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罃趙武論】〈(即五伯之議論)〉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歿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

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群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眾矣。惟知罃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

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於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爾,非歸其屍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

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鄧禹論】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磐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

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

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賈詡論】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眾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並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

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稍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雲長、翼德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馮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以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

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群帥皆欲戰,智莊子、範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羊祜論】

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者為,故功成而無後憂。

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範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則淩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

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扶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範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

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群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眾,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

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勖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疏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範文子遠矣。

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範文子遠矣。

【王衍論】

聖人之氣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政,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

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奸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佚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

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舍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辟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辟,吾則罪人爾矣!

【王導論】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眾,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

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本寬厚容眾,眾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曆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之,眾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為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為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為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舍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

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眾。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訁臽,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嬰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當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為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針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

子產為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為卿,以次己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夫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晢,鄭乃大治。

如導所為,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為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也。【狄仁傑論】

母後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後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無奈何,勢必至此也。

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強計,封王諸呂,呂後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為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後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後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與姑侄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後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於房州而立之。

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後無子,親止於侄,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

老氏有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姚崇論】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

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

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賕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苻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饋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己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

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恤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己為悅。類崇有以啟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牛李論】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慍,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

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聰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奸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

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讚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

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

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幹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叢,後皆為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陸贄論】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

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眾,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為之抽貫算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之首者,猶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況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為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眾。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眾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損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眾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

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

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為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為帥。張絳既為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讚;而贄之逐也,以程異、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贄之賢,非不知也。

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為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蓍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為使贄反國,而為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矣哉。

【郭崇韜論】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己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

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倔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幸視之仄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為元帥,而己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愈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於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釁以伐人,蹈齊湣之禍,而以為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