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年春,从长沙疏散到贵阳去的一位太太写信给在汉口的亲戚说:“贵阳是出人意外的小,只有一条街,货物缺乏,要一样,没有两样。来了个把月,老找不到菜场。后来本地人对我说:菜场就在你的大门外呀,怎么说没有。这可怪了,在哪里,怎么我看不到。我请人带我去。他指着大门外一些小担贩说,这不是么!哦,我这才明白了。沿街多了几副小担的地方,就是菜场!我从没见过一个称为省城的一省首善之区,竟会这样小的!那不是城,简直是乡下。亲爱的,你只要想一想我们的故乡,就可以猜度到贵阳的大小。但是我们的故乡却不过是江南一小镇罢了!可爱的故乡现在已经没有了,而我却在贵阳,我的心情,你该可以想象得到罢?"

    二十七年冬,这位太太又写信给在重庆的亲戚说:“最近一次敌机来轰炸,把一条最热闹的街炸平了!贵阳只有这一条街!"

    这位江南少妇的话,也许太多点感伤。贵阳城固然不大,但到底是一省首善之区,故于土头土脑之中,别有一种不平凡起象。例如城中曾经首屈一指的老牌高等旅馆即名曰"六国"与"巴黎",这样口气阔大的招牌就不是江南的小镇所敢僭有的。

    但"六国"与"巴黎"现在也落伍了。它们那古式的门面与矮小的房间,跟近年的新建设一比,实在显得太寒伧。经过了大轰炸以后的贵阳,出落得更加时髦了。如果那位江南少妇的亲戚在三十年的春季置身于贵阳的中华路,那她的感想一定“颇佳"。不用代贵阳吹牛,今天中华南路还有三层四层的洋房,但即使大多只得二层,可是单看那"艺术化"的门面和装修(大概是什么未来派之类罢),谁还忍心说它"土头土脑"?而况还有那么的大玻璃窗。这在一个少见玻璃的重庆客人看来委实是炫耀夺目的。

    如果二十七年春季贵阳市买不出什么东西,那么现在是大大不同了。现在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以有关衣食两者为限。而在"食"这一项下,“精神食粮"当然除外。三家新书店在一夜间被封了以后,文化市场的空气更形凄凉。

    电影院的内部虽然还不够讲究,但那门面堪称一句"富丽堂皇",特别是装饰在大门上的百数十盏电灯,替贵阳的夜市生色不少。几家"理发厅"仿佛是这山城已经摩登到如何程度的指标。单看进进出出的主顾,你就可以明白所谓"沪港"以及“高贵化妆品",大概一点也不虚假。顾了头,自然也得顾脚。这里有一家擦皮鞋的"公司"。堂堂然两开间的门面,十来把特制的椅子,十几位精壮的"熟练技师",武装着大大小小的有软有硬的刷子,真正的丝绒擦,黑色的、深棕浅棕色的、乃至白色的真正"宝石牌"鞋油,精神百倍地伺候那些高贵的顾客。不得不表白一句:游击式的擦鞋童子并不多。是不是受了那"公司"的影响,那可不知道。但"公司"委实想得周到,它还特设了几张椅子,特订了几份报纸,以便挨班待擦的贵客不至于无聊。

    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这西南山城里,苏浙沪气味之浓厚。在中华南北路,你时时可以听到道地的苏白甬白,乃至生硬的上海话。你可以看到有不少饭店以"苏州"或"上海"标明它的特性,有一家"综合性"的菜馆门前广告牌上还大书特书"扬州美肴"。一家点心店是清一色的"上海跑堂",专卖"挂粉汤团",“绉纱馄饨",以及"重糖猪油年糕"。而在重庆屡见之"乐露春",则在贵阳也赫然存在。人们是喜欢家乡风味的,江南的理发匠、厨子、裁缝,居然"远征"到西南的一角,这和工业内迁之寥寥相比起来,应作如何感想?

    “盐"的问题,在贵阳似乎日渐在增加重量。运输公司既自重庆专开了不少的盐车,公路上亦常见各式的人力小车满装食盐,成群结队而过。穿蓝布长衫的老百姓肩上一扁担,扁担两端各放黝黑的石块似的东西,用麻布包好,或仅用绳扎住;这石块似的东西也是盐。这样的贩运者也绵延于川黔路上。贵阳有"食盐官销处",购者成市;官价每市斤在两天之内由一元四涨至一元八角七分。然而这还是官价,换言之,即较市价为平。

    贵阳市上常见有苗民和彝民。多褶裙、赤脚、打裹腿的他们,和起袍、高跟鞋出现在一条马路上,便叫人想其中国问题之复杂与广深。所谓"雄精器皿"又是贵阳市上一特点。"雄精"者,原形雄黄而已;雕作佛像以及花卉、鱼鸟、如意等形,其实并无作品皿者。店面都十分简陋,但仿单上却说得惊人:“查雄精一物,本为吾黔特产矿质,世界各国及各行省,皆未有此发现,其名贵自不待言;据本草所载,若随身久带,能轻身避邪,安胎保产,女转男胎,其他预防瘴气,打杀毒蛇毒虫,尤为能事"云云。

    所谓"铜像台"就是周西成①的铜像,在贵阳市中心,算是城中最热闹,也最"气概轩昂"的所在。据说贵州之有汽车,周西成实开纪元;当时周"经营"全省马路,以省城为起点,故购得汽车后,由大帮民夫翻山爬岭抬到贵阳,然后放它在路上走,这恐怕也是中国"兴行汽车史"上一段笑话罢。

    ①周西成(1893-1929)贵州桐梓人。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间任国民党政府贵州省政府主席。

    铜像台四周的街道显然吃过炸弹,至今犹见断垣败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