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大胆的青年,一路上“仍是花钱游玩,并不着急”。有一天,在君在船上听人说,蔼丁堡距离伦敦还很远,每人火车费要多少钱。他们估计手里的钱已不够买车票去会见吴稚晖先生了。他们这时候才着急起来了。

他们船上头等舱里有位姓方的福建客人,常常找他们三个人谈话。船到了新加坡,方先生约他们一同上岸去看林文庆先生。林文庆先生请他们吃饭,谈起康有为先生现住槟榔屿,船经过时,他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

到了槟榔屿,他们去拜访康有为先生。康先生见了他们,问了各人的情况,颇表示关切的意思,临别时送了他们十个金镑,还托他们带一封信到伦敦给他的女婿罗昌先生。后来罗昌先生收到他丈人的信之后,也寄了二十镑钱给他们。李祖鸿先生说:“康南海的赠金救济了我们途中的危险。……罗昌君的二十镑支持了我们不少的日子。……至于所赠的三十镑,我听见在君说,于南海先生逝世之前,他曾偿还一千元,以示不忘旧德。”

他们到了伦敦,当夜赶火车北去,到蔼丁堡见着吴稚晖先生,吴先生已给他们预备了住所。他们把他们的志愿和经济实况告诉了吴先生,吴先生替他们计划:他自己同庄文亚到利物浦(Liverpool)去过最刻苦的生活,因为庄家没有钱再接济他了。丁、李两人仍留在蔼丁堡学习英文,因为他们两家也许都还可以勉强筹点钱寄给他们。在三十多年后,祖鸿先生说:

在君和我所以不去〔利物浦〕,是恐怕那种〔最刻苦的〕生活不宜读书。若不读书,则不免失去了我们到英国来的目的。

在君自己也说:

我是1904年到英国去的。当时听见吴稚晖先生说英国留学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所以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就大胆的自费跑了出去。到了苏格兰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仅仅够住房子吃饭,衣服都没有着落,不用说念书了。(《苏俄旅行记》四,《独立》第一○七期)

吴稚晖先生一生宣传“留学”,往往用他自己能忍受的刻苦生活做标准,劝人往外国去留学。丁文江、庄文亚、李祖鸿三个青年“受了这种引诱”,做了吴先生的信徒,冒了大险,跑了出去。他们到了蔼丁堡,才明白“那种生活不宜读书”!吴先生自己陪了一位信徒到利物浦去过苦生活。剩下的两位信徒决心要在比较适宜的生活状态之下求点新学术,他们只好恳求他们家里寄钱来救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