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京报副刊》的国庆特刊上我发表了一篇小文,名曰“日本与中国”,略说日本文化之研究于中国的学术文艺上有若何益处,并论及日本在中国的胡乱的言行伤害国人的感情,足以妨害此种研究之发达。日文《北京周报》一八一号译载此文,后附案语,以为我说北京的日本商民中颇多浪人及《顺天时报》言论荒谬均系误解,不日将著论辩驳。我还未见驳文,不知《北京周报》记者根据些什么来证明我的误解,但我自信所说的都是我的确信,现在特再略加说明。

我说浪人并不指日本封建时代的那种流浪的武士,或是无职业的游民;我只指那些以北京为殖民地的横行霸道的人。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日本居留民自己当然比我们外人更为明白。我同他们绝少往来,不能详细打听,但闻前年在北京研究的日本某博士说及,这样的浪人便已有二三人。我自己也不是没有请教过,最近如五卅事件后北京鼓吹排斥英日,有一个店主对我的妻大吐气焰,说居留民大部分都是退伍兵,倘若冯军和学生有什么举动,便给他一个混战,北京就要全灭。——但是,这些近于狂易的话何必多引呢?我们固然不必真是逐字地相信这些浪人的话,因而引起无谓的怨恨,然而说听了这些暴言反而增加对于日本的好感,我恐总是未必的吧。千人中有两三个坏人,自然不能算“多”,倘若严格地从数字上计算;不过害群之马并不真在乎怎么多,就只是两三人我们觉得这已经很够了。

老实说,日本是我所爱的国土之一,正如那古希腊也是其一。我对于日本,如对于希腊一样,没有什么研究,但我喜欢它的所有的东西。我爱它的游戏文学与俗曲,浮世绘,瓷铜漆器,四张半席子的书房,小袖与驹屐,——就是饮食,我也并不一定偏袒认为世界第一的中国菜,却爱生鱼与清汤。是的,我能够在日本的任何处安住,其安闲决不下于在中国。但我终是中国人。中国的东西我也有许多是喜欢的,中国的文化也有许多于我是很亲密而舍不得的。或者我无意地采集两方面相近的分子而混和保存起来,但固执地不可通融地是中国的也未始没有,这个便使我有时不得不离开了日本的国道而走自己的路。这即是三上博士所说幸亏日本没有学去的那个传统的革命思想。因为这个缘故,无论我怎样爱好日本,我的意见与日本的普通人总有极大的隔阂,而且对于他们的有些言动不能不感到一种愤恨。愤的是因为它伤了我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为它摇动了我对于日本的憧憬。我还未为此而破坏了我的梦,但我不是什么超越的贤人,实在不能无所恨惜。我知道这是没法的,世上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只有喜悦而无恨惜;所以我也不再有什么怨尤,只是这样的做下去,可爱的就爱,可恨的就恨,似乎亲日,似乎排日,都无不可,而且这或者正是唯一可行之道。

关于《顺天时报》我总还是这样想,它是根本应该取消的东西,倘若日本对于中国有万分之一的好意。我决不怪日本报纸发表什么暴论,我们即使不以为应当,至少是可以原谅的,只要它是用日本文写的:他们写给自己的同胞去看,虽然是说着我们,我们可以大度地不管。但是如用了汉文在中国内地发行,那可是不同了,它明明是写给我们看的了,报上又声声口口很亲热地叫“吾国”,而其观点则完全是日本人的。凭了利害截不相同或者竟是相反的外国人的标准,来批评指导中国的事情,自政治外交以至社会家庭,思想道德的问题,无不论列,即使真是出于好意,我们已经感到十分“可感谢的为难”,何况《顺天时报》之流都是日本军阀政府之机关,它无一不用了帝国的眼光,故意地来教化我们,使潜移默化以进于一德同风之域欤。日本的特别国情,我们充分地了解与尊重,但它要拿到中国来布施给我们,我们断乎不敢拜受。譬如溥仪出宫的事件,与日本没有什么关系,尽可不必多管,(论理,他们应该为中国贺,但这自然是空不过的空想罢了,)它却大放厥辞,就是康有为办的报恐怕也不过如此。北京的知识阶级为了私斗去利用《顺天时报》《正报》等固然是“丧心病狂”,那些每天拜读这样的谬论而视若固然的看户也可谓麻木不仁,就是我们容忍至今,不略示反对之意,此刻想来似乎也未免有点“昏愚”了。我们的反对原是很微弱的,未必能使不长进的国人反省而不阅,也不能希望现在的日本政府反省而停止,但明白的日本人一定会赞成我的反对,因为这实在也于日本有利的。

中国人不了解日本,以为日本文化无研究之价值,日本语三个月可以精通,这种浅薄谬误的意见实有改正的必要。但我们固然不当以国际的旧怨而轻蔑日本的文化,却也不能因耽赏它的艺术而容忍其他无礼的言动。在我们平凡的人,只能以直报怨地分别对付,或者这也是一种以德报德的办法:我们珍惜日本文化,为感谢它给予我们的愉悦,保存它在中国的光荣,我们不仅赞叹随喜,还不得不排除那些将污损它的东西,反对在中国的日本浪人以及《顺天时报》一流的国际的“黄色新闻”。

十四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