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古史述略 周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我们实在已不能详确知道。据书本上说：最古有盘古氏，他是一位天地开辟时的神人[1]。盘古氏之后有三皇，三皇之后有五帝；这三皇五帝是哪些人，异说纷纭[2]。最古的说法：三皇是天皇、地皇、泰皇[3]。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4]。最普通的说法：三皇是天皇、地皇、人皇[5]。五帝是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6]。三皇五帝之中，最出名的是黄帝、尧、舜三个人。黄帝据说是中国民族的始祖，中国国家的建立者；他曾打败苗族[7]，创制中国最早的文化[8]。尧、舜是上古最伟大的圣人，他们能把“天下”看做不是一家的私产，主张应该让顶有道德的人占居天子的高位。据说尧曾把天子的位子让给舜，舜也曾把天子的位子让给禹，这就是所谓“禅让”之制。三皇五帝之后有“三代”，三代是夏、商和周。夏代的第一朝君主便是禹，他所以有受舜的禅让的资格，是因为他曾治平当时“滔天”的洪水，有大功德于民的缘故。禹也曾想把天子之位让给他的臣下益，但因为他的儿子启很是贤能，受臣民的拥戴，继位为天子，因之“公天下”之制就一变而成“家天下”之制了。从启三传到帝相，因累代嗣位的天子都不贤明，夏朝的天下就被另外一个国家有穷氏夺了去[9]。有穷氏的国君唤做后羿，他打倒了夏朝之后，因荒于田猎，又被他的臣下寒浞所谋杀。寒浞杀羿之后并灭夏帝相，夏朝从此中绝。夏帝相的儿子唤做少康，寄寓在诸侯之国有虞氏，收集夏朝的余众，攻灭有穷氏，恢复夏朝的天下，这就是所谓“少康中兴”。
以上这些传说，经近代史家的考证，已知其完全不确[10]。大约夏代以前（包括夏代）的历史大部分只是些神话的变相，而少康以前尤不可信[11]。就是少康以后的夏代帝王，究竟有无其人，也不可知[12]。据传说：少康十一传到桀，因为虐待百姓，被商国的国君成汤所败，夏朝就灭亡了。
夏氏族的推测 夏代的真相究竟怎样，我们虽不得而知，但似乎也有些可以推测的地方：第一，“夏”这个氏族一定发展在黄河中游，就是现在河南省的西部和山西省的西南部一带地方。据古书的记载：后来晋国的所在就是“夏虚”[13]，晋国初封在今山西省的西南部翼城县一带。又今河南省的西部伊、洛两水流域也传为夏人的故居[14]。从种种方面考察，河洛一带确是夏氏族建国的根据地，虽然他们或许是从西北方的“塞外”地方迁来的[15]。第二，夏氏族的文化一定是相当野蛮的。据现在考古学家考古的成绩，有文字可以确实证明的夏代遗物一件还没有，虽说或许隐藏在地下，但何以至今还不曾出现一件呢？所以我们假定：夏代或许还没有文字，即有文字，一定很幼稚而通用未广，这似乎不是很武断的结论！
商代的传说 商代，虽已有遗物和遗文发现，但其历史仍是相当的茫昧难明。据传说：商人的始祖唤做契，他的母亲唤做简狄，吞了燕鸟的卵，产生出他来。契住在殷的地方，武力很盛，许多国家都来归附，於是他便建立了商国[16]。契再传到相土，武功更盛，迁居到商丘地方（今河南商丘县）[17]。相土四传到振，亦称王亥，被有易国所杀。他的儿子上甲微攻灭有易，是商初的一位中兴之主[18]。上甲微六传到成汤，建都于亳（在今山东曹县附近），任用贤相伊尹，国势大兴，连灭韦、顾、昆吾等国，进兵灭夏，于是成为共主。汤三传到他的孙子太甲[19]，被伊尹所放，后来又复天子之位。太甲十五传到盘庚，其间有兴有衰，迁都凡有五次。盘庚迁到黄河北岸的殷地（今河南安阳县）定居，直至商亡不再迁都[20]。盘庚三传到武丁，任用贤臣傅说、甘盘，国势复兴，曾征伐鬼方，称殷中叶中兴之主。武丁八传到纣，沈迷酒色，行为暴虐，任用小人，民心离散，西方新兴的周国就起来把商国灭了。
商人的文化 商人的建国根据地大致是黄河的下游，就是现今的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交界一带地方[21]。他的文化，据近今考古家的考究，已相当的高尚，农业已经发明，畜牧渔猎的事业还很兴盛。重要的食物是谷类和肉类；喝酒的风俗最为盛行[22]，据说商朝人喝醉了酒，成夜呼叫，甚至拿白天当作晚上，同现在吸鸦片烟的人差不多，这当是商族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23]。商人穿衣已知用丝织品等[24]。居住似有穴居、室居两种[25]，用器有石器、陶器、骨器、铜器等，制造和雕刻都相当的精细[26]，货币用贝（？）。大约殷代已由石器时代进为铜器时代，畜牧时代进至农业时代，穴居时代进至室居时代了。
周氏族的起源 言归正题，现在要谈到周人的历史了：周人姬姓，是起于西方的。据传说：周王室的始祖唤做后稷，他的母亲唤做姜？，她因为没有儿子，去祭祀祷告，在野地上看见一个大人（上帝）的脚迹，有意践踏上去，若被感动，便怀了孕，生出来的儿子就是后稷[27]。后稷出世之后，有许多灵异的事迹；在幼小的时候，就懂得种植的方法，长大后教导人民耕种，在有邰（今陕西武功县附近）地方建立了国家[28]。
关于后稷的故事，自然全是神话，但有几点我们应该注意：第一，“姜？”似是拟名，从这名字上可以知道周人推其种源于姜姓，姜即是羌[29]，是周人和羌人必有血统关系。第二，“后稷”乃是农神或农官之称[30]，周人推他为祖，则周氏族必是以农业兴起的。第三，后稷建国于有邰，有邰地在西方，无甚异说，足见周人是西方的氏族。据近人的考究，他们或许与夏族是一大族下的两派分支[31]。
周氏族的发展 周王室真正的始祖大概是不窋。不窋据说是后稷的儿子，也有人主张是后稷的裔孙[32]。他当夏衰的时候，杂居于戎狄之间，没有什么事迹可以称道。不窋的儿子唤做鞠。鞠的儿子唤做公刘。公刘迁居豳地（在今陕西豳县附近），国势渐大[33]。公刘子庆节。庆节子皇仆。皇仆子差弗。差弗子毁隃。毁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亚圉。亚圉子公叔祖类。公叔祖类子太王[34]。据传说：太王一称古公亶父，他因避狄人的侵略，离开豳地，跨过梁山，迁居岐山下面的周原。休养生息，国力日强，就有“翦商”之志了。
看上面的叙述，可见周人原起于戎狄之间，立国似是很晚的。据古书的记载，从他们的始祖后稷算起，到代商而兴的文武两王，还只有十几代，比了商国从汤到纣已有三十王左右的还要减少一半，这是很可怀疑的事[35]！所以我们假定周氏族立国的时代就在夏末或商初[36]。至于周国的兴盛，我们以为始自太王。太王与古公亶父是否真是一个人也颇成疑问：因为据《诗经》说，古公亶父的初年还是住在窑洞里的[37]，而公刘迁豳时已经服用皆备，绝不像穴居的情形了[38]。而且《诗经》上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岂有在其迁岐之前还住在窑洞里的道理？我们以为：避狄迁岐自是古公亶父事。太王时周势已强，只有“翦商”的野心，而无“避狄”的怯志了。
周人东侵的开始 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唤做太伯，次子唤做虞仲，少子唤做季历。太王想把君位传给季历，太伯和虞仲避居吴地[39]。太王死，季历嗣位，是为王季。王季的时候，周国更加开发[40]。王季起兵伐西落鬼戎，俘虏了二十个“翟王”。又伐燕京之戎，周兵大败。又攻克余无、始乎、翳徒等戎族。与商国开始发生了关系[41]。大约那时商王看见周国日盛，心存猜忌，据说王季是被商王文丁杀死的[42]。王季死后，子昌嗣位，是为文王。文王时周国已成为西方的伯主[43]。文王修治国内政事非常勤劳，并亲自耕田，以倡农业[44]。国内既富庶，就向外用兵，先后征伐昆夷、密须等国。虞（在今山西平陆县）、芮（在今陕西大荔县）两国先来归附，文王便渡河东征，攻克黎国（在今山西黎城县）和邘国（在今河南沁阳县），进逼商国的王畿，商人颇为震动。此后又攻灭崇国（在今陕西鄠县），迁都丰邑[45]（即崇国所在。至武王时又定镐京，镐京在今陕西长安县附近），势力日渐东进了。
大约王季的时候和文王的初年，周人正在统一西方，所谓西落鬼戎和燕京、余无、始乎、翳徒等戎以及昆夷、密须、虞、芮等国都在西方，东不过汾水流域（这是我的意见）。及到文王“戡黎”、“伐邘”，周人的势力才发展到商国王畿的附近。到文王灭崇迁丰后，周人的势力已不可遏止，而商国的危机也就渐渐临头了。传说有文王被商纣拘于羑里的故事，似乎不甚可信[46]，如果可信，那末恐怕和“文丁杀季历”的事是出于同一的作用的。
周人的灭商 文王时周的国力已大盛，古书称他“三分天下有其二”，本可一举灭掉商国[47]，但大功未成而死。子发嗣位，是为武王。武王先东征“观兵”于盟津（在今河南孟县），不久就率领西方诸侯大举伐商，从盟津渡河，与商军在牧野（在今河南淇县附近）地方开战，勇将师尚父奋力战斗，就把商国灭了[48]。
武王虽一战胜商，但商人似乎尚未完全屈服，所以他仍封商纣的儿子武庚於殷故地，命自己的兄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监视着他。不久武王去世，他的儿子成王诵年幼，便由成王的叔父周公旦摄政[49]。在这个时候，周室的内部忽然发生变乱，原因是管叔、蔡叔们妒忌周公摄政，造出谣言，说周公要想自己坐天下，引得全国起了猜疑。于是纣子武庚就乘机联络管叔、蔡叔和商的与国淮夷、徐、奄等举兵反周，声势很是浩大。周公亲自率领大兵东征，打了好几年的仗，结果把敌人完全扑灭，东方也因此而平定；周人的王业这才算完成了[50]。
