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县旧属于南通州,是江北的一个小县,丁文涛先生说那是一个“风气锢塞”的“滨江偏邑”。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做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是最危险的事。王荆公有《伤仲永》一篇短文,指出那个神童方仲永陷在一个不良的环境里,没有做学问的机会,结果是到了二十岁时竟是“泯然众人矣”。文涛先生说他们泰兴人“远涉数百里,已非习见,遑论异国!”丁在君能从那个狭窄的地方跑出来,十五六岁就到了日本,十八岁就到了英国,大胆的走到大世界的新学术的大路上去——这个大转变,这个大解放,都是因为他在十五岁时候,忽然遇着一位恩师——湖南攸县的龙研仙先生。

文涛先生这样记载这一件奇缘:

弟年十三,出就学院试。时盖“戊戌政变”后之翌年也。会攸水龙公璋以通人宰邑政,兴黉舍,倡新学。闻弟有异材远志,语先严挈弟入署,将面试之。弟……入谒,〔龙公〕试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弟文多所阐发,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而赴日本留学之议乃自此始。

我细读此段,不能不指出一两个疑问。第一,在君出去“就学院试”,那是童生考秀才的考试。文涛先生没有说在君曾否取中秀才。照那时代的惯例,幼童应考,往往得到学院“提堂”的优待,在君已能作文字,他被取作秀才,似无可疑。海外无可稽考,只好等待丁文渊先生去考定了(丁文渊按:在君家兄并未取中秀才。)。第二,在君应学院考试在他十三岁时(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但他初见知县龙璋先生,似乎在两年之后(文渊按:适之先生的考证,一点没有错。家兄想要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学,照当时的习惯,须要经地方官保送才可。家兄初见知县龙璋先生。就因为这个缘故,和院试无关。),在他十五岁时(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因为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和朱经农先生去游南岳衡山,凭吊龙研仙先生的纪念碑,曾有诗两首,其一首说:

十五初来拜我师,为文试论西南夷。

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当年不自知。

文涛先生此文里用了一个“会”字,就好像龙知县面试在君的事也在在君十三岁时了。我们似当依据在君自己的诗句——只可惜在君的诗,我们没有看见原稿,只靠朱经农“记忆所及写出来的”本子。但“十五”两字,依平仄看来,似乎不错。

我们因此推想,这位龙研仙先生(他是攸县名士龙汝霖的儿子,龙润霖的侄子。龙汝霖就是光绪五年在长沙翻刻《宋元学案》的学者。在《宋元学案》的后序里,他曾提到他的“儿子璋”。)收了在君在他门下,必定还指导他去研读那个“戊戌维新”时代的“新学”。文涛先生记载的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公的书(文渊按:我们家中可能因为先曾祖曾游宦浙江,颇藏有若干书籍。我们年少时,每年须将藏书曝晒一次,尚能记及顾、黄、王诸公文集。先曾祖余堂公仅有子女各一人,子为先祖振园公;女则嫁六合唐府[名已记不清]其翁某为翰林,和曾文正公同时,奉命在乡主办团练。后因太平之乱,六合失守,先祖姑夫妇逃到我们家中避难。先祖姑就死在我们家里,她仅生有一女,因外祖母钟爱[即先曾祖母]。从小就留居外家,至出嫁时.才回其父家。我们这位表姑母,我们从小称她为“寅姑妈”,她的大名,我从来没有知道。她和苏州名进士曹叔彦先生结婚以后,她们夫妇起初每年都来我家一次。拜见外祖母,以后也往来不绝。我这位表姑父尝治《孝经》[我们家中也藏有此书],虽未做官。然而对清室极忠,终身做遗老,不肯剪辫子。我在1935年。到苏州的时候,还拜见过他老人家。他对家兄们的读书,似有影响,因为先母的遗志,本来是要在君家兄去苏州,从叔彦先生攻读。先母去世时,在君家兄十四岁。)都不像是那个“风气锢塞”的泰兴私塾里的读物,可能都是他的恩师龙公指示他去阅读的。内地的私塾先生教人读《纲鉴易知录》,或乾隆《御批通鉴辑览》,那是可能的。在君幼年读《资治通鉴》,又读《四史》(《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我猜想也是龙公的指示。他读宋明诸儒语录及学案,大概也是龙公指导的,他读的《宋元学案》大概是龙家新刻的长沙本。

龙研仙先生对在君一生的最大造就,是他劝丁家父兄把在君送到日本去求学。这是泰兴县破天荒的事,所以文涛先生说:“戚友多疑阻,先严不免为所动。”龙公不但用“父母官”和“恩师”的力量来劝导,还替在君设法,托湖南的胡子靖先生带他到日本去。这样的出力,才打破了家庭的阻力,才使丁老先生“举债以成其行”。

这位湖南新教育家的恩惠,是在君终身不忘的。在他死之前一个月——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他站在衡山上烈光亭的龙研仙先生纪念碑前,他还向朱经农说起当年如何遇见龙研仙先生,面试《通西南夷论》,如何劝他研究科学,并托胡子靖先生带他出洋。他说,他若不遇见龙先生,他一生的历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不能够那样早出洋留学。(朱经农先生的纪录,见《独立评论》一八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