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京报副刊》(2)的征求

青年必读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幺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

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本文是作者应约对后一项所作的答复。它发表后,曾有人在报上进行攻击。对此问题,后来作者又写了《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

可参看。

(2)《京报副刊》《京报》的一种副刊,孙伏园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京报》,邵飘萍(振青)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一九一八年十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