周人的东方封建 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就在东方大封同姓和功臣为诸侯以镇压商民[51]。其中最大的封国，在今山东省境内的有鲁和齐：鲁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国，都今曲阜县[52]。齐是周室功臣师尚父的封国，都今临淄县[53]。在今河南省内的有宋和卫：宋是降周的殷宗室微子启的封国，都今商丘县。卫是周公的弟弟康叔封的封国，都今淇县。此外周人又灭了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的唐国，封给武王或成王的弟弟叔虞，后世改号晋国，都今翼城县[54]。以上五国中，宋、卫两国所占的都是殷商的旧地；宋国所封的是河南的殷虚；卫国所封的是河北的殷虚（便是从盘庚到纣时殷都附近的地方）。鲁、齐两国所占的都是殷商与国徐、奄等的旧地：鲁国所封的是徐、奄的故虚[55]；齐国所封的是奄的同族蒲姑氏的故虚[56]。宋、卫、鲁、齐四国占据了殷商、徐、奄的旧土，服属东人和淮夷，于是周人东方之患才告平息。至于唐叔所封的晋国乃是河东的故夏虚，晋国的建立似是用以镇服戎狄的（戎狄的一部似是夏国的遗民）[57]。还有河南的故夏虚，周公在东征以后，把一部分顽抗的殷民迁了过来，叫他们在那里建筑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县），作为周室的东都，称为“成周”，以与武王所定的西都镐京又称“宗周”的相对[58]。东都既定，就由周公留守[59]。终西周一代，洛邑常为会诸侯发政令的处所[60]，这大约是因为镐京太偏于西，不易管辖东方，洛邑正居中土，容易统属诸侯的缘故。
宗法与封建制度的确立 传说周公建立东都后，曾制礼作乐，其事虽不甚可信，但周国的文化本很低下，灭商以后文化始大兴，则确是事实[61]。周代礼制中最重要的是宗法和封建的制度，据近人的考究，“宗法”制度大略是这样的：譬如天子世世相传，每世的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戴始祖，是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包括嫡长子的诸母弟与庶子）封为诸侯，为小宗。每世的诸侯也是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封为卿大夫，为小宗。每世的卿大夫也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各有食地为小宗。凡大宗必是始祖的嫡裔，而小宗则或宗其高祖，或宗其曾祖，或宗其祖，或宗其父，而对大宗则都称为庶。诸侯对天子为小宗，但在本国则为大宗；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但在本族则也为大宗。据后世礼家的记载，宗法系统仅限于大夫以下，诸侯以上宗统与君统合，并不以宗法名[62]。在宗法系统中，“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63]。至于他们的详细情形究竟怎样，我们却不敢随意乱说。
据近人的研究，宗法制是从嫡庶制来的。商代以前没有嫡庶制。周人创立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等继统法而设；从继统法推到分封法，就产生出宗法制来[64]。在宗法制之下，从天子起到士为止，可以合成一个大家族。这个大家族中的成员各以其对宗主的亲疏关系而定其地位的高低。封建制度以分封同姓为原则，天子的封诸侯，诸侯的封大夫，都依宗法系统而定；所以封建制度是由家族系统扩充而成政治系统。封建制度的继续是靠宗法制度维系的[65]！（庶民以下似乎不在宗法系统的范围以内[66]。虽然庶民在当时也有聚族而居的现象，但他们的宗族制大概是与贵族阶级两样的。据记载，庶人工商也有所谓“分亲”[67]，至于他们的“分亲”制度怎样，没有一点材料，我们也不敢乱说）
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在时间上是限于周代。那时候所谓全天下的土地，在名义上都是“王土”；住在土地上的人民，在名义上都是“王臣”[68]。但是实际上当时的天下却是被分割成无数块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单位。周天子高高在上，把他势力所及的土地分封给他的亲族和姻戚，这就是所谓“诸侯”（小诸侯附属于大诸侯）。至于先朝的残余和本来独立的国家与部落，在名义上都被承认为周室统治下的诸侯。只有偏远和少数的野蛮部落，被鄙视为夷狄，而摈除于这个系统以外[69]。
诸侯以下有卿大夫士，也各有领土受诸侯的封予。卿大夫的家里又有所谓“家臣”（大贵族的家臣下还有家臣的家臣）[70]，受卿大夫的封予；他们或有食地，或无食地，大概都属于“士”阶层[71]。士以下有庶民工商：庶民是附属于土地的农民，也有在官府服役的低级人员[72]。据说农民和庶人的在官者之所得也分为好几层等级呢[73]。至于工商，大部分也是附属于官府的执事人员，他们的地位似乎稍高[74]。也有私人从事于工商业的[75]。士以上是贵族阶级，大致为有土有权的阶级；庶民工商为平民阶级，大致是无土无权的阶级。贵族与平民大致是世世代代继袭地位而不变的。平民以下还有奴隶阶级。关于奴隶阶级的情形，传下的史料不多，我们不能详细知道了[76]。
成康的治绩 当周公建定东都时，就把政权奉还了成王[77]。据说周公从摄政到归政，首尾共历七年[78]，周室的基业也就在这时期内确立了。成王亲政后，也很能尽心勤劳国事，周国大定[79]。成王死，子康王钊嗣位，克守先训，天下安宁[80]。据说，成、康两王之际，刑罚停止了四十多年[81]，这话虽然过甚，但那时是周室的太平时期，则确是事实。
昭穆的南征 成、康两王时似是周室开国后休养生息的时代。康王以后，周室富强达于极点，于是就有南征的举动了。康王死，子昭王瑕嗣位。昭王亲自领兵南征荆楚，回军渡汉水时死在水中[82]。关于这件事史料太少，已无从知其详细，据我们的推测，大约昭王伐楚，离开根据地太远，深入蛮荒境内，遭了敌人的暗算，致不得善终而死。《左传》载齐桓公伐楚时拿“昭王南征而不复”的事责问楚人，楚人答复道：“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83]。可见“昭王南征不复”的事必与楚国有关，而楚人所用以打击昭王的必是一种阴谋，所以能把这件事赖给汉水而自己不负责。出土的铜器有《宗周宝钟》，它的铭文说：“南国的人蹂躏我们的土地，王起兵去迎击讨伐，南人就派‘间’来迎‘邵王’，南夷东夷来见的有廿六国。”（原文：“南国孳敢陷虐我土。王伐其至，伐厥都。孳乃遣间来逆‘邵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这铭文里的“邵王”有人解释为昭王，也有人解“邵”为“相导”的意思[84]。如“邵王”确为昭王，那末昭王这次南征是很有成绩的。又铭文中的“间”字，如解为间谍，那末昭王的“不复”确是遭了南人的暗算。不过这铭文所指究竟是否昭王时事，还不能确定罢了。
昭王子穆王满嗣位，更大举征伐四夷。据记载：他曾征犬戎，得到四头白狼和白鹿[85]。又曾远巡西方，东方的徐戎作乱，穆王回军把他打破[86]。又有书说：那时徐戎的君主叫做偃王，能行仁义之道，割地往朝的有三十六国，犯了楚文王的忌，所以把他灭掉[87]。这件事是很可怀疑的[88]。我们至多只能承认周穆王有破徐的事罢了。《左传》说：“穆有涂山之会。”[89]涂山在今安徽省的寿县，这似是破徐后的举动，所以威服东南夷的。《左传》又说：“穆王周行天下。”[90]大约穆王确是一位勤于征伐巡狩的雄主。春秋时的管仲还说：“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迹以成名。”[91]可见不但穆王是雄主，就是昭王也是一位能法文武而成名的令主。《尚书·吕刑篇》旧说为穆王训告四方刑法的话。《史记》又说穆王命令伯臩“申诫太仆国之政”[92]。如果可信，那末穆王不但有武功，并且有相当的文治了。
周室的中衰 穆王传子共王繄扈。共王传子懿王囏。懿王时据说王室衰弱戎狄交侵[93]，曾迁都犬丘[94]（在今陕西兴平县）。懿王传弟孝王辟方，孝王时和睦西戎，西方暂告安定[95]。孝王传懿王子夷王燮。夷王有恶疾，行为暴虐，周室更衰[96]。传到厉王胡，周室就起大乱了。
厉王失位与共和行政 厉王是夷王的儿子，秉性暴虐专制。此时周室财政上似发生困难，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弄得民怨沸腾，谤语大起。厉王得到一个“卫巫”，命他“监谤”，凡有谤王的人，即加刑杀，逼得国人不敢出言，在道路上大家以目示意。三年之后，国人作乱，厉王出奔彘地[97]（在今山西霍县）。于是造成所谓“共和行政”的局面。“共和行政”有两说。一说大臣召公、周公行政，号为“共和”[98]。一说诸侯中有个唤做“共伯和”的摄行王政，故称“共和行政”[99]。两说均有问题，我们不能偏信[100]。《左传》上只说：“诸侯释位以间王政。”[101]所以我们也只能承认厉王失位后由诸侯代行王政，至于究竟是周召二公，还是共伯和，我们便不敢武断了。据说，“共和行政”共十四年，厉王在彘地去世，太子静即位，是为宣王[102]。
