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八个字是写作文章怎样打下思想的基础,有了学问的存储和怎样博取材料,多闻广见,怎样熟习辞句,以供选用的总括语。这是“南北朝”时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上的话,原句是: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

这位我国中古时代的文学批评大师在这几句话中首先提出“贵在虚静”四字。望不要误解,以为他是专教作文章的人闭门不出与社会绝不接触,就像修道打坐的那么“虚静”;其实他是指的专在“陶钧文思”的时候。本来嘛,无论是有经验的老作家或是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尽管他们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有多活动、多深入的社会生活,可是他们真要把那些从经验观察中得来的印象变成形象化的作品,如果粗心浮气,提笔便写,心中无数,用思不周,还没好好经过一番“陶钧”的工夫,就要“挥洒自如”立成大作。你想,世间会有这样的“作家”?不把心沉下来,精密、反复、切实地思考一番,使全付精神清清白白,平心静气地按着怎样结构,怎样贯穿全篇,怎样表现人物和事件等等的规划下笔,哪会写出像样的文章。

他紧接着提出“积学”“酌理”两句来,说明他绝不以为文学家是“空头”可以冒充的,也不是没有原则的根据只凭着一点小聪明便可信笔乱写的。如果这样,则既无思想上的基础,也没有自己的原则,还不是心中无物,信笔乱写。那样的文章还有什么价值,还能给人什么观感?

多读书培养自己的识见固然是“储宝”,即多从思考上求得根基所在,这也是创作之“宝”。固然,后代的文人也有这样主张,谓“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袁枚的《随园诗话》),可是若太看重“全凭天分”四字往往对“自须学力”一层不甚注意。驱使“词藻”,任意描画,其结果是徒以“文”胜,而这样无思想、无识见的“文”还不是“华而不实”白白地把作者原有的一点才分也糟蹋了。刘勰说时要以理富才,而且还要“酌理”并非不加择别,不先酌量,一有所见即认为“真”,那也犯了笼统粗疏的毛病。讲思想、学力,不是一朝一夕便易获得,所以要“积”;怕把作者的才分毁掉或者缩小,所以在“理”的方面要先会辨别是否,断定真伪。这样,文学作品的珍宝愈积愈多,命笔遣辞的才能也更为丰富。

难道这不是我们练习写作的一种最可靠最妥当的基础所在?

下面两层是讲怎样应用观察、阅历,并发挥它们的作用,以及怎样熟练文辞使之适合表达。这都是写作上的要紧工夫,缺一不可。

这里的“研阅以穷照”一句,我以为“研阅”二字不应简单解作研究和阅览书籍,那样就与第一句“积学”有点重复。“学”固不限于从研究阅览中来,而从书卷中多吸取知识总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何况“研阅”二字在文言中联用并不专指读书讲,刘勰的意思还是在研索物情,阅历社会一方。要使作品能穷尽物象甚至人间百态,如先没有这步研索物情阅历社会的工夫,对于人、物要刻画得恰如其分,使形象化的效力深深引动读者便不可能。“研阅”二字若指读书说那太狭隘了。

第四句“怿”字,有的本子上作“绎”,本来中国的文字凡是同音的其义大都可以互解。“怿辞”或“绎辞”(绎字本作抽引之意。论语“绎如也”,郑注,志意条达之貌。是与怿字含义相通。)总是抽寻文辞,怎样用的妥贴,无论形容也好叙述也好,以恰当的文辞表达得十分合适,教人看了“相悦以解”。但怎样才会达到这种为文的程度?刘勰用“驯致”二字大有意思。“驯”是使之逐渐熟习之意,“熟能生巧”,一切事莫不这样,文学与艺术尤甚。打拳要天天练功,写文章,绘画,弄音乐也一样得常常把笔,调色,谐合音声,否则手生心隔,愈来愈为疏远。由于常常地作,熟习地用,单就写作说,必“驯致”而后才能渐渐找到妥贴适用的辞句,才能以之表达物象,曲尽人情,使读者易受感动,更有回味,作品的力量也就更为深入。

不必以近代的文艺思想勉强比附中古时代文学评论家的著作,可是有些永久站得住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时代遥隔便认为不值一谈。刘勰这几句话本来解释起来颇不简单,我觉得把我的直解写出来,或对一般写作者有所助力,故作为我的“文谈”的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