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对《鬼谷子》研究的贡献   作者:

鬼谷子》一书之真伪,自汉以下便成了一桩疑案。伪托之说,几乎已成定论。1984年出版的《辞源》修订本仍持“文颇奇诡,不类汉以前人所作”之说。《中文大辞典》则强调“鬼谷子事迹不明,此书亦后人伪作。”1979年修订的《辞海》索性删去“鬼谷子”条目。数年前出版的《中国历史辞典·思想史》,也断定其“系后人伪作”,或较含糊地说:“苏秦之书”,“东汉人作”还是“魏晋人作”“均无确证”,实际上说的还是伪作,只不过作伪的时间与伪作者不同罢了。其实,这些带有定论性的意见,大概都是受梁启超影响的结果。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专门讲清代学者校注、辨伪、辑佚以整理旧学,“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捡查。”他指出,清代学者姚际恒著《古今伪书通考》,所列全部伪作者,史部32,子部37,其中之一就有《鬼谷子》;崔东璧《考信录》也疑《鬼谷子》为全伪。梁氏还说:“四库提要为官书,间不止敷衍门面……认为真的未必便真,所指为伪的一定是伪,我敢断言”,并将《鬼谷子》列在“(甲)全部伪绝对决定者”项下。于是乎《鬼谷子》伪书说已成定论。

然而,事实上这只是梁氏片面收集材料的一家之言。清代学者读书好古之风还是大有人在的,乾嘉诸老的考据之学也多有判《鬼谷子》非伪,并予以认真训释。诸如梁氏在同-章中提到的“堪比”“正谬”的钱遵王、“最专门名家者”卢抱经,另外还有周广业、纪昀、秦恩复、阮元俞樾等。他们大多肯定鬼谷子实有其人,也实有其书。显而易见,梁启超的结论未免有些唐突而形成片面的导向。不过,梁氏还认为:“清儒辨伪工作之可贵者,不在其所辨出之成绩,而在其能发明辨伪方法而善于运用”,而且,他们对旧学的整理,“惹起许多古书之复活,内中最重容者为秦汉以前子书之研究。此种工作颇间接影响于近年思想之变 化。”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语足以反映梁氏见识之深阔。实际上也说明,清儒校注、辑佚、辨伪,从而复活子书之功,对以后治斯学者的贡献,当然也包括对《鬼谷子》的复活。

其实,在清以前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中,《鬼谷子》辗转于江湖术士之间,以正统自居的知识分子对之是不屑一顾的。这并非因其伪,实在由于它的非传统性质。其阳予阴取,诡诈好谋之道,在专讲仁义道德,无信不立的传统中,自然不宜做太多的宣扬,因而索性判其为伪书以省去不少口舌。柳宗元谓其“妄言乱世”,“其言益奇而道益狭”,“怪谬异甚,不可考校”,故“难言”。宋濂亦谓之“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卢文弨说得就更明确,即所谓“小人之书也,只可施之闇君耳”,“千古之奸邪之愚美其主者莫不如是”,“其术遇正人而穷也”。同时他还指出,只是由于“奸邪之情状毕见于斯”,故被作为反面教材而警戒人主的。直到清末,一些反对设同文馆的守旧人物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一联,以讥刺翰林院正途出身者向西方学习之举。显而易见,《鬼谷子》在封建社会中,始终是被当作“怪谬”、“奸邪”的代名词,其不可考校首先是因为它受到正统的鄙弃。不难看出,《鬼谷子》在递相更迭的封建社会中,长期被诬为伪而淹没不张,主要还是正统文人的借题发挥。

至清代,统治者虽以理学持世,但学术界以经世致用为标帜而形成了务实之风,尤其到清末出现领航的社会变革思潮,终于导致经学一统天下之局的瓦解。《鬼谷子》便随着子学的复兴而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当然,从学术角度来看,《鬼谷子》的真伪还是争论的焦点。它涉及到鬼谷子其人的虚实,

《苏子》是否即《鬼谷子》,汉魏或六朝人伪托的可能性等问题。清代学者就是围绕上述问题研究鬼谷子的。他们运用梁启超称之为“科学的古典学派”的考据之学,考校该书的措辞、音声和行文方式,以判其著述之年代。