厉王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据说楚熊渠曾因怕惧厉王的征伐而去王号不敢称，熊渠时楚国的势力已很强盛，尚且样样怕惧周室，可见那时周室之强[103]；如厉王没有本领，楚人何至这样惧怕？我们以为，周厉王时实是王权和霸权交替的关键，正和晋厉公时是君权和卿权交替的关键一样。厉王厉行专制政治，厉公也厉行专制政治；厉公时晋势极盛，厉公之后尚有悼公的一度兴盛，厉王之后也尚有宣王的一度兴盛；厉王失位而“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厉公被弑而晋卿族遂强；前后的史迹正是如出一辙的。又国人作乱，驱逐天王，这似是以前不曾有过的事。自从有了周厉王被“流”的先例，于是列国间逐君的事便不断的发生，这又是封建制度崩溃的先声了。
宣王中兴 周宣王号称中兴之主，其实并不见得有多大的了不得。古书上称述宣王失德的事情很多，例如：（一）不修亲耕之礼[104]，（二）杀无辜之臣杜伯[105]，（三）以私爱立鲁武公少子，以致鲁国内乱，王出师平乱，“诸侯从是而不睦”[106]。《国语》又称“厉、宣、幽、平而贪天祸”[107]，可见宣王未必能远胜其他三王，或竟尚不及厉王的英断，也未可知。《诗经》中《出车》、《六月》、《采芑》诸篇歌咏征伐狁、荆蛮的事，《江汉》、《常武》诸篇歌咏征伐淮夷、徐方的事，旧说多指为宣王时候的诗[108]，但诗中并无宣王时作的确证，并且《史记·周本纪》中也不记载。我们所可确知的，只有宣王命秦仲为大夫，征伐西戎，秦仲战败被戎所杀；宣王又命秦仲之子庄公等伐破西戎[109]。又宣王曾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王师败绩[110]，“伐太原戎，不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111]。又曾“丧南国之师，料民（计数人民）于太原”[112]。大约宣王时西戎已很强盛，大为周室之患，周室抵御他们已很吃力了。所谓“宣王中兴”，最初似只不过指他能恢复王政[113]。至于宣王的武功，虽不见得完全没有，但至多也不过如晋悼公般，表现强弩之末的余势罢了。
西周的灭亡 宣王死，子幽王宫涅嗣位，周室的危机就渐渐临头了。查西周的灭亡原因很多，可以考知的，大约有四：（一）黩武以致国力衰弱。周宣王时连年用兵，末年常遭失败，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必很重大，以致戎狄猖狂，诸侯离散[114]。幽王时的诗人曾说“今也日蹙国百里”[115]，可见周室衰弱时受戎狄侵陵的厉害[116]。（二）天灾的流行。《诗经》上说幽王时有“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情形[117]，这当是指一种大地震之灾。又说：“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118]接连而来的天灾，使得人民流亡，边疆空虚，于是戎狄乘机而起，遂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了。（三）社会的动摇和政治的腐败。《诗经》上说：“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赦）之。”[119]可见西周末年，贵族间已有兼并土地人民的事情发生，这是封建社会动摇的第一声。又刑罚不中更使人民无所措手足了。（四）君主的昏庸。幽王任用匪人[120]，宠信内妾，《诗经》上说：“艳妻煽方处。”[121]又说：“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122]又说：“赫赫宗周，褒姒烕（灭）之。”[123]可见幽王信任妇寺们的谗言，以致发生内乱引起外患而亡国。
据古书上说，西周灭亡的经过是这样的：幽王宠爱庶妾褒姒，褒姒生子伯服，王废原来的申后和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为王后，伯服为太子。太子宜臼逃奔舅家申国，申国的国君申侯就联合缯国和西夷犬戎攻周，幽王被杀于郦山下，西周就此灭亡[124]。这种记载，虽未必完全荒诞，但可疑之处甚多[125]。此外还有许多传奇式的故事，那更不可信了。我们以为西周的灭亡大约兼有内乱外患的成分。《左传》上说：“至于幽王，天下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即东都）。”[126]或许郦山之祸也同春秋时王子带之乱差不多，由周室内部发生变乱而召来外寇的。最奇怪的：缯是姒姓之国，本应帮助褒姒的，为何也去与帮助太子的申国联合？这是很难解释的。我们现在姑且假定：褒姒与所谓“攜王”是一党，他们作乱召来外寇缯人和犬戎，幽王实在是失败于攜王和褒姒的。申侯辅助太子，乘机收拾周室，所以他与诸侯共立平王（太子宜臼）于申；而平王的党晋文侯更杀死攜王，周室重告统一[127]。到诸侯拥平王立国于东都，周室就此东迁而在诸侯卵翼之下了。
西周史结论 统看西周史的大略，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一）周人武力是极强的，所以能以一个后起的小部落战胜为共主数百年的文化大邦，但其吸收文化的力量也很不弱，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连孔子也不得不“从周”[128]。从近代出土的西周器物上看，西周的文化确已胜过殷人，而其宗法和封建的制度，尤为中国数千年来立国的基础。要了解中国，不能不先求了解周代的文化制度。（二）西周时代王室的统治力确不甚弱。终西周一代，除武庚、管、蔡等外，不闻有甚诸侯叛乱的事，且职责不缺，王室终臻于富裕[129]。又如周夷王的杀齐哀公，周厉王的威止楚人称王，周宣王的伐鲁更立鲁君而鲁人和诸侯都不敢抗，皆足表征西周王室统治力之强。（三）西周是西力东渐和北力南渐的时代。武王、周公的东征，“灭国者五十”[130]，不必说了。就是昭、穆二王的东南征，和《诗经》中《江汉》、《常武》等篇所叙说的平定徐方、淮夷的功绩“于疆于理，至于南海”[131]，西力的东南侵也就很可惊人了。古书上又载：“周幽为太室（即嵩山）之盟，戎狄畔之。”[132]是到幽王时还曾经营东方的。不但周人的势力东南侵，就是当时的蛮夷戎狄，也是向东南两方发展的：楚人本居今河南省西南部地方，西周中年以后，已渐向江汉流域发展去了[133]。徐戎和淮夷似乎本居今山东南部和淮水上游的，其后也渐窜向今江苏省北部淮水下游等地去[134]。至西戎姜戎、狁、犬戎（二者为一族）等族的屡次东侵，也是表示着这种趋势。结果，西周灭亡，王室东迁，仍是这种趋势的余波：民族的东迁[135]和文化的西渐，正是整个周代历史的使命。
[1] 盘古之说最早见于三国时吴人徐整之《三五历记》，文云：“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绎史》卷一引）此外《述异记》、《五运历年记》（《绎史》卷一引）等书均有盘古之记载，云：“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五运历年记》）。《述异记》并有类此之文字。是盘古又为万物之祖矣。
[2] 三皇之说有七：（一）天、地、泰三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天地、人三皇（《春秋纬·命历序》等书）。（三）燧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礼纬·含文嘉》等书）。（四）伏羲、女娲、神农（《春秋纬·元命苞》等书）。（五）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义》等书）。（六）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纪》）。（七）伏羲、神农、黄帝（《伪古文尚书·孔安国序》、《帝王世纪》等书）。五帝之说有五：（一）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等书）。（二）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书）。（三）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郑玄以为“德合五帝座星者称帝，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四）少昊、颛顼、高辛、陶唐、有虞（《伪古文尚书·孔安国序》、《帝王世纪》等书）。（五）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皇王大纪》）。
[3] 《史 记 ·秦 始 皇 本 纪 》：“古 有 天 皇 ，有 地 皇 ，有 泰 皇 ，泰 皇 最 贵 。”
[4] 《大戴礼记·五帝德》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史记》承之，其说盖本于《国语》及《吕氏春秋》，详缪赞虞先生（凤林）《三皇五帝说探源》（《三皇考》附录）。
[5] 《春秋纬·命历序》等书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易泰皇为人皇。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承之。
