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之余

自从《自由谈》上发表了我的《感旧》和施蛰存先生的《〈庄子〉与〈文选〉》以后,《大晚报》〔2〕的《火炬》便在征求展开的讨论。首先征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题目曰《推荐者的立场》,注云“《庄子》与《文选》的论争”。

但施先生又并不愿意“论争”,他以为两个人作战,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无非给看客好玩。这是很聪明的见解,我赞成这一肢一节。不过更聪明的是施先生其实并非真没有动手,他在未说退场白之前,早已挥了几拳了。挥了之后,飘然远引,倒是最超脱的拳法。现在只剩下一个我了,却还得回一手,但对面没人也不要紧,我算是在打“逍遥游”〔3〕。

施先生一开首就说我加以“训诲”,而且派他为“遗少的一肢一节”。上一句是诬赖的,我的文章中,并未对于他个人有所劝告。至于指为“遗少的一肢一节”,却诚然有这意思,不过我的意思,是以为“遗少”也并非怎幺很坏的人物。新文学和旧文学中间难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认的,辛亥革命去今不过二十二年,则民国人中带些遗少气,遗老气,甚而至于封建气,也还不算甚幺大怪事,更何况如施先生自己所说,“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的呢,过去的余气当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能少传授一点,那就好了。

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是并非专为他个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庄子〉与〈文选〉》之后,则连这“一肢一节”也已经疏远。为什幺呢,因为在推荐给青年的几部书目上,还题出着别一个极有意味的问题:其中有一种是《颜氏家训》〔4〕。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意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胡人。这也是庚子义和拳〔5〕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而这颜氏的渡世法,竟打动了施先生的心了,还推荐于青年,算是“道德修养”。他又举出自己在读的书籍,是一部英文书和一部佛经〔6〕,正为“鲜卑语”和《归心篇》〔7〕写照。只是现代变化急速,没有前人的悠闲,新旧之争,又正剧烈,一下子看不出什幺头绪,他就也只好将先前两代的“道德”,并萃于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自然,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但因为连带提出,表面上似有太关涉了某一个人之观,我便不敢论及了,可以和他相关的只有“劝人看《庄子》《文选》了”八个字,对于个人,恐怕还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庄子〉与〈文选〉》,却实在生了一点不敬之心,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豫料的还空虚,但仍给以正经的答复,那便是《感旧以后》(上)。

然而施先生的写在看了《感旧以后》(上)之后的那封信,却更加证明了他和我所谓“遗少”的疏远。他虽然口说不来拳击,那第一段却全是对我个人而发的。现在介绍一点在这里,并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说:“据我想起来,劝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这是说,劝青年看新书的,并非为了青年,倒是为自己要多获些群众。

施先生说:“我想借贵报的一角篇幅,将……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着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这一大堆的话,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与《伪自由书》的缘故。

施先生说:“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着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8〕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这一段话,有些语无伦次了,好像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

这是“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劝青年去看《庄子》与《文选》,《论语》,《孟子》〔9〕,《颜氏家训》的施蛰存先生,看了我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不想再写什幺”而终于写出来了的文章,辞退做“拳击手”,而先行拳击别人的拳法。但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