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许忧民谴责小说《后官场现形记》介绍   作者:

后官场现形记》谴责小说,甲编八回。白眼著。连载于《月月小说》第九至二十一号, 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 九月至三十四年(1908)九月出版。标“社会小说”。光绪戊申(1908)小说保存会出版单行本,二册,题“冷泉亭长著”。卷首有冷泉亭长自序及陶报癖题词。

《后官场现形记》作为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的续编,是从其第五编“甄阁学的大哥害了病,甄阁学去看他续起来的。”作品的缘起,按照作者自述,是托了南亭亭长(李伯元)的“遗言”而赴命的。小说第三回中述到:“南亭亭长著这书的原意,并非只毁官场,形容丑态,他的苦心是烛奸借镜,警惕官邪。无奈读书的只看了一面,当作他处世的金针,为官的秘宝,专心致志竭力仿摹,六、七年来,成就人材却实不少。所以《官场现形记》竟美其名为‘官场高等教科书’,不胫而走,海内风行,‘洛阳纸贵’。南亭亭长虽然发注横财,曾对白眼说:‘我这几个钱,赚得实在有些作孽。我现立定宗旨,要查几件循吏清官,德行善政,编纂这后半部,使这一般披人皮、具兽心的看了,见善而迁,知过必改,或者于社会会少有补救,我也可以问心无愧。’谁知,丁此季世,豺狼兼道,狐狸横行,再也访不出一位豈第君子、民之父母的贤长官。南亭亭长此志未遂,玉楼赴召。白眼尚存,应该担任起这桩义务,慰我之友。”又说:“《四书》上有一句是:人洁己以进,以其洁也,不保其往也。白眼就是体会这两句圣经,要借他来规劝官场。”由此可见,作品仍不外是一部纲常名教的“官场规劝教科书”。

小说在“规劝”这一宗旨之下,描写了晚清社会官场中的腐败与黑暗,揭露了上自皇帝、下至州县杂佐的种种欺世盗名、祸国殃民的丑恶行径。在这个世界里,“官场中事是纸老虎”,表面上堂而皇之,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皇上巧立名目欺骗官吏,官吏弄虚作假欺骗皇上,最后吃亏的还是天下的老百姓。作者借甄阁学大哥的话指责道:“碰着这个时代,说是做官的,真能够替国家办事,为祖宗争光,我敢大胆说一句,一万当中选不出一个。只望做一场官,不与祖宗丢脸,不为子孙造孽,就算是天字第一号的了。现在捐输滥贱,皇上家无非是借这没相干的名器,骗换天下人有用的银钱。”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些芸芸众生“一官到手,象得着一把开山斧,去掘金窖一般”,“这些狐群狗党,跋尾招摇,混的世界糊里糊涂”。

在这个糊涂世界里,许多人都巴望着做官,“好象世界上除了一个‘官’字,再也想不出第二个字”。在他们眼里,做官就意味着“出必轿马,衣必锦绣,食必山珍海馐,居必大厦高楼。前拥后卫,一呼百诺,炽炽烈烈”。既可封妻荫子,又可显亲扬名。“真个是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完的富贵”。于是,卖官鬻爵之风风靡全国,官场成了商场,官吏成了市侩,皇上成了老板。殊不知,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地方大肆兜售差缺,只不过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骗局罢了。但就有许多名利熏心,执迷不悟的官迷,为了跻身官场,六亲不认,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可最终没有硬关系、没有大后台的,哪一个会有好结果呢?如第三回写到的赵青云,“他少失父母”,曾替人家放牛、检柴。堂房婶娘抚养了他,宁可自己过苦日子,送他上了两年义学。后被荐到王三太爷开的一家大盐号里,帮助做盐务生意。这王三太爷因年事已高,对他很是栽培,一切盐务上的来往都由他应酬,把他当作亲人一般看待。不料他在与官府的交接中,“眼见的不外脚靴手版,红顶花翎,耳闻的不外署缺委差,封妻荫子”,又学到了许多类似“鬼接头”、“飞过海”(冒死人名顶替)的官谱秘诀,竟名心利欲膨胀,官兴大发。于是哄着王三太爷,干没了盐号里二万“办秋纲盐”的银子,用“飞过海”的手段,买了一个江西卫高县的实缺。依据作品提供的梦兆,最终被“尖而又弯的羊角穿入腹中”而亡。又第四回写到的余宝光,也是少失父母,由外公扶养长大。不想他也名利熏心,向往官场那一本万利的“金窖”。于是瞒着外公,在外公“劝办捐输”的单据中,偷填了“一张通判实收”,干没“一千多银子的捐款”,弄得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而他却又“找到外公的一家要好亲友”,再蒙骗了五百银子,意欲捐出一个“通判”。纵然如此,经费还是差之甚远。后来跑到上海,姘识了一个妓女,遂结为夫妻。靠了这位妻子,出了五千两银子,总算捐出了一个“试用通判”。随后,为了谋个实差, 费了不少的心思,花了不少的银子,通关节,找门路,行贿赂,最后由于事不缜密,天机泄露,反被“用了‘工于钻营’四个字,送终了余宝光”。还有一个更惨的,名叫赵棠。他“平生只慕做官, 自家积蓄不多,亏他的交游广,东拼西凑,弄了上万银子,捐了个海防先知县,归部铨选”。由于一而再、再而三地没等到实缺,结果焦思苦虑得病,撇下妻儿,”也就寿终正寝”。