[6] 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之说始于宋胡宏之《皇王大纪》，盖本于《易传》。《“”易传》虽无五帝之名，但于叙述包羲氏、神农氏后接叙黄帝、尧、舜。《战国策·赵策》亦称：“宓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
[7]《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吕诚之先生（思勉）云：“既云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凌诸侯，其事弗类。《史记》此文略同《大戴礼记·五帝德》，而《五帝德》只有与炎帝战于阪泉之文，更无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事。《贾子·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制不定》曰：‘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然则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史记》自‘炎帝欲侵凌诸侯’，至‘’三战然后得其志，凡五十六字，殆别采一说，而夺‘”一曰’二字；抑后人记识，与元文相？也。（案：此说并非吕先生首创，但以吕说为最精详，故引之）《“尚书·吕刑》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据崔适氏说，皇帝”即“黄帝”（见《史记探源》）。是蚩尤即苗民之酋长，黄帝征蚩尤，即征苗民也。
[8] 据《世本》等书，衣裳、宫室、舟车、文字、历数、音律等皆黄帝及其臣下所创作。世又传有《黄帝内经》等书，为医学上最古典籍。
[9]《潜夫论·五德志》云：“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须洛禭，是为‘五观’。”《左传》襄公四年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后羿之代夏究在太康、仲康或帝相时，较古之书无明文，惟《伪古文尚书》以为在太康、仲康时。
[10] 盘古之说，起于南蛮神话之始祖盘瓠（详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盘瓠之说又起于犬戎之神话（详杨宽正〔宽〕先生《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三皇”之说起于三才（详拙作《三皇五帝说探源跋》，《三皇考》附录）。天皇、地皇出于皇天后土（详顾颉刚师及杨拱辰先生合作之《三皇考》）及天主地主之神（详拙作《三皇考序》）。泰皇出于泰一之神（详《三皇考》）。天、地、人三皇起于天地人三统之说（同上）。“五帝”之说起于五行（详缪赞虞先生《三皇五帝说探源》及拙跋）。黄帝出于皇天上帝（详《中国上古史导论》）。颛顼、帝喾、尧、舜，亦皆出于上帝神话（同上）。黄帝征苗族之事出于“皇帝（上帝）遏绝苗民”之说（同上）。黄帝制器等说皆为杜撰（详齐思和先生《黄帝制器之故事》，《古史辨》第七册）。尧舜禅让之事起于墨家尚贤尚同之说（详顾颉刚师《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第七册）或上帝之神话（详杨宽正先生《读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同上）。舜禹禅让之事则为更后人所杜撰（详《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所引拙说）。禹出于社神神话，本为西羌民族之宗神（详顾颉刚师及余合作之《鲧禹的传说》，《古史辨》第七册）。禹治水之说亦本为神话（详顾颉刚师《古史辨》第一册及《鲧禹的传说》）。益、启、三康、相、后羿、寒浞等故事亦皆出神话传说（详顾颉刚师及余合作之《夏史三论》及吕诚之先生《唐虞夏史考》，均载《古史辨》第七册）。
[11] 少康以前之古史，事迹甚为详尽，皆出神话传说，不可信据，已详拙编《古史辨》第七册。少康以后之古史较近有史时代，或事迹简略，或说近情理，只可暂列之于存疑。
[12] 《史记 ·夏本纪》：“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除孔甲与桀外，少康以后之夏朝帝王几均只存留个名字，其人之有无虽不可知，但单造几个名字，似乎无此需要。
[13] 《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据杨宽正先生考证，阏伯即商祖昭明，实沈即夏祖鲧，而高辛氏即上帝（均详《中国上古史导论》）。此实是氏族起源论之神话。晋虚即唐虚，亦即夏虚。定公四年《左传》亦云：“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此亦夏虚即晋国之证。（《史记 ·吴世家》又称：“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春秋时虞国之地亦在夏虚中也。）
[14] 《逸周书 ·度邑篇》：“自洛禭延于伊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国语 ·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嵩山）。”韦注：“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又：“昔伊洛竭而夏亡。”韦注：“禹都阳城，伊洛所近。”《史记 ·吴起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今山西壶关附近）在其北。”
[15]《吕氏春秋·古乐篇》：“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昆仑）之阴。”《穆天子传》：“自宗周鏶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又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逸周书·王会篇》：“禺氏，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又：“正北空桐，大夏，莎车。”《淮南子·墬形篇》“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史记·封禅书》：“（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山海经·海内东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案：据《吕氏春秋》，古大夏本在昆仑之东。据《穆天子传》，自宗周（指东都雒邑）至西夏五千九百里，自西夏至昆仑之丘二千二百里，西夏似即大夏，当在今甘肃西部或新疆东部。《逸周书》之“禺氏”当即月氏，与大夏相近，月氏本居今甘肃西部。空桐亦在近塞之地。流沙即西北大沙漠，伐大夏而涉流沙，亦大夏在甘、新境内之证。汉有大夏县，在今甘肃临夏县；又有大夏川，亦在今甘肃境；或大夏之人曾居于此。《唐书·西域传》称：大夏即吐火罗。吐火罗国本在于阗附近；今塔哈尔马干沙碛，即吐火罗碛之讹变（王国维先生《西胡考》说，见《观堂集林》）；则大夏或在今和阗附近。案夏虚亦称大夏（见昭元年《左传》），汉时中亚之大夏国有妫水，妫为虞舜之姓，虞夏同称，则大夏、西夏或与夏有关系；或大夏之人东迁而建夏国，或夏人西迁而为大夏，均未可知也。
[16] 《诗 ·商颂 ·玄鸟》：“天命玄鸟（燕），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长发》：“玄王桓（武）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史记 ·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篲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案：《世本》云“契居蕃”（《水经 ·渭水注》引），王国维氏以为即《汉志》鲁国蕃县，在今山东滕县，是契所宅之殷在今山东南部也。
[17] 《诗 ·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案：《荀子 ·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杨宽正先生谓昭明即阏伯，是商自昭明时已迁居商丘矣。
[18] 甲骨卜辞中有“高祖王亥”。《史记 ·殷本纪》：“冥卒，子振立（《索隐》：“《系本》作‘核’。”），振卒，子微立。”据王国维氏考证，振即王亥（详《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山海经 ·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注引《竹书》：“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国语 ·鲁语》：“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
