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辑本印行者有三本:一为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刊本。此本从《四库全书》定本出,不注《永乐大典》卷数,遇庙讳则改字,如玄作元,胤作允,卷九十六删南唐《郑玄素传》,此其特征也。南沙席氏、新会陈氏、武昌局、五洲同文局等各本,均由此出。老同文局本亦由此本重写影印,其书口称乾隆四年校刊者,估人之谬也。二为民国十年丰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此《四库全书》初写本也,每卷注《大典》卷数,庙讳缺笔而不改字,惟卷七十一脱《淳于晏传》,此其特征也。三为民国十四年吴兴刘氏刻甬东卢氏藏本。此本亦从四库馆原辑本出,大体与熊本同,其传写在殿本前,在熊本后,故《淳于晏传》已补入,而《郑玄素传》未删,此其特征也。最近涵芬楼百衲本即用刘本影印。

故老相传,殿本薛史,曾经改窜。熊、刘本出,余尝以校殿本,字句果有异同,最著者熊、刘本戎王二字,殿本悉改为契丹或契丹主,又尝以《册府元龟》校三本,异同之处尤多。其传写脱误,庙讳改字,及率意改窜者,余别有校记。其最可注意者,为胡虏夷狄等字,莫不改易或删除也。是不独殿本然,熊、刘本亦莫不然。初以为《册府》引薛史时所改窜,然《册府》例不改旧文;又以为《册府》所引有薛史与《实录》之殊,然《册府》数门同引一事者,其词句多同,即有不同,而胡虏夷狄等字并不改避:知非关《册府》所引《实录》之殊也。更以欧史及《通鉴》诸书校之,往往有欧史、《通鉴》与《册府》同,而与今辑本异者,知改窜实出自辑本。其改窜且不止一次,故有熊、刘本与殿本之殊。凡所改三本皆同者,纂辑时所改者也。殿本与熊、刘本异者,雕版时所改者也。殿本异而有挖补痕,或增删字句以就行款者,雕成后所改者也。第一次所改为总纂及纂修官之事,占十之六;第二第三次所改,为总校及分校官之事,占十之四,然发纵指示者恐仍在总裁也。一百五十年来,学者承诵引据,以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而孰料其改窜至于如此。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发其覆。熊、刘本与殿本同者不另著,著其异者。惜余所校未为该备,其辑本有而《册府》无,及《册府》载而辑本删者,尚无从校之也,然即此已可例其余矣。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 新会陈垣识于北平南官坊口寓庐

忌虏第一

卷三《梁太祖纪》:开平元年十月,先是帝欲亲征河东,命朝臣先赴洛都,至是缓其期。

《册府》卷一九七《朝会门》,作帝欲亲征北虏。今改。刘本误注《册府》卷一七九。

十九梁《氏叔琮传》:乃于军中选壮士二人,深目虬须,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县牧马于道间。蕃寇见之不疑,二人因杂其行间,俄而伺隙各擒一人而来。

《册府》三六七《机略门》,道间作道周,各擒一人作各擒一虏。

二一梁《霍存传》:复与晋军战于马牢川,始入为前锋,出则后拒,晋不敢逼。

《册府》三四六《佐命门》,作虏不敢逼。凡此所谓虏,皆指沙陀。

五二唐《李嗣昭传》:契丹三十万奄至,嗣昭从庄宗击之。敌骑围之数十重,良久不解。嗣昭号泣赴之,引三百骑横击重围,驰突出没者数十合,契丹退,翼庄宗而还。

《册府》三四七《佐命门》,作嗣昭从庄宗击虏于新城,阿保机在望都,庄宗深入,亲与虏斗,虏骑围之数十重。今删去数句,以避虏字。又重围原作虏围,契丹退原作虏退。此以后所谓虏,类指契丹。

五六唐《符存审传》:契丹犯燕蓟,郭崇韬奏曰,汴寇未平,继韬背叛,北边捍御,非存审不可。

《册府》三四七《佐命门》,作北边遮虏,非存审不可。今改。此纂辑时所改者也。

九五晋《皇甫遇传》:父武,流寓太原,尝为遮塞军使。

熊、刘本作遮虏军使,当是《大典》引薛史原文。殿本改,有挖补痕,此雕成后所改者也。卷二五《唐武皇纪》:乾符六年,武皇以一军南抵遮虏城。此遮虏未改。

六四唐《王晏球传》:王都据定州,契丹遣托诺率骑千余来援。晏球督厉军士,令短兵击贼。贼军大败于嘉山之下。俄而契丹首领特哩衮率勇骑五千至唐河,是时大雨,晏球出师逆战,特哩衮复败,追至易州,河水暴涨,所在陷没,俘获二千骑而还。契丹遂弱。

