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

中国文明的造形不但音乐,便一切日常人事与器具诸艺亦莫不依于大自然之意志与息,资于物之形而游于物之象,兴于物之意,故可以之为礼,而有人世。

先说中国的人,就是形躯的背后尚有象,故可以是天地人的人。中国的女人是有在女形背后的女人。中国的日用器皿如殷周以来的铜器漆器等,皆是会得了物之象,故能有如此多的形态变化。而且中国人与中国的东西都有一种疏散开展而强大有力,这疏散开展与强大,则是得了物之意,而通于大自然的意志者。中国人的常言、“凡事要留个有余不尽”,亦是会得这个意字,中国历史的长久,便是与大自然的意志同其无穷。

人世的时空有限而无限,有限时空是生于物形的,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时空,而无限时空则是生于物象与物意的。

中国的庭园,寻丈之地可以寄无穷之景,此即是空间在于庭院,不是庭院在于空间了。今日春晴,里巷草湿地润,日出在树,道旁人家院落中少妇在晒棉被,男人上班,小孩上学去了,午前闲静,惟闻鸡啼。只觉世上的日子好长,此即时间在于人世,不是人世在于时间。

此就是礼乐文明。

中国文明凡有形制的皆是礼,可说凡器皆是礼器,凡事皆是礼仪,器物与人事皆是有物之形,有物之象,有物之意的,其空间时间皆是有空义时义的。

凡器物人事有物之形,即是皆可以观。有物之象,即是皆可以群。(物形有隔,而物象则有相通,故可以群。)有物之意,即是皆可以兴。

凡器物人事有人世的时空,即未央宫的一片瓦亦可以颂千秋万岁。然则乐之德可以观、可以群、可以兴者,礼皆有之,乐之颂天地岁时人世长久,亦礼皆有之,何况乐之形制亦列于礼,乐记即收到礼记中,何必别言乐以与礼对,而曰礼乐乎?

事实是礼的形式太重了,又繁,物象与物意有时会被其物形所压倒,而至于停滞迂腐,此即成了末世礼弊。而乐则虽亦有形式,但是远为较轻较简,礼可说是知识的,而乐则直接是感,礼虽弊而形式尚在,不易感觉其堕落,而乐若堕落了,即流行起淫猥萎靡与躁妄之音,即刻可感觉到。

所以礼可伪,而乐难伪。

譬如红楼梦里荣宁二府很重礼,但自贾老太太一代,至贾政一代,再至贾珍贾蓉三代,礼的精神是大为差减了,然而表面看起来还是上下大小都规规矩矩的,荣宁二府的生活形式是礼教的,但大观园中贾宝玉林黛玉与众姑嫂丫鬟过的日子却是诗的、音乐的。贾珍贾蓉薛蟠等都是衣冠人物,此就是礼可伪,但他们在饮酒拈令讲到女人时就显出粗蠢与下流,此就是乐难伪。一部红楼梦,全靠有宝玉与众姑娘丫鬟并凤姐的风光,才有以老太太为中心的场面的礼仪之美。

所以乐不只是在于钟鼓,乐是在于自朝廷至于家常的器物与人事的礼仪的全面。乐是礼的精神。然而还是要有钟鼓之乐以与礼对。古诗“大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指校正宫商角征羽,而乐亦是所以校正礼之风格者。

譬如诗别于文,然而任何体裁的文都不可没有诗意,乐则别于礼,然而凡百形式的礼皆不可没有乐意。如诗则知乐。 孙文先生不作诗,而其讲演与文辞皆是现实的,则有可观;其言制度行事通于万物之象,则是可以群;读 孙先生之书使人想要革命,则是可以兴,此即都是诗的了。 孙先生的建国大纲像周官的是礼,而其性情则是乐的。如 孙先生定的礼服与国歌即是。

中国文明以礼为形体,以乐为性情,有性情则形态可以极美,不美的不能是礼。日本尚有习礼法,如习武道,我曾在小笠原道场得见,教师紫香先生,是女武者,其时已八十几岁,学的人一是防卫大学的男学生,又一是店铺的女会计,皆年轻。二人分别在广间榻榻米上练习,皆是穿的日本式白色浴衣,学进退跽起,学持物,是捧匕、鬯,动作简静,以息行之,冷天亦津津出汗,人变得非常的清淳,不带一点艳情而美到极点。我心里敬爱,只觉眼前的人如天如地。

又则是日本伊势迁宫的大礼。

伊势神宫每二十年一迁,新宫即近在境内,星空下四山森然,道旁瞻拜者数千人,踏正子时迁宫,神体是一面镜,施以步幛,神官皆古衣冠束带,执火把围随步幛行进,音乐好像只用笙。敕使前导,斋主是昭和天皇的第三皇女,王朝装束,捧圭走在神幛直前,那样的庄严肃穆,而新鲜朝气,使人想像周之祖先迁于歧山下。

