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跟胡子靖先生到日本留学,大概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那时他十六岁。他在日本住了一年半左右,从他十六岁到他十八岁,从光绪二十八年的下半年,到三十年(甲辰,1904)的三月。

他在日本的生活,只有李祖鸿(毅士)先生和汤中(爱理)先生的追忆(《独立评论》第二○八期,第二一一期),可惜都不详细。汤中先生说:

当时在君只有十八岁,和我同住在神田区的一个下宿屋,他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写文章。我记得东京留学界在一九○四年的前后,出了好几种杂志,……如……浙江留学生之有 《浙江潮》,江苏留学生之有《江苏》。……《江苏》杂志第一次的总编辑是钮惕生(永建)先生,第二次是汪衮甫(荣宝)先生,后来就轮到在君担任。

在君的文章很流畅,也很有革命的情调(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均倡言排满革命)。可惜在君在《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现在都散失了,我搜访了多时,一篇也没有找到。……

在君住在下宿屋,同我天天见面,他谈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兴(原文误作“泰州”)口音,滔滔不绝,他的神气和晚年差不多,只少“他的奇怪的眼光,他那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而已。

在君在日本一年半,虽然认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虽然参加了当时东京留学界“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但没有进什么正式学校。不久,日俄战争发生了——1904年2月8日夜东乡大将袭击旅顺口——大家更无心读书了。在那个时期,和李祖鸿兄弟同住的庄文亚先生常常接到吴稚晖(敬恒)先生从苏格兰的蔼丁堡(Edinburgh)寄来的信,信上常说,“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也常说苏格兰生活的便宜,常劝人去留学。据吴先生的估计,中国留学生到那里留学,一年只要有五六百元就够用了。

李祖鸿先生说:

在君受了这种引诱,便动了到英国去留学的意思。……庄文亚君也在这时候起意要到英国,他和在君一旦遇见,彼此一谈,志同道合。……在君搬到我们那里来住了,他们时常商谈出洋事,自然也冲动了我去英国的念头。……后来是在君出主意,由他先资助我路费,且同我出去,到上船以后,再报告家中,商量以后的学费。

李先生继续说:

我们三人决定出洋以后,预备了大约一两个月的英语。在君的英语是一点根基都没有,比庄文亚和我都差。然而到我们出发的时候,一切买船票等等交涉,都是他出头了。……

我们离开东京是在光绪三十年,时间大概是春夏之交(汤中先生说是“三月某日”。)我们那时所谓经济的准备,说来也甚可笑。在君的家中答应给他一千元左右,交他带去。至于以后的接济,却毫无把握。庄文亚家的资助不过四五百元,以后却再无法想了。那时正值我家把我和我弟祖植半年的学费三百元寄到,我们就向家兄祖虞商量,先把此款归我带去。总算起来,统共不过一千七八百元。

依我们当时的计算,日本邮船价廉,……我们到英国时至少还可以有好几百元的余款。不料那时适因日俄战争,日本船不能乘,于是改乘德国船,三等舱位的船价每人三百元左右。……我们在上海又须得耽搁一阵,因为丁、庄二君的家款都约定在上海交付。……到我们〔在上海〕上船赴英国的时候,我们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多个金镑!

三个青年人身边只有十几个金镑,就大胆的上了船,开始他们万里求学的冒险旅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