《册府》三六〇《立功门》,作契丹遣奚首领秃馁率虏千骑援都。晏球预督励士卒以待之,及贼虏至,一战败于嘉山之下。俄而契丹首领惕隐率虏骑五千来援都,是时大雨,虏至唐河,晏球出师逆战。与虏相遇,三战,惕隐大败,追至易州,河水暴涨,所在陷溺,获虏二千骑而还。虏势繇是援绝。此文删改甚多,皆为避虏字。

六七唐《卢程传》:豆卢革言及汉高临广武事,矢及于胸,绐云中足。程曰,此刘季失策。

《册府》三三六《强很门》,九四四《佻薄门》,均作绐云虏中吾足。《史记》、《汉书·高祖纪》,本作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此虏指项羽,今亦删避。

八二《晋少帝纪》:开运元年二月,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左武卫将军蔡行遇率数百骑赴之,遇伏兵于葭苇中。行遇为贼所执,锋镝重伤,不能乘马,坐畚中舁至幕帐。

《册府》四四四《陷没门》,作以城降虏;又幕帐作虏帐。

八四《晋少帝纪》末:行实自燕回,得延寿书,且言久陷边庭,愿归中国。

谓赵行实赵延寿也。《册府》九九八《奸诈门》,作久陷虏庭。欧史《契丹传》节此文,亦作陷虏思归。

八八晋《景延广传》:初高祖在位时,宣借杨光远骑兵数百,延广请下诏遣还,光远由此忿延广,怨朝廷,遣使泛海构衅。

《册府》四四六《生事门》,九三五《构患门》,均作泛海构虏。构虏谓勾结契丹,今改构衅,失其义。又遣还,原作追还,今误。

又少帝大骇,亲率六师,进驻澶渊,延广为上将。

《册府》九三五《构患门》,澶渊下尚有虏攻张从恩于邺下,又分众济汶阳黄河北津以趣荣丘,为我骑将皇甫遇李守真挫其锋,虏寻退,次攻澶渊等数句。今删。

八八晋《张希崇传》:天成初,契丹平州节度使卢文进南归,契丹主以希崇继其任,遣腹心总边骑三百以监之。希崇莅事数岁,契丹主渐加宠信。一日登郡楼,私自计曰,昔班仲升西戍,不敢擅还,以承诏故也,我今入关,断在胸臆,何恬于不测之地而自滞耶。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则善矣,如敌众何?希崇曰,俟明日首领至牙帐,则先擒之。契丹无统领,其党必散。且平州去王帐千余里,待报至征兵,逾旬方及此,则我等已入汉界深矣。

《册府》四〇五《识略门》,八七九《计策门》,边骑均作虏骑,不测之地均作不测之虏;契丹无统领均作虏无统摄;王帐均作虏帐,欧史、《通鉴》亦作虏帐。惟契丹主渐加宠信,《册府》四〇五作虏主,八七九作虏中。如敌众何,四〇五作虏众,八七九作虏卒。《册府》二卷不同者,非一引薛史一采《实录》之殊,即传写有异也。

八八晋《王庭允传》:先是契丹欲以王处直之子威为定州节度使,处直则庭允之叔祖也。处直为养子都所篡时,威北走契丹,契丹纳之。至是契丹遣使谕高祖,云欲使王威袭先人土地。

《册府》九九九《请求门》,作威北走虏廷,虏纳之,至是虏遣使云云。今改。王庭允《册府》作王廷裔,避宋讳;熊、刘本回改为王庭胤,缺末笔;殿本改作允。

八九晋《桑维翰传》:维翰疏,契丹强盛,中华之精甲利兵,悉归庐帐。

《册府》九九四《备御门》,作悉归虏北。

九八晋《赵德钧传》:又于阎沟筑垒,以戍兵守之,因名良乡县,以备寇钞。又于幽州东筑三河城,北接蓟州,颇为形胜之要。

《册府》四一〇《壁垒门》,以备寇钞,作自是稍息虏寇。又三河城句下,原有“以遏虏寇。三河接蓟州,有漕运之利。初聚工兴筑,虏骑遮我粮舡,云此我疆界,安得设板筑。德钧以礼责之,出师将击,虏乃退去。故城守坚完,到今为形胜之要”云云,凡五十余字。今悉删去。

