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皆出于老子。我们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

(一)中国学术分三大时期

《老子》一书,当分两部分看,他说致虚守静、归根复命一类话,是出世法。庄列关尹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是世间法。孔子以仁治国、墨子以爱治国、申韩以法治国等,皆是以正治国。

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隋唐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周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周秦诸子,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以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赵宋诸儒,一般人都认朱子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

《老子》一书,当分两部分看,他说致虚守静、归根复命一类话,是出世法,庄列关尹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是世间法,孔子以仁治国、墨子以爱治国、申韩以法治国等,皆是以正治国。在吴司马稷苴(jū),是以奇用兵,这都是走的世间法这条路。《老子》一书,是把世间法和出世法,一以贯之,两无偏重。所以提出老子,可以总括周秦学术的全体。

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愈传愈盛,与中国固有的学术成为两大派,相推相荡,到了程明道出来,把二者融合为一,是为宋明之理学,名为儒家,实是中国和印度两方学术融合而成的新学说。程明道的学说出来后,跟着就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程伊川(程颐)和朱子(朱熹),一派是陆象山(陆九渊)和王阳明王守仁)。所以宋学,要以程明道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

从周秦至今,可分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说,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这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故第三时期,为中西印三方学说融合时期。学术之进化,其轨道历历可循,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的大趋势看出来。

(二)《老子》一书是周秦学派之总纲

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个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偶有人在山上拾得点珍宝归来,人人惊异,大家都去开采,有得金的,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是所得不同,总是各有所得。周秦诸子,都是上山开采的人,这伙人中,所得的东西,是以老子为最多。

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个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偶有人在山上拾得点珍宝归来,人人惊异,大家都去开采,有得金的,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是所得不同,总是各有所得。周秦诸子,都是上山开采的人,这伙人中,所得的东西,是以老子为最多。

老子是道家,道家出于史官,我国有史以来,零零碎碎的,留下许多学说,直到老子出来,才把它整理成一个系统。他生于春秋时代,事变纷繁,年纪又高,眼见的事又多。身为周之柱下史,是国立图书馆馆长。读的书又多。他自隐无名,不问外事,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所以能把宇宙真理发现出来。

老子把古今事变融会贯通,寻出了它变化的规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非走这条路不可,把这种规律,笔之于书,即名之曰:《道德经》。德者有得于心也,根据以往的事变,就可以推测将来的事变,故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他见到了真理的全体,讲出来的道理,颠扑不破,后人要研究,只好本着他的道理,分头去研究。他在周秦诸子中,真是开山之祖。诸子取他学说中一部分,引而申之,扩而大之,就独成一派。

前乎老子者,如黄帝,如太公(姜子牙),如鬻(yù)子(鬻熊)、管子管仲)等,《汉书·艺文志》均列入道家,算是老子之前驱,周秦诸子中最末一人,是韩非,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话,一句一句地解释,呼老子为圣人,可见非之学也出于老子。至吕不韦门客,所辑的《吕氏春秋》,也是推尊黄老。所以周秦时代的学说,彻始彻终,可用老子贯通之。老子的学说是总纲,诸子是细目,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详详细细地研究,只能说研究得精细,却不能出老子的范围。

至于老子年代问题,有人说:孔子问礼于老子,为春秋时人,著《道德经》之老子,为战国时人,是两人,不是一人,这层不必深问,我们只说《道德经》一书,可以总括周秦学术之全体。其书出现于周秦诸子之前,是诸子渊源于老子,出现于周秦诸子中间,或在其后。我们可说:《道德经》可以贯通诸子,而集周秦学术之大成,无论他生在春秋时,生在战国时,甚或生在嬴秦时,其为周秦学术之总代表则一也。

关于老子姓名问题,有种种说法,甚有谓老子姓老者。我想不必这样讲,古人的名字,有点像字学中之反切法,用两个字,切出一个字,举出其人之两个特点,即知其为某人,名字之上,不必一定冠以姓,如祝(tuó)是名之上冠以官。行人子羽,是字之上冠以官。东里子产,是字之上冠以地,叔梁纥(hé),是名之上冠以字。司马迁是史官,故称史迁,曾受腐刑,又称腐迁。他如髯参军,短主簿,是官职之上,冠以形貌,只要举出两个特点,即可确定其为某人,大约老子耳有异状,故姓李名耳,他是自隐无名的人,埋头研究学问,世人得见他时,年已老矣,人人惊其学问之高深,因其须发皓然,又是一个大耳朵,因呼之为老聃(dān),聃是生前的绰号,不是死后之谥,他不是生而皓首,乃是世人得见他时,业已皓首了。一般学者,闻老子之名,都来请教。孔子也去问礼。各人取其学说之一部分,发辉光大之,就成为一家之言,发表出来,尽是新奇之说,人人都去研究。老子自隐无名,其出处存亡,世人也就不甚注意了。犹之四川廖平与康有为说一席话,康本其说,跟着著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震惊一世,而廖之书尚未出也,其人亦不甚为世注意。老子年龄,比孔子大二三十岁,孔子是七十几岁死的,老子修神养身,享年最高,或许活到二百多岁,著《道德经》时,已入了战国时代,这也是可能的事。

(三)无为之意义

老子所说的无为,是顺其自然、我无容心的意思。当为的就为,当不为的就不为,如果当为的不为,这是有心和自然反抗,这叫做有为,算不得无为。

老子的“无为”,许多人都误解了。《老子》一书,是有为,不是无为。他以为要想有为,当从无为下手,所以说“无为则无不为”。他的书,大概每句中,上半句是无为,下半句是有为。例如,“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要想勇当从慈做起走。要想广,当从俭做起走。要想成器长,当从不敢为天下先做起走。慈与俭,不敢为天下先,是无为;能勇,能广,能成器长,即是有为。老子洞明盈虚消长之理,阴阳动静,互相为根,凡事当从相反方面下手,如作文欲抑先扬,欲扬先抑,写字欲左先右,欲右先左一般。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我无为;能使民化民正,能使民富民朴,是有为。“弱胜强,柔胜刚。”弱柔是无为,胜强胜刚,是有为。老子书中,这类话很多,都是“无为则无不为”的实证。

