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者,劫灰中之烬余也。据此烬余,若干轮廓有时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以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既远逻辑之戒律,又蔽事实之概观,诚不可以为术也。

今日固当据可知者尽力推至逻辑所容许之极度,然若以或然为必然,则自陷矣。即以殷商史料言之,假如洹上之迹深埋地下,文字器物不出土中,则十年前流行之说,如“殷文化甚低”,“尚在游牧时代”,“或不脱石器时代”,“殷本纪世系为虚造”等等见解,在今日容犹在畅行中,持论者虽无以自明,反对者亦无术在正面指示其非是。

差幸今日可略知“周因于殷礼”者如何,则“殷因于夏体”者,不特不能断其必无,且更当以殷之可借考古学自“神话”中入于历史为例,设定其为必有矣。

夏代之政治社会已演进至如何阶段,非本文所能试论,然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

殷商文化今日可据遗物遗文推知者,不特不得谓之原始,且不得谓之单纯,乃集合若干文化系以成者,故其前必有甚广甚久之背景可知也。即以文字论,中国古文字之最早发端容许不在中土,然能身初步符号进至甲骨文字中之六书具备系统,而适应于诸夏语言之用,决非二三百年所能达也。

以铜器论,青铜器制造之最早发端固无理由加之中土,然制作程度与数量能如殷墟所表见者,必在中国境内有长期之演进,然后大量铜锡矿石来源之路线得以开发,资料得以积聚,技术及本地色彩得以演进,此又非短期所能至也。

此两者最易为人觉其导源西方,犹且如是,然则殷墟文化之前身,必在中国东西地方发展若干世纪,始能有此大观,可以无疑。因其事事物物皆表见明确的中国色彩,绝不与西方者混淆,知其在神州土上演化长久矣。

殷墟文化系之发见与分析,足征殷商以前在中国必有不止一个之高级文化,经若干世纪之演进而为殷商文化吸收之。殷墟时代二百余年中,其文字与器物与墓葬之结构,均无显然变易之痕迹,大体上可谓为静止时代。前此固应有急遽变转之时代,亦应有静止之时代。

以由殷商至春秋演进之速度比拟之,殷商时代以前(本书中言“殷商”者,指在殷之商而言,即商代之后半也。上下文均如此),黄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带中,不止一系之高级文化,必有若干世纪之历史,纵逾千年,亦非怪事也。(或以为夏代器物今日无一事可指实者,然夏代都邑,今日固未遇见,亦未为有系统之搜求。即如殷商之前身蒙毫,本所亦曾试求之于曹县商丘间,所见皆茫茫冲积地,至今未得丝毫线索。然其必有,必为殷商直接承受者,则无可疑也。

殷墟之发见,亦因其地势较高,未遭冲埋,既非大平原中之低地,亦非山原中之低谷,故易出现。本所调查之遗址虽有数百处,若以北方全体论之,则亦太山之一丘垤也。又,古文字之用处,未必各处各时各阶级一致。设若殷人不用其文字于甲骨铜器上,而但用于易于消毁之资料上,则今日徒闻“殷人有册有典”一语耳。)且就组成殷商文化之分子言之,或者殷商统治阶级之固有文化乃是各分子中最低者之一,其先进于礼乐者,转为商人征服,落在政治中下层。(说见“夷夏东西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等。)商代统治者,以其武力鞭策宇内,而失其政治独立之先进人士,则负荷文化事业于百僚众庶之间。多士云“殷革夏命……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斯此解之明证矣。

周革殷命,殷多士集于大邑东国雒,此中“商之孙子”固不少,亦当有其他族类,本为商朝所臣服者,周朝若无此一套官僚臣工,即无以继承殷代王朝之体统、维持政治之结构。此辈人士介于奴隶与自由人之间,其幸运者可为统治阶级之助手,其不幸者则夷人皂隶之等,既不与周王室同其立场,自不必与之同其信仰。

周初王公固以为周得天命有应得之道,殷丧天命亦有其应失之道,在此辈则吾恐多数不如此想,否则周公无须如彼哓哓也。此辈在周之鼎盛,安分慑服,骏臣新主而已。然既熟闻治乱之故实,备尝人生之滋味,一方不负政治之责任,一方不为贵族之厮养,潜伏则能思,忧患乃多虑,其文化程度固比统治者为先进,其鉴观兴亡祸福之思想,自比周室王公为多也。

先于孔子之闻人为史佚,春秋时人之视史佚,犹战国时之视孔子。史佚之家世虽不可详,要当为此一辈人,决非周之懿亲。其时代当为成王时,不当为文王时,则以洛诰知之。洛诰之“作册逸”,必即史佚,作册固为众史中一要职,逸佚则古通用。

左传》及他书称史佚语,今固不可尽信其为史佚书,然后人既以识兴亡祸福之道称之,以治事立身之雅辞归之,其声望俨如孔子,其书式俨如五千文之格言体,其哲学则皆是世事智慧,其命义则为后世自宋国出之墨家所宗,则此君自是西周“知识阶级”之代表,彼时如有可称为“知识阶级”者,必即为“士”中之一类无疑也。

