颉刚,我称赞你够了么!请你不要以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此特你应做的事,就是赶快把你这番事业弄成。我看见的你的文并不全,只是努力读书杂志9,10,11,12,14(十三号未见过,十四后也未见过)所登的。我见别处登有你题目,十四号末又注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间你必更有些好见解,希望你把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看来禹的一个次叙,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几个观念,如尧,舜,神农,黄帝,许由,仓颉等等,都仔细照处理禹的办法处置他一下子。又如商汤,周文,周公虽然是真的人,但其传说也是历时变的。龟甲文上成汤并不称成汤。《商颂》里的武王是个光大商业、而使上帝之“命式于九围”的,克夏不算重事。《周诰》里周公说到成汤,便特别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结论到周之克殷,“于汤有光”的滑稽调上去“此恰如满酋玄烨谀孝陵的话”。

到了孟子的时代想去使齐梁君主听他话,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气,便造了“汤以七十里兴,文王以百里兴”的话头,直接与诗颂矛盾。到了嵇康之薄汤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于文王周公的转变更多。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时代,是建国立制的一个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说、距波行的时代,是位息邪说、距诐行的冢相。

在今文时代,可以称王。在王莽时代,变要居摄。到了六朝时,真个的列爵为五,列卿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谢夫人所不满意事之负责任者。(可惜满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诗书”,只知太后下嫁。不然,周公又成满酋多尔衮;这恐怕反而近似。)这样变法,岂有一条不是以时代为背景。尤其要紧的,便是一个孔子问题。

孔子从《论语》到孔教会翻新了的梁漱溟,变了真正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剧烈的变化,简直摸不着头脑的。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例如苏洵是个讼棍,他的《六经论》中的圣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术便如讼棍。长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做一部孔子改制托古考;其实新学伪经,便是清朝的康有为做的。

梁漱溟总还勉强是一个聪明人,只是所习惯的环境太陋了,便挑了一个顶陋的东西来,呼之为“礼乐”,说是孔家真传:主义是前进不能,后退不许,半空吊着,简直使孔丘活受罪。这只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实妙文多着哩。如果把孔子问题弄清一下,除去历史学的兴味外,也可以灭掉后来许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后来的梁漱溟但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复能为孔家店的梁漱溟。要是把历来的“孔丘七十二变又变……”写成一本书,从我这不庄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欧洲教会教条史之可以解兴发噱。从你这庄重的心思看去,便一个中国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镜,也许得到些中国历来学究的心座(FreudianOrgplexes)来,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书中选择的材料证成这个:“累层地”,但这个累层地的观念大体成后,可以转去分析各个经传子家的成籍。如此,则所得的效果,是一部总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启后来实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体要的民间思想流变史,又立一个为后来证订一切古籍的标准。这话是虚吗?然则我谓他是个“大小总汇”,只有不及,岂是过称吗?

大凡科学上一个理论的价值,决于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此外恐更没有甚么有形的标准。你这个古史论,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汉学的问题件件在他支配之下的,我们可以到处找到他的施作的地域来。前年我读你文时,心中的意思如涌泉。当时不写下,后来忘了一大半。现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几条写下。其中好些只是你这论的演绎。

一 试想几篇戴记的时代

大小戴记中,材料之价值不等,时代尤其有参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实应该从早分析研究一回。我从到欧洲来,未读中国书,旧带的几本早已丢失。想戴记中最要四篇,《乐记》,《礼运》,《大学》,《中庸》,当可背诵,思一理之。及一思之,恨《乐记》已不能背。见你文之初,思如涌泉,曾于一晚想到《大学》《中庸》之分析。后来找到戴记一读,思想未曾改变。又把《礼运》一分量,觉得又有一番意思。今写如下:

《大学》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见孟子时尚没有《大学》一种完备发育的“身家国天下系统哲学”。孟子只是始提这个思想。换言之,这个思想在孟子时是胎儿,而在《大学》时已是成人了。可见《孟子》在先,《大学》在后。《大学》老说平天下,而与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时候有孔子时候的平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业是也。孟子时候有孟子时候的平天下,所谓“以齐王”是也。列国分立时之平天下,总是讲究天下定于一,姑无论是“合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扰为“东周”,是“以齐王”,总都是些国与国间的关系。

然而《大学》之谈“平天下”,但谈理财。理财本是一个治国的要务;到了理财成了平天下的要务,必在天下已一之后。可见《大学》不见于秦皇。《大学》引《秦誓》,书是出于伏生的,我总疑心《书》之含《秦誓》是伏生为秦博士的痕迹,这话要真,大学要后于秦代了。且《大学》末后大骂一阵聚敛之臣。汉初兵革扰扰,不成政治,无所谓聚敛之臣。文帝最不曾用聚敛之臣,而景帝也未用过。直到武帝时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学》也就大骂而特骂了。

《大学》总不能先于秦,而汉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敛之臣,如果《大学》是对时而立论,意者其作于孔、桑登用之后,轮台下诏之前乎?且《大学》中没有一点从武帝后大发达之炎炎奇怪的今文思想,可见以断于武帝时为近是。不知颉刚以我这盐铁论观的《大学》为何如?

