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4日的上海《申报》寄到了。原来五四运动过去了已经十二年!时间过得真快。古中国文的祖上,大约积了不少功德,居然延寿一纪——十二年。五四运动的“光荣”呢?

“五四”的“光荣”多得很。现在我们只讲“五四”的文学革命的成绩。固然,“五四”的文学革命和当时的一切种种运动:爱国运动,社会运动,妇女运动,反对礼教运动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仿佛留声机和唱片的关系一样。这点小道理,连当初反对文学革命的反革命军总司令——林琴南先生,都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姑且假定“五四”所发动的其他一切运动都已经成功,都已经胜利,我们不必谈罢,——要谈,也留着在这里(纽约)的“中华浪人”之中谈谈,用不着去吵闹中国的文坛。这样,我们是“今夕只谈风月”——讲讲中国文学革命的“光荣”。

林琴南先生说:

……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乎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1918年,林琴南给蔡元培的信)

他接着又说: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合文法,不类闽粤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为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同上)

照他的意思,用白话作文章和反对孔教的运动是一件事,是又来一次革命,——这句话说得的确有见识。然而他以为前一次辛亥革命没有把中国弄成强国,现在来一个反对宗法封建的革命,也一定是徒然的。他这个预言,却“没有”应验了!

“五四”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确又开辟了最近一次国民革命的途径:许多革命青年和劳动群众替国民革命军当了四五年的“苦力”。当初“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解放工农,解放妇女,打倒礼教,推翻偶像,颠覆孔孟,普及教育……”等等口号,都因此“完完全全的做到了”。林琴南先生运气不好,没有遇见德国著名的医学博士,替他施行返老还童的手术,因此,“不幸短命死矣”,竟没有看得见现在三民主义的羲皇盛世,呜呼!可是,林琴南先生所反对的白话文却没有得到胜利,古代中国文却延长了十二年的寿命,将来还要延长几“纪”,以至于几世纪——却还不知道呢。这真是奇怪之至的事情!

或者有人要说我是少见多怪。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并没有完成——列强没有打倒,国贼没有除掉,工农平民没有取得政权,劳动妇女没有得着解放,宗法礼教孔孟道统没有推翻,教育没有普及,偶像没有捣毁,所以,文学革命自然也不会彻底成功。可是,这种说法,是“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是红匪的造谣惑众,这完全和事实不相符合。现在是三民主义青天白日的中国,连普及教育问题都已经完全解决,只要看中国中央地方政府的支出之中,教育经费就要占到百分之三四十以上,军费已经只占百分之八九了。所以他们说中国的文学革命至今没有成功并没有什么奇怪;我却偏偏要说:这是奇怪之至!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究竟奇怪的是什么?——奇怪的是:古文大家林琴南没有返老还童,古文却返老还童了。古代中国文,现在脱胎换骨,改头换面,用了一条金蝉脱壳的妙计,重新复活了起来。总之,这次文学革命,和国民革命“大不相同”,差不多等于白革。读者诸君记住:我所说的是“差不多”,并不是说完全白革。中国的文学革命,产生了一个怪胎——像马和驴子交媾,生出一匹骡子一样,命里注定是要绝种的了。

怎么中国文学革命所产生的新文学是一匹骡子,是古代中国文的返老还童呢?读者诸君不要心慌,等在下慢慢的一段一段的说出来。

中国文学革命运动所生出来的“新文学”,为什么是一只骡子呢?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吗?除出中国社会实际生活里面的许多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文学革命党”自己的机会主义。

第一、请看当初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等发动文学革命时候的态度。——林琴南反对当时北京大学的提倡“废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而蔡元培答复他的口气是怎样的呢?他说:难道北大教员曾经用“废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子吗,难道他们主张“废孔孟,铲伦常”吗,难道北大废除古文,专用白话吗,难道白话不能够同样传达古书里面的道理吗,难道白话文学就等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吗?!这五个“难道”把蔡元培等等的妥协态度——可怜的神气表现得“活龙活现”。这种神气,简直是在“古文政府”的审判厅上受审问,挨着“非刑拷打”而哭哭啼啼的告饶了。这是说:我们并不要革命,只要改良,并不要“废孔盂,铲伦常”,只要用白话来传达古书里面的道理。这样,“新文学”一开始就表示不敢推翻旧文学的“政府”,而只要求“立宪”。“四书”“五经”一直到上海小调,京津大鼓里面的旧文艺的精神(“孔孟伦常忠孝节义”等等)应当继续维持着统治的地位,只要“御赐”几分自由给易卜生,托尔斯泰,鲁迅就够了!

第二、对于废除古文专用白话的问题,蔡元培,胡适之等也是这种态度,他们只要求在文言的统治之下,给白话一个位置,并不敢梦想“专用白话”的。直到1929年,刘大白方出来主张完全用白话。然而连他都主张“中国要不要改用拼音文字,还是一个问题”,而且认为要用“标准统一的人话(现代话)的文腔,来做统一文化同化异族的工具”。这仍旧是投降鬼话(古文)所用的汉字。其实,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

第三、只有赵元任等极少数的人,明白这层道理。然而他所领导着而制造出来的“国语罗马字”,仍旧不敢脱离汉字“语调”(四声)的束缚。因此,仍旧创造不出真正适合现代普通话的文字。他这种“国语罗马字”(就是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的),就成了“古今合璧”的北京官话的拼音方法。而且国民政府的布告说:这“可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这是第二式,那么,什么是“第一式”呢?当然是那种不中不外不东不西的注音字母。这种注音字母,现在已经改名叫做注音符号。这意思是只要用他来做一种符号,注明汉字的读音。这样,汉字的不废除,是没有疑问的了!