(按:史佚之书〔其中大多当为托名史佚者〕引于《左传》《国语》《墨子》者甚多,皆无以征其年代,可征年代者仅洛诰一事。《逸周书》克殷世俘两篇记史佚〔亦作史逸〕躬与杀纣之役,似为文武时之大臣。夫在文武时为大臣,在成王成年反为周公之作册〔当时之作册职略如今之秘书〕,无是理也。《逸周书》此数篇虽每为后人所引,其言辞实荒诞之至,至早亦不过战国时人据传说以成之书,不得以此掩洛诰。至于大小戴记所言,〔保传篇,曾子问篇〕,乃汉人书,更不足凭矣。《论语·微子篇》,孔子称逸民,以夷逸与伯夷、叔齐、虞仲、朱张、柳下惠、少连并举。意者夷逸即史佚,柳下惠非不仕者,故史佚虽仕为周公之作册,仍是不在其位之人,犹得称逸士也。孔子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果此夷逸即史佚,则史佚当是在作册后未尝复进。终乃退身隐居,后人传其话言甚多,其言旨又放达,不同习见也。“身中清”者,立身不失其为清,孟子之所以称伯夷也,“废中权”者,废法也,“法中权”犹云论法则以权衡折中之,盖依时势之变为权衡也。凡此情景,皆与《左传》《国语》所引史佚之词合。果史逸即夷逸一说不误。则史佚当为出于东夷之人,或者周公东征,得之以佐文献之掌,后乃复废,而名满天下,遂为东周谈掌故论治道者所祖述焉。)

当西周之盛,王庭中潜伏此一种人,上承虞夏商殷文化之统,下为后来文化转变思想发展之种子。然其在王业赫赫之日,此辈人固无任何开新风气之作用,平日不过为王朝守文备献,至多为王朝增助文华而已。迨王纲不振,此辈人之地位乃渐渐提高。暨宗周既灭,此辈乃散往列国,“辛有入晋,司马适秦,史角在鲁”(汪容甫语),皆其例也。于是昔日之伏而不出,潜而不用者,乃得发扬之机会,而异说纷纭矣。天人论之岐出,其一大端也。

东周之天命说,大略有下列五种趋势,其源似多为西周所有,庄子所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也。若其词说之丰长,陈义之蔓衍,自为后人之事。今固不当以一义之既展与其立说之胎质作为一事,亦不便徒见后来之发展,遂以为古者并其本根亦无之。凡此五种趋势,一曰命定论,二曰命正论,三曰俟命论,四曰命运论,五曰非命论,分疏如下。

命定论者,以天命为固定,不可改易者也。此等理解,在民间能成牢固不可破之信念,在学人口中实不易为之辩护。逮炎汉既兴,民智复味,诸子衰息,迷信盛行,然后此说盛传于文籍中。春秋时最足以代表此说者,如《左传》宣三年王孙满对楚子语: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此说之根源自在人民信念中,后世所谓《商书·西伯戡黎篇》载王纣语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此虽非真商书,此说则当是自昔流传者。《周诰》中力辟者,即此天命不改易之说。此说如不在当时盛行,而为商人思恋故国之助,则周公无所用其如是之喋喋也。

命正论者,谓天眷无常,依人之行事以降祸福,《周诰》中周公召公所谆谆言之者,皆此义也。此说既为周朝立国之实训,在后世自当得承信之人。《左传》《国语》多记此派思想之词,举例如下:

季梁……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六年)宫之奇……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蘩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凭依,将在德矣。”(僖五年)

“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僖十六年)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惟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间之,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焉。(周语下)

举此以例其他,谓此为周人正统思想可也。此说固为人本思想之开明,亦足为人生行事之劝勉,然其“兑现能力”究如何,在静思者心中必生问题。其所谓贤者必得福耶,则孝已伯夷何如?其所谓恶者必得祸耶,则瞽瞍弟象何如?奉此正统思想者,固可将一切考终命得禄位者说成贤善之人,古人历史思想不发达,可听其铺张颠倒,然谓贤者必能寿考福禄,则虽辩者亦难乎其为辞矣。《墨子》诸篇曾试为此说,甚费力,甚智辩,终未足以信人也。于是俟命之说缘此思想而起焉。

俟命论者,谓上天之意在大体上是福善而祸淫,然亦有不齐者焉,贤者不必寿,不仁者不必不禄也。夫论其大齐,天志可征,举其一事,吉凶未必。君子惟有敬德以祈天之永命(语见《召诰》),修身以俟天命之至也(语见《孟子》)。此为儒家思想之核心,亦为非宗教的道德思想所必趋。

命运论者,自命定论出,为命定论作繁复而整齐之系统者也。其所以异于命定者,则以命定论仍有“谆谆命之”之形色,命运论则以为命之转移在潜行默换中有其必然之公式。运,迁也。孟子所谓“一治一乱”,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即此思想之踪迹。《左传》所载论天命之思想多有在此义范围中者,如宋司马子鱼云,“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僖二十二)谓一姓之命既讫不可复兴也。又如秦缪公云,“吾闻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后必大,晋其庸可冀乎?”此谓命未终者,人不得而终之也。此一思想实根基于民间迷信,故其来源必古,逮邹衍创为五德终始之论,此思想乃成为复杂之组织,入汉弥盛,主宰中国后代思想者至大焉。

非命论者,墨子书为其明切之代表,其说亦自命正论出,乃变本加厉,并命之一词亦否认之。然墨子所非之命,指前定而不可变者言,《周诰》中之命以不常为义,故墨子说在大体上及实质上无所多异于周公也。

以上五种趋势,颇难以人为别,尤不易以学派为类,即如儒家,前四者之义兼有所取,而俟命之彩色最重。今标此五名者,用以示天人观念之演变可有此五者,且实有此五者错然杂然见于诸子,而皆导源于古昔也。兹为图以明五者之相关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