[19] []《孟子》：“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万章》）《史记 ·殷本纪》：“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崔述云：“外丙、仲壬二王，自《孟子》、《史记》逮《帝王世纪》皆同，无异词者。至《伪孔传》及唐孔氏《正义》因《书序》有‘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之文，遂谓汤没之岁即太甲之元年，并无外丙、仲壬两代。怕是唐宋诸儒皆叛孟子而信其说。……然《伪孔传》所言亦初非《书序》意，何者？《序》言‘成汤既没’，但为太甲失教伊尹作书张本，非谓必没于作书之年也。……古人于文，不过大概言之，乌得以词害其志乎？遂以此为太甲继汤之据，误矣。”（《商考信录》卷一）。
[20] []《太平御览》八十三引古本《竹书纪年》：“仲丁即位之年，自亳迁于嚣。”“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居庇。”“南庚更自庇迁于奄。”“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书序》：“仲丁迁于嚣，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盘庚五迁，将治亳（宅）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嚣”《史记》作“隞”，“庇”、“耿”《史记》作“邢”。（《史记》云：“迁于邢。”）《史记》又云：“帝盘庚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从。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案：《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王国维氏云：“今龟甲兽骨出土皆在此地，盖即盘庚以来殷之旧都。……盘庚迁殷，经无‘亳’字；武丁徂亳，先入于河；垣水之虚，存于秦世；此三事已足正《书序》及《史记》之误。而殷虚卜辞中所祀帝王讫于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则帝乙之世尚宅殷虚，《史记正义》所引《竹书》，独得其实。如是，则商居殷最久，故亦称殷……”（《观堂集林 ·说殷》）
[21]商契居蕃，在今山东南部滕县一带，昭明相土居商丘，在今河南东部商丘县，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据孙之说：有易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今本《竹书纪年》称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其时商侯即王亥；《山海经注》引古本《纪年》亦称王亥为“殷王子亥”，殷亦当在河北之地（或即盘庚所迁之殷）。汤居亳，在今山东曹县附近。仲丁迁嚣，《尚书正义》引李颙云“嚣在陈留浚仪县”，在今河南开封县附近；又引皇甫谧云：“仲丁自亳徙嚣，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仓。二说未知孰是也？”敖仓在今河南荥泽县附近。河亶甲迁相，在今河南安阳县附近（吕诚之先生引《吕史春秋·音初篇》“殷整甲徙宅西河”，云：“相正后世之相州也。”详《先秦史》）。祖乙迁邢，邢有二地：一在今河北邢台县，一在今河南温县附近。南庚迁奄，似即古奄国地，在今山东曲阜县附近。盘庚迁殷，又在今安阳县。
[22]郭沫若氏云：“卜辞中记田猎的事项极多，罗辑卜辞一一六九条，分作祭祀、卜告、卜享、出入、渔猎、征伐、卜年、风雨、杂卜等九项。除五三八条的祭祀占最大多数外，一九七条的渔猎占次多数。这很可以知道当时的一个大概的情形。……当时的渔猎，确已成为游乐的行事，即是当时的生产状况，确已超过了渔猎时代。”“和田猎成反比例的，是卜辞中极少专为畜牧贞卜的事项。罗《释》仅列出‘刍牧’四条，附在六一一条的征伐之后，因为都是往刍或来牧之类战争开衅的原因。……假使单从数字的多少来作判断，好像当时的牧畜还不甚发达的一样，但这却是大错！当时牧畜发达的程度，真真有可以令人惊愕的地方，从文字上来说，后人所有的马牛羊鸡犬豕的六畜，在当时都已经成为了家畜，而在这六种普通的家畜之外，还有后人所没有的象。……六畜乃至七畜均已存在，其应用也很繁夥，例如服御田猎。……用作食物者，有羞（从羊）、豚（从豕）、镬（从隹，隹者禽也）诸字，可以证明。服御食用而外，六畜用途的繁夥，其令人惊愕的，便是用作牺牲。罗《释》卜祭的五三八条，差不多每条都有用牲的记录。……六畜均用作牺牲，且一次确实有用到三百四百的时候，这不是牧畜最盛的时代是决难办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篇）徐中舒氏云：“日本小岛祜马《殷代之产业》一文，曾就罗氏《考释》一书统计甲骨文中关于农事的记载，有卜年岁凶丰的二二次，卜风雨的数次（共七七次，内中大部分与出入田猎有关）。关于农事的文字，有‘农’、‘啬’、‘圃’、‘’、‘禾’、‘黍’、‘麦’、‘米’、‘糠’、‘桑’、‘年’诸字，今再检甲骨文，还有‘謖’、‘丽’、‘男’、‘’、疆、‘’、‘’、‘季’、‘秦’、‘稷’诸字，可补小岛所不及。此诸字自一二见至数十见不等。还有偏旁与农事有关而字不可识者，尚未写入。从数量上看，都足以表示殷代农业之盛。王国维说殷代饮酒之风极盛，传世酒器尊、卣、爵之类，十之七八为殷代物。武庚既灭，周公以殷遗民封康叔于卫，作《酒诰》，以殷为戒。微子也说：‘我用沈酗于酒。’又说：‘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他们饮酒的风气甚至于亡国。即此一点，已可以证明其农产物的丰富了。”（据朱芳圃《甲骨学商史编》转引）
[23] 《诗 ·大雅 ·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24] 董作宾氏云：“甲骨文字中有从‘系’之字及‘帛’、‘巾’等物，又有蚕祇之祀，‘桑’字之出现，更是不用说了。古代农桑耕织并重，蚕桑事业早已盛行于商代，故特借此最有用之桑木为春日树木之代表，因以造为春字。”（据《甲骨学商史编》转引）
[25] 这样的宫室固然简陋，但古人并无宫室怎样宏大之说。地下挖了一个洞，地边一堵墙，上加遮盖以蔽风雨，人居其中，冬温夏凉。这并非凭臆悬想的，《诗》说‘陶复陶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钱宝钧氏云：“殷人居室状况，确有居穴及宫室两种。换言之，即殷之末世确为由穴居进而为宫室居住之过渡时期则无疑问也。”（《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
[26] 陈恭禄氏《中国史》第一册第四编：“据李济六次工作之总估计所发表之器物，可分为六类：（一）陶器，殷虚出土者，以陶类为最多。……陶质可别为五：一，灰色粗陶；二，红色粗陶；三，黑色细陶；四，白色细陶；五，釉陶。……陶上文饰，则粗陶简单，黑陶白陶最为复杂，有动物饰与几何形，亦有介于二者间之动物形。（二）动物骨，其多将占第二位置。……骨多用以制器，其所造者可别为三：一，用器，……皆刻有富丽之花纹；二，武器；三，装饰品，满刻花纹。（三）石器，出土之多不亚骨器，用途较之为广。……并有琢刻之饰品。……有类玉者，但未发现真正之和阗玉。（四）金属品，殷虚发现者，有黄金块，小片金叶，锡块，及制成器物之合金类之青铜器。……有作礼器之大批铜范，尚有精制之饰品，上涂朱砂。（五）贝壳，出土者，有琢成之饰品，亦有用为货币者。货币多咸水贝，装饰品则用淡水贝。（六）占卜之甲骨，出土者以无文字者为多，刻有文字者不过十分之一。”（原注：《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第五七二至五七五页）
[27] 《诗 ·大雅 ·生民》：“厥初生民，时（是）维姜 ?。生民如何，克 ?克祀，以弗（祓）无子，履帝武（足迹）敏（拇）歆（动），攸介（居）攸止，载震（娠）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鲁颂 ·閟宫》：“赫赫姜 ?，其德不回（违），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28] 《诗 ·生民》：“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踨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 ??，麻麦鉛鉛，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絈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躑，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閟宫》：“奄有下国，俾民稼穑。”《史记 ·周本纪》：“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封弃于邰。”