一一四《周世宗纪》:显德元年二月,帝曰,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

《册府》五七《英断门》,狂谋下有诳惑人心,勾诱北虏二句。今删。

一一五《周世宗纪》:显德二年十一月,谕淮南州县诏,幸数朝之多事,与北境以交通,厚启兵端,诱为边患。

《册府》一二三《征讨门》,作与北虏而交通,又作厚启戎心。熊、刘本北虏改北境,与殿本同,此纂辑时所改者也。戎心熊、刘本仍原文,殿本改兵端,此雕版时所改者也。

一一九《周世宗纪》:显德六年五月,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边界城邑,皆望风而下。

《册府》四四《神武门》,一一八《亲征门》,均作虏界城邑,皆迎刃而下。

一二五周《冯晖传》:乃上章自陈,且言未老可用,而制书见遗。诏报云,非制书忽忘,实以朔方重地,蕃部窥边,非卿雄名,何以弹压。

《册府》三二三《机略门》,作杂虏窥边。

一二七周《卢文纪传》:兵革之后,宗社甫宁,外寇内侵,强臣在境。

《册府》三三五《不称门》,三三六《识暗门》,均作虏寇内侵。

一三七《契丹传》:天祐十三年八月,安巴坚率诸部号称百万,自麟胜陷振武,长驱云朔,北边大扰。庄宗赴援于代,其众方退。

《册府》九八七《征讨门》,作阿保机率诸部;又作庄宗赴援于代北,虏众方退。今删改。熊、刘本虏众作敌众,纂辑时改敌众,雕版时又改其众也。

忌胡第三

卷五三唐《李汉韶传》:会契丹侵北鄙,表令汉韶率师进讨,既而大破契丹,以功加检校右仆射。

《册府》卷三六〇《立功门》,三八七《褒异门》,均作大破胡寇。

五三唐《李存贤传》:时契丹强盛,城门之外,烽尘交警,一日数战。存贤性忠谨周慎,昼夜戒严,不遑寝食。

《册府》四三一《勤戎事门》,作城门之外,鞠为胡貊,援军自瓦桥关万众防卫,与胡骑一日数战。存贤晓夕警备,废寝与食。今删改,避胡貊、胡骑等字也。

六一唐《安重霸传》:重霸善悦人,好赂遗,时人目之为俊。

《册府》九三九《讥诮门》,作好赂遗君侧,人目之为傀胡。

九五晋《皇甫遇传》:杜知敏已为所获,遇谓彦超曰,知敏苍黄之中,以马授我,义也,安可使陷于贼中。遂与彦超跃马取知敏而还,敌骑壮之。

谓慕容彦超也。《册府》三七四《忠门》,作杜知敏已为虏所获,安可使陷戎贼中;三九六《勇敢门》,作杜知敏已为寇获,安可使陷于寇中。敌骑壮之,两卷均作胡骑。

九七晋《范延光传》:延光国之奸臣,若不羁縻,必北出塞,南入吴。

熊、刘本作必北走胡。殿本改,有挖补痕。欧史亦作北走胡。

九七晋《杨光远传》: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则北走契丹。

谓范延光也。《册府》一七九《姑息门》,作南走淮,北走越;惟四四九《专杀门》,四五五《贪黩门》,均作北走胡虏。

一〇二《汉隐帝纪》:乾祐二年正月制,北挫诸蕃,断其臂而折其脊。

《册府》九五《赦宥门》,作北挫群胡。

一一五《周世宗纪》:显德二年三月辛未,以李晏口为静安军。其军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夹胡卢河为垒。先是贝冀之境,密迩北疆,居常敌骑涉河而南,驰突往来,洞无阻碍,北鄙之地,民不安居。帝乃按图定策,遣许州节度使王彦超,曹州节度使韩通等领兵他徙。

《册府》九九四《备御门》,作辛未,改李晏口为静安军。先是河朔生灵,自晋汉已来,常为契丹所困,每胡兵入寇,洞无藩篱。帝甚悯之,而言事者以为梁冀之间有胡卢河,东西横亘数百里,然其堤岸非峻,不能扼胡骑之奔突。帝乃按图定策云云。今胡兵、胡骑悉删改。密迩北疆,熊、刘本作戎疆。

