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修真者，借假修真也。借此四大假合之肉身，修成吾金刚不坏之真身。古今天下，没有不死的肉身，只有永恒的法身。所谓：本来真性号金丹，四大为炉炼作团。肉体者，四大假合矣，虽曰父母恩赐，然父精母血本为凡俗之物，数十年后焉能不坏？何为四大？地、水、风、火，是也。地构成骨胳肌肉和脏腑，水构成身中之血液，风构成呼吸系统，火则构成身中之恒常体温。修真又分现实修真及小说修真。小说修真的名词和境界不具备任何可行性，仅为小说家言，供人娱乐。 通过烧炼金丹，服食来达到长生的外丹术已逐渐没落。现修真界主要以金丹大道的内丹学，即丹道为

《大乘止观法门》凡四卷。略称大乘止观。南朝陈代慧思讲述。今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书系阐述大乘止观之法。以如来藏缘起思想为基础，以心意识中真妄和合之本识为中心体系，此外又阐论染净二性之说；此二体系互为表里，尤以后者富于性恶思想之倾向。本书共分三科，即略标大纲、广作分别、历事指点，另设五番建立，以明要旨。其中，五番建立之内容为：(一)止观依止，修止观法门者，须先依止一心，即自性清净心（又作真如、佛性、如来藏、法界、法性），此清净心之体状有三种差别。即：(1)此心为第一义谛之真如心，本来即离一切名相。(2)此

《大乘玄论》凡五卷。隋代嘉祥大师吉藏（544～623）撰。今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全书以三论宗空观中道之基本思想论证大乘佛法。著者嘉祥大师不仅为三论学之集大成者，且对于当时佛教界所重视之法华（四部）、大品（二部）、维摩（四部）、华严、涅槃、胜鬘、弥勒、仁王、观经、无量寿、金光明、金刚（各一部）等大乘经典之注疏亦多所研究，本书即包含上述经典之重要问题。内容分为：二谛义（十章）、八不义（六章）、佛性义（十章）、一乘义（三章）、涅槃义（三章）、二智义（十二章）、教迹义（三章）、论迹义（五章）等八门。(一)二谛义

一、从《万首唐人绝句》存录截句遭受非议说起宋洪迈(1123-1202)编《万首唐人绝句》(下文或简称《万首》)中存录有一些截句而成之篇，明代以来学者对此多有非议。如陈师云：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如钱起《和王员外雪晴》云“紫微晴雪带恩光”八句律诗，乃截前四句为一绝，何也？刘长卿《送贺九》“楚水日夜绿”一篇八句，亦截后四句为七言一绝。长卿《送友东归》“对酒灞陵暮”一篇八句，亦绝后四句为七言一绝，又何也？乔知之《绿珠篇》本歌行体，洪乃分为

中国文学中江南意象之萌生与发展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学术命题，笔者在《地域审美视角与六朝文学之“江南”意象的历史生成》[1]一文中提到，检视秦汉至六朝，随着国力消长与政权更迭，江南与北方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博弈，六朝以前的江南之于北方中原不啻于荒蛮僻远之地，其价值多在于其特有之“金、锡、竹箭”等方物贡品[2](P2636—2640)。彼时的江南只是北方中原之附属，其地域意识与独立品格尚未萌发。至于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北方士人大举南下，中国文化中心开

钟嵘《诗品》共收录的隐逸诗人有五位，中品有晋处士郭泰机、宋征士陶潜、宋征士王微，下品有晋征士许询、晋征士戴逵。这说明了他已将隐逸诗作为晋宋独特的文学史现象来看待。而这5人中，钟嵘独标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陶渊明代表了晋宋隐逸诗人的典型特征和最高艺术成就。笔者认为，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逸诗人的出现，绝非孤立的文学现象，应与晋宋江州移民及江州的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晋宋江州移民及其文化生态江州，即今江西省一带，还包括浙江、福建等省的一部分。惠帝元康元年(291)，割扬州

从20世纪下半叶起，大批简帛资料的出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神秘的古代书库的大门，让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和评价我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成就。这些简帛文献，其内容涵盖了先秦文学的方方面面，其中，对楚辞赋研究的影响尤其明显。为此，本文拟作一比较完整的概述，以供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回想半个世纪以前，我们对楚文化与楚文学的所知所闻，还是较为贫乏和肤浅的！学者们在研究中所能依据的史料，除先秦时代的《国语·楚语》《左传》中的相关内容和《战国策·楚策》外，就是司马迁的《史记&m