文学革命本来首先是要用文学上的新主义推翻旧主义,用新的艺术推翻旧的艺术。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要实行这种“文艺革命”,就不能够不实行所谓“文腔革命”——就是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来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专用白话写文章,不用文言写文章。而且,要彻底的用“人腔”白话来代替“鬼腔”文言,还必须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就是实行“文字革命”。这在所谓“五千年持续不断的”古文化国,是多么严重艰苦的革命斗争。而“文学革命党”,却用那么妥协的机会主义策略来对付!自然,文学革命弄到现在,还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了!

记得1916年,“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旗帜上大书特书着“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真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是很鲜明的文学革命之中的文艺革命旗帜,是有一种新的主义和新的艺术做目标的。而且,这个旗帜虽然鲜明,可是并没有鲜明“过分”,这并不是红匪的大红旗,而恰好的是国民党的青白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文学革命军打着什么大的旗号,他和旧文艺的战争,究竟打出了怎么样的局面?原来,十二年来这个战争只是摇旗呐喊的虚张声势罢了。事实上简直只是茶馆子里面的打架:把辫子一盘,袖子一掳,胸膛一拍,叫一声“你来,你来!”仿佛是要打起来了。可是,再过一忽儿,又好好的坐着吃茶讲理了!

固然,形成了一种“新文学”——所谓“新文学”。新文学的“新主义”,据说是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现在国民文学在哪里呢子贵族文学推倒了没有呢?贵族文学却脱胎换骨的变成了绅商文学。以前的贵族文学是什么?自然是些“文以载道”的古文;但是,当时大多数人看的旧小说,“才子佳人,忠君爱国,善恶报应”的文艺,难道不是“文以载道”的文学吗?——他所“载”的道是和古文同样的“道”呵。现在新文学的意识形态之中,有一部分虽然已经不是代表旧式的贵族,可是却代表着新式的绅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第一是因为既然是新式的绅商,当然就不是旧式的古董,“用不着”再和旧的文艺去打架了。第二是因为“绅商阶级就是民族”,绅商有了文学,中国的民族文学就建立了。

为什么绅商文学自然就是新式文学呢?因为“绅商”本身就是新式的人物。中国以前有绅士而没有“绅商”。当时的绅士,甚至于不屑和商界人结婚呢。绅士是贵族,“是清高的”,甚至于开钱庄当铺还要秘密的开呢——因为“怕难为情”。可是,现在情形早就变更了。现在:绅士都商人化了;不商人化,连绅士也当不成了;商人,真正殷实的商人,个个都升任了绅士。绅士一定做商人,做了大商人的,也一定就当绅士。固然,仔细研究起来,有由绅而商的,也有由商而绅的:然而绅商混合起来,成了一个“阶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你们不看见:中国每一个县里,每一个大小码头,那里不是商会就等于当地的绅董会议吗?所谓“地方上的舆论”,是他们的舆论;所谓“地方上的事业”,是他们的事业……军阀打仗的时候,有所谓“保全地方”的口号,也就是保全他们的身家生命的意思。这里附带的要申明一句:绅商的“商”字,不能够死板的去了解他的。这个“商”字,照现在的惯例是代表一切银行界实业界工厂老板……,可是,有的时候真正做生意的小买卖人,却不在这个“商”字里面。总之,这个绅商阶级,的确是一个新式东西。他的文学怎么会旧呢?

为什么绅商文学就是民族文学呢?唉!绅商阶级,应当叫做“绅商民族”。不是中国的绅商——高等华人代表中国民族,还有谁呢?譬如说:上海的小瘪三卖春宫,他这种行动能够代表中国民族吗?中国人“吸大烟,包小脚,龌龊不讲卫生……”一切野蛮举动能够代表中国民族吗?——当然不能够。西洋人把这些丑态描写到影戏片子里去,咱们就要提出抗议,说他们污辱中国民族。为什么是污辱?因为这些野蛮举动只是中国人做的,而并不是中国民族做的。中国的下流人——工人农民贫民丘八等等,他们配代表中国民族吗?只有祭孔典礼,投壶射覆,或者上海大华饭店的跳舞,着二十五元一双的丝袜的中国太太的玉腿,或者,踢足球,打考而夫球等等的中国黄金少年……这些才是中国民族的代表。所以绅商就是民族,民族就是绅商。

中国的旧文艺,阿谀贵族,这当然不好;然而现在的“白话”新文学,如果能够鼓吹民族精神,民族道德,民族意识,民族什么,民族……当然是很好,当然算不得阿谀。就算是阿谀,难道便不应该吗?你们敢说不应该吗?敢吗!?