老子所说的无为,是顺其自然,我无容心的意思。当为的就为,当不为的就不为,如果当为的不为,这是有心和自然反抗,这叫做有为,算不得无为。王弼注老子,就是这种见解。他注《老子》二十七章说道:“须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注二十九章说道:“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可算得了老子的真谛。老子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韩非本作恃,按作辅义较长)。即是《阴符经》所说:“圣人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制之。”(现在的《阴符经》,虽是伪书,但说的道理不错。)也即是《易经》所说:“裁成天地之体,辅相天地之宜。”曹参为相,日饮醇酒,诸事不为,只可谓之“不辅万物之自然”,“不裁成天地之道,不辅相天地之宜”,“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不制之”。黄老之道,岂是这样吗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把宇宙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未发动,或才发动,就把它弄好了。犹如船上掌舵的人,把水路看得十分清楚,只须轻轻地把舵一搬,那船就平平稳稳地下去了,这叫做无为。即是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何尝是曹参那种办法呢文景行黄老,只是得点皮毛,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等工作,未免缺乏,所以不无流弊。但政治之修明,已成为三代下第一,黄老之道之大,也可想见了。

(四)“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之意义

老子洞明万事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见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继孔子之后,故言仁必带一“义”字。荀子继孟子之后,注重礼学。韩非学于荀卿,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故专讲刑名。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字作“流”字解。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道德仁义礼五者,是连贯而下的。天地化生万物,有一定规律,如道路一般,是之谓道,吾人懂得这个规律,而有得于心,即为德,本着天地生物之道,施之于人即为仁。仁是浑然的,必须制裁之,使之合宜,归为义。但所谓合宜,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把合宜之事,制为法式,是为饰文,即为礼。万一遇着不守礼之徒,为之奈何于是威之以刑。万一有悖礼之人,刑罚不能加,又将奈何于是临之以兵。我们可续两句曰:“失礼而后刑,失刑而后兵。”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由道德以至于兵,原是一贯而已。

老子洞明万事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见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继孔子之后,故言仁必带一“义”字。荀子继孟子之后,注重礼学。韩非学于荀卿(荀子),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故专讲刑名。这都是时会所趋,不得不然。世人见道德流为刑名,就归咎于老子,说申韩之刻薄寡恩,来源于老子。殊不知中间还有道德流为仁义一层,由仁义才流为刑名的。言仁义者无罪,言道德者有罪,我真要为老子叫屈。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是顺着次序说的,韩昌黎(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存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把道德放在仁义之下,就算弄颠倒了。

老子说:“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句话很受世人的痛骂,这也是误解老子。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这是天然的趋势,等于人之由小孩而少年,而壮,而老,而死一般。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于说:“失孩而后少,失少而后壮,失壮而后老。”他看见由道德流而为礼,知道继续下去,就是为刑为兵,故警告人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等于说:“夫老者少壮之终而死之始也。”这本是自然的现象,说此等话的人,有何罪过?

要救死只有“复归于婴儿”。要救乱只有“复归于无为”。吾人身体发育最快,要算婴儿时代,婴儿无知无欲,随时都是半睡眠状态,分之修养家,叫人静坐,却用种种方法,无非叫人达到无知无欲,成一种半睡眠状态罢了。婴儿的半睡眠状态,是天然的,修养家的半睡眠状态,是人工做成的,只要此心常如婴儿之未孩,也就可以长生久存了。我们知:复归于婴儿,可以救死。即知:复归于无为,可以救乱。

国家到了非用礼不可的时候,跟着就有不礼之人,非用刑不可,跟着就有刑罚不能加的人,非用兵不可。所以到了用礼之时,乱兆已萌,故曰:“乱之首。”然则为之奈何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乱机虽动,用“无为”二字,即可把它镇压下去。老子用的方法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这个话不是空谈,是有实事可以证明。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延至嬴秦,人心险诈,盗贼纵横,与现在的时局是一样的。始皇二世,用严刑峻罚,其乱愈甚。到了汉初,刘邦的谋臣张良陈平,是讲黄老的人,曹参相惠帝用黄老,文景也用黄老,而民风忽然浑朴,俨然三代遗风,这就是实行“镇之以无名之朴”。人民就居然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了,足知老子所说“复归于无为”,是治乱的妙法。“复归于婴儿”,可以常壮不老;“复归于无为”,可以常治不乱。

由道流而为德,为仁,为义,为礼,为刑,为兵,道是本源,兵是末流。老子屡言兵,他连兵都不废,何至会废礼他说:“以道佐人主者,可以兵强天下。”又说:“夫慈以战则胜。”慈即是仁,他用兵之际,顾及“道”字“仁”字,即是顾及本源之意。用兵顾及“仁”字,才不至穷兵黩武;用刑顾及“仁”字,才能衰矜勿喜;行礼顾及“仁”字,才有深情行乎其间,不至徒事虚文;行仁义顾及道德,才能到熙熙浩浩的盛世,不是相呴(xū)以湿,相濡以沫。我们读老子一书,当作如是解。老子用兵之际,都顾及本源,即知他无处不顾及本源。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dàn)为主。”他对于兵是这种主张;即知他对于礼的主张,是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不得已而用之,道德为主。”老子明知:“兵之后必有凶年。”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兵,即知他明知礼之后,必有兵刑,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礼。吾故曰,老子不废礼。惟其不废礼,以知礼守礼名于世,所以孔子才去问礼。老子知兵之弊,故善言兵,知礼之弊,故善言礼。

用刑用兵,只要以道佐之,以慈行之,民风也可复归于朴。庄子曰:“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于逍遥之虚……逍遥无为也。”由此知用刑用兵,也是假道于刑,托宿于兵,以达无为之域。我们识得此意,即知老子说“失义而后礼”,“礼仁忠信之薄”,与孔子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同是一意。

(五)绝圣弃智之作用

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无知无欲的境界,才能窥见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当顺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绝圣弃智,本着个人的意见做去,得出来的结果,往往违反自然之理。宋儒即害了此病,并且害得很深。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等语很受世人的訾(zǐ)议,这也未免误解。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无知无欲的境界,才能窥见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当顺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绝圣弃智,本着个人的意见做去,得出来的结果,往往违反自然之理。宋儒即害了此病,并且害得很深。例如“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话,就是害的这个病,洛蜀分党,也是害的这个病。他们所谓理,完全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戴东原(戴震)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作为圣贤立言之意……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又曰:“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东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假使宋儒能像老子绝圣弃智,必不会有这种弊病。

