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会喝酒的人是否可以从非某一家某一年的酒不喝,

进到只要是好酒都可以识出味道;

但是我相信学文艺者应该能从非某家某派诗不读,

做到只要是好诗都可以领略到滋味的地步。

拉丁文中有一句陈语:“谈到趣味无争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但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是如此,就是读者对于作者恐怕也没有旁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相信地球是方的或是泰山比一切的山都高,你可以和他争辩,可以用很精确的论证去说服他,但是如果他说《花月痕》比《浮生六记》高明,或是两汉以后无文章,你心里尽管不以他为然,口里最好不说,说也无从说起。遇到“自家人”,彼此相看一眼,心领神会就行了。

这番话显然带着一些印象派批评家的牙慧。事实上我们天天谈文学,在批评谁的作品好,谁的作品坏,文学上自然也有是非好丑,你欢喜坏的作品而不欢喜好的作品,这就显得你的趣味低下,还有什么话可说?这话谁也承认,但是难问题不在此,难问题在你以为丑他以为美,或者你以为美而他以为丑时,你如何能使他相信你而不相信他自己呢?或者进一步说,你如何能相信你自己一定是对呢?你说文艺上自然有一个好丑的标准,这个标准又如何可以定出来呢?从前文学批评家们有些人以为要取决于多数。以为经过长久时间淘汰而仍巍然独存,为多数人所欣赏的作品总是好的。相信这话的人太多,我不敢公开地怀疑,但是在我们至好的朋友中,我不妨说句良心话:我们至多能活到一百岁,到什么时候才能知道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或D.H.劳伦斯(D.H.Lawrence)值不值得读一读呢?从前批评家们也有人,例如阿诺德,以为最稳当的办法是拿古典名著做“试金石”,遇到新作品时,把它拿来在这块“试金石”上面擦一擦,硬度如果相仿佛,它一定是好的;如果擦了要脱皮,你就不用去理会它。但是这种办法究竟是把问题推远而并没有解决它,文学作品究竟不是石头,两篇相擦时,谁看见哪一篇“脱皮”呢?

“天下之口有同嗜”——但是也有例外。文学批评之难就难在此。如果依正统派,我们便要抹煞例外;如果依印象派,我们便要抹煞“天下之口有同嗜”。关于文学的嗜好,“例外”也并不可一笔勾销。在济慈(Keats)未死以前,嗜好他的诗的人是例外,在印象主义闹得很轰烈时,真正嗜好马拉美(Malarmé)的诗人还是例外,我相信现在真正欢喜T.S.艾略特(T.S.Eliot)的人恐怕也得列在例外。这些“例外”的人常自居élite(精英)之列,而实际上他们也往往真是élite。所谓“经过长久时间淘汰而仍巍然独存的”作品往往是先由这班“例外”的先生们捧出来的。

在正统派看,“天下之口有同嗜”一个公式之不可抹煞当更甚于“例外”之不可抹煞。他们总得喊要“标准”,喊要“普遍性”。他们自然也有正当道理。反正这场官司打不清,各个时代都有喊要标准的人,同时也都有信任主观嗜好的人。他们各有各的功劳,大家正用不着彼此瞧不起彼此。

文艺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可走。东边的景致只有面朝东走的人可以看见,西边的景致也只有面朝西走的人可以看见。向东走者听到向西走者称赞西边景致时觉其夸张,同时怜惜他没有看到东边景致美。向西走者看待向东走者也是如此。这都是常有的事,我们不必大惊小怪。理想的游览风景者是向东边走过之后能再回头向西走一走,把东西两边的风味都领略到。这种人才配估定东西两边的优劣。也许他以为日落的景致和日出的景致各有胜境,根本不同,用不着去强分优劣。

一个人不能同时走两条路,出发时只有一条路可走。从事文艺的人入手不能不偏,不能不依傍门户,不能不先培养一种偏狭的趣味。初喝酒的人对于白酒红酒种种酒都同样地爱喝,他一定不识酒味。到了识酒味时他的嗜好一定偏狭,非是某一家某一年的酒不能使他喝得畅快。学文艺也是如此,没有尝过某一种clique(流派)的训练和滋味的人总不免有些江湖气。我不知道会喝酒的人是否可以从非某一家某一年的酒不喝,进到只要是好酒都可以识出味道;但是我相信学文艺者应该能从非某家某派诗不读,做到只要是好诗都可以领略到滋味的地步。这就是说,学文艺的人入手虽不能不偏,后来却要能不偏,能凭空俯视一切门户派别,看出偏的弊病。

文学本来一国有一国的特殊的趣味,一时有一时的特殊的风尚。就西方诗说,拉丁民族的诗有为日耳曼民族所不能欣赏的境界,日耳曼民族的诗也有为非拉丁民族所能欣赏的境界。寝馈于古典派作品既久者对于浪漫派作品往往格格不入;寝馈于象征派既久者亦觉其他作品都索然无味。中国诗的风尚也是随时代变迁。汉魏六朝唐宋各有各的派别,各有各的信徒。明人论唐,清人尊宋,好高古者祖汉魏,喜妍艳者推重六朝和西昆。门户之见也往往很严。

但是门户之见可以范围初学而不足以羁縻大雅。读诗较广泛者常觉得自己的趣味时时在变迁中,久而久之,有如江湖游客,寻幽览胜,风雨晦明,川原海岳,各有妙境,吾人正不必以此所长,量彼所短,各派都有长短,取长弃短,才无偏蔽。古今的优劣实在不易下定评,古有古的趣味,今也有今的趣味。后人做不到“蒹葭苍苍”和“涉江采芙蓉”诸诗的境界,古人也做不到“空梁落燕泥”和“山山尽落晖”诸诗的境界。浑朴精妍原来是两种不同的趣味,我们不必强其同。

文艺上一时的风尚向来是靠不住的。在法国十七世纪新古典主义盛行时,十六世纪的诗被人指摘,体无完肤,到浪漫时代大家又觉得“七星派诗人”亦自有独到境界。在英国浪漫主义盛行时,学者都鄙视十七十八世纪的诗;现在浪漫的潮流平息了,大家又觉得从前被人鄙视的作品,亦自有不可磨灭处。个人的趣味演进亦往往如此。涉猎愈广博,偏见愈减少,趣味亦愈纯正。从浪漫派脱胎者到能见出古典派的妙处时,专在唐宋做工夫者到能欣赏六朝人作品时,笃好苏辛词者到能领略温李的情韵时,才算打通了诗的一关。好浪漫派而止于浪漫派者,或是好苏辛而止于苏辛者,终不免坐井观天,诬天渺小。

趣味无可争辩,但是可以修养。文艺批评不可抹视主观的私人的趣味,但是始终拘执一家之言者的趣味不足为凭。文艺自有是非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不是古典,不是“耐久”和“普及” [1] ,而是从极偏走到极不偏,能凭空俯视一切门户派别者的趣味;换句话说,文艺标准是修养出来的纯正的趣味。

(载1943年《我与文学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