[29] 《国语 ·郑语》：“姜，伯夷之后也。”《周语》：“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姜，太岳（即四岳）之后也。”《山海经 ·海内经》：“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近人如章太炎、傅孟真诸氏皆谓“姜”、“羌”于字同源，在姓为“姜”，在种为“羌”（傅氏说详所著《姜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其说甚是！傅氏更谓“羌”、“姜”与鬼方之“鬼”在殷虚文字从人或从女者相同。又案：春秋时有姜戎，自称四岳之后，当即羌之一种。顾颉刚师云：“姜戎虽未完全华化，与齐、许诸国异，而其为四岳之裔胄，则与齐、许诸国同。然则申、吕、齐、许者，戎之进于中国者也；姜戎者，停滞于戎之原始状态者也。抑申、吕、齐、许者，于西周之世东迁者也；姜戎者，于东周之世东迁者也；由其入居中国之先后，遂有华戎之判别，是则后迁者之不幸耳。”（《九州之戎与戎禹》，《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
[30]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国语 ·鲁语》：“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案此已为神话之人话化者，其实“后土”本社神之称：“土”即是社（《诗·大雅·緜》：“乃立冢土”，《毛传》：“冢土，大社也。”甲骨文“社”均作“土”），“后”者神称（详杨宽正先生《中国上古史导论》）。“后稷”与“后土”同。“后土”与“后稷”，即是“社”、“稷”。句龙及弃皆本神而非人（详拙作《鲧禹的传说》，《古史辨》第七册）。稷神即农神也。又《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稷为大官……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是“后稷”又为农官之称。但其说不见金文及较古之书，恐属后起。如可信，则或是古代假神名为官名也。
[31] 参看第四章。
[32] 《史记 ·周本纪》：“后稷卒，子不窋立。”《索隐》引谯周云：“《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诗 ·大雅 ·公刘篇正义》亦云：“《外传》称后稷勤周十五世而兴，《周本纪》亦以稷至文王为十五世，计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许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今古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戴震云：“周自公刘始居豳，书传阙逸，莫能详其时世。考《国语》、《史记》所录祭公谋父谏穆王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盖不窋已上世为后稷之官，不知凡几，传至不窋，然后失其官也。……《周本纪》曰：‘……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史记》不曰弃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此书法也。世次中阙，莫知其名，继弃而为后稷，谨修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后为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年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窜之际，殆不绝如缕，典文谍记，一切荡然。虽公刘复立国于豳，后已无旧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国语》称十五王，不数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汉刘敬对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所谓‘积德累善十有余世’，与《本纪》‘皆有令德’之文，是汉初相传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毛郑诗考正》）案：周人称“后稷”，如《诗》、《书》（《周书》）所载，皆指其始祖。如弃之后果尚有所谓“继弃而为后稷”者，则此名称似嫌混淆。《周语》明谓：“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世数与《史记》略合。其间虽不无缺代，然战国西汉之正统说法自以不窋为弃之亲子也。杨拱辰先生云：“年代与世数之不相合，非由不窋以上失官难考，乃由说弃为虞廷之官也。……弃乃商稷，以三十年一代计，彼正当汤后百年。……太史公一面据其他典籍录周世系，乃一面又承《尧典》之谬误，谓弃为虞官，致有此失。”（《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其说近是！至所谓“昔我先王世后稷”及“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等文，似皆儒家弥缝古史之语，不足信据。折衷于《诗》、《书》，当以杨说为是！
[33] 《诗 ·大雅 ·公刘》：“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史记 ·周本纪》：“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从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
[34] 《史记索隐》云：“《世本》作‘公非辟方’。皇甫谧云：‘公非字辟方也。’”“《世本》云：‘高圉侯侔。’”《集解》云：“《系本》云：‘亚圉云都。’皇甫谧云：‘云都，亚圉字。’”《索隐》云：“《汉书 ·古今表》曰：‘云都，亚圉弟。’按如此说，则辟方、侯侔亦皆二人之名，实未能详。”“《世本》云：‘太公组绀诸銩。’《三代世表》称叔类，凡四名。皇甫谧云：‘公祖一名组绀诸銩，字叔类，号曰太公也。’”案：“辟方”、“侯侔”、“云都”、“太公组绀诸銩”，或是另有其人，或即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之别字，均未能定。要之周人世系多缺误，《史记》之文亦未可尽据也。
[35] 商多兄弟相传，周多父子相传，故商世较周大多。然商代共六百年，分之三十王，每王约占时二十年，虽短于三十年为一世之说；但将六百年分之十五王，每王约占时四十年，仍未免占时太长。
[36] 如假定《史记》所载周人世系有缺脱，则可推至夏末，因《礼记 ·祭法》云：“夏之衰也，周弃继之。”《国语 ·周语》：“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如《史记》所传周人世系不缺，则周国决建立于商代，因据三十年为一世推之，十五王仅得四百五十年也。
[37] 《诗 ·大雅 ·緜》：“民之初生，自土（杜）沮（徂）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毛传》：“陶其土而复之，陶其壤而穴之。”陈奂《毛氏传疏》云：“复，《说文》引诗作‘覆’。《玉篇》同。段注云：土谓坚者，坚则不患崩压，故旁穿之，使上有覆盖；陶其土，旁穿之也。壤谓柔者，柔则恐崩，故正凿之；陶其壤，正凿之也。《毛传》读陶为掏。案《淮南子 ·氾论篇》：‘古者民泽处复穴。’高注云：‘复穴，重窟。’毛析言之，高则浑言之也。”
[38] 《诗 ·公刘》：“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何以舟（带）之，维玉及瑶，鞞 ?容刀。”“京师之野，于时（是）处处，于时庐旅。”“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
[39] 《左传》僖公五年云：“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宫之奇）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杜注：“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从父命，俱让适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虞公其后也。”《史记 ·吴世家》云：“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案：据《左传》，虞仲为太伯之弟，据《史记》，太伯之弟仅号仲雍，而仲雍曾孙亦号“虞仲”，似无祖孙同号之理，此必有误。崔述云：“《传》所称虞仲乃大王之子，非周章之弟也。若至仲之曾孙始迁于虞，则《传》不得称为‘虞仲’。太伯君吴而称‘吴太伯’，仲君吴而称‘虞仲’，有是理邪？且《论语》以虞仲为逸民，若嗣太伯而有国，岂容复谓之‘逸’？然则哀七年之《传》仲雍，非太王之子；太王之子自号虞仲，非《传》之仲雍矣。疑《史记》因见哀七年《传》仲雍嗣太伯之文，遂误以仲雍为太伯之弟，因以《传》之虞仲别属之周章之弟也。大抵《史记》之言皆难取信。”（《丰镐考信录》卷八）崔氏以虞仲为太王之子太伯之弟而君虞，甚是！但以为太伯别君于吴，则仍被旧说所误，“吴”即“虞”也（“吴”、“虞”二字通用，古籍证据甚多）。虞仲为逸民之说亦不可信（为逸民之虞仲或是另一人）。盖太伯、虞仲皆山西虞国之祖，故宫之奇以为言。太伯时周人决无远至江东之理。吕诚之先生云：“观虞仲封于夏虚，则泰伯、仲雍所逃，去周必不甚远。”（《先秦史》）其实太伯、仲雍所逃夏虚也。太伯、仲雍为吴祖之说，本不足信，详第四章。至崔氏以为仲雍非太王之子，则臆说无据矣！