凡人只要能够洞明自然之理,一切事顺天而动,如四时之行,百物之生,不言仁义而仁义自在其中,《庄子》一书,全是发挥此理,苏子由(苏辙)解老子说道:“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废而后仁义见矣。世不知道之足以赡足万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六亲方和,孰非孝慈,国家方治,孰非忠臣,尧非不孝而独称舜,无瞽(gǔ)瞍(sǒu)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独称龙逢比干,无桀纣也,涸泽之鱼,相濡以沫,相呴以湿,不如相忘于江湖。”子由这种解释,深得老子本旨。昌黎(韩愈)说老子小仁义,读了子由这段文字,仁义乌得不小。嬴秦时代,李斯赵高,挟智术以驭天下,叛者四起,即是“智慧出有大伪”的实证。汉初行黄老之术,民风浑朴,几于三代,即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实证。

老子绝圣弃智,此心浑浑穆穆,与造化相通,此等造诣极高。孔子心知之,亦曾身体力行之,但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喻之于口,只可行之于己,而不能责之于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非不欲言也,实不能言也,即言之与人亦未必了解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处可见孔老学术,原是一贯。重言“天何言哉”,反复赞叹,与老子所说“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言绝肖。苏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子由识得此旨,所以明朝李卓吾李贽)称之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

要窥见造化流行之妙,非此心与宇宙融合不可,正常人自然做不到,我们既然做不到,而做出的事,如果违反了造化流行之理,又是要不得的,这拿来怎样办呢于是孔门传下一个最简单最适用的法子,这个法子,即是孔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孔门教人,每发一念,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良心以为对的即是善,认为不对的即是恶。恶的念头,立即除去,善的念头,就把它存留下,这即是大学上的诚意功夫。这种念头,与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何以故呢人是宇宙一分子,我们最初发出之念,并未参有我的私意私见,可说是径从宇宙本体发出来的,我把这个念头,加以考察,即与亲见宇宙本体无异,把这种念头推行出来的,就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法子,岂不简单极了呢有了这个法子,我们所做的事,求与自然之理相合,就不困难了,所难者,何者为善念,何者为恶念,不容易分别,于是孔门又传下一个最简单的法子,叫人闲居无事的时候,把眼前所见的事,仔细研究一下,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把它分别清楚,随着我心每动一念,我自己才能分别善恶,这就是格物致知了。孔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本是非常简单,愚夫愚妇,都做得到,不料宋明诸儒,把它解得玄之又玄。朱子无端补入格致一章,并且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直是禅门的顿悟,岂不与中庸所说“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相悖吗我们把正心诚意,改作“良心裁判”四字,或改作“问心无愧”四字,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

(六)盈虚消长之理

老子之学,纯是自处于虚,以盈为大戒,虚是收缩到了极点,盈是发展到了极点,人能以“虚”字为立足点,不动则已,一动则只有发展的,这即是长了。

老子的学说,是本着盈虚消长立论的,什么是盈虚消长呢试作图说明之:如图由虚而长,而盈,而消,循环不已,宇宙万事万物,都不出道德轨道。以天道言之:春夏秋冬,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以人事言之:国家之兴衰成败,和通常所谓“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逸,淫逸又生贫贱”,都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老子之学,纯是自处于虚,以盈为大戒,虚是收缩到了极点,盈是发展到了极点。人能以“虚”字为立足点,不动则已,一动则只有发展的,这即是长了。如果到了“盈”字地位,则“消”字即随之而来,这是一定不移之理,他书中所谓:“弱胜强,柔胜刚”,“高以下为基”,“功成身退天之道”,“强梁者不得其死”,“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跂(qì)者不立,跨者不行”,“多藏必厚亡”,“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将欲歙(shè)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种种说法,都是本诸这个原则立论。这个原则,人世上一切事都适用,等于瓦特发明蒸汽机,各种工业都适用。

(七)老子之兵法

可知老子用兵,是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以慈为主。慈有二意:一是恐我的人民为敌人所杀;二是恐敌人的人民为我所杀。所以我不敢为造事之主,如若敌人实在要来攻我,我才起而战之,即所谓“不敢为主而为客”。

老子把盈虚消长之理,应用到军事上,就成了绝妙兵法。试把他言兵的话,汇齐来研究,即知他的妙用了。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善者果而已。”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以奇用兵。”又曰:“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与之,以慈卫之。”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又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又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又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可知老子用兵,是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以慈为主。慈有二意:一是恐我的人民为敌人所杀;二是恐敌人的人民为我所杀。所以我不敢为造事之主,如若敌人实在要来攻我,我才起而战之,即所谓“不敢为主而为客”。虽是起而应之,却不敢轻于开战,“轻敌几丧吾宝”。这个“宝”字,就是“我有三宝”的“宝”字,慈为三宝之一,轻于开战,即是不慈,就算失去一宝了。我既不开战,而敌人必来攻,我将奈何老子的法子就是守,故曰:“以守则固。”万一敌人猛攻,实在守不住了,又将奈何老子就向后退,宁可退一尺,不可进一寸,万一退到无可退的地方,敌人还要进攻,如再不开战,坐视我的军士,束手待毙,这可谓不慈至极了。到了此刻,是不得已了,也就不得不战了,从前步步退让,极力收敛,收敛到了极点,爆发出来,等于炸弹爆裂。这个时候,我的军士,处处是死路,唯有向敌人冲杀,才是生路,人人悲愤,其锋不可当,故曰“哀者胜矣”。敌人的军士,遇着这种拼命死战的人,向前冲是必死的路,向后转是生路,有了这种情形,我军当然胜,故曰“以战则胜”。敌人的兵,恃强已极,“坚强者死之徒”,他当然败。这真是极妙兵法,故曰:“以奇用兵。”韩信背水阵,即是应用这个原理。

孙子把老子所说的原理,推演出来,成书十三篇,就成为千古言兵之祖。孙子曰:“卑而骄之。”又曰:“少则逃之,不若则避之。”又曰:“不可胜者守也。”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又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又曰:“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又曰:“投之无所往,请剧之勇也。”又曰:“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又曰:“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又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又曰:“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凡此种种,我们拿来与老子所说的对照参观,其方法完全是相同的,都是初时收敛,后来爆发,孙子曰:“将军之事静以幽。”“静”字是老子书上所常用,“幽”字是老子书上“玄”字“杳”(yǎo)字“冥”字,合并而成的,足知孙子之学,渊源于老子。所异者:老子用兵,以慈为主,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被敌人逼迫,不得不战,战则必胜;孙子则出于权谋,故意把兵士陷之死地,以激战胜之功,把老子“以奇用兵”的“奇”字,发挥尽致。开始凡是一种学说,发生出来的支派,都有这种现象,即是把最初之说,引而申之,扩而大之,唯其如此,所以独成一派。老子的清静无为,连兵事上都用得着,世间何事用不着。因为老子窥见了宇宙的真理,所以他的学说,无施不可。

