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上了所谓“中年”年纪的人,在饭后,在深宵,有一点可以给自己利用的时间的时候,想想过去,想想现在,总会喟然长叹,感觉到有点,甚至于很不安,困恼,彷徨,但愿时光倒流。至于明天,那简直不敢想起,一想起明天,烦躁,恐慌,算了罢,但愿永远不会有明天。明天是一把利刃,对着你的胸膛,使你戒惧,不敢接近。

过去的怀恋,现实的不安,未来的恐惧,成为一般有家庭之累的,有生活负担的中年人的普遍的感觉。当然,这里所谓中年人应该除开少数的权贵和大大小小的战时暴发户。也除开有信仰有魄力肯做傻事,希望能够以牺牲自己的微少代价,来换取光明的未来的那些“傻子”们。我不说青年,因为青年还在学校,即使已经走进了社会,也还不到对社会负责任的时候;自然,有些有了中年气味的青年人,也可包括在我所指的事实上的中年人之内。

这种普遍的感觉形成一种世纪末的人生观。最好的说明是曹孟德的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苟安甚至麻醉于目前的现实的生活的痛苦,对于未来不敢有计划,有希望,更谈不到理想。这和前一时代相比,和这批中年人的青年时代相比,他们曾幻想明天如何如何,个人如何如何,尽管幼稚,尽管荒唐,却表明他们对前途有信心,有把握,这信心造成了民族的动力,推动时代前进。这信心使他们出汗流血,前仆后继蹈着前人的骷髅向前。然而,现在呢?信心是丧失了,勇气被生活所消沉了,一部分人学得糊涂,也乐得糊涂,“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发发牢骚,哭哭穷苦,横直无办法,而且假使有办法,自己也得救了,不会比别人吃亏。没办法呢,你一个人又济得甚事。一部分人变得聪明了,他们继承而且体会了“明哲保身”的古训,是非只为多开口,既然不应该说话那最好是不说,不该想的最好也不想。做傻事的有的是,办妥了自然不会单撇开我,而且我也是人才,毕竟也撇不开我,弄不好他倒他的霉,也沾不着我。还有一部分呢?会说也会想。他会告诉人这个不好,那个要不得,批评很中肯,有时也还扼要。可是他只是说说,背着人说说,到末了也还是说说而已,以后有好处,他会说这是我说过的,我出过力气,没好处他也不负责任。这三种人处世的方法不同,看法却是一样的,他们以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书呆子的想头,在民主的国家不是已经有人民的公仆在负责了吗?军队有指挥官,各级政府有长官,付托得人,要你来操这闲心则甚?最要紧的最要操心的还是自己的生活,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得加上房租小菜灯水四样,添衣服,买袜子,孩子教育和医药费用固然谈不上,这九件事却缺一不可,你这个月的收入只够五天便完了,其余的二十五天是准备吃风还是吃空气?假如你嫌风嫌空气不大饱肚子,那得赶紧张罗,衣服卖完了,书籍吃完了,告贷的门路都堵住了,那你得另生法门,第一是兼差,第二是兼业,兼差兼政府机关职员,公司商店职员,什么都可以,只要有全份米贴。兼业更无所谓,教书,做官,开铺子,跑街,做点肥皂牙粉什么的,甚至种菜种花、养猪养牛都行,不是说国民应该增加生产吗,这正是替国家增产呀!另外有点什么权带上个把什么长之类的,薪水连米贴合起不过六七千元,雇的女帮月薪便是两千三千,每天开销几千元满不在乎。他自己原谅,他不如此干就得饿死,社会也同情他,做官不赚个十万百万,那成个什么官?而且他是人,他有家眷,他总得吃饭呀!人人抱着吃饭第一,弄钱第一,生活至上现实至上的宗旨,自然,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社会,这些空洞的观念只好姑且置之高阁了。

而且最不好的,还是明天。几年来的经验使他深切了解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故事。这故事已经改编了,主要的一点是兔子不但不肯睡一会而且会驾飞机。他已经断了心,放弃了赶上去的幻梦。现实还是现实,第一要明白的是你今天必须要活着,而且有活的权利。对于明天以至遥远的后天或下一个月,你不能有什么打算,即使你要打算,时间可不能对你负责任,三个月前的米价是多少,今天是多少,你过去曾打算到没有?如此这般你本能地明白这个道理,你现在有多少钱,最好即时换成实物,保险你最近不会饿死,票子在市场周流不息地转着,各种货物被大量地小量地囤积着,票子转得愈快,物价就愈高,票子也跟着愈快,循环到了一个限度以后,公的私的出入将都以实物来代替票子,人不但对事失去信心,对未来和对自己本身也失去信心,一切都改变了,头昏眼花,精疲力竭,只好守住今天,对现实作最后的挣扎,明天的且到明天再说了。

生活的改变,改变了一般人的人生观,把握现实,苟延残喘,对前途无信心,对未来无理想,对以后不存希望,这是现在最严重的中年人的痼疾,民族的惰性的蔓延,也是国家的隐忧。

生活改变了思想,转移了社会风气,我们假如还要有明天的话,唯一的办法是想法请兔子先生下来步行,替乌龟先生预备一辆自行车,让一般替国家社会服务的中年人安心于工作,保证他们明天后天还能和今天一样地生活,而且唯有给他们以明天,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