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日《顺天时报》上有一篇短评,很有可以注意的地方,其文如下: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恩怨是另一问题。贪生怕死,蝼蚁尚然,善恶也是另一问题。根据以上两个原则,所以我对于这次党案的结果,不禁生出下列的感想来。

李大钊是一般人称之为‘学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且不论,能被人称为‘学者’,那末他的文章他的思想当然与庸俗不同,如果肯自甘澹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奉劝同胞,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

再说这一般党员,大半是智识中人,难道他们的智识连蝼蚁都不如么,难道真是视死如归的么?要是果真是不怕死的,何不磊落光明的干一下子,又何必在使馆界内秘密行动哩?即此可知他们也并非愿意舍生就死的,不过因为思想的冲动,以及名利的吸引,所以竟不顾利害,甘蹈危机,他们却万不料到秘密竟会泄漏,黑幕终被揭穿的。俗话说得好,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这一般人的写照。唉,可怜可惜啊。

你看,这思想是何等荒谬,文章是何等不通。我们也知道,《顺天时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外国人所写的中国文,实字虚字不中律令,原是可恕的,又古语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意见不同也不足怪。现在日本人用了不通的文字,写出荒谬的思想,来教化我们,这虽是日本人的好意,我们却不能承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队以新闻或学校为工具,阳托圣道之名,阴行奴化之实,《顺天时报》历年所做的都是这个工作,这回的文章亦其一例。日本人劝我中国的“同胞”要“苟全性命”,趁早养成上等奴才,高级顺民,以供驱使,免得将来学那“不逞鲜人”的坏样,辜负帝国教养之恩。但是我要奉告日本人,不劳你们费心,敝国已有国立的圣教会了。据古圣人的遗训,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诸说,与尊见不很相同。还有一层,照我们的观察,日本民族是素来不大喜欢“苟全性命”的,即如近代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个明证:要是果真日本的“智识中人”都同蝼蚁一样,个个觉得去为主义而牺牲“有何值得”,还不如在征夷大将军德川列帅治下过个狗苟蝇营的生活,恐怕日本此刻也同中国一样早已为西方帝国主义所宰割,那里还有力量来中国作文化侵略呢?日本之所以得有今日者,一半固然由于别的种种机缘,一半岂不是也由于那些维新志士,“不顾利害,甘蹈危机”,尊王倒幕,为幕府所骈诛而不悔,始得成功的么?日本人自己若不以维新志士为不如蝼蚁,便不应该这样来批评党案,无论尊王与共产怎样不同,但其以身殉其主义的精神总是同的,不能加以歧视。日本人自己轻视生死,而独来教诲中国人“苟全性命”,这不能不说是别有用意,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我并不希望日本人来中国宣传轻重生死,更不赞成鼓吹苟全性命,总之这些他都不应该管:日本人不妨用他本国的文字去发表谬论或非谬论,但决用不着他们用了汉文写出来教训我们。

《顺天时报》上也登载过李大钊身后萧条等新闻,但那篇短评上又有“如肯自甘澹泊,不作非分之想”等语。我要请问日本人,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澹泊,是作非分之想?如自己的报上记载是事实,那么身后萧条是澹泊的证据,还是不甘澹泊的证据呢?日本的汉字新闻造谣鼓煽是其长技,但像这样明显的胡说霸道,可以说是少见的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幸灾乐祸,历年干涉内政,“挑剔风潮”,已经够了,现今还要进一步,替中国来维持礼教整顿风化,厉行文化侵略,这种阴险的手段实在还在英国之上。英国虽是帝国主义的魁首,却还没有来办“顺天时报”给我们看,只有日本肯这样屈尊赐教,这不能不说同文之赐了。“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呜呼,是亦汉文有罪焉欤!

(十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