今礼法成了特别的修业,如冈野的作陶是昔时大众日常用陶的残存,伊势迁宫更为希遇,其实倘能重兴礼乐之世,是自朝廷至于庶民的生活形式全面,风吹吹皆可以是这样美的。万民皆能,不必是习礼法者与神官。

而革命则知乐。

孙过庭书谱:“楷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则使转为形质,点画为性情。”此言可以譬礼乐,礼若干像楷书,乐则若干像草书,礼形质多于性情,乐性情多于形质。形质尚可摹,性情最难学,战后美国人多有学的日本茶道与插花的,但根本不是这回事。

中国史上,每乐失则礼弊,而乐失了兴则疲。孔子以诗说乐,诗之赋比兴,即亦是音乐的。那当然中国的诗,中国的乐;若西洋的诗与乐则根本是别一回事。诗最要紧的是一个兴字,中国历朝如西汉初唐北宋之诗便多是可以兴。明初高青邱之诗,清初王渔洋朱竹垞之诗亦有可以兴者。至如辽金元士人之诗,读了初不知其为何不好,再想想才知其是缺少一个兴字。诗弊即是意味着乐弊,诗与乐离开士人了。

宋儒不知乐。

儒言理,理是抽像的,不可以造形。又受佛教的影响学静,佛教否定动,所以佛教没有一个兴字。佛教有愿,宋儒之愿是希圣希贤,但愿不是兴。南宋尚诗有辛稼轩,乐有姜白石,但自士林皆归宋儒后,诗与乐遂皆离开士之手而转出在民间的小说与戏曲了。虽然亦曾有高青邱王渔洋朱竹垞,但比之初唐北宋的诗人可说是寂历孤花。儒有祭孔之礼,乐舞八佾,然而精神全非,只觉可厌。此岂古乐之罪,乃是这班儒者的做人根本没有了一个兴字。当年朱熹还讲易经,但不知一个兴字,也是枉然。

中国史上从来都是朝代将乱乐先衰,新朝将起乐先兴。历代新朝皆有郊天祭太庙与朝廷的新乐,乐可以兴,礼制遂亦都是有新意的了。

乐的兴是一代人的大志。五四运动的青年们所以天生的都是诗人,后来张爱玲读了五四的白话诗很赞叹,比如今看似成熟的新诗要好过一千倍。他们要打倒旧礼教就是因宋儒以来礼没有了兴。也不止是学生,清末民初是一般民间都有像要闻风兴起。征像是京戏大流行。京戏的前身是北曲与昆曲,明清士大夫家为之,民间则做地方戏。清季出来京戏,初时亦是在皇宫与贵族邸演唱,但随即在外面戏院里发展起来了。京戏有北方的嘹亮与江南的明艳,这两点特别合于民初民间人的心意。

彼时的人们都有新时代的明亮,喜爱新知识,对于时令节气、山川城郭市廛好敏感的,那是时代的青春,人们不分老少,皆如夜来春雨后路面的新湿。彼时的青年对男人讲尊重人格,尤其女人与贵气、聪明、美貌是同一语。人们都觉得有一个新的世界要开创。彼时江南如江浙一带,暑夜月下有井水处都唱起“孟姜女”来,使人想起往昔每天下将大乱时的童谣。 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与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的草稿即成于彼时,这些是建设新中国的礼制,而革命是兴。 孙先生说的唤起民众,是四方风动,要有此风。其后北伐,抗战,皆是此兴,可惜党工无此自觉,所以宣传不如人了。

佛教的愿不如兴。

四十八愿度众生,愿是有课题的,而兴则是尚未有课题的。基督教说的信望爱还与兴相近,但是望主再来,亦不如周文王的“望道而未之见”。李白诗:“登高山,望远海,六鳌骨已霜,三山今安在?”兴只是风吹花开的风。

宇宙万物与人,是大自然的意志与息所创造。而佛教否定创造。创世纪讲神造天地万物与人,错是不错,但是也不及中国的说是造化小儿。中国音乐的基调就是造化小儿的嬉戏。基督教信望爱的话亦是确有所见。依物形、物象、物意来说,是信在于物象,望在于物意,爱在于物形。我小时只觉得母亲永远是这个样子,没有年纪的,这就是见的母亲的形背后的象了。见了绝世的高人,“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便也是说的象,贾宝玉见了林黛玉,只觉得天地都在,自己也在,见了她就是三生石上的盟誓都在眼前了。见了她只觉人世什么都好,没有悭吝,什么都可以不担心了。这是见着她的真人了,没有再比这个是大信的。

物形背后有物象,那形才也可爱。贾宝玉与林黛玉的人性命相知,于是对她的形也爱,拿她的衣袖来闻闻也是好的。爱她的眉与说话时的口齿,爱她的身裁与穿戴。所以说信在象,爱在形。而于是你会想要做一桩大事,为了她。也不是为她,而是为了天下人。而于是想到千秋万世。这千秋万世就有个望字的意思在内了,像“登高山,望远海,六鳌骨已霜,三山今安在?金阙蓬莱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李白不是讥剌秦皇汉武,他是同感。