《中庸》《中庸》显然是三个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为甲部,乙部,丙部。甲部《中庸》从“子曰君子中庸”起,到“子曰父母其顺矣乎”止。开头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话。其所谓中庸,正是两端之中,庸常之道,写一个Petitbourgeois之人生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不述索隐行怪而有甚多的修养,不谈大题而论社会家庭间事,显然是一个世家的观念(其为子思否不关大旨),显然是一个文化甚细密中的东西——鲁国的东西,显然不是一个发大议论的笔墨——汉儒的笔墨。

从“子曰鬼神之为德”起,到“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止,已经有些大言了,然而尚不是大架子的哲学。此一节显然像是甲部丙部之过渡。至于(第三部,从“哀公问政”起到篇末,还有头上“天命之谓性”到“万物育焉”一个大帽子,共为丙部,纯粹是汉儒的东西。这部中所谓中庸,已经全不是甲部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而是“中和”了。“中庸”本是一家之小言,而这一部中乃是一个会合一切,而谓其不冲突——太和——之哲学。

盖原始所谓中者,乃取其中之一点而不从其两端;此处所谓中者,以其中括合其两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尧舜(法先王),宪章文武(法后王),上律天时(义和),下袭水土(禹)。这比孟子称孔子之集大成更进一步了。孟子所谓“金声玉振”尚是一个论德性的话,此处乃是想孔子去包罗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异,都把他一炉而熔之。“九经”之九事,在本来是矛盾的,如亲亲尊贤是也,今乃并行而不相悖。这岂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这个“累层地”,你以为对不对?

然而中庸丙部也不能太后,因为虽提祯祥,尚未入纬。

西汉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西汉人的文章也截然与晚周人的文章不同。我想下列几个标准可以助我们决定谁是谁。

(一)就事说话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来的是西汉的。

(二)研究问题的是晚周的,谈主义的是西汉的。

(三)思想也成一贯,然不为系统的铺排的是晚周,为系统的铺排的是西汉。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书,读了不能够想出他时代的背景来的,就是说,发的议论对于时代独立的,是西汉。而反过来的一面,就是说,能想出他的时代的背景来的却不一定是晚周。因为汉朝也有就事论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却没有凭空成思之为方术者。

《吕览》是中国(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只是些语录。话说得无论如何头脑不清,终不能成八股。以事为学,不能抽象。汉儒的八股,必是以学为学;不窥园亭,遑论社会。

《礼运》《礼运》一篇,看来显系三段。“是谓疵国,故政者之所以藏身也”(应于此断,不当从郑)以前(但其中由“言偃复问曰”到“礼之大成”一节须除去)是一段,是谈鲁生的文章。“夫政必本于天……”以下是一段,是炎炎汉儒的议论,是一汉儒的系统玄学。这两段截然不同。至于由“言偃复问曰”到“礼之大成”一段,又和上两者各不同,文词略同下部而思想则不如彼之侈。“是为小康”,应直接“舍鲁何适矣”。

现在我们把《礼运》前半自为独立之一篇,并合其中加入之一大节,去看,鲁国之乡曲意味,尚且很大。是论兵革之起,臣宰之借,上规汤武,下薄三家的仍类于孔子正名,其说先生仍是空空洞洞,不到易传实指其名的地步。又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而不谈尧舜,偏偏所谓“大道之行也”云云即是后人所指尧舜的故事。尧舜禹都是儒者之理想之Incarnation,自然先有这理想,然后再Incarnated到谁和谁身上去。此地很说了些这个理想,不曾说是谁来,像是这篇之时之尧舜尚是有其义而无其词,或者当时尧舜俱品之传说未定,尚是流质呢。

所谈禹的故事,反是争国之首,尤其奇怪。既不同雅颂,又不如后说,或者在那个禹观念进化表上,这个礼运中的禹是个方域的差异。我们不能不承认传说之方域的差异,犹之乎在言语学上不能不承认方言。又他的政治观念如“老有所终”以下一大段,已是孟子的意思,只不如孟子详。又这篇中所谓礼,实在有时等于《论语》上所谓名。又“升屋而号”恰是墨子引以攻儒家的。

又“玄酒在室”至“礼之大成也”一段,不亦乐乎的一个鲁国的Petitbourgeois之Kulturo。至于“呜呼哀哉”以下,便是正名论。春秋战国间大夫纷纷篡诸侯,家臣纷纷篡大夫,这篇文章如此注意及此,或者去这时候尚未甚远。这篇文章虽然不像很旧,但看来总在《易·系》之前。

《易·系》总是一个很迟的东西,恐怕只是稍先于太史公。背不出,不及细想。

二 孔子与六经

玄同先生这个精而了然的短文,自己去了许多云雾。我自己的感觉如下:

易《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中庸》“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礼运》“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附易于宋。由这看来,显系后起之说。而且现在的《易》是所谓《周易》,乾上坤下,是与所谓归藏不同。假如《周易》是孔子所订,则传说之出自孔门,决不会如此之迟,亦不会如此之矛盾纷乱。且商瞿不见于《论语》,《论语》上孔子之思想绝对和《易·系》不同。

《诗》 以《墨子》证《诗》三百篇,则知《诗》三百至少是当年鲁国的公有教育品,或者更普及(墨子,鲁人)。看《左传》《论语》所引《诗》大同小异,想见其始终未曾有定本。孔子于删诗何有焉。

《书》 也是如此。但现在的《今文尚书》,可真和孔子和墨子的书不同了。现在的今文面目,与其谓是孔子所删,毋宁谓是伏生所删。终于《秦誓》,显出秦博士的马脚来。其中真是有太多假的,除虞、夏书一望而知其假外,周书中恐亦不少。

《礼》《乐》 我觉玄同先生所论甚是。

《春秋》 至于《春秋》和孔子的关系,我却不敢和玄同先生苟同。也许因为我从甚小时读孔广森的书,印下一个不易磨灭的印象,成了一个不自觉的偏见。现在先别说一句。从孔门弟子到孔教会梁漱溟造的那些孔教传奇,大别可分为三类:一怪异的,二学究的,三为人情和社会历史观念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一层一层的剥去,孔丘真成空丘(或云孔,空)了。或者人竟就此去说孔子不是个历史上的人。但这话究竟是笑话。在哀公时代,鲁国必有一个孔丘字仲尼者。那末,困难又来了。孔子之享大名,不特是可以在晚周儒家中看出的,并且是在反对他的人们的话中证到的。孔子以什么缘由享大名虽无明文,但他在当时享大名是没有问题的。也许孔子是个平庸人,但平庸人享大名必须机会好;他所无端碰到的一个机会是个大题目,如刘盆子式的黎元洪碰到武昌起义是也。所以孔丘之成名,即令不由于他是大人物,也必由于他借到大题目,总不会没有原因的。

不特孔丘未曾删定六经,即令删定,这也并不见得就是他成大名的充足理由。在衰败的六朝,虽然穷博士,后来也以别的缘故做起了皇帝。然当天汉盛世,博士的运动尚且是偏于乘障落头一方面;有人一朝失足于六艺,便至于终其身不得致公卿。只是汉朝历史是司马氏班氏写的,颇为儒生吹吹,使后人觉得“像煞有介事”罢了。但有时也露了马脚,所谓“主上所戏弄,流俗所轻,优倡之所蓄”也。何况更在好几百年以前。所以孔丘即令删述六经,也但等于东方朔的诵四十四万言,容或可以做哀公的幸臣,尚决不足做季氏的冢宰,更焉有驰名列国的道理。

现在我们舍去后来无限的孔子追加篇,但凭《论语》及别的不多的记载,也可以看出一个线索来。我们说,孔丘并不以下帷攻《诗》《书》而得势,他于《诗》《书》的研究与了解实在远不及二千四百年后的顾颉刚,却是以有话向诸侯说而得名。他是游谈家的前驱。游谈家靠有题目,游谈家在德谟克拉西的国家,则为演说家,好比雅典的Demosthenes,罗马的Cicero,都不是有甚深学问,或甚何Originality的人。然而只是才气过人,把当时时代背景之总汇抓来,做一个大题目去吹擂,于是乎“太山北斗”,公卿折节了。

孔丘就是这样。然则孔丘时代背景的总汇是什么?我想这一层《论语》上给我们一个很明白的线索。周朝在昭穆的时代尚是盛的时候,后来虽有一乱,而宣王弄得不坏。到了幽王,不知为何原因,来了一个忽然的瓦解,如渔阳之变样的。平王东迁后的两个局面,是内面上陵下借,“团长赶师长,师长赶督军”,外边是四夷交侵,什么“红祸白祸”,一齐都有。

这个局面的原始,自然也很久了;但成了一个一般的风气,而有造成一个普遍的大劫之势,恐怕是从这时起。大夫专政,如鲁之三桓,宋之华氏,都是从春秋初年起。晋以杀公族,幸把这运命延迟上几世(其实曲沃并晋已在其时,而六卿增势也很快),至于非文化民族之来侵,楚与鲁接了界,而有灭周宋的形势;北狄灭了邢卫,殖民到伊川,尤其有使文化“底上翻”之形势。应这局面出来的人物,便是齐桓,管仲,晋文,舅犯,到孔子时,这局面的迫逼更加十倍的利害,自然出来孔子这样人物。一面有一个很好的当时一般文化的培养,一面抱着这个扼要的形势,力气充分,自然成名。你看《论语》上孔子谈政治的大节,都是指这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