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先生不同的逻辑与文化并论中国理学,是近来思想界的杰作。但于四种逻辑归之某一方面、某一阶段的四种文化产物,有相当说明,而未到于恰好。再为显了以言之,则逻辑甲、乙是“发表思想工具的名数法式”,逻辑丙、丁,是“直观思想内容的事物性相”,其义大抵如东荪先生所说。不过逻辑丁是直观“事物的相”,仅说为参加政治社会实际运动的斗争作用是不够的;事物的相,即从自然以至社会以至意识的相也。是什么相?是和合假相与相继假相。和合故是矛盾的统一,相续故是质量互变与否定的否定。金刚经所谓‘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是逻辑丙直观“事物的性”;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是逻辑丁直观“事物的相”。不过通俗所谓的“唯物辨证法”,尚囿于“逻辑甲所执的物”,上未达逻辑丙所明的“性”,下未尽“有为法的量”,故又倒执“和合相续的假相为真实相”耳。其义详见中国文化服务社新出版的新科学哲学。

至东荪先生的论宋明理学──冯友兰先生说为道学,内分理学与心学二派,是很有睿见的──,亦能揭发一都分精奥,不愧为哲学家言;但亦未尽。我意孔子以来的儒士,有一体三位的用,东荪先生所说的为一位,还有一位是“传整国族文物”──典章制度等──。所以遇需要文致太平、润饰鸿业的时候,儒士便起而表现其当行出色的擅长。比如县官不能不用“刑名、钱谷的幕友”一般。还有一位,是“维持既成善政”,此即近于陶希圣君所说的孔子,从孔子为鲁相以来得政的儒士,即为此类。此三位本为一体,每一通儒可易地皆然,而基本的本钱,尤在“传整国族文物”这一点。中国二千年来,在儒士这一体三位能发挥相当功用的时候,便成短期治世。但失“得君持善政”,“清议达民困”的时候,又陷短期乱世。所以常在一治一乱之间。由治入乱的,一因国外蛮夷的侵入,二因国内豪猾的兴起,豪猾的兴起尤为主因。豪猾每为近于“墨侠的道家”,本时时欲兴起者。然得待儒士善政、清议失效而农民怨沸的时候,乃乘之兴起。由乱极而再入治的,或为外夷如元、清;或为内雄如汉、唐、宋、明,而内雄大抵为近于“法术的道家”。故道士由治起乱,由乱进治,而儒士则在治定后文饰维持。此为中国二千年来道教、儒教变演之活剧,而佛教则超然治乱之外以聊为救济苦难而已。

然今后则非复以前之中国局面,而道士、儒士均失其力用也。一、因四围不是以前的蛮夷小国,而是高度文明的大国。二、因海陆空交通的便利,缩万里为比邻,连国际为一环,息息牵动,更难划疆孤立。三、因科学发达,人力胜天,道士阴阳术数失其用;家族分散,农变为工,儒士宗法伦理失其用。社会革命,孑没于群,国愿抱残守阙,仍欲凭其“传整国族文物”的本钱,贸易而再现为儒、道的中国,戛戛乎其不可能矣!而新兴的三民主义文化,却有“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的端绪,但犹未见能从思想上树立开展,以成为今后新国新世界的新文化其人耳。东荪先生谓佛学理论未为儒道采取是对的,但其不采,不是因为佛学专是宗教性而无道德性的缘故。因为佛学理论高一度,采取时便降低儒道,这是一分各立门户的儒道不肯的。东荪先生又说儒道采取了佛学瑜伽方法,亦是对的,但采取了顿悟,是中国发明的传说。又谓儒道发明把出世的悟修方法用于入世,佛学由寂入手而终于解脱;道学由寂然不动注重感而遂通,由静虚而动直,不厌恶世间生活而把此心活泼地常乐,以为这是孔孟之道而与佛不同。其实此皆囿于向来“不了知佛学全系”之俗见!顿悟门原为佛学之一门,可无论了。由了达空寂性而不厌世间,不舍众生,入世利人,乃正为大乘菩萨之一阶段。故于孔、孟,予之则大乘菩萨,夺之则人乘圣贤而已。(见读书通讯四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