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废止于1902年,到今天已经四十三年了。四十三年在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来说,是一辈子的大半,时间不可说不久。就形式说,八股文死了几十年,应该早已和草木同腐了。然而,在事实上,它不但未死,它的精神仍然磅礴于新时代、新社会,充塞澎沛,表现于每一政令上、每一事务上。形式也依然存在,不过换了新名目,例如四维八德,什么生活,动什么员之类。

六百年的八股文教育,八股文生活,这样根深蒂固的根性单凭了政治的表面改革,先是由皇帝下一道诏谕,后来又粉刷门面,换上“中华民国”四个大字,怎么改得了?结果当然是形去实存,灵魂不灭。几十年来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一切一切的改革,只是表现在文字上形式上,本体上不但是依然故我,而且变本加厉,就历史的线索来说明,可以说是应有的现象,应有的结果。因为时代的形式虽变,它的精神——八股精神却并未为时代所转变。

抽象地说,八股文之所以为八股文,是因为它专讲求形式,文字只是表达这一机械形式的符号。八股的公式是起承转合,例如起句必用“今夫”,承句用“是故”,转句用“然而”,合句用“所以”。无论什么理论或批评或建议,或游记或书后,都可套上这公式。一共四大段,每段又双股对称,说了大半天,尽可毫无意思,等于白说,尤其妙的是最好的文章也就是白说得最道地的文章。写的人看的人都彼此心照,明知是如此。相传有一名人作一破题,题目是“鞹”,破题是“鞹,皮去毛者也”。这一点也不错,犹之于说“建设健全的政治必自去贪吏始”一样的合理。但是下文呢,没有了,于是只是一张光皮,一个吏治贪污成为风气的时代而已。

讲求形式的极致,进而讲求书法,墨要浓而发光,字体要方正,风檐寸晷,一刻钟要能写上多少字。主文者也是从此道出身的,只要眼睛看着顺眼,取录的把握就有了五成,形式再不错,就稳着等捷报了。至于意思,那上文已经说过,越没意思越好,实践根本说不上。假如真的有意思,独出心裁的意思,胆敢想前人所未想,说古圣先贤所未说的话,那可不得了,即是反动,是叛逆,小子鸣鼓而攻之,权威者则将你捉去坐监、杀头。

受了六百年的教育、训练,养成了光白说不做事,专讲形式、玩弄文字的劣根性。我们要记住,六百年来的政治,就操在这些专说古圣先贤的话的人手里,从当国的执政到中下层干部,即使是有不从科举出身的,至少也受过八股文的训练。社会上的领袖名流,也无例外。这习性根深蒂固,蟠结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活动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即使是见面寒暄,也还是“今天天气好”那一套公式。对人无友不如己者,拣高处爬。对事见机而作,有钱落的就干,对己自然是恕道啰,有一千个理由,一千个古人的话可以辩解,自然问心无愧。把自己和自己这批人除开以后,自然更可以应用公式,把所有古圣先贤的话搬出来,一大堆道理教人应该如此,应该如彼。有关国家兴亡民族隆替的,更可以说得叫人感激流涕,忠义愤发。这些语言文字被他的门生故旧撰成志传记状以后,史书采录,自然编入名臣传或理学传,而名垂青史,成为一代完人了。

六百年来所养成的讲求文字与形式的精神,光绪帝的诏书和辛亥革命所给予的打击,只是摧毁了这精神的形式的形式而已。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吊袁世凯》一文中,感慨地说中国人的特性是专用文字来表现高超的政治见解,所实行的则正好和所说的相反。细读袁世凯的文告诏谕,假如不知他的为人和祸国殃民的经过的,一定会以为是不世出的贤臣圣主伟人。他之所以成功在此,失败亦在此。大隈的话固然中肯,但是犹去一间,因为袁氏之所以如此,正因为他是这时代的产物,他是这时代的宠儿,他因为如此,才能得光绪帝的信任,才成为西后的宠臣,因为如此,才能当内阁总理,当总统以至于皇帝。假如没有对外问题,他能得到外国援助的话,也许今天还是中华民国的皇帝。

民国以来的文字上形式上的成绩,也许会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即使是最先进最民主的国家。我们曾经有过多少套宪法约法,我们也有参照中西集其大成的最完美的民法刑法,我们读过无数通的纲领宣言,我们也有过多少个计划,三年或五年的,并且还有数目字和表格。然而,只是表现在文字上形式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