(八)《史记》老庄申韩同传之原因

庄子与韩非,同是崇奉老子,一出世,一入世,途径绝端相反,而皆本之于无为。庄子事事放任,犹可谓之无为,韩非事事干涉,怎么可谓之无为呢庄子是顺应自然做去,毫不掺加自己的意见,所以谓之无为。韩非是顺应自然,制出一个法律,我即依着法律实行,丝毫不出入,也是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故韩非之学说归于无为。

韩非主道篇曰:“虚静以待令。”又曰:“明君无为于上。”这虚静无为四字,是老子根本学说,韩非明明白白提出,足见他渊源所自。其书曰:“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无穷之令。”又曰:“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于道德,而不出于爱恶。”可见他制定的法律,总是本于自然之理,从天理人情中斟酌而出,并不强人以所难。他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斗,故贤者劝赏,而不肖者少罪。”可见他所悬的赏,只要能够努力,人人都可获得,所定的罚,只要能够注意,人人都可避免,又曰:“明君之行赏也,暧(ài)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若雷霆,神圣不能解也,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嬖(bì)而必诛。”事事顺法律而行,无一毫私见。他用法的结果是:“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淡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上下交顺,以道为舍。”这是归于无为而止。

老子讲虚静,讲无为;韩非也是讲虚静,讲无为。黄老之术,发展出来,即为申韩,申韩之术,收敛起来,即为黄老。二者原是一贯。史迁(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即是这个道理。后人不知此理,反痛诋史迁,以为韩非与李耳同传,不伦不类。试思史迁父子,都是深通黄老的人,他论大道则先黄老,难道对于老氏学派,还会谈外行话吗不过韩非之学,虽是渊源于老子,也是引而申之,扩而大之,独成一派。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韩非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同是“无为”二字,在老子口中,何等恬适,一出韩非之口,而凛然可畏,惟其如此,所以才独立成派。

庄子与韩非,同是崇奉老子,一出世,一入世,途径绝端相反,而皆本之于无为。庄子事事放任,犹可谓之无为,韩非事事干涉,怎么可谓之无为呢庄子是顺应自然做去,毫不掺加自己的意见,所以谓之无为。韩非是顺应自然,制出一个法律,我即依着法律实行,丝毫不出入,也是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故韩非之学说归于无为,因为他执行法律时,莫得丝毫通融,不像儒家有议亲议贵这类办法,所以就蒙刻薄寡恩之名了。

韩非说:“故设柙(xiá)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可见他立法是持大体,并不苟细。汉高祖用讲黄老的张良为谋臣,入关之初,“除秦苛法,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苛法”是捕鼠之物,把他除去,自是黄老举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设柙股虎,用的是申韩手段。我们从此等地方考察,黄老与申韩,有何冲突

(九)老子与其他诸子

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皆出于老子。我们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

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皆出于老子。我们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老子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温良恭俭让,“俭”字与老子同,让即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孔子尝言仁,即是老子之慈,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墨子之兼爱,即是老子之慈,墨子之节用,即是老子之俭。老子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曰:“以守则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见其与老子相通。战国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他读的书,是阴符,揣摩期年,然后才出而游说,古阴符不传,他是道家之书,大约是与老子相类。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此语,是以一个“平”字立论。苏秦说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类话,激动人不平之气,暗中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与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苏秦的说法,能够披靡一世。老子所说“欲取姑予”等语,为后世阴谋家所祖,他如杨朱庄列关尹诸人,直接承继老子之学,更不待说,周秦诸子之学,即使不尽出于老子,也可说老子之学,与诸子不相抵触,既不抵触,也就可以相通。后世讲神仙、讲符箓等,俱托始于老子,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

汉朝汲黯(àn),性情刚直,其治民宜乎严刑峻法了,乃用黄老之术,专尚清静。诸葛武侯,淡泊宁静,极类道家,而治蜀则用申韩。这都是由于黄老与申韩,根本上是共通的缘故。孔孟主张仁义治国,申韩主张法律治国,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其实是一贯的。诸葛武侯说“法行则知恩”,这句话真是好极了,足补四书五经所未及。要施恩先必行法做起走,行法即是施恩,法律即是仁义。子产治郑用猛,国人要想杀他,说道:“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后来感他的恩,又生怕他死了,说道:“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难道子产改变了政策吗他临死前还说为政要用猛,可见猛的宗旨,至死不变,而所收的效果,却是惠字,《论衡》载:“子谓子产……其养民也惠。”又讲:“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猛的效果是惠,此中关键,只有诸葛武侯懂得,所以他治蜀尚严,与子产收同一之效果。一般人说申韩刻薄寡恩,其实最慈惠者,莫如申韩。申子之书不传,试取韩非子与诸葛武侯本传,对照读之,当知鄙言之不谬。

韩非之学,出于荀子,是主张性恶的。荀子以为人性恶,当用礼去裁制他。韩非以为礼的裁制力弱,法律的裁制力强,故变而论刑名,由此可知:黄老申韩孟荀,原是一贯。害何种病,服何种药。害了嬴秦那种病,故汉初药之以黄老,害了刘璋那种病,故孔明药之以申韩,儒者见秦尚刑名,至于亡国,以为申韩之学,万不可行,此乃不知通变之论。商鞅变法,秦遂盛强,逮至始皇,统一中国,见刑名之学,生了大效,继续用下去,犹之病到垂危,有良医开一剂芒硝大黄,服之立愈,病已好了,医生去了,把芒硝大黄作为常服之药,焉得不病焉得不死于芒硝大黄何尤于医生何尤

(十)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之原因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已被老子讲得透透彻彻,莫得孔子说的,孔子只好从“仁”字讲起走了。老子学说,虽包含有治世法,但是略而不详,他专言道德,于仁义礼三者,不加深论。孔子窥破此旨,乃终身致力于仁义礼,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条分缕析地列出来。于是老子谈道德,孔子谈仁义礼,结果孔子与老子,成了对等地位。