[40] 《诗 ·大雅 ·皇矣》：“帝省其山，柞蒶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又《緜》：“柞蒶拔矣，行道兑（通）矣。”朱熹《集传》云：“言帝省其山，而见其木拔道通，则知民之归之者益众矣。”崔述云：“《诗》云：‘柞蒶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似太伯已尝君周，而复让之王季也者。”（《丰镐考信录》卷八）
[41] 《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后汉书 ·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大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西落鬼戎当在西方。燕京之戎，钱宾四先生云：“燕京者，《淮南子 ·地形训》：‘汾出燕京。’高诱曰：‘燕京山在太原汾阳县。’《水经 ·汾水注》：‘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异名也。’《水道提纲注》：‘山最高大，蜿蜒数百里，为山西诸山之祖。其东北水皆北入桑乾，其东水皆东入滹沱，其西水皆西入黄河，而汾水其南水也。’然则当王季时，汾水上游有燕京之戎，其势盛于西落鬼戎。”余无之戎，钱先生云：“徐文靖《竹书统笺》云：‘《左传》闵公二年，晋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上党记》东山在壶关县城东南，今名无皋。成公八年，刘康公败绩于徐吾氏，《上党记》纯留县有余吾城，在县西北三十里。余无之戎当即是余吾及无皋二戎也。’今案：《水经·河水注》：‘清水出清廉山，东流径皋落城北，服虔曰：赤翟之都也。’《方舆纪要》：‘皋落城在绛州垣曲县西北六十里。’徐氏据《上党记》盖误。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亦有辨。若余无之戎洵为余吾、无皋二戎，则族盘据太行南山沁涑之间，盖与燕京之戎一气相承。”始呼翳徒之戎，钱先生云：“《周官·职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芼池沤夷，其浸涞易。芼池即滹沱，王季所伐始呼、翳徒二戎，疑即在此。其族踞地，当尚在燕京迤北。”（《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十期）案：周自王季以前，似与殷无甚关系，至王季经营诸戎，势力东渐，始朝殷受殷命为“牧师”而与殷发生关系也。
[42] 《晋书 ·束皙传》等书引《竹书纪年》：“文丁杀季历。”
[43] 《史记周本纪·》：“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案：“”西伯之称已见《商书》。《周书·康诰》云：“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盖文王已为西土之伯主矣。
[44] 《书·无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
[45] 《诗 ·大雅 ·緜》：“混（昆）夷脱矣，维其喙矣。”“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书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诗 ·皇矣》：“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 ?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史记 ·周本纪》：“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明年伐犬戎（即昆夷）。明年伐密须（即密）。明年败耆国（即黎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诗·大雅·文王·序疏》引《书传》，则谓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与《史记》不同。吕诚之先生云：“盖当以《史记》为是！犬戎、密须皆近患，故先伐之；耆在上党，邘有野王，则所以图纣。崇盖纣党最大者，故最后伐之。用兵先后，次序井然，不得如《书传》所云。殷、周《本纪》多据《书传》，此事亦不得有异同；盖《书传》本同《史记》，后乃倒乱失次也。”（《先秦史》）
[46] 崔述云：“文王之事，《诗》、《书》言之详矣。与国若虞芮，仇国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见焉。纣果文王之君，不应《诗》、《书》反无一言及之。况羑里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钺之赐，乃周王业之所自始；较之虞芮之质，崇密之伐，其事尤巨，尤当郑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与纣初不相涉者，……岂非文王原未尝立于纣之朝哉！纣囚文王之事，始见于《春秋传》，《传》云‘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在襄二十一年）；固已失于诞矣。然初未言文王立于纣之朝也。其后《战国策》衍之，始以文王为纣三公，而有窃叹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女善马之献也。《尚书大传》再衍之，始谓散宜生、闳夭等取美马怪兽美女大贝以赂纣而后得归；亦尚未有弓矢斧钺之赐也。逮至《史记》，遂合《国策》、《大传》之文而兼载之，复益之以为西伯专征伐之语。岂非去圣益远，则其诬亦益多；其说愈传，则其真亦愈失乎！……古者天子有德，则诸侯皆归之，无则诸侯去之。……周介戎狄之间，去商尤远，是以太王侵于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闻有救之者也。事以皮币珠玉，不闻有责之者也。去而迁于岐山，亦不闻有安集之者也。盖当是时，商之号令已不行于河关以西。周自立国于岐，与商固无涉也。自廪辛至纣六世，商日以衰，而纣又暴，故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诸侯或服属之耳。是以文王灭密则取之，灭崇则取之，商不问，文王亦不让也。……由是言之，文王盖未尝立商之朝，纣焉得囚之羑里，而赐之斧钺也哉？”（《丰镐考信录》卷二）
[47] 《书 ·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逸周书 ·祭公》：“皇天改大殷之命，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墨子 ·非攻下》：“赤乌衔皀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此时周君为文王）。可见文王已有“受命”之实及戡殷之志矣。
[48]李济氏云：“在殷虚第四、五、六三次的发掘，……对于殷代宗庙明堂宫室的建筑方式，我们可以想象成型。……坂筑的土基，大都作长方形；四围多有大石卵，石卵与石卵之间，虽不十分正确相对，总保持相当的距离，我们可以想象石卵是柱磉，上面安柱。由此可以想象门在何处，内室在何处了。再进一步，想象彼时的上面建筑，既无砖，又无瓦，想必用茅草编成的。古人所谓‘茅茨土阶’，大概是近于真实的。……我们又于坑土之下层，发见了长方坎，有十公尺大小，有阶级可上下；其间发见了破陶片、牛骨、狗骨之类；足证在坂筑以前，还有穴居的遗迹。究竟那是殷代的遗迹，还是殷代以前的遗迹，现在还无法证明。这种坎穴，面积很大，和上海里巷厢房相上下；坎的周围用硬土筑成，铁一般的坚固。也有几个套成的坎穴，一个套一个。甲骨文中的‘宫’字作下式：
《诗·大雅·大明》：“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陈）于牧野，维予侯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如鹰之飞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史记·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于是武王遍告诸侯，……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挑战），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兵皆崩畔纣。”是武王东征，先后凡两次，而牧野之战，以师尚父为最著武勇之功也。