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是仁义,忠孝,中庸之道,谦逊而稳重,明哲以保身……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是孔夫子的大道统。所以绅商文学——民族文学,作算是用文言写,或者用白话写,用旧式的章回体写,或是用新式的欧化体裁写,“其所载之道一也,孔孙之道也”。譬如说中国现在受人欺侮,应当首先怪自己不好;要自己能够自强,自然外国就看得起。山假使野蛮的排外,那就是“非中国民族的”义和团的举动,那或者亦就是红匪的举动了;因为强硬反抗不是不讲礼,不讲礼就是下流,下流就不是礼义之邦的民族,只能“不与同中国”了。“白话”新文学之中的这种民族文学,直到最近一年方才发展的。请看:

“自由吗?你去自由好了。洋经理昨天要开除人,你还不明白?”

“……”

“本来,集会是没有什么要紧,但是总要有利于行里的,我们应当想想。”(以上买办讲的话)

“那自然。”(这是民族主义的青年,洋行雇员燕樵的回答)(《前锋月刊》第三号第169页)

但是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也不是一味这样谦虚,一味这样顾全“别人”的利益的。孔夫子也有“嫉恶如仇”的精神。唐朝的韩愈,是个继承道统的文学大家,他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所以对于这些“惰民”(地痞,流氓……),是要“诛”的。不但中国民族自己要“诛”,还要教给别的民族去“诛”。请看:

这是件可痛心的事:一般受了苏俄煽动的共产党人,竟也混在我们的独立运动中谋施展他们暴乱的阴谋,……

中国的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混入了共产党怎么会形成内部的破裂呢。而且,朝鲜是受帝国主义民族的压迫,决不需要阶级斗争,何况朝鲜是谈不上阶级对峙的呀!(《朝鲜男女》——《前锋月刊》第三号第198页)

红匪——共产党的暴乱阴谋和阶级斗争,正是不愿意“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民族运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是多么高尚的“自强自立”的精神,而下流的惰民却想混进来,以为这是要为着他们的“自私自利”——为着要“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这班东西,非得诛尽不可!这是中国民族的经验。

绅商文学,在“白话”新文学之中虽然只是最近发展出来的,虽然只是一小部分,然而在“白话”旧文学,以及文言旧文学之中,却占着极大的势力。这势力是在于道统,这势力还在他能够“借尸还魂”——借“白话”新文体的尸,来还道统的魂。所以他对于旧文艺是要借重的,是可以讲和的,而对于阴谋颠覆道统的昏蛋匪徒,是不能不战争的。自然,对于旧文艺也只是可以讲和,并不是完全讲和,至少表面上是不能讲和的。为什么?因为何苦让“不可与同中国的”混帐匪徒来占领白话新文学的文坛呢。何况绅商虽然决不像匪徒那样残酷,要去打倒中外贵族,他们自己却始终并不是中国旧时的士大夫了,他们需要“白话”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总之绅商就是民族,绅商文学就是民族文学,“民族者国民也”,所以绅商文学就是国民文学;——民族就是绅商,民族文学就是绅商文学;“唯绅商方为国民也”,所以国民文学就是绅商文学。这是“文学革命”第一大主义的光荣!

新文学的第二个“新主义”,据说是:“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可是十二年来的“革命斗争”,结果,“社会文学”变成了“不是大多数的文学”的意思。当初“文学革命军的总司令”胡适之自己组织了一派,叫做新月派——“新月”是什么意思Y就是比“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境界更进了一步:连夕阳都没有了,漫漫的长夜开始了,一钩新月,像蛾眉一般的妩媚,辉映着“鼠疫中高宴”的画堂红烛,或者跳舞厅里的华灯和琉璃杯里的绿酒。——胡适之的这个新月派现在出来说:“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

仔细想来,这句话确实说得不错,刮刮叫,道地好!!大多数人;至多只是人罢了,民族(绅商)之中尚且没有他们的份,何况文学呢?文学和艺术是专门家的。譬如说绅商文学,难道个个绅商都会做文艺的创作吗?新月派健将梁实秋说得好:“资产阶级有的是资产,却不一定懂得艺术。”自然哪!当初汉高祖把文人的帽子脱下来,当便壶用,赏他妈的一大泡“龙尿”。同时汉朝的儒生文士却乖乖的替朝廷和贵族阶级“制礼作乐”。贵族也“不一定就懂艺术”,只要有阿谀贵族的文学,贵族文学便建立了。绅商文学也是一样的。汉朝的太史公就说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这是“千古的名言”——文学的“最确当最科学的”定义。当初的“主上”是贵族,贵族有他们的“清客”。现在的“主上”是民族,民族也就有合乎民族所需要的“清客”。清客是什么东西?清客是“介于相公与先生之间的人物”。他们替主上“做”文学,会替主上捧场,也会向主上讽谏,会帮主上寻开心,也会为着主上演魔术……花样多得很呢!民族的清客,比较贵族的清客起来,自然有许多地方不同。譬如说罢:贵族的士大夫在自己家里养着一班髦儿戏子或者像姑戏子,同时,也养着一班琴棋书画诗古文词的清客。民族的绅商却是零星购买这一类的东西,新式清客也就不在家里养着了,而是在市场上养着。……中国民族现在不但要诗古文词,而且还要欧化的一切种种的文艺,也就要这一类的一切种种的清客。于是乎山林隐逸脱胎换骨的孳生许多种的欧化清客;山林文学也就借尸还魂的变化出时髦绅商的清客文学。清客的种类多得很,只好举几个例:

