又兴兵以击莫贺咄，莫贺咄大败，遁于金山，国人乃奉肆叶护为大可汗。”《旧唐书》、《太平寰宇记》全袭其文，《通鉴》则分系于元二四年之末。
由此观之，贞观元年为统叶护被杀时代，贞观元二年为俟毗与肆叶护争立时代，贞观三四年为肆叶护统一西突厥时代；法师于三年秋出游，四年夏至素叶，所逢方事畋游戎马甚盛之叶护可汗，固少叶护非老叶护也。假定法师果元年出游，二年夏到素叶，则所见者正俟毗可汗。然是时俟毗方与肆叶护争国，素叶以西，皆附肆叶护，法师何能安然通过？惟三年以后，肆叶护既统一西突厥，故法师得西行无阻。此又元年说不能成立，三年说不可推翻之一铁证也。
《新唐书》贞观四年俟毗请婚事不确
将据《新唐书·西突厥传》“贞观四年俟毗可汗请婚，不许，诏曰，突厥方乱，君臣未定，何遽昏为”之条，以证四年时当国者为俟毗可汗耶？则又可据《旧唐书》、《通鉴》以证其说之不确。盖“君臣未定，何遽婚为”之语，《旧唐书》、《通鉴》皆载之，皆以此为对肆叶护共同之言，不单为俟毗而发；《通鉴》且系其事于二年之下也。则贞观四年四字，正《纠谬》所谓“宜削而反存”者也。
吾尝稽之《册府元龟》卷九七〇：武德九年三月、六月，均书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朝贡；贞观元年正月、十月，二年四月，三年十一月，则但书西突厥遣使朝贡，而不书可汗为何。以时考之，则元年正月一役，犹是统叶护当国；元年十月及二年四月两役，正两汗争立，各遣使请婚之时；三年十一月一役，则肆叶护统一之后也。自是四、五、六年，均不见西突厥来朝，则《新唐书》四年请婚之言，何自来耶？又《纠谬》所谓“以无为有”者也。
元年出游不能见李大亮
犹有一事，足证元年说断不能成立，则凉州都督李大亮何时到任，极有研究之价值也。据诸书记载，法师以八月首涂（于阗表作四月），则至迟九月中可到凉州；然元年九月，李大亮不能到任也。据两书《太宗纪》，元年四月，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伏诛；两书《幼良传》（《旧》卷六〇，《新》卷七八），或告王阴养士，诏遣宇文士及代为都督，并按其事：是元年四月以前，为凉州都督者长乐王幼良也。据两书《宇文士及传》（《旧》卷六三，《新》卷一百），太宗即位，代封伦为中书令，寻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后为殿中监；据《旧书·太宗纪》，宇文士及为殿中监，在元年九月辛酉：辛酉者九月十二，是元年九月以前，为凉州都督者宇文士及也。假令继士及者即为李大亮，然士及奉到诏书，至早需在十月，则李大亮之到任，至早亦需在十月后也。据《旧书·李大亮传》（卷六二）：大亮以贞观元年，由越州都督转交州都督，寻召拜太府卿，由为凉州都督。（《新书》卷九九《大亮传》同，而贞观元年改为贞观初，亦当书反阙也）一岁三迁：由越州而交州，由交州而内调，复出而凉州。东西南北之途，三月五月之任；无论如何，元年十月之凉州，不能有李大亮足迹也。则元年说终不能成立也。（照《新书·太宗纪》，宇文士及检校凉州都督在元年八月，《宰相表》亦然，与《幼良传》不合，此又《纠谬》所谓“纪志表传不相符合”者也。）
于阗表十七载之七字误，贞观三年之三字不误，如必欲保存于阗表之十有七载，则必需推翻《圣教序》及诸书之十有七载
元年说之动机，梁任公谓因法师在于阗上表，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载”等语，而疑法师之还于阒，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以此上推十七年，当为贞观元二年而非三年也。然吾以为苟有疑于于阗表，则当由贞观三年下推至贞观十八年，而疑十有七载之讹；不当由贞观十八年上推十有七年，而谓贞观三年为误也，因十有七载之说，不独见于于阗表，吾人少时临褚遂良或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此语即深印于脑中；而求其所谓十有七载者，系指贞观十九年归国而言。于阗上表时，何能有是语。是必原文有误（原文“四月私往”之四字亦疑误），或原文为十有六载，后人习见《圣教序》及诸书之十有七载而改之，而未计及其还到于阗与归京，先后几差一载也。如任公言，则是于阗表之十有七载无误，而《圣教序》及诸书之十有七载皆误也；因由贞观十九年上推至贞观元年，不止十有七载故。又如任公言，则须遍改诸书之三年，又须遍改诸书之十有七载，而仅留于阗表之十有七载也。其然，岂其然乎？吾故曰贞观三年出游说必不可推翻，元年出游说必不能成立也。至谓传中所记岁月，非满十六年有半之时日，不敷分配；则十七年中本有六闰，更事严覈，所差当无几矣。
附本传甲子纪误
本传所纪岁月，不易臆校。惟第六卷以下，月日差舛，尚易察觉。今校本全未注意，不无遗憾。曩读常州天宁寺本，曾以长术校之，发见差舛不少，并录如后，识者幸是正焉！
本传自卷六起，均以甲子纪日。卷六第六页丁卯，蒙上文当为六月，照传录当为五月。然贞观十九年六月五月均无丁卯，丁卯当为七月朔，则丁卯上应有“秋七月”三字。同页辛巳，七月十五也。若蒙上文而不加七月，则丁酉朔之六月，又何能有辛巳耶？此其一。
同页校注中有“《录》闰二月”云云，亦误。贞观二十年，闰三月非闰二月，日本缩刷《开元录》据丽本作闰三月，是也。宋元明本作闰二月，均误。
同卷第十页（常州本第九页）有六月庚辰。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庚戌朔，无庚辰，庚辰为七月朔，故此庚辰，非错简即误字。此其二。
卷七第三页，又有庚辰，蒙上文此庚辰亦为六月。然贞观二十二年六月既无庚辰，此庚辰当为七月朔，则同卷第五页“秋七月”三字，应在第三页庚辰之上。此其三。
同卷第十五页（常州本第十四页），夏五月乙卯，蒙上文当为永徽三年。然永徽三年五月丁巳朔，无乙卯，非同卷第十三页之三年有误，即此五月乙卯有误。此其四。
卷八第十八页，“三月庚申”，蒙上文当为显庆元年。然是年三月乙丑朔，无庚申，庚申当为二月二十六日也，以二月乙未朔故，则“三月”二字衍。此其五。
卷九第一页，“显庆元年春三月癸亥”，下文“甲子”。是年三月无癸亥，无甲子，癸亥为二月二十九日，甲子为二月三十日，则三月为二月之讹，第二页“乙丑”云云，乙丑三月朔也。则三月二字，应在乙丑上，第三页景寅云云，则三月二日也。此其六。
本传自卷九第五页（常州本第四页）四月八日起，改用数目纪日，不用甲子。然卷十第一页，忽又有“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云云，蒙上文元年当为显庆元年。然显庆元年八月癸巳朔非戊子，十九日亦非戊子，当有误。此其七。
卷十第四页，校注“《传》作未”云，未当作末。
法师寂后第二十一甲子六月，陈垣书于北京励耘书屋
* * *
[1] 本篇作于1924年6月，载于《东方杂志》第二一卷第十九号（1924年10月）。据原稿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