鬼谷子其人有无是其书真伪的重要依据。《史记》固然有“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的记载,然无可确考,遂成疑案。不过,司马迁的记述,应当说是可靠的,苏秦、张仪以及孙膑、庞涓俱出其门下,也应说不是无稽之谈。后人有的基于“正统”的立场,视之为异端邪说,在心理上原本有一种拒斥的倾向,故以鬼谷子其入不可考而作出《鬼谷子》为后世伪托的轻率结论。姚际恒也说:“其人本无考,况其书乎?是六朝所托无疑。”他是以人考书的。然而,人尚且无考,书何遽断为无?他还指责杨升庵谓《鬼容区》即《鬼谷子》“无考”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鬼谷子》),其实,姚说“六朝所托”更无证据可言。

清代学者虽以“无征不信”为绳墨,只可惜正史中有关鬼谷子的记载除《史记》外,均无直接证据。《隋书》虽有“鬼谷子”三卷,对鬼谷子身世也只有皇市谧不知引自何处的注解,其可信性远不及《史记》中的有关记述。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鬼谷子〉提要》中除沿袭传统注说以外,又引《玉海》所载《中兴书目》之言:“周时豪士,无乡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隐,自号鬼谷先生。”他是信其有而判《鬼谷子》“其文之奇变诡道,要非后世所能为”。这也是以人判书的。但他进一步从内容和行文方式说明该书符合先秦社会风貌,故非后世所伪托。秦恩复则先后在乾隆、嘉庆刊本的序中,据各种传说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其一,《道藏目录》直以鬼谷子“姓王名翊,晋平公时人”;其二,王嘉拾遗记》以鬼谷子为归谷,“谓苏秦假托者”,并指出这是由于《苏秦传》有简练揣摩之语,《鬼谷子》有揣摩二篇,“遂附会其说,实无所据。”其三,周时豪士隐于鬼谷者,显然出自皇甫谧的注和《中兴书目》。他虽然说“鬼谷子不知何人”,但显然也是信其实有的。其四,新、旧唐书皆以《鬼谷子》为苏秦所撰,但《汉书》另有《苏子》32篇,“其文与鬼谷不类”,意指《鬼谷子》实乃先秦之作。他还说:“今观其书,抉摘幽隐,反复变幻,苏秦得其绪余……真纵横家之祖也。”

显然,秦氏不仅认为鬼谷子并非苏秦假托而且断定其乃纵横家之祖,苏氏也不过承其风流余泽罢了。如此相互印证,虽仍难免有附会之意,但较前此以往的各种传闻也就充实得多了。这是以书推人的。也就是说,书具先秦之风,战为先秦之作,作者自然也就属先秦时人无疑。

至清末,俞樾著《诸子评议》,涉及鬼谷的有《鬼谷子先生事略》。其实这是一篇系统考证之文,或者说是鬼谷子研究的集大成者。尽管他也承认,鬼谷事迹“详无可考”,但他还是引证各种材料予以比较,以确定其历史价值。

首先,他引述了各种有关鬼谷的记载:汉有《史记》,包括集解,索隐等,杨雄之《法言》与王充之《论衡》,“汉人传说可考者只此而已”。以后有《隋书》皇甫谧注,唐马总意林录·鬼谷子序》和《中兴书目》,均言周时人。而宋代之晁公武《读书志》所记稍详,曰“战国时隐居颖川阳城之鬼谷……长于养性治身,苏秦(?)张仪事之,受纵横之事。”晁氏还引尹知章叙: “秦、仪复往见,先生乃正席而坐,严颜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云云,似为道家语。其它如高似孙子略》,陈振孙《书录解题》,钱曾《读书记》等,俞氏概括地说“称引略同”。在读到王嘉《拾遗记》训鬼谷为归谷时,他在详引了其中故事:苏、张二人一日偶遇自称“归谷子”的先生,“教以干世俗之辩┅┅故仪,秦学之以终身”后加按语说:“多附会之词,不可尽信”,表现丁俞氏对资料拣择的审慎态度。

由上观之,鬼谷子事迹,正史所记均不出《史记》之外,唯小说野史,愈晚愈详(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尤为具体),足见后世多附会之说。同时,俞氏又认为陆龟蒙以鬼谷子名王翊,本不详所出,“《道藏目录》直以为姓王名翊,晋平公时人”,尤其是以讹传讹,“殆附会陆诗而为之词”。他通过上述引证与比较而总结说:“综观历代传说,以下判断。知鬼谷先生故为周世之隐者。楚人,隐居鬼谷。尝游于齐,苏秦因以师事焉。其姓字无可考。”

这一结论旨在肯定先秦实有其人,而具体说法尚需推敲。比如楚人之说未免证据不足。当然,在群雄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纵横家游说君王的大局下,“尝游于齐”等意见应当说是接近历史真实的。