一种是西洋古典主义。如果“主上”有些阿土生的气味,那么,清客帮他搬弄些西洋古董,讲讲海外奇谈。最要紧的是:新的主上,要有新的“礼乐”,翰林院不要了,要大学院。学院主义(Academic)的文学,在中国现在是包含着整理国故和介绍西洋古典的意思。可是,时髦的学院派,至少要用西洋“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旧文学。再则,“主上”如果太偏激了,那么,一定要替他讲讲“文学要表现普遍的人性”。——这是一个重要的西洋古典,主上不懂得运用,而公开的说出“自由民治”的真面目,那就一定要火上加油的更加激起匪徒的暴乱的!西洋古典主义,对于中国旧文艺,其实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他也说“文学的严重性”,也说“希腊人到剧场去是义务”等等。这就是文以载道的意思。不过为着“新的礼乐制度”起见,他要力争“最深刻的人性的表现”,连名词上的“反帝国主义”问题都不要提起:因为天下只有“人性”和“人权”,没有什么帝国主义不帝国主义。如果西洋古典懂得了,“人性”就表现了!总之,“文以载道”这一点,西洋古典主义是替绅商文学加一种恰当的注解:就是绅商应当更公开的“载买办之道”。举例说:中国的民族文学说要有自强自立的精神,西洋古典主义就说:不错,这是合于西洋古典的——美国能够自强自立,所以“差不多家家人家都有汽车”(《新月》三卷二号《书报春秋》第十九页)。为着这种“人性”,西洋古典主义是“勇敢的战斗的”。这当然不是反对国民革命的战斗,而是反对“反动”的战斗。他们说:“反动”运动“惹起人们对于束缚的仇恨……这种影响容易发生不良的结果,且不可避免的流于感情主义,以及过度的浪漫……对于一时的现象感到过度的激动,因而不能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全体”(梁实秋《文学与革命》)。

一种是宗法的浪漫主义(Patriarchal Romanticism)。西洋古典里面有一种叫做封建的浪漫主义;现在中国的宗法的浪漫主义和他有同样的性质。这是对于“先王之遗风”,或者是对于浑朴,朴实,侠义,仁爱,忠厚,……或者是对于“典章文物之盛”,“黼黻衮冕之美”,或者是对于所谓田家乐,所谓家庭的天伦之乐……对于这一些封建的宗法社会的恬静的“东方文比”,加以巧妙的描画和表现,加以理想化和浪漫化,“白话”的新文学之中,这种主义的表现是的确要叫人换一换口味。甚至于这种文艺技巧上,都有特殊“恬静”的风格,读了使人“心平气和”的感怀着“螺丝谷”的桃源境界。是感慨,是凄凉,是没落,还是消沉呢?只举一两个例子。例如沈从文的《一个妇人的日记》,或者描写“亦和平常人差不多的”兵士,那种浑浑噩噩的心理……不论作者自己怎样想,读者所能够得到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上面所说的么?

一种是灵感的或者肉感的享乐主义。绅商的世界始终不是士大夫的世界了!竹篱茅舍的风味,可以使人享“陆地神仙”的“清福”。咖啡店的花灯和跳舞场的钢琴——以及那些紧张到万分的机械和工钱奴隶,在繁剧的震动和狂暴的声响之中所制造出的一切东西,也一样可以使我们中国洋场上的新诗人寻找“灵感的享乐”。徐志摩的诗……举不尽的诗人,以及“深巷寒犬吠声如豹”式的小巧的小品文等等。至于肉感的享乐主义,那更不用说了。三角,四角以至于多角的恋爱,“妖媚的眼睛”,“丰腴的乳峰”,曲线美,就算这些小说,“再现着”“五四”以来旧家庭的崩溃,也不过是继续《玉梨魂》的步调,从寡妇的灵感恋爱,“大胆的”走进肉感恋爱罢了。这些是洋场的产物;这些,是和“五四”一样的洋场的产物!甚至于在这些“玉腿”,“肥臀”,“乳峰”,……——大堆肉感的气味之中,夹杂些不伦不类希奇古怪的反动运动——少爷和小姐恋爱,小姐和西崽轧姘头,可是,“人们是在跳跃着”,一跳跳到自己革自己的命,小开领导罢工反对自己的父亲资本家;甚至于小老板实行均产主义。哈哈哈。

一种是大减价的自由主义,别名叫做浅薄的人道主义。这是到处都是的主义,例子是举不尽的。黄包车夫啦,苦力啦,难民啦,多多承谢他们的人道了!自然,每一篇小说之中,你还可以看见东一句西一句的“军阀”,“官僚”等等字样。然而有没有深刻的揭发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治团体”,“经济团体”的罪恶呢?不但一篇小说也没有,甚至于好好的一段小说也没有。《官场现形记》是过去了,大概《官场现形记》的时代死去了罢?俄国哥哥里的《巡按使》那一类的伟大的不朽的著作,我看,总要等到没有了“官场”等等之后,然后再出现了。

