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节说,我相信文艺有用处,但不赞成把文学流于浅薄的实用。那么文艺的功用何在呢?

我国从来对于文艺,有的认作劝惩的手段,有的认作茶余酒后的消遣。前者属于低级的人生派的见解,后者属于低级的艺术派的见解,都不足表出文艺的真功用。在这里,为要显明文艺的真功用,敢先试作一番玄谈。庄子有所谓“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话,凡是实用的东西,大概其用处都很狭窄,被局限于某方面的。举例说,笔可以写字作画,但其用只是写字作画而已,金鸡纳霜可以愈疟,但其用只是愈疟而已。反之,用的范围很广的东西,因为说不尽其用处的缘故,一看就反如无用。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当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愿把文艺当作劝惩的工具者,并非说文艺无劝惩的功用,乃是不愿把其功用但局限于劝惩上的缘故。不愿把文艺当作茶余酒后的消遣者,并非说文艺无消遣的功用,乃是不愿把其功用但局限于消遣的缘故。在终日打算盘的商人、弄权术过活的政治匠等实利观念很重的人的眼里,文艺也许是无用的东西,是所谓“饥不可以为食,寒不可以为衣”的。而这无用的文艺,却自古至今未曾消灭,俨然当作人生社会的一现象而存在,究不能不说是奇怪之至的事了。

文艺的用是无用之用。它关涉于全人生,所以不应局限了说何处有用。功利实利的所谓用,是足以亵渎文艺的大用的。

“无用之用”究不免是一种玄谈,诸君或许未能满足。我在这里非具体地说出文艺的功用不可。但如果过于具体地说,就又难免有局限在一隅的毛病。为避免这困难计,请诸君勿忘此玄谈。

读过科学史的人,想知道科学起于惊异之念的吧。文艺亦起于惊异之念。所谓大作家者,就是有惊人的敏感,能对自然人生起惊异的人。他们能从平凡之中找出非凡,换言之,就是能摆脱了一切的旧习惯、旧制度、旧权威,用了小儿似地新清的眼与心,对于外物处处感觉惊异。他们的作品,就是这惊异的表出而已。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这是张俞的一首小诗,多少有着宣传色彩,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作品,但我们可借了说明上面的话。只要入城市的,谁也常见到遍身罗绮的人们,但常人大概对于遍身罗绮的人们不曾养蚕的这明白的事实,不发生疑问,以为他们八字好,祖坟风水好,当然可以着罗绮,并无足奇,就忽略过去了。张俞却见了感到矛盾,把这矛盾用了诗形表出,这就是张俞所以为诗人的地方。

人生所最难堪的,恐怕要算对于生活感到厌倦了吧。这厌倦之成,由于对外物不感到新趣味新意义。小儿的所以无厌倦之感者,就是因为小儿眼中看去什么都新鲜的缘故。我们如果到了什么都觉得“不过如此”“呒啥道理”的时候,生命的脉动亦就停止,还有什么活力可言呢?文艺的功用就在示我们以事物的新意义新趣味,且教我们以自然人生的观察法,自己去求得新意义新趣味,把我们从厌倦之感中救出,生活于清新的风光之中。好的文艺作品自己虽不曾宣传什么,而间接却从人生各方面引起新的酝酿,暗示进步的途径。因为所谓作家的人们,大概有着常人所不及的敏感,对于自然人生有着炯眼,同时又是时代潮流的预觉者。一切进步思想的第一声,往往由文艺作者喊出,然后哲学家加以研究,政治家设法改革,终于出现实际的改造。举例来说,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引起了妇女运动,屠格涅夫(I.Turgenief)的《猎人日记》引起了农奴解放,都是。

我不觉又把文艺的功用局限于功利方面去了。文艺的功用是全的功用,综合的功用,把它局限在一方面,是足以减损文艺的本来价值的。文艺作品的生成与其功用,恰如科学的发明与其功用一样。电气发明者并不是为了想造电报电车才去发明电气,而结果可以造电报电车,易卜生自己说只是做诗不管什么妇女解放不妇女解放,而结果引起了妇女解放。屠格涅夫也并不想宣传农奴解放才写他的《猎人日记》,而《猎人日记》却作了引起农奴解放的导线。说易卜生为了主张妇女解放而作剧,屠格涅夫为了主张农奴解放而作小说,便和说发明电气者为了想造电报电车而去研究电气,同样是不合事理的话,而且是挂一漏万的话。电气的功用岂但造电报电车?还有医疗用呢,镀金用呢,还有现在虽未晓得,将来新发明的各种用途呢!

为保存文艺的真价起见,我不愿挂一漏万地列举具体的功用,只说对于全人生有用就够了。文艺实是人生的养料,是教示人的生活的良师。因了文艺作品,我们可以扩张乐悦和同情理解的范围,可以使自我觉醒,可以领会自然人生的奥秘。再以此利益作了活力,可以从种种方向发挥人的价值。有人说,“这种的功效,可以从实际生活实世间求之,不一定有赖乎文艺的。”不错,实际生活与实世间确也可以供给同样的功效给我们。但实世间的实际生活是散乱的,不是全的。我们一生在街中所看到的只是散乱的世相的一部,而在影戏院的银幕上,却能于极少时间中看到人生的某一整片。实际生活与文艺的分别,恰如街上的散乱现象与影戏中所见的整个现象,一是散乱的,一是整全的。

文艺的真功用如此。也要有如此功用,才是我们所要求的文艺。诸君也许要说吧,“这样的文艺,现在国内不是不多见吗?”这原是的,但这不是文艺本身之罪,乃是国内文坛不振的缘故。好的文艺作品原有赖于天才,天才又不是随时都有。在当世与本地找不到好文艺,虽然不免失望,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我们不妨去求之于古典或外国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