礼记》上,孔子屡言:“吾闻诸老聃曰。”可见他的学问,渊源于老子。至大限度,只能与老子对抗,断不能驾老子而上之。《史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zēng),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这种惊讶佩服的情形,俨如虬髯客见了李世民,默然心死一样。《虬髯客传》载,道士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虬髯也就离开中国,到海外扶馀,另觅生活。孔子一见老子,恰是这种情形。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已被老子讲得透透彻彻,莫得孔子说的,孔子只好从“仁”字讲起走了。老子学说,虽包含有治世法,但是略而不详,他专言道德,于仁义礼三者,不加深论。孔子窥破此旨,乃终身致力于仁义礼,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条分缕析地列出来。于是老子谈道德,孔子谈仁义礼,结果孔子与老子,成了对等地位。孔子是北方人,带得有点强哉矫的性质,虽是佩服老子,却不愿居他篱下。这就像清朝恽寿平,善画山水,见了王岩谷的山水,自量不能超出其上,再画得好,也是第二手,乃改习花卉,后来二人竟得齐名。孔子对于老子,也是这样。他二人一谈道德,一谈仁义礼,可说是分工的工作。

论语》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何以不言性与天道呢?因为性与天道,老子已经说尽,莫得孔子说的了。何以故呢言性言天道,离不得“自然”二字,老子提出“自然”二字,业已探骊得珠,孔子再说,也不能别有新理,所以就不说了。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请问致的是什么守的是什么这明明是言心言性,一部宋元明学案,“虚”字“静”字,满纸都是,说来说去,终不出“致虚守静”的范围,不过说得比较详细罢了。老子书中言天道的地方很多,如云“天地之间,其犹橐(tuó)籥(yuè)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长久,而况于人乎。”“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这一类话,即把天地化生万物,天人感应,天道福善祸淫,种种道理,都包括在内,从天长地久,说至天地不能长久,就叫孔子再谈天道,也不能出其范围,所以只好不说了。老子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孔子也是见到了的,他赞周易,名此物曰太极,曾极力发挥,惟理涉玄虚,对门人则浑而不言,故大学教人,从诚意做起走。

性与天道,离了“自然”二字,是不能讲的。何以见得呢一般人说宋儒是得了孔子真传的,朱子是集宋学大成的,朱子毕生精力,用在《四书集注》上,试拿《集注》来研究,“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一章,朱子注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提出“自然”二字吗《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注:“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岂不是又提出“自然”二字吗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章言性又言天道,朱注:“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则导之……程子(程颐)曰,此章专为智而发。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归为大智。”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足见性与天道,离却“自然”二字,是讲不清楚的。老子既已说尽,宜乎孔子不再说了。

(十一)三教异同之点

老子重在窥探造化的本源,故绝圣弃智,无知无欲,于至虚至静之中,领会那寂然不动、虚而逍遥之妙,故而像一初生之婴儿。向后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间法。

春秋战国时,列国并争,同时学术界,也有百家争鸣,自秦以后,天下统一,于是学说随君主之旨意,也归于统一。秦时奉法家的学说,此外的学说,皆在所排斥。汉初改而奉黄老。到了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从此以后,专奉孔子之学。而老子的学说,势力也很大。孔老二教,在中国成为两大河流。随后佛教传入中国,越传越盛,成了三大河流。同在一个区域内,相推相荡,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天然有合并的趋势,于是宋儒的学说,应运而生。

我们要谈宋儒的学说,须先把三教异同研究一下。三教异同古人说的很多,无待我们再说,但我们可补充一下:三教均以返本为务。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但返至身,还不能终止。孟子又曰:“孩提之事,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可知儒家返本,以返至孩提为止。老子一书,屡言婴儿,请问孟子之孩提,与老子的婴儿,同乎不同答曰:不同。何以故呢孟子所说之孩提能爱亲敬兄,大约是二三岁或一岁半岁。老子曰:“如婴儿之未孩。”说文:孩,小儿笑也。婴儿还未能笑,当然是指才下地者而言。老子又说:“骨弱筋柔而握固。”初生小孩,手是握得很紧的。可见老子所说的婴儿,确指才下地者而言。孟子所说的孩提知爱知敬,是有知识的。老子曰:“常使民无知无欲。”是莫有知识的。可知老子返本更进一步,以返至才下地的婴儿为止。

但老子所说的虽是无知无欲,然犹有心;故曰:“圣人当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释氏则并心而无之,以证入涅槃,无人无我为止。禅家常教人“看父母未生前面目”。竟是透过娘胎,较老子的婴儿更进一步。他们三家俱是在一条线上,我们可作图表示,如图: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由丁返至乙。佛氏由丁返至甲。我们可呼此线为“返本线”。由此可看出三家的异同。要说他们不同,他三家都沿着返本线向后而走,这是相同的。要说他们相同,则儒家返至丙点而止,老子返至乙点而止,释氏直返至甲点方止,又可说是不同。所从三教同与异俱说得去,总看如何看法。

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从“身”字追进两屋,直至“意”字,从诚意做起走。但是有意就有我,老子以为有了我即有人,人我对立,就生出许多胶胶扰扰的事,闹个不休。有我即身,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倘若无有我身,则人与我浑而为一,就成了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再不会有胶胶扰扰的事。故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庄子书上种种讥诮孔子的话,与夫老子谓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等语,都是根据这个原理。试问如老子所说,是个什么境界呢这就是所说的“恍兮惚兮,窈兮冥兮”了,也即是“婴儿未孩”的状态,自佛学言之,此等境界是为第八识,释氏更进一步,打破此识,而为大圆镜智,再进而连大圆镜智也打破,即是心经所说“无智亦无得”了。