总之,有替段执政著书立说制礼作乐的章秋桐,也就有和段祺瑞著围棋谈谈“螺丝谷”里的故事的清客,也有替段公馆收买春宫和欧化淫书的清客,更要有替大人老爷结善缘做功德讲讲人道主义的清客。无论你是清高也好,卑鄙也好,这个得宠也好,那个失宠也好,正言直谏的也好,拍马屁舔屁眼的也好,——你是个清客,始终是个清客!市场上的清客比公馆里的清客好不了多少。只是市侩气特别浓厚些。市华苹等于社会,社会就等于市侩。所以市侩式的清客文学,就是社会文学!这是“文学革命”第二大主义的光荣!

本来文艺之中主要的是内容,不是形式。形式不过趣味罢了。清客应当制造什么样的趣味,这是要看“主上”的胃口怎样而定的。文言文也好,白话文也好,有格律用古典也好,没有格律不用古典也好。市侩式的清客文学是用不着和旧文艺继续战斗的。而且清客文学替主上多想些办法,总比单纯的山林文学好些:西洋古典的学院主义,可以使浮躁的青年进到“苦学的深思”;宗法的浪漫主义可以消除消除匪徒的“戾气”;享乐主义可以使“不可造就的”匪性的小辈,在灵感的或者肉感的手淫之中消磨消磨他们的“无足轻重的”时间和精力。这些新主义和新艺术,如果能够达到广大的群众之中去,那么,这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一样,对于民族文学将要有伟大的功绩。我觉得自己非常之荣幸:上海的合法的工会已经能够用桐城派的古文,很确当的说出这些种种自由主义的意义,我就借用这上海“七十余工会”给后大椿同志——国民会议代表的电报,来结束这段文章罢;因为“英雄所见略同”:

群众之心理,如江河之潮流,顺而导之,河沃膏腴,产有谷,福国而利民,逆而阻之,其不为洪水泛滥几希矣。语云: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工人怀不平之心,而赤匪利其机,鼓其动。能去其症结,不药而愈,乌待于兵革,此之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先贤云:未有嗜杀人而王天下。——此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权衡政治,贵得其平,革命贵革心,革其心之不平,而使之平,斯真革命也……止赤固胜于铲赤,必事半而功倍也。(上海《申报》,1931年5月9日)

新文学的第三个“新主义”,据说是“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自然,外国古典不在推倒之例。一切种种的外国古典,本来大半都是“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去贩买来的新式入口货。而“五四”的娘家是洋场。洋场上的轧姘头,翻译成功智识阶级的新名词,就叫做“打倒礼教自由恋爱”。洋场上的新式商业和买卖万能,就使以前“公馆”里的一切宝贝,都逐渐搬出来拍卖。大家庭崩溃了,所谓个人主义发见了。礼教改换了,所谓肉感主义发展了。“肉的解放”和“灵魂的变化”,在中国特殊的“绅商系统”之下,所表现出来的不是《鲁滨逊飘流记》的冒险独创的精神,不是左拉所描画的“巨大规模的机械,不断的产业发展和进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国的绅商,是次殖民地的绅商。咱们的这些“主上”,实在是“小贫”,养不起这许多清客——尤其是欧化的市侩式的清客。可是,这班东西,却在帝国主义的大强权和咱们民族的小强权压榨之下,一天天的堆积在洋场上。中国的洋式的都市,因此就有特别众多的无赖文人。无赖,就是失掉了靠山的人。西洋城市之中,也有这类的“Bohemians”(薄希民)。这种“无赖智识阶级”——欧化的落拓文人,倒是中国写实文学的第一辈作家。

这些无赖的本事,首先就是他们的虚无主义。一切都是虚伪的,一切都是无价值的。卑鄙龌龊的果然是混蛋;表面上像煞有介事的还不是假道学?道德,社会,反动,革命,学问……都是些骗人的东西!人生是灰色的。这样,自然“醇酒妇人”的颓废主义,就很足以动人的了。酒,女人;女人,酒!坦白的自己诉说自己的罪状,困倒在地下让你们去践踏罢。自暴自弃成了俏皮的“风格”。“穷而后工”的天才固然有。无病呻吟的模仿,也有借着新文学的躯壳来还魂的了。

这班无赖文人自己不能自强自立,却尽在怨天尤人!固然,他们也会有些功绩的。譬如对于民族,他们的虚无主义和颓废主义也有帮忙的地方:他们的虚无和颓废可以去影响发狂的暴乱的青年,可以因此捣乱一下那些反动派的队伍,腐化一下他们的叛逆的灵魂。然而这班无赖东西,常常要说什么“整个社会制度”要不得等类的疯话。现在国民革命胜利了,他们还是这样胡说。大概是“穷伤了心”,快要走进疯人院了。