俞氏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依据《史记》考察了苏秦、张仪均生在战国中期,因而推定鬼谷子“为战国初期时人无疑”,且大约在墨子、杨朱之后,略早于申不害商鞅惠施诸子,或与之同时。此考证虽欠周密,但在同类工作中已领先一步了。鬼谷子其人的存在虽然有助于说明《鬼谷子》一书存在的真实性,但并不等于完全解决了该书的真伪问题。所以,考证其作者及成书时间仍然是清儒的一项重要任务。

《鬼谷子》,因其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始见于《隋书》,而新、旧《唐书》径以苏秦所撰,因而引起揣测和争议。其说不外有自撰及苏秦、汉人、魏晋或六朝人伪托。清儒沿袭前代伪说者,主要依据是《史记》索引“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以及《汉书·艺文志》有《苏子》32篇,并将《苏秦传》中”期年,以出揣摩“句与《鬼谷子》揣摩篇牵合,因而认为《鬼谷子》是苏秦的伪托。近人黄云眉《古今伪书参补证》提出了许多疑问,其中“此书乃由苏秦用苦功读太公《阴符》而来,非习之于鬼谷“之说,不仅持伪托说,而且显然受《索隐》的影响。至于如姚际恒等,认为是六朝人伪托,则不知所出。钱穆先生《鬼谷子辨》云:”后人策士上饰苏秦以为揣摩之祖,而又神之以鬼谷“,“《鬼谷子》则犹为东汉晚出伪书,不得谓今《鬼谷子》即出《汉志·苏子》三十一篇。“他否认《鬼谷子》同《苏子》的关系,却认为前者是东汉人的假名之作。然而,更多的清代学者考证的结论与此相反。俞樾皆一一引述:

纪昀指出:胡应麟说东汉人本苏秦三十一篇,张仪七篇之言,”荟萃为此,而托于鬼谷“, “其言颇为近理,然亦终无确证。“刘向说苑》引《鬼谷子》”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一段话,今本不载,“或在佚篇之内“。(他指明今本已佚”转丸“与“胠箧“两篇)。由此说明,早在东汉以前,刘向已掌握《鬼谷子》的原本了,西汉以下人伪托之说便失去了立论的依据。他还强调:”其文之奇变诡道,要非后世所能为也。“(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鬼谷子〉提要》)

秦恩复在嘉庆刊《鬼谷子》的序中辩曰:苏子三十二篇“其文与鬼谷不类。使苏秦托名鬼谷,班固何以略而不注?”这-疑问实际上否定了苏秦托名鬼谷之说,应当说是一个较为有力的反证。

著名考据家阮元,尤以乾嘉学派的家法,从音韵学方面说明《鬼谷子》乃先秦时的著述。他说:“元读《鬼谷子》中多韵语,又其《抵巇》篇曰;巇者罅也。读巇如呼,合古声训字之义,非后人所能依托。”所以他的结论是:“是编为纵横家独存之书。” (阮元《鬼谷子·跋》)也就是说,《鬼谷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之一家的独存之书。

番禺凌杨藻《蠡勺编》有《鬼谷子》一节。其言“直以苏秦撰,不可考也”。他说明: 《丹铅总录》有言:“汉艺文志有《鬼容区》三篇,注云即’臾区也’。”《郊祀志》“黄帝得宝鼎,冕俟问鬼臾区”,注云即“鬼容区”。据此他指出,容、臾声相近,鬼谷即鬼容,因容与谷字相似而误也。由此他判定“鬼容区即其名氏,而不得谓《汉志》为无有矣。”也就是说,他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鬼容区》即《鬼谷子》,这就推翻了伪托说怀疑《鬼谷子》汉以前存在的依据–《汉志》中无《鬼谷子》的判断。

俞樾不仅详考了鬼谷其人,并引证了诸家考述,而且他自己还撰写了《<鬼谷子>真伪考》,对《鬼谷子》一书予以精考和详注。他针对新,旧《唐书》乐壹注及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以《鬼谷子》的作者为苏秦之说,旁征博引,考定该书“为苏秦述其师学之作。” 

首先,他根据刘向《说苑》、刘安淮南子》、《史记·太史公自序》、杨雄《法言》与《汉书·杜业传赞》所引《鬼谷子》语,或与之熔会之处,五证《鬼谷子》流布于西汉之前。

其一曰:刘向“固曾亲读《鬼谷》全书,其著录已在《汉书·艺文志》之前”;