近年来，魏晋南北朝的文艺理论及其美学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但是主要集中在范畴与观念以及人物、历史的研究方面，对于其中的书写方式的研究尚处于萌始阶段。书写是近年来学术界与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概念，原本是指基督教圣经的传写，后来延伸用以指经典与文本的媒介，而这种媒质不再是传统的表现形式，如文体、文字符号、材料等概念，它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范畴，书写本身成为古代文化与学术研究的内容。本文所指的书写，是一种跨学科、跨文体的概念，它是指人类心灵与作家对于反映对象的摹写与表达，它融创作与传达、内容与形式为一体。用

年谱，是按行年考述人物一生的活动。人物的活动，又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但历来的年谱，只注重编年，从时间维度考述谱主的活动经历，而不在意系地，从空间维度考述谱主的活动地点场所，以至于我们利用前贤的年谱来考察古代文学的人地关系和作家的活动空间时，赫然发现传统年谱从观念意识到撰述实践，都存在严重偏失。随着数字人文对人的各种空间关系的特别关注和文学空间、文学地理研究的深入，有必要重建作家年谱的新理念、新范式，以满足数字时代对作家作品研究的新需求。本文将在探讨编年、系地观念来源的基础上，弄清传统的年谱为什么

东汉魏晋以后，纸作为新的文字载体在社会生活、知识传播和书籍流布中得到广泛应用，极大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写抄本也随之成为东汉至隋唐时期文学创作和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1］。在写抄本流行的时代（这里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作者和传抄者出于文化修养、学术兴趣的差异或政治压力、个人目的等原因，对文本作了有意或无意的修改，使文本产生了各种歧异。从共时的角度看，流动的文本好像奔涌的河水，变动不居，充满歧异，如同“文本之河”。一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异文”

一 问题的缘起中国的文学批评为何会在建安时期发生，这当然与两汉以来文学写作的繁盛、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增多、文体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我在《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和《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两篇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事实上随着汉代文人群体的成熟和作品写作实践的增多，人们对文学与子、史不同的性质有了深刻地理解，同时也对于各文体的区分和掌握有了清楚的认识，这对于汉末建安时期文学写作的繁荣和批评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但是，这只是一个必然的条件，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外，还需要有一些

历代题画文学作品甚多，其中尤以题画诗数量众多，体态便捷(以短章题于画幅)，名家辈出，且因古人“诗中有画”与“画中有诗”的审美定势，受到学界的关注与评读，可谓不胜枚举。与之相比，历代的题画赋创作，却因文献的散落与体制的冗长(不便全篇题于画端)，至今未见系统的整理与论述。①而比较诗与赋，自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言赋“蔚似雕画”②，到朱光潜《诗论》第十一章《赋对于诗的影响》提出“诗较近于音乐，赋则较近于图画

“文学”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概念，学界对“文学”概念的考察大致在两种径路展开：一、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意义之变迁》将文学观念演进期分为三个阶段：周秦时期“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二义，两汉则开始把“文”和“学”、“文学”和“文章”分别而言，“文学”虽仍含有学术的意义，但“文”和&ld

诗词曲作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成就的最高体现，分别在唐宋元盛极一时，被誉为“一代之文学”。诗词曲辨体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它不仅关系到诗词本质特征的确定，也关系到词曲的起源与生成，以及与乐府、变文、戏曲、小说等文体之间的关系。1998年，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曾提出：“词，上与诗与文，下与曲与剧文体发展纵向上的绵延贯串，承续沿革，或者换个思考平面，词论与横向上的诗论、曲论、剧论诸学科又是如何互相出入、衔接、渗融的？他们间的比较研究、合并研究

地记产生于东汉，魏晋以来出于门阀制度的需要而大量涌现，其内容兼有人物传记与地理风俗两大部分。关于地记的文学性特征，现代学者有着较多的研究：如地记具有山水化与文学化的特点①；地记写作注重山川景物的描写与轶事传闻的记述②；地记内容具有小说化的书写特征③；在文体演变上，晋宋地记中优秀的山水散文是我国古代山水游记的重要渊源④。以上研究从不同方面分析了六朝文学对地记的深刻影响，然其所关注的多在地记的文学化，而对文学的地记特征，或者说魏晋六朝地记的编撰对文学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则留意较少，相关研究也尚显不足。纵观历史

不同的历法往往支配着不同的岁时观念，诗文中展现的时间点也会不尽相同，比如《诗经·小雅》中的《十月之交》用的是周历，“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说的是在周幽王六年周历十月朔日(公元前776年9月6号)那天①，王畿地区发生了日食；贾谊《鵩鸟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用的是夏历，时间点为汉文帝前元六年，丁卯年夏历四月②；宋代沈遘的《初冬近饮酒作》“炎家天子起编户，政患嬴皇威令酷。急于恩纪缓文法，正岁尚犹传五六。吾民

