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溪先生的小说是洋人做的

正在大家把“旧形式的采用”问题,闹得烟雾笼天的时候,我却发现了一个“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的奇迹,那就是在《汗血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上面:杨昌溪先生的小说《鸭绿江畔》,是请俄国的法捷耶夫作的。

读者诸君如果不相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将杨先生的《鸭绿江畔》和隋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大江书店版)来互相对照一下:

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的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毁灭》的开头——以后简称毁)。

在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鸭绿江畔》的开头——以后简称鸭)

“将这送到夏勒图巴的部队去吧”!莱奋生递过一束信去……(毁)

“来!拿这个到苏桥队部去”!金蕴声……递出一卷公文来……。(鸭)

但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队长同志,一要到什么地方去,立刻是木罗式加,木罗式加的。好象部队里简直没有别人一样。……”(毁——同页)

“哦!司令官同志,你叫一叫别人也可以,时常都是李宣廷。好象这队伍中只有我一个传令兵样。(鸭——同页尾)

为了篇幅,我不能再多举例了。总之,《鸭绿江畔》从开头到煞尾,除了人名字和《毁灭》的不同以外,内容,形式,故事,乃至每字每句,都是从《毁灭》上搬运过来的。

不久以前,何家槐先生借用了徐转蓬先生的作品,不幸遭了告发而被指为“文绑公”。现在呢?(其实不是现在,因为《鸭绿江畔》还是去年发表的)我们又发现了杨昌溪先生这篇《鸭绿江畔》。(也许法捷耶夫的《毁灭》是偷窃得杨先生的,不过在杨、法二先生都未发表《我的自白》以前,我也只好暂时这样武断着)。

不过,杨先生的手段似乎还比何先生高明一点,他所绑的是洋鬼子的来路货,而不是好朋友的作品。这一点杨先生是比较聪明的,假如说,杨先生也应当“活谥”为“洋文绑公”的话。

临了,我还觉得那些正在讨论什么新形式、旧形式的先生们,真是一些吃力不讨好的傻子,倒不如象杨先生一样,直捷了当地把“洋内容”和“洋形式”一齐“窃取”“借用”过来,舒舒服服“登龙”“领稿费”的为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