二曰:《淮南子》忤合之言凡四五见,“反忤求合,故纵横家之心传……其时必曾见《鬼谷》书无疑。”作者被诛于汉武元狩元年,故是书具传于汉武之前;

三曰:《太史公自序》有“故曰:圣人不朽,时变之守”句,出自《鬼谷子》,亦可为是书存于西汉前之一证;

四曰:“雄固熟诵《鬼谷子·抵巇》篇”,扬雄刘歆同时,可证是书具在刘歆之前,

五曰:《汉书》“用《鬼谷》书语,而谓其时可无其书,毋乃不合论理。”

上述考证,虽已证明《鬼谷子》非东汉以后之作,但俞氏仍嫌不足,又举晋郭璞《登楼赋》有鬼谷之词;齐马均《物理论·口铭》,因《鬼谷子》之言,熔制成铭;梁刘勰文心雕龙》有《转丸》、《飞钳》之说,以及与周广业关于陶注的不同看法,进一步说明“《鬼谷子》一书不特传于汉世,亦具存于晋齐梁之世”,“此书历代流传,未尝中绝,不得谓晚出,亦不得谓为伪托。”诚然,所有这些考证只能说明《鬼谷子》一书存于汉、晋、齐、粱而未尝中断,并不能排除苏秦伪托的可能。但他又进一步指出,“此书组织条理系统,原理方法,皆秩然有序,先秦诸子罕有其比。其词义古茂,韵依古声,断非后世所能依托者。”他又举汪中《经义新知录》以及阮元的训诂,结合他自己的校注训释,说明《鬼谷子》既非后世伪作,也非鬼谷子原作,乃苏秦述其师学之作。立论虽异众说,实际上还是卞定八入其书非虚非伪。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俞氏对《汉志》不载《鬼谷子》的原因作了推测,认为该书未经刘向奏录,且其子歆“于古书多篡改,务合己意……已非复乃父为学之忠实。《鬼谷子》书不见录,或在其时已误指为苏氏之作,删并于苏子书。否则为歆所斥为异端而排抑之。”其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鬼谷子》被视为异端而遭排抑的揣测应当说是合乎情理的,未经奏录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之,俞氏详考精析,虽不能断定为鬼谷子原作,但可以肯定是先秦时的作品。他说: “据吾考定为苏秦述其师学之作,其中有为鬼谷传涌于弟子之言,书中凡古韵之文均是。有为苏秦自撰之篇,如《揣摩》及《阴符》、《说解》是也。有为苏子纂集吕尚周书》之言,如《符言》之录自齐太公《阴符》是也。”尽管他把《鬼谷子》的著作权判归三家,但主要部分还是鬼谷子先生传诵于弟子之言。据此而论,实际作者说是鬼谷也无不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第一,《鬼谷子》自问世以来,长期淹没不闻,实非因其是后世之伪作,而是由于它与所谓的“正统”相悖离。自唐至清,多有人斥其谬、妄,为奸邪、小人之书。所以,清儒对《鬼谷子》考证的意义,首先不在真伪之确定,而在藉对旧学的整理,促使诸多子书(包括《鬼谷子》本身)之复活。

第二,综清代学者所有研究资料,均承认鬼谷子“详无可考”。正史所记,皆不出《史记》之外,而小说野史,愈晚愈详,既无出处可查,纯系小说家杜撰之言。至今看来,唯《史记》所载,是唯一靠得住的资料。据此可以说,先秦实有鬼谷其人,是纵横家苏秦,张仪之师。记述虽简,言之凿凿。

第三,断言为伪书者,多是以人考书的。“人无可考, 书则必伪”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其实,人尚且无考,书何遽断为无?此说未免唐突了乾嘉派“无征不信”的学风。更何况鬼谷子实有其人。

第四,清末俞樾为《鬼谷子》研究的集大成者。肯定该书为先秦纵横家所存之书,既集正史、传说以考其变迁,又兼取真伪说以资比较,其考证之详,远迈前古。

第五,鬼谷子既有其人,《鬼谷子》既为先秦纵横家独存之书,该书的历史价值也就不言自明。李学勤先生最近曾就《符言》篇的行文方式等,进一步证实《鬼谷子》为先秦之作,应当说是继清儒之后的又一重要贡献。就其思想而言,它主张用纵横捭合的交际手段,以解决各种矛盾与冲突,与欧美新兴的交际学在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均多相吻合。对于研究先秦文化、学术,尤其是语言和谋略等,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原载《文献》1996年第3期157-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