据上面所说,似乎佛氏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境界,非孔子所能到,则又不然,佛氏说妙说常,老子曰:“复命曰常。”又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尝不能到呢孔子毋意必固我,又曰:“无可无不可。”佛氏所谓法执我执,孔子何尝莫有破呢但三教虽同在一根线上,终是个个独立。他们立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故须追寻至父母未生前,连“心”字都打破,方能出世,说是要出世,所以世间的礼乐刑政等,也就不详加研究了。孔门要想治世,是在人事上工作上,人事之发生,以意念为起点,而意念之最纯粹者,莫如孩提之童,故从孩提之童研究起来,以诚意为下手功夫,由是而正心修身,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的宗旨,即是想治世,所以关于涅槃灭度的学理,也就不加探讨了。老子重在窥探造化的本源,故绝圣弃智,无知无欲,于至虚至静之中,领会那寂然不动、虚而逍遥之妙,故而像一初生之婴儿。向后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间法。他说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个“中”字,即指乙点而言,是介于入世出世之中。佛氏三藏十二部,孔子《诗》、《书》、《易》、《礼》、《春秋》,可算说得很多了。老子却不愿意多说,只简简单单五千多字,扼着乙点立论,含有“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意思。他的意思,只重在把入世出世,打通为一,揭出原理,等人自去研究,不愿多言,所以讲出世法莫得释氏那么精,讲世间法莫得孔子那么详。综而言之,释氏专言出世法,孔子专言世间法,老子则把出世法和世间法,打通为一,这就是他三人立教不同的地方。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后,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他是用致虚守静的功夫,步步向内收敛,到了归根复命,跟着又步步向外发展,所以他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彰,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子之学,得之于老子,其步骤是一样。《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是步步向内收敛。“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又是步步向外发展。老子归根复命的工作,与佛氏相同,从“修之于身”,以至“修之于天下”,与孔子相同,所以老子之学,可贯通儒释两家。

北方人喜吃面,南方人喜吃饭,孔子开店卖面,释迦开店卖饭,老子店中,面和饭皆有,我们喜欢吃某种,进某家店子就是了。不能叫人一律吃面,把卖饭的店子封了,也不能叫人一律吃饭,把卖面的店子封了。卖面的未尝不能做饭,卖饭的也未尝不能做面,不过开店的目的,各有不同罢了。儒释道立教,各有各的宗旨,三教之徒,互相攻击,真算多事。

(十二)宋学是融合儒释道三家学说而成

在宋儒尽管说他是孔门嫡派,与佛老无关,实际是融合三教而成,他们学说俱在,何能掩饰。其实能把三教融合为一,这是学术上最大的成功,他们有了这样的建树,尽可自豪,反弃而不居,自认孔门嫡派。这即是为“门户”二字所误。

最初孔老二教,迭为盛衰,互相排斥。故太史公说:“世之学老子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到了曹魏时,王弼出来,把孔老沟通为一,他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无累便谓其不复应物,失之远矣。”(见《魏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冲和以通无”,指老氏而言。“哀乐以应物”,指孔氏而言。裴说:“应物而无累于物。”就把孔老二说,从学理上融合为一。王弼曾注《易经》和《老子》,《易经》是儒家的书,《老子》是道家的书,他注这两部分,就是做的融合孔老的工作,这是学术上一种大著作,算是一种新学说,大受一般人的欢迎,所以开晋朝清谈一派。

人情是厌故喜新的,清谈既久,一般人都有点厌烦了,适值佛教陆续传入中国,越传越盛,在学术上另开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欢迎,到了唐时,佛经遍天下,寺庙遍天下,天台、华严、净土各宗大行,禅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兴之唯识宗,可算是佛学极盛时代。唐朝自称是老子之后,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道教因之很盛。孔子是历代崇奉之教,当然也最盛行。三教相荡,天然有合并的趋势。那个时候的儒者,多半研究佛老之学,可说他们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却不曾把此融合为一,直到宋儒,才把这种工作完成了。

戴东原(戴震)谓:“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子自老子,谈老子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家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这本是诋斥宋儒的话,但我们从这个地方,反可看出宋儒的真本事来,最当注意的是“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二语,老释和孔孟,大家认为是截然不同之二派,宋时就把他们融合为一,创造力何等伟大。

在宋儒尽管说他是孔门嫡派,与佛老无关,实际是融合三教而成,他们学说俱在,何能掩饰。其实能把三教融合为一,这是学术上最大的成功,他们有了这样的建树,尽可自豪,反弃而不居,自认孔门嫡派。这即是为“门户”二字所误。惟其是这样,我们反把进化的趋势看出来了。儒释道三教,到了宋朝天然该合并,宋儒顺着这个趋势做去,自家还不觉得,犹如河内撑船一般,宋儒极力欲逆流而上,自以为撑到上流了,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假令程朱诸人,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还看不出天然的趋势,惟其极力反对三教合一,实际上反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这才见天然趋势的伟大。宋儒学说,所以不能磨灭掉,在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其所以为人诟病者,在里子是三教合一,面子务必说是孔门嫡派,成了表里不一致。我们对于宋儒,只要他的里子,不问他的面子,他们既建树了这样大功,就应替他们表彰。

宋儒融合三教,在实质上,不在字面上。若以字面而论,宋儒口口声声,诋斥佛老,所用的名词,都是出在四书五经上,然而实质上却是三教合一。今人言三教合一者,满纸是儒释道书上的名词,我们却不能承认他们把三教融合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譬如吃饮食,宋儒把鸡鱼羊肉,米饭菜蔬,吃下肚去,变为血气。看不出鸡鱼羊肉,米饭菜蔬的形状,实质上却是这些东西融合而成。他人是把这些东西吃下去,吐在地上,满地是鸡鱼羊肉米饭菜蔬的细颗,并未融化。我们把融合三教之功,归之宋儒,就是这个道理。世间的道理,根本上是共通的,宋儒好学深思,凡事要研究彻底,本无意搜求共通点,自然把共通点寻出,所以能够把三教融合。

由晋历南北隋唐五代,而至于宋,都是三教并行。名公巨卿,大部研究佛老之学,就中以禅宗为尤盛。我们试翻《五灯会元》一看,即知禅宗自达摩东来,源远流长,其发达的情形,较之宋元学案所载的道学,还要盛些。王荆公尝问张文定(方平):“孔子去世百年,生孟轲亚圣,自后绝人何也”文定言:“岂无只有过孟子上者。”公问是谁文定言:“江南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雷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荆公欣然叹服。(见宋《稗类钞宗乘》),佛教越传越盛,几乎把孔子地盘完全夺去,宋儒生在这个时候,受儒道的甄陶孕育,所以能够创出一种新学说。

周敦颐的学问,得力于佛家的寿涯和尚和道家陈抟(tuán)的太极图,这是大家知道的。程伊川说:“程明道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宋史说:范仲淹命张横渠读《中庸》,读了犹以为未足,又求诸老释。这都是“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缘故。明道和横渠,都是“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试问:他二人初读孔子书,何以得不到真传,必研究老释多年,然后返求诸六经,才把它寻出来何以二人都会如此此明明是初读儒书,继续佛老书,涵泳既久,融会贯通,心中恍若有得:然后还向六经搜求,见所说的话,有与自己心中相合者,就把它提出来组织成一个系统,这即是所谓宋学了。因为天下的真理是一样的,所以二人得着的结果相同。