在这个糊涂世界里,那些既已做官的又都想着升官发财。于是,不惜吹牛拍马,阿谀奉承,极尽钻营之能事。如第一回写到的黄二麻子,他本是济东武宁道甄观察的舅爷, 同时又是下属,为了“赶紧抓一两个优差到手”,对甄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都百倍地加以奉承。称自己的姐姐为“宪太太”、“姑太太”,称姐夫为“大人”、“他老人家”。见了甄家太爷、二爷,必用“蟹行法”走路;让坐时“把半个屁股挨着椅子边上歪斜着坐”。在为甄太爷看病过程中、在为甄观察母亲治丧时,无不一呼百诺,特别小心,唯恐不周,惹恼了上司,失去一个优缺。至此,作者沉痛地写道:“做官这样事,到了现在时候,实在是个最坏人心术的一种毒药。凡人中了这个毒,比鸦片烟还利害,是无药可医的。只要一颗顶珠在头上一压,立刻利欲熏心,伤天害理的事全做得出来。心目中只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司,什么人都可不认,就是父母妻子,不是要借他‘亲老丁多’四个字的题目来做求差求缺的文章,也可以不必认了。”所谓“金兰交谊”、“车笠同盟”,就更是“化作一天风雨”了。

在这个糊涂世界里,所有的官僚表面上都是道貌岸然,而实地里却都是污浊不堪的。如第二回写到的夏方伯,他在山东由知府坐到藩台, 表面上摆出一副“倜傥不群、风流自赏”的架子,实际上是山东的一个“地头蛇”。他自命为老山东,“抚台要办一件事,须先同他商量”,“抚台的权柄, 一大半都被藩台揽了过来”。公干之余,就“把官样文章一笔勾销”,邀集手下一批狐群狗党,“对花饮酒”,听歌作乐。他与省城最负艳名的“当代名姝红菊花”打得火热,红菊花曾在酒席上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什么抚台、藩台, 岂光是用私人?连私孩子还不知道有多少呢!”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又如第五回写到的苏州抚台思中丞,他自到任苏州,就“在二堂上设了一间办事厅”,“成日家坐在厅里,外来的公事亲拆观看,从不假手于人。一时‘弊绝风清、颂声载道’。”而实质上是由于他的禁令,“逢到二五八、三六九这些衙期总没有人到,只有逢朔遇望循例和司道站个香班,也不过是场面上当差事几个人”。于是乐得他品品鼻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暗地里却干些“假公报私”、欺兄“盗嫂”的无耻勾当。

此外,作品还写到了这个糊涂世界中科场的黑暗与腐败。甄阁学的大哥甄太爷,素来醉心功名,热衷科举,“原想在书堆中,寻一个黄金屋出来”。惟科场中,从主考到帘官到誊录、直到看栅栏的门人,一个个都瞪着两只钱眼,“拜门要银子,送关节要银子,敲竹扛又要银子。”这甄太爷即不谙于此道,又不肯“贴钱求售”,所以,“自十六岁下场起,一直到四十八岁,三十年里头,连正带恩,下了十七、八场,把一个举人不得到手,把一身心血反耗尽了”,差点一命呜呼归了西天。后来反省自己“困顿场屋”阅历的种种“牛鬼蛇神”, 知道自己就是下场一百回、一千回、一万回也不得中,就“把功名思想付诸大海汪洋,一心想在教育事业上栽培后辈。”他为两个儿子取名学农、学艺,让他俩专门在“农工”两件实业上去做,切莫象自己一样,“自误一世”,或奔走官场,“做庸庸碌碌的蠹禄虫”。从全书来看,开办实业,注重农工商,亦是作者规劝官场,改良社会的寄托所在。

小说作为《官场现形记》的续编,着眼于官场的暴露,以及对晚清腐朽、黑暗社会的描绘,可以说,基本上还是成功的。甚至有些重要方面,如对朝廷包括皇上的揭露,对社会提出重农工、兴商业、振经济的主张,明显地比前者更深入、有进步。但总的说来,无论在政治思想倾向上还是艺术表现方法上,同样存在着《官场现形记》所具有的局限。就政治思想而言,作者虽然批评了皇帝,谴责了官场,但其根本的目的并不是着眼于唤起人民推翻封建统治,而仅仅是为了规劝,这反映出改良思想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尤其是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这种思想不仅是保守的,而且无疑地带有消极的作用。就艺术表现方法而言,作品完全沿袭了《官场现形记》的衣钵,两者的体式庶几没有差别。全书结构散漫,缺乏线索的连贯,看不出中心人物,因而影响了故事的完整性和艺术的表现力。不难看出,仍然深受《儒林外史》一路作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