然而中国的民族侥幸得很:第一,这班无赖,极大多数还是高等华人之中的无赖,不论他们颓废虚无与否,他们始终还是高等人,至少心是高等人的心;第二,这班无赖虽然爱谈社会问题,什么社会问题的戏剧,小说等等,可是,他的题材是很狭小的,他们并不敢有力的攻击整个社尝制度和中国道统,他们文艺的技巧也没有这样的本事。他们只是描写他们自己,只是提出他们自己的“社会问题”,例如失恋呀,家庭冲突呀,三角恋爱呀,稿费太少呀,养不活妻儿男女呀……上海的亭子间生活呀,北京的小公寓生活呀等等。至于当时的大时代:乡下佬“上城”的问题,穷人想赖债的问题,丘八想回家的问题,一切伟大的震动的问题——真的,现在的时代真伟大呵!连叛变都是伟大的,社会生活之中的剧烈变化,天翻地覆的变动,……从正动到反动,从反动又正动,这样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呵。反市侩主义呀,反官僚主义呀……即使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这些社会问题的文艺上的表现和鼓动,都可以大大的有害于民族的。好在咱们侥幸得很——现在的无赖文学还没有这大的本事来捣这样大的大乱。这班高等无赖“写实”,只是写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不管闲事,或者是要管而不会管。固然,有些教育问题的小说是比较可恶的诬蔑咱们民族的教育界的,可是,这还只是限于智识阶级的自我描写。

而且在1927年夏天之后,正是国民革命军清共的开始,这班高等无赖之中,有些人在文艺上发明了一个动摇主义。这对于民族有很大的功绩。动摇主义和颓废虚无“鼎足而三”,埋伏在反动派的阵营里面,来响应正动——而且是用着很巧妙的战术。无赖固然是没有身家性命的亡命之徒,然而高等无赖却还保留着一点“高等的良心”。他们自己觉着矛盾,幻灭,动摇,追求——追求着的又是一个幻灭。他们,据说是“从事于与大时代有关的文学”的,他们也“写实”。写大时代的“实”吗?——哼,他们拿着一面镜子,瞧一瞧,发见自己的一个特别改良放大的影子。他们说:呵,是了,文学的对象在这里了。他们,说好听些,是“在夹攻中奋斗”,说老实些,是“在夹攻中夹死了”——夹得那身体动也动不得,反动是不敢,正动又不干,出不来,进不去,上不上,下不下,叫做“六路碰壁,外加钉子一枚”,因此只有一缕幽魂在肚子内部东钻钻,西碰碰,动摇动摇,做点内省功夫,好像一只苍蝇,碰着了玻璃窗,“努力”的往前飞,飞了三四年,仍旧是在老地方。因此,幻灭了就动摇,动摇了再追求,追求着的又是幻灭……这叫做循环三部曲。固然,这些都是大时代的文件(document),可是决不是大时代的写实,而只是大时代之中一部分人物的写实,这部分人物正是“动摇主义的无赖们”自己。

无赖文学之中,虚无颓废动摇的三大主义,对于咱们民族,在他们的捣乱反动派队伍这件事上面说来,固然是“殊堪嘉奖”;然而在他们的泄漏天机这方面说来,又是“实可痛恨”:咱们民族的这些“有为的青年”,尚且是这样幻灭,这样没落,这样不振作,这样没有出息,这样歌颂着“世纪末的悲哀”,——这是咱民族“沉沦的”预兆呵!他们创作的“文件”就这样留给反动派“国史馆”做“现代古典”吗?唉!

总之,现在还只有无赖会写实,写的也还只是无赖的“实”,那么,推倒了“古代古典”,创作了“现代古典”——这样的无赖文学,大概就是写实文学了。这是“文学革命”第三大主义的光荣。

此外,居然还有当初文学革命军旗帜上没有写着的新主义出现。这就是反动文学。

反动还有小反动大反动的分别。小反动文学,就是一班狡猾的无赖,他们发见了自己的创作和议论,还够不上反动,忽然大喊“转变方向”。本来“叛逆的女性”虽然叛逆,也还是“五四”初期的那种叛逆,这是现在咱们民族已经允许了的叛逆。本来,阿Q说乡绅因为自己已经革命了,不准农民革命,这也还不算是污秽咱们民族。但是这一类的创作诗歌等等,早已埋伏着那种狂妄的奔放的热和反抗一切的号召……尤其是带着野蛮性的反抗,尤其是想对于中外民族都实行反抗。——反抗罪恶黑暗等等是可以的,因为这所反对的是不道德或者不文明,可是,反对整个的外国民族和中国民族,那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卖国,这是绝灭人性!然而这一些无赖却偏偏愿意绝灭人性,偏偏要“转变方向”。他们甚至于怕自己的死尸还会作怪,怕那够不上反动资格的尸首会变成僵尸,起来害中国人而有利于中国民族,因此,居然请人家来鞭自己的尸。至于这些无赖之中最先叫喊的,那正是最无耻的“短裤党”——“党而短裤”,可谓无耻之尤者矣。甚至于接着就自称洪水猛兽,混蛋,混蛋!