著者往年著《心理与力学》一文,创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曾说:“地心有引力,把泥土沙石,有形有状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地球,人心也有引力,把耳濡目染、无形无体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心。”宋儒研究儒释道三教多年,他们的心,已经成了儒释道的化合物,自己还不觉得,所以宋学表面上是孔学,里子是儒释道融合而成的东西。从此以后,儒门就不淡泊了,就把人收拾得住,于是宋学风靡天下,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传诵不衰。他们有了这种伟大工作,尽可独立成派,不必依附孔子,在他们以为依附孔子,其道始尊,不知依附孔子,反把宋儒的价值看小了。

(十三)宋学含老学成分最多

宋学是明道开创的,明道之学,既近于老子,所以赵宋诸儒,均含老氏意味。宋儒之学,何以会含老氏意味呢因为释氏是出世法,孔子是世间法,老子是出世法世间法一以贯之。宋儒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学治世,二者俱是顺其自然之理而行,把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是走入老子的途径。

宋学是融合三教而成,故处处含有佛老意味。其含有佛学的地方,前人指出很多,不必再加讨论。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宋学所含老氏成分,特别浓厚。宋儒所做的功夫,不外“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八字。天理者天然之理,也即是自然之理。人欲者个人之私意。宋儒教人把自己的私意除掉,顺着自然的道理做去,这种说法,与老子有何区别所异者,以“天”字代“自然”二字,不过字面不同罢了。

但是他们后来注重理学,忽略了“天”字,即是忽略了“自然”二字,而理学就成了管见,此戴东原所以说宋儒以理杀人也。

周子著《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这“无极”二字,即出自《道德经》。张横渠之易说,开卷诠乾四德,即引老子“迎之不见其首”二语。中间又引老子“谷神,刍狗,三十辐共一彀(gòu),高以下为基”等语,更是彰明其著的。

伊川(程颐)门人尹焯(chāo)言:“先生(指伊川)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观此足矣,语录之类,皆学者所记,所见有深浅,所记有工拙,盖不能无失也。”《二程全书》可见易学是伊川根本学问,伊川常令学者看王弼易注《二程全书》,《四库提要》说:“自汉以来,以老庄说易,始魏王弼。”伊川教人看此书,即知:伊川之学根本上掺有老学。

朱子号称是集宋学大成的人。《论语》开卷言:“学而时习之。”朱子注曰:“后觉者必效先学者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戴东原曰:“复其初出庄子。”《东原年谱》明善复初,是宋儒根本学说,庄子是老氏之徒,这也是掺有老学之证。

大学开卷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朱子注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其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这个说法,即是老子的说法。我们可把这几句话,移注老子。老子曰:“谷神不死。”谷者虚也,神者灵也,不死者不昧也,“谷神不死”,盖言:虚灵不昧也。“具众理而应万事”,即老子“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之意。“虚”则冲漠无朕,“不屈”则万象森然,故曰“具众理”。“动”则感而遂通,“愈出”则顺应不穷,故曰“应万事”。这岂不是老子的绝妙注脚

《中庸》开卷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注提出“自然”二字。《论语》:“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朱注又提出“自然”二字。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这是前面已经说了的。

又老子有“致虚极,守静笃”二语,宋儒言心性,满纸是“虚静”二字,“静”字犹可说《大学》中有之,这“虚”字明明是从老子得来。

宋学发源于孙明复、胡安定、石守道三人,极盛于周程张朱诸人。程氏弟兄幼年曾受业于周子,其学是从周子传下来的,但伊川(程颐)作明道(程颢)行状说:“先生生于一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又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可见宋学是程明道特创的,明道以前,只算宋学的萌芽,到了明道,才把它组织成一个系统,成为所谓宋学。周子不过启发明道求之志罢了。所以我们研究宋学,当从明道研究起走。

明道为宋学之祖,等于老子为周秦诸子之祖。而明道之学,即大类老子,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明道著定性书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如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此等说法,与老子学说,有何区别也即是王弼所说:“体冲和以通无,应物而无累于物。”

二程遗书载:明道言:“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明道所悟得者,即是老子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之理,老子书中,每用雌雄、荣辱、祸福、静躁、轻重、歙张、枉直、生死、多少、刚柔、强弱等字,两两相对,都是说明“无独必有对”的现象。明道提出“自然”二字,宛然老子的学说。

其他言自然者不一而足,如遗书中,明道云:“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自然之道也”皆是。故近人章太炎说:“大程远于释氏,偏迩于老聃。”(见《检论卷·四通程篇》)

宋学是明道开创的,明道之学,既近于老子,所以赵宋诸儒,均含老氏意味。宋儒之学,何以会含老氏意味呢因为释氏是出世法,孔子是世间法,老子是出世法世间法,一以贯之。宋儒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学治世,二者俱是顺其自然之理而行,把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是走入老子的途径。宋儒本莫有居心要走入老氏途径,只因宇宙真理,实是这样,不知不觉,就走入这个途径,由此知:老子之学,不独可以贯通周秦诸子,且可以贯通宋明诸儒。换言之:即是老子之学,可以贯通中国全部学说。

伊川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究竟他们在六经中得着些什么呢他们在《礼记》中搜出《大学》、《中庸》两篇,提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并研究。在《尚书》中搜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又在《乐记》中搜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数语,创出天理人欲等名词,互相研究,这即是所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了。

宋儒搜出这些东西,从学理上言之,固然是对的,但务必说这些东西是孔门“不传之学”,就未免靠不住,“人生而静”数语,据后人考证,是《文子》引《老子》之语,河间献王把它采入《乐记》的。而《文子》一书,又有人说是伪书,观其全书,自是道家之书,确非孔门之书。

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说:“虞廷十六字,盖纯袭用荀子,而世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君子而后能知之。’此文前文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概括为四字,复读以成十六字。”可见宋儒讲的危微精一,直接发挥荀子学说,间接是发挥道家学说。

朱子注《大学》说:“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子以前,并无一人说大学是曾子著的,不知朱子何所依据,大约是见诚意章,有“曾子曰”三字,据阎百诗说:《礼记》四十九篇中,称曾子者共一百个,除有一个是指曾中外,其余九十九个,俱指曾参,何以见得此篇多处提及“曾子”二字,就是曾子著的

