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先生:

前日寄上两本书《新青年》及《前锋》,想来已经收到了,——先生暇时,还请赐以批评。

我从烟霞洞与先生别后,留西湖上还有七八日;虽然这是对于“西子”留恋,而家事牵绊亦是一种原因。自从回国之后,东奔西走,“家里”捉不住我,直到最近回到“故乡”,就不了了。一“家”伯叔姑婶兄弟姊妹都引颈而望,好像巢中雏燕似的,殊不知道衔泥结草来去飞翔的辛苦。“大家”看着这种“外国回来的人”,不知道当做什么,——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先生以为这并不是仅仅我个人的事,而是现在社会问题中之一吗?——大家庭崩坏而小家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

到上海也已有十天,单为着琐事忙碌。商务方面,却因先生之嘱,已经答应我:“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假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以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了身体,二则事专而供献于社会的东西可以精密谨慎些。无奈此等入款“远不济近”,又未必够“家”里的用,因此我又就了上海大学的教务,——其实薪俸是极薄的,取其按时可以“伸手”罢了。

虽然如此,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点意见,已经做了一篇文章寄给平伯。平伯见先生时,想必要谈起的。我们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我以一个青年浅学,又是病体,要担任学术的译著和上大教务两种重任,自己很担心的,请先生常常指教。谨祝康健精进。

瞿秋白1923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