幸而好!一则这班无赖,实际上都还是高等无赖;二则这些无赖之中有许多还是动摇的,一忽儿向右转一忽向左转;三则虽然有些短篇和零星小品企图鼓动民众,然而极大部分都只是智识阶级“往民间去”,去又去不成,结果是坐着等待“民众往智识阶级之间去”;四则他们和其他的高等无赖一样,只会照镜子画画自己的肖像,他们不懂得民众的生活,甚至于根本不知道现实生活,他们可只知道地面上,不知道地底下,他们是高等无赖,而且还只是些书生。这总算是咱们民族的小小幸福。更大一些些的幸福,就是现在总算还没有大反动的文学,或者几几乎没有。阿弥陀佛!

什么是大反动文学?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所谓普罗文学。大反动文学要反动到什么地步,这是咱们民族应当知道的。首先,大反动文学,才是真正“以阶级反动民族”的文学。反动派想:不但要组织工人,领导农民,不但要宣传,不但要一刻不停的领导阶级斗争,不但要利用每一件小事去“造谣惑众”,罢工,抗租,兵变,抗税,赖债,不但要组织匪军,不但要准备以至于实行暴动,不但要“以多欺少”——由几万万人来杀几千或几万人,来逮捕一二十万人,来没收一二百万人的财产土地,不但要企图消灭友邦在中国的一切势力,以及友邦对中国的一切友谊,而且还想有自己的文学。反动派的文学,想要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情绪,发挥激励他们的匪性,污秽咱们民族以及他的官吏学者,讥笑市侩的正当买卖和清客的美妙声容,鞭策高等无赖的动摇幻灭……总之,是帮助反动派的政治宣传,用文艺的手段,更深入群众的心理和情绪,企图改造他们的民族固有道德,摧残安分守己的人性,用阶级意识来对抗以至于消灭民族意识。这固然只是帮助而已。然而危险亦就够大了!阶级斗争,阶级意识,阶级情绪等等匪性的发作,正是咱们民族的大祸害。大反动文学反对“民族固有道德”和东方文化,反对个人主义,反对肉感的买卖。他们的理想,是要“大贫”推翻“小贫”,推翻西洋文明民族对于中国的“治理”,例如帝国主义之类,要想由一大群下等的苦力,工人,乡下佬,丘八大爷,小瘪三,“没有学问”没有身家性命的智识分子——卖智识的苦力,要由这样的一大群混帐王八蛋来掌握政权。当然,他们的文学一定就反对市侩,反对官僚,反对清客,反对伦常,反对孔孟,反对韩愈,……他们反动到甚至于反对升官和发财——资本主义。反动派理想着:在掌握政权之后,专门去发展机械的化学的电气的物质文明;甚至于要用机器电力来打破竹篱茅舍的诗意和田家乐——“田家”将要消灭,变成工厂式的大农场,在那里种田的工人好几千,用机器耕着好几千好几万亩,弄得他们之中谁也认不出来:哪一块田地是他的;工场农场矿山……都要丧失他们的主人,变成很可怜的孤哀子……甚至于家庭也要消灭,丈夫不能有妻子,妻子不能有丈夫,儿女不能有父母,父母不能有儿女,臣没有君,君没有臣,国家没有国民,国民没有国家,只剩下一世界的混帐王八蛋,自己做自己吃,“不事其上”,大家做大家吃,越做越能够少做,越吃越会有多吃,——这样好吃懒做的一班惰民贱种。这真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禽兽世界!这些禽兽还要和“天?去捣乱,他们研究恶毒的“物质科学”,高兴起来也许会把咱们五千午崇拜的五岳,以及一切高山大川都捣碎了,去建造合于兽性的花园。他们那时要大大发展他们的兽性文艺了!

现在幸而好:中国的大反动文学还只有萌芽呢。——他们简直可以说没有一部创作;他们还只有一些议论,一些文学评论,以及一些翻译。然而这种大反动文学,居然大大的活动起来,这正是“民族将亡,必有妖孽”。侥幸的是:(一)他们的文艺理论仿佛只想他们自己懂,并不企图宣传,所以也是由外国古典堆砌起来,很艰涩的很迂晦的。(二)他们的文学评论,也还表现着高等无赖的意识,有些时候,是自欺欺人的,例如,他们一开口便说“阿Q时代死去了”,说“中国农民都有很严密的组织”了,——其实,阿Q式的贫农雇农还到处多有,否则,大刀红枪也没有这样容易组织成功,也没有这样容易受民族的收抚,中国农民没有组织的还多得很,否则……所以这是瞎动主义的意识;再则,他们居然说蒋光慈是Demian Bedny事件的重演,事实上,蒋光慈的创作还不过是小反动的文学,够不上大反动的资格。而Demian Bedny却是俄国红匪的大反动的文丐,他会运用下流俗语做诗歌,做出来就有许多变成五更调那样通行的小调,造谣惑众的能力很大,蒋光慈却只会用高等无赖的言语和文字,——这种妄自尊大的态度,只是鸡尾主义的表现。瞎动主义和鸡尾主义,对于阶级有害,对于咱们却是有利的。(三)大反动文学的翻译,除掉少数以外大半是特别难懂,这大概是因为大反动文学家之中,也还都是些高等无赖的低等书生,既然不会讲下等阶级的话,又不会讲道地的高等鬼话(文言)。他们制造新名词的时候,并不会用白话的语根,却只用英汉字典和《康熙字典》,他们造句的时候,也还只像英文文法析句法的练习。所以什么“雷阳会议”(Rayonny committee=district committee),什么“细胞书记”(Secretary of nucleus)等类的怪名词,不但下等人不懂,连高等无赖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现在的“大反动”,还有些像大饭桶,这对于咱们民族,倒是有利无害的。