朱子说:《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子思学之于书以授孟子。此话也很可疑。《中庸》有“载华岳而不重”一语,孔孟是山东人,一举目即见泰山,所以论孟中言山之高者,必说泰山。华山在陕西,孔子西行不到秦,华山又不及泰山著名,何以孔门著书,会言及华山呢明明是汉都长安,汉儒著书,一举目即见华山,故举以为例。又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更是嬴秦混一天下后的现象。这些也是经昔人指出了的。

据上所述,宋儒在遗经中,搜出来的东西,根本上发生疑问。所以宋儒的学问,绝不是孔孟的真传,乃是孔老孟荀混合而成的,宋儒此种工作,不能说是他们的过失,反是他们的最大功绩,他们极力尊崇孔孟,反对老子和荀子,实质上反替老荀宣传,由此知:老荀所说的是合理的,宋儒所说的也是合理的。我们重在考求真相,经过他们这种工作,就可证明孔老孟荀,可融合为一,宋儒在学术上的功绩,真是不小。

我们这样的研究,就可把学术上的趋势看出来了。趋势是什么就是各种学说,根本上是共通的,越是互相攻击,越是日趋融合,何以故因为越攻击,越要研究,不知不觉,就把共通之点发现出来了。

《宋元学案》载:“明道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伊川一切摒除,虽庄列亦不看。”明道把三教之理,融会贯通,把大原则发明了,伊川只是依着他这个原则研究下去,因为原则上含得有释老成分,所以伊川虽摒除释老之书不观,而传出来的学问,仍带有释老意味。

伊川尝谓门人张释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伊川作明道行状,言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既自称与明道同,当然也出入于老释。所谓不观释老书者,是指学成之后而言,从前还是研究过释老的。

宋儒的学说,原是一种革命手段。他们把汉儒的说法,全行推倒,另创一说,是具备了破坏和建设两种手段。他们不敢说是自己特创的新说,仍复托诸孔子,名为复古,实是创新。路德之新教,欧洲之文艺复兴,俱是走的这种途径。宋儒学说,带有创造性,所以信从者固多,反对者亦不少,凡是新学说出来,都有这类现象。

(十四)程明道死后之派别

明道学术分程朱和陆王两派,象山相当于伊川,阳明相当于朱子。有了朱子“万殊归于一本”之格物致知,跟着就有阳明“一本散之万殊”之格物致知,犹之有培根之归纳法,跟着就有笛卡儿之演绎法,培根之学类伊川和朱子,笛卡儿之学类象山和王阳明。

明道把三教融合的工作刚刚做成功,跟着就死了。死后,他的学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伊川朱子(朱熹),一派是陆象山和王阳明。明道死时,年五十四岁,死了二十多年,伊川才死。伊川传述明道的学问,就走入一偏,递传以至朱子。后人说朱子集宋学之大成,其实他未能窥见明道全体。宋元学者说:“朱子谓明道说话浑论,然太高,学者难看。……朱子得力于伊川,于明道之学,未必尽其传也。”据此可知:朱子得明道之一偏,陆象山起而绍述明道,与朱子对抗,不但对于朱子不满,且对于伊川亦不满。他幼年闻人诵伊川语,即说道:“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孟不类。”又说:“二程见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说:“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锢蔽深,明道却疏通。”象山自以为承继明道的,伊川自以为承继明道的,其实伊川与象山,俱是得明道之一偏,不足尽明道之学。伊川之学,得朱子发挥光大之,象山之学,得阳明发挥光大之,成为对抗之两派。朱子之格物致知,是偏重在外,阳明之格物致知,是偏重在内。明道曰:“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明道内外两忘,即是包括朱陆两派。

朱陆之争,乃是于整个道理之中,各说半面,我们会通观之,即知两说可以并行不悖。(一)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子重在学,陆子重思,二者原是不可偏废。(二)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朱子宗的是这个说法。孟子又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陆子宗的是这个说法。二说同出于孟子,原是不冲突的。(三)陆子尊德性,朱子道问学,中庸说:“尊德性而远问学。”中间著一而字,二者原可联为一贯。(四)从伦理学上言之:朱子用的是归纳法,陆子用的是演绎法,二法俱是研究学问所不可少。(五)以自然现象言之:朱子万殊归于一本,是向心力现象,陆子一本散之万殊,是离心力现象,二者原是互相为用的。我们这样的观察,把他二人的学说,合而用之即对了。

明道学术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象山相当于伊川,阳明相当于朱子。有了朱子“万殊归于一本”之格物致知,跟着就有阳明“一本散之万殊”之格物致知,犹之有培根之归纳法,跟着就有笛卡儿之演绎法,培根之学类伊川和朱子,笛卡儿之学类象山和王阳明。宇宙真理,古今中外是一样的,所以学术上之分派和研究学问的方法,古今中外也是一样的。

(十五)学术之分合

大凡一种学说,独立成派之后,本派中跟着就要分派。韩非说:“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就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孔学分为八派,秦灭而后,孔学灭绝,汉儒研究遗经,成立汉学,跟着又分许多派。老氏之学,也分许多派。佛学在印度,分许多派,传入中国,又分若干派。

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老子书上有“谷神不死”及“将欲取之”等语,经后人考证,都是引用古书。他书中所说“用兵有言”及“建言有之”等语,更是明白援引古说,可见老子也是述而不作之人,他的学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印度有九十六外道,释迦一一研究过,然后另立一说,这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宋儒之学,是融合儒释道三教而成,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分而合的现象。

大凡一种学说,独立成派之后,本派中跟着就要分派。韩非说:“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就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孔学分为八派,秦灭而后,孔学灭绝,汉儒研究遗经,成立汉学,跟着又分许多派。老氏之学,也分许多派。佛学在印度,分许多派,传入中国,又分若干派。宋儒所谓佛学者,盖禅宗也。禅宗自达摩传至五祖。分南北两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为六祖,他门下又分五派。明道创出理学一派,跟着就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而伊川门下分许多派,朱子门下分许多派,陆王门下也分许多派。这种现象,是由合而分的现象。

宇宙真理,是圆陀陀的,一个浑然的东西,人类的知识很短浅,不能骤窥其全,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合而又分地研究,才能把那个圆陀陀的东西研究得清楚。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有人融会贯通,使它汇归于一,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经汇归于一之后,众人又分头研究,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正是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中西两方学说融会贯通,努力做出分而合的工作。必定要这样,才合得到学术上的趋势,等到融会贯通过后,再分头研究,做合而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