一一九《周世宗纪》:显德六年五月乙酉,是日先锋都指挥使张藏英,破契丹数百骑于瓦桥关,北攻下固安县。

《册府》四三五《献捷门》,作己酉,先锋都指挥使张藏英上言,败胡骑数百于瓦桥关北,兼攻下固安县。今改。己酉并误作乙酉。

一二五周《冯晖传》:初张希崇镇灵州,以久在蕃疆,颇究边事。数年之间,侵盗并息。

《册府》三九七《怀抚门》,作久在北蕃,颇究边事,能驾御河西胡虏。数年之间,侵盗并息。今删胡虏句;北蕃熊、刘本仍原文,殿本改蕃疆。

一三〇周《慕容彦超传》:彦超即汉高祖之同产弟也,尝冒姓阎氏,体黑麻面,故谓之阎昆仑。

《册府》八三五《丑陋门》,作体黑胡面。欧史作黑色胡髯。又安重荣小字铁胡,名犯周世宗讳,周人称为安铁胡。《册府》九五一《咎征门》,载安重荣为镇州节度使,清泰中,董温琪为镇帅,于城门各铸二铁人,虬髯拱立,以抱其关,众谓之铁胡。重荣未举兵前,东门忽陨一铁人头,不知其故,重荣心恶之云云。此事亦载欧史,疑是薛史原文,被辑本删去。附识于此。

一三七《契丹传》:十六日次于栾城县杀虎林之侧,时德光已得寒热疾数日矣,命部人赍酒脯祷于得疾之地。

开运四年四月十六日也。熊、刘本杀虎林作杀胡林,命部人作命胡人。殿本改。欧史、《通鉴》均作杀胡林。

忌汉第九

卷一〇〇《汉高祖纪》:天福十二年闰七月,禁造契丹样鞍辔器械服装。

《册府》卷一六〇《革弊门》,作天福十二年,左卫将军许敬迁奏:臣伏见天下鞍辔器械,并取契丹样装饰,以为美好,安有中国之人反效戎虏之俗,请下明诏毁弃,须依汉境旧仪。敕曰:近年中华兆人浮薄,不依汉礼,却慕胡风,果致狂戎来侵诸夏,应有契丹样鞍辔器械服装等,并令逐处禁断。今删,因汉境旧仪、汉礼等字刺目也。不刺目之汉字,如唐汉蕃汉,当然不避。

一一〇《周太祖纪》:汉乾祐三年,集三军将校谕之曰:予从微至著,辅佐国家,先皇登遐,亲受顾托。

《册府》八《创业门》,作予从微至著,披肝露胆,置立汉家宗社,先皇登遐,亲受顾托。今删披肝露胆二句,改为辅佐国家,因汉家宗社四字刺目也。

一二五周《王继宏传》:会契丹主死,汉祖趋洛,唐英遣使归款,汉祖大悦。

谓高唐英也。《册府》九四三《不谊门》,作会虏主死,唐英遣使归汉。今改。归汉何以讳?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初七日谕曰:据明瑞奏到李时升呈出永昌府檄缅甸文稿,中有数应归汉一语,实属舛谬。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何忽撰此归汉不经之语,妄行宣示,悖诞已极云云。归汉之讳或以此。

九八晋《张砺传》:砺为戎王翰林学士,开运末,与契丹居南松门之内。因密言曰,此人用法如此,岂能久处京师。

殿本无此文。熊、刘本引自《册府》七九六《先见门》,原作与虏居南松门之内;又作此胡用法如此,岂能久处汉地。熊、刘本不避戎王,然汉地二句,不敢不易。殿本全删去,刘本脱门字。

论曰:有清起自黑水,明季典籍,类多指斥之词,馆臣有所忌讳,宜也。五代去清八百年,其所谓虏,在梁则指沙陀,在唐、晋、汉、周则指契丹,与清何涉,何所庸忌讳?雍正十一年四月曾谕内阁曰: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者也。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谕旨略同。馆臣自应遵守。今薛史辑本之改窜,更甚于空白改写,其敬慎耶?其不敬之甚者耶?抑以为空白改写,终留痕迹,不若径将史文删改灭迹,可以免诏书之诘责耶?然亦安知后之人不能发其覆,岂非所谓欲盖弥彰也。且辑佚之体,与撰述殊科。如李延寿之《南、北史》,欧阳修之《新五代史》,自为一书,则索虏岛夷,随意易之可也。今乃辑佚,何能轻易其词?此义馆臣岂不知,然而仍效昔人改窜中秘书之故智,欲以一手掩尽天下目者,其视清朝之心实与明季诸人无异也。不过一则阳斥之,一则阴指之而已。呜呼!四库馆之开,清之据中国百三十年矣,士大夫之心理仍若此,此其故亦耐人寻思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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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收入《励耘书屋丛刻》,1937年12月刻。此时北平已沦陷,书中序论等均有所为而发,为防敌伪寻衅,故倒填年月作七月完成。此次加了标点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