然而大反动小反动既然在文学上抬头了,——咱们民族的国民文学(绅商文学),社会文学(市侩的清客文学),就应当格外努力,就应当更加利用虚无颓废动摇的写实文学(无赖文学),和反动派文学宣战。

总之,文学革命之中的文艺革命三大主义已经是得着了伟大的“光荣”:——第一,贵族脱胎换骨变成了绅商(民族);民族道统借尸还魂的表现在绅商的国民文学。第二,山林隐逸脱胎换骨变成了市侩清客,倡优文艺借尸还魂的表现在清客的社会文学。第三,落拓名士脱胎换骨变成了高等无赖;古典堆砌无病呻吟的文艺借尸还魂的表现在无赖的写实文学。这样,旧文艺和新文艺之间还有什么战争的需要呢?!何况这些过程——脱胎和换骨,借尸和还魂,——都是潜移默化的进行着的,很合于“君子之风”,自然是不战不和“顺而导之”的真革命。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努力做什么?努力反对反动,反对大小反动!现在不是新旧文艺对立打架的时候了,现在是民族和阶级对立。阶级文学是违背太史公的文学定义的:他们不肯“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所轻”。“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不肯为主上所戏弄……则如何呢?当然亦是诛了!!这是非常之对的政策。

“……假如共产党没有文艺政策,国民党也许没有文艺政策的……”

“民族主义文学对普罗文学等,取何种态度?”

“愿拿出作品与理论来较量,取决于大众。……”

“大家拿出理论和作品来较量。这态度是伟大的。但政治环境不允许有这种可能又如何?”

“这问题就当作别论的了。民族主义文学的抬头,普罗文学是必需要其败退的。……书店被封……是可以杜绝反动的。”(朱应鹏《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谈话》,见上海《文艺新闻》二期)

“在黑暗中”的,偏要走到“光明的前面”,这仿佛飞蛾投火——是必需要其“牺牲”的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十二年来的文学革命,正革到新旧调和的“光荣”时代,却来了许多大小反动,这是文学革命的“大耻辱”。咱们民族文学一定要勇敢的作战,镇压这些阶级妖魔和反动无赖,否则还有咱们民族吗?

民族反对阶级之战是“神圣的战争”,这是保存民族固有道德,文化,家庭,财产的战争。文学上的民族反对阶级的战争,民族方面有“最后”胜利的保障吗?——有!只要学阀万岁万岁万万岁,长命不死老乌龟。

学阀是什么?阀就是阀阅,阀阅是和阶级不同的。阀阅仿佛是行会,同行就是同阀。中国的木匠有行会,他们供养自己的祖师鲁班。中国的学者有阀阅,他们供养自己的祖师仓颉。仓颉大圣制作了特别优美的艰深的方块子的汉字,因此,中国文字是世界第一。一个方块的汉字,仿佛一个精致的金丝笼,四五万个字,就是四五万个金丝笼,这可以范围住维持住学阀。学阀因此可以垄断住独占住文字的智识。所以不论是文言也好,白话也好,都是请教文字专家的学阀。现在添上外国文,懂的人更少,学阀之中又有新学阀了。

中国的“文坛”因为学阀独占的缘故,截然的分成三个城池,中国隔着两堵万里长城,一堵城墙是汉字的深奥古文和上古文,一堵城墙是外国文和中外合璧的欧化汉字文。第一个城池里面,只有勉强认得千把汉字的“愚民”,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道霸的是《西游记》、《封神榜》,“几侠几义”,《阎瑞生惊梦》,《蒋老五殉情》,《陆根荣黄慧如轧姘头》,十八摸,五更调……第二个城池里面,只有不懂得欧化文和上古文的“旧人”,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道霸的,是张恨水、严独鹤、天笑、西神等等,什么黑幕,侠义,艳情,宫闱,侦探……小说。第三个城池里面,方才有懂得欧化文的“新人”,在这里的文坛上,才有什么鲁迅等等,托尔斯泰,易卜生,莎士比亚,高尔基,哥尔德等等。阀阅本来只有墙门,可是,这墙门(门第)太高了,所以要叫做城墙了。

现在的反动文学还只发现在第三个城池里面——他们离着下等愚民远着呢。咱们赶快联合旧文艺——从诗古文词直到《啼笑因缘》,直到十八摸五更调,——这里民族道统是相同的,天然是联盟的“文学革命军”,——去进攻大小反动的阶级文学。好在反动文学家的门第很高,虽然是无赖,仍旧是学阀。这学阀的城墙,使他们和愚民隔离着。这是咱们民族的救星。——唯一的救星。趁此快快进攻呀,联合旧文艺进攻反动文学呀,这是民族主义新文学的天责呀。进攻呀,冲锋呀,杀,杀,杀,“则诛”!

1931年6月10日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