走向成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左东岭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整整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如果要概括这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业绩与特点，我以为用“成熟”二字比较切合实际。这种成熟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即既要坚持学术研究的本位立场，尊重学术的独立性与严谨性，又要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现实使命。其间经历了学术独立性的追求，文化传承的倡导，以及中国话语建构、中国特色的自觉性塑造，最终是要走向古今兼顾，将独立性与现实性相融合。其二是学术

汉武帝刘彻元光元年(前134)十一月,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郡国举孝廉各一人[1]。五月,诏贤良对策,董仲舒应诏对策,提出了建立太学的构想,将儒家学说定为统治天下的思想。《汉书·董仲舒传》载其《举贤良对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汉书》颜师古注：“一统者,万物

句法是历代诗话里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唐近体诗的句法又是重中之重。自欧阳修《六一诗话》开始，古代论诗家总爱从唐五、七律诗中摘句玩味，还经常用来阐述诗法诗道。在此“重中之重”的近体中，五律又是佼佼者。五言体历史悠久，统治先唐文坛数百年，而其律体又为科举考试所用，倍显其尊贵。如果我们运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做统计，历代传颂的名联秀句之中，五律名联所占的比例很可能是最大的。然而，一旦走进唐五律这个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世界，却总会有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很难从无以计数的名联中理出个头绪，对唐

一直以来，在朝与在野、为官与闲居是科举士大夫最为常见的两种生活状态，不少士大夫在这两种生活状态的转换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南渡前后是两宋历史上最为动荡、波折的时期，元祐、新党之争未平，和战守之议又起，朝廷政策的转变，经常导致大批官员职位变动。而在绍兴和议形成之后，代表最高统治者意志的宰相对士大夫展开了新一次的大规模清洗。据学者统计，宋高宗朝，祠官总数已逾千人，与三省吏人数相当①。“退居”存在于许多士大夫的生平履历中②，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经济能力、生活理念

吴敬梓《儒林外史》写成于乾隆十四年(1749)之前，最早述及《儒林外史》卷数的是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他在于乾隆三十五六年间写的《文木先生传》中说《儒林外史》为五十卷。但现今所见《儒林外史》的最早版本是嘉庆八年(1803)刊刻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①。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原书到底是多少回？这一问题引发了学术界持续的争论，一直聚讼纷纭。胡适、吴组缃、章培恒等学者持吴敬梓原作为“五十回”说，章培恒先生更具体地分析五十六本中哪六回为伪作；赵景深、房日晰、陈

在《庄子祠堂记》中，苏轼提出了一个在儒学史和庄学史上都颇为著名的命题：“庄子阴助孔子。”此说一出，有人击节赞赏，也有人大不以为然。马端临《文献通考》誉之曰：“此段议论诚醇正，无异圣贤之格言。”王世贞《读书后·读庄子二》则訾之曰：“余谓太史公非识庄子之粗者，轼乃识庄子之粗，而巧为之蔽者也。”①自此以后，不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庄子阴助孔子”说遂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前人对此一话题

《古风》五十九首是李白创作的一组重要诗作，但其在唐宋两代的接受过程却沉寂而缓慢。考察唐宋《古风》接受史的历时性演变，以及受众“古风”观变迁对其接受方式、方向、效果的影响，是李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目前学界还少有人对此展开接受史层面的专论，台湾学者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①，侧重于李白《古风》对前人接受的研究，而对其在后世的被接受却不曾论及；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②虽涉及朱熹的《古风》评点，但对其特殊意义的认知似一间有隔。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就此一问题作些考察，既勾勒《古风》在唐宋

苏轼诗歌的用韵，非常引人注目。其弟子李之仪云：“千首高吟赓欲遍，几多强韵押无遗。”[1]11178前句指苏轼擅长次韵唱和，后句指他善于押“强韵”即“险韵”，也即收字甚少且较难押之韵。先看后者。苏轼押“强韵”之诗，最著名者无过于熙宁八年(1075)在密州所作的《雪后书北台壁二首》：“黄昏犹作雨纤纤，夜静无风势转严。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画檐。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

第一部 《红楼梦》第二部《西游记》第三部《水浒传》第四部《三国演义》第五部《聊斋志异》第六部《喻世明言》第七部《警世通言》第八部《醒世恒言》第九部《初刻拍案惊奇》第十部《二刻拍案惊奇》中国古典小说的十大巅峰之作体现中华民族气质的典范著作《红楼梦》：因其巨大的社会容量和思想容量，被称之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对此书的研究也成为一门学科——红学。《西游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此书“‘复善谐剧’，故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