而这想要做的大事,其实是可比今天的好天气,做什么事情都可惜似的,这只有一个兴字最好。兴是意思满满的,子兮子兮,如此良辰何,只可以是来革命。

佛教与基督教都有好语,但是不及中国的言语更好。

佛教否定物之形,而说妙相妙色妙音声,此是肯定有空色之际的物之象,但是否定物形即错了。佛教又否定动,曰誓愿,是肯定意志。因为若无意志,便饮一口水动一动嘴亦不可能,人若无意志,细胞亦都死灭,大自然若无意志,宇宙都停止,万物都解体风化了。若无意志,便亦没有息,便亦没有涅槃,没有佛法僧三宝了。但佛教的妙相妙色妙音声及誓愿与现实的物形脱了节。凡宗教都有点脱落现实的物,故佛教没有一个亲字与爱字。

佛教说慈,基督教说爱,还不如和人家也吵架,对东西也生气的好。林黛玉与贾宝玉时常又吵架,从来的小说写恋爱没有像这样的。而晴雯则撕扇子,与彩云把贾环掷还给她的脂粉玩具抛于河水,都是对东西生气。正月访日本国学院大学理事长松尾先生,要我新春试笔,我写了四字:敌满天下。

说到望,大自然有意志,神约与望当然是不错的。日本也说神约。中国则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是望。佛教否定神约与望,其所谓誓愿非来从大自然的意志,单靠人的愿力,所以贫薄有哀意,称为大悲愿。但基督教说的神约与望也太确定了,不如中国人说的天道幽微难言,又说造化是顽皮小儿。

道原来像你所爱的女子,她十分肯了,亦说话不落实,每每又使你不能安心,这才是她的爱娇,而你也至诚。天道不连续而飞跃,每有惊险,所以有天幸,所以有人的跌荡自喜。宗教有神恩而非天幸,也不许有人的跌荡自喜。

世界上惟中国文明有大自然五基本法则的自觉,有物形、物象、物意这样简明的言语。而此即是礼乐之事。尤其讲到物意的“兴”字是乐边的事。

可是其他民族不能,而代之以宗教。

宗教是染色。譬如显微镜看切片的细胞,要滴上颜色,才可以分明看见。大自然是神无方而易无礼,宗教是把神来染色了,这才分明感觉得了,有了依傍,可以安心。大自然的意志经此染色,宗教的信心与之拍合,像人身上的电气与空中的电气相接触,遂发生强大的力量,所以凡宗教的信者都坚毅不动摇。史上基督教徒的殉教不屈,乃至目前日本的新兴宗教的信徒的大力布教,都是事实,使无宗教的我每觉得自己不及,反省又反省。

基督教与日本的神道都有神的誓约。犹太人因信这神约,至今到底再建了以色列国。日本是天照大神遣皇孙降临下界,授以稻种,开创日本国,神敕许以万世弥荣。以来经过多少天皇,到了江户幕府末年,西洋列强入侵,危亡逼在眉睫,志士吉田松阴悲痛而言“若神敕不伪,则日本不亡”,于是发动了明治维新。

而中国没有这样的神约。

中国人不藉宗教的染色,而直接于神无方而易无体,但知大自然的意志是向着善的,可是也难测,人不是凭神而得保障,而是人亦纵身造化的大浪中,与之一淘难测。这里所以有多少惊险,“天地不仁”、“天道无亲”的话都是这样直接感觉出来的。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不是神对中国民族有此誓约,而是从历史的检讨,但也不可看得太牢靠。

中国人没有神约,没有佛教的“愿”字与基督教的“望”字,而独有一个兴字。

大自然的意志是未有名目的,物最早从究极的自然的无出生是没有原因的,是向着未知的,这在人就是兴。中国人是直接感觉得了大自然。中国人没有宗教的“信”字,而有易经里说的“感”字,信神不能人与神为一,神可以无因,人不能无因,神可以是无方的,人不许可也无方。人都要依神,何得有兴?而感则可人与大自然是一体之感,大自然有兴,人亦有兴。没有凭藉而兴起,完全开向未知,只知方向是善的,这大自然的意志就是的人浩然之气,而与造化的大浪为一体前去,变化难测,七颠八起,绝处逢生,有多少次灰心与怀疑动摇,亦所以有天幸,如此,故切肤感知了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与物之有形有像有意,而以之为文心的造形。所以惟中国民族有礼乐。

如此想过,我才不羡慕宗教信者的强毅与安稳了,那强毅到底不够大。宗教把神着色,就与大自然多少有了隔,人不赤身裸体在造化的大浪中,没有一次绝望与大疑,不知天道惊险与天幸,所以他们像那种强毅的人多是能成事业而没有创造性。

西洋是连他们的革命亦没有一个“兴”字。西洋式的革命今后已不能再有,无论是在苏俄或美国。惟中国的革命是兴,今后是只有革天命可以,而为此我们今日要来研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