[49] 《史记·周本纪》：“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崔述云：“《金鄊篇》并无周公摄政之文。唯《戴记·文王世子篇》云：‘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由是《史记》、《汉书》及诸说《尚书》、《礼记》者，并谓周公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诸侯，而以《洛诰》之‘复子明辟’为复政成王之据。……以余考之，周公不但无南面之事，并所称成王幼而摄政者，亦妄也！古者男子不踰三十而娶，况君之世子乎？邑姜者，武王之元妃；成王者，邑姜之长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娶邑姜，邑姜之生成王，皆当在少壮时明甚！而今《文王世子篇》乃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成王幼不能莅阼。’则是武王年八十余而始生成王，六十余而始娶邑姜也，此岂近于情理哉？……由是言之，凡《记》所载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况周公之东也，唐叔实往归禾，则成王之不幼明矣！盖古者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然则武王崩时周公盖以冢宰摄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东辟，遂不得终其摄。及成王崩，召公鉴前之祸，遽奉子钊以朝诸侯，由是此礼遂废。后之人但闻有周公摄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总已之礼，遂误以成王为幼。又见《洛诰》之末有‘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遂误以为摄政之年数。正不思周公居东二年，东征三年，七年之中，周公之在外者四五年，此时何人践阼，何人听政？成王之自临朝视政明矣！何故能践阼听政于四五年，而独此二三年中必待周公之摄之也？”（《丰镐考信录》卷四）案：崔氏之说虽辨，然实未是！《周书·大诰》云：“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御事绥予曰，无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旧以《大诰篇》中之“宁王”为武王，据吴大贗说，“宁”、“文”古文形近，“宁王”即“文王”之误。《大诰篇》中之王既称文王为“宁考”，则为文王之子，既非武王，必为周公无疑。是周公称“王”之强证一。又康叔封卫之命词《康诰》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康叔乃周公所封（康叔所封即故殷虚，殷虚在武王时尚为武庚所有，故康叔封卫必当如《史记》等书所说在周公时），则此“王”自是周公。是周公称“王”之强证二。又除《礼记·文王世子》、《礼记·明堂位》、《史记·周本纪》等外，《荀子·儒效》、《韩非子·难二》、《尸子》、《淮南子·齐俗》、《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鲁周公世家》、《史记·燕召公世家》等亦均有周公摄政之说，则周公践阼摄政似有其事，不必多疑。至武王崩时成王幼少，亦似是事实。吕诚之先生云：“若将《无逸》之‘厥享国五十年’解作年五十岁，则文王崩时，武王当三十左右，周公当更少也。”（《先秦史》）“《无逸》历叙长寿之君：殷王中宗、高宗、祖甲、文王，独不及武王，如武王年寿甚长，周公何以不数？武王为成王之父，举父诫子，正极现成；周公不述者，疑武王之寿本不长也。”（据吕先生口述）案：《无逸》云：“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三十三岁不可云长寿，即文王之“厥享国五十年”，五十岁亦中寿而已，何足称述？疑所谓“享国”确为享国之年，而非“年五十岁”。但吕先生第二说则极是，武王享年必不永，故周公东征时所作之《大诰》，一则曰“洪惟我幼冲人”，再则曰“予惟小子”；则周公其时年岁亦必尚少。即以《大诰》为成王之书，亦可证成王之“幼冲”也。又《召诰》云：“今冲子嗣”，又云：“有王虽小，元子哉！”皆指成王；则成王之幼冲可以无疑！崔氏虽能辨“‘孺子’之称不必其皆婴儿”（同上），但于“有王虽小”及“冲子”之称，则亦不能辨矣。至唐叔，或是武王之弟，非成王弟，别详第四章，故唐叔归禾事并不足证成王之年长。周公东征之时，摄王朝之政者自另有其人。古国君出征者多矣，岂国中不得摄政之人邪？
[50] 《书 ·金鄊》：“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大诰》：“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逸周书 ·作雒》：“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诛）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以上三节为较古之周公东征史料，最可信据者为《大诰》，《作雒篇》次之，《金鄊篇》只可节取而已。
[51]《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崔述云：“按周之封同姓，成以为武王，富辰以为周公。以经传考之：卫封于武王世，鲁与晋封于成王世，二子之言皆不尽合。……盖古人之文多举其大略，以克商自武王，故多推本武王言之。富辰以与召公对举，则称周公焉。其实乃陆续所封，不可概谓之武王，尤不得专属之周公也。”（《丰镐考信别录》卷二）案：崔说固近理，然卫亦封于成王世，非武王世，崔氏误从宋儒之臆说耳。武王克商大功未集，即有封建，数必不多；周公东征，东土大定，诸侯之封，大半当在此时，故以僖二十四年《传》所言为近是！定公四年《左传》亦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并足为证！《史记 ·齐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案：武王时东土尚未平定，安得封太公于营丘，太公封齐当亦在成王世。傅斯年氏云：“‘齐’者，‘济’也，济水之域也。其先有有济，其裔在春秋为风姓；而营丘又在济水之东。武王之世，殷未大定，能越之而就国乎？尚父、侯？两世历为周辅，能远就国于如此之东国乎？”（《大东小东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其疑是也！
[52] 《孟子 ·告子篇》：“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史记 ·鲁周公世家》：“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案：《诗 ·鲁颂 ·閟宫》云：“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左传》定公四年云：“分鲁公以大路大 ?，……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则封于鲁者非周公，实是伯禽；且其封在成王之世，非在武王世也。周公封周，故曰“周公”；伯禽封鲁，故曰“鲁公”。《史记》以周公亦为“鲁公”，其说极谬！崔述云：“周公既受禄于周矣，何事又封于鲁？……周衰，王室东迁，内诸侯渐微，而外诸侯之势盛，由是后人不复知周公之先已受采于周，而但疑周、召之受封不当在蔡、卫、曹、滕之后，遂以为武王之世齐鲁同时而封，误矣。”（《丰镐考信别录》卷二）
[53] 《史记 ·齐太公世家》：“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吕诚之先生云：“《正义》：‘营丘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又引《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案唐临淄即今山东临淄县。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也。《汉书 ·地理志》：‘齐郡临淄县，师尚父所封。’应劭曰：‘献公自营丘徙此。’臣瓒谓：‘临淄即营丘。’《诗齐谱疏》引孙炎说同。《烝民》毛传亦谓：‘齐去薄姑徙临淄。’则应劭说非也！《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子云：‘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又以营丘与薄姑为一，盖城邑虽殊，区域是一，故古人浑言之也。”（《先秦史》）
[54] 唐叔或为武王之弟，详第四章。《史记 ·晋世家》：“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正义》云：“《宗国都城记》：‘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初徙之处也。《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案：古唐国实在今山西西南部。《晋世家》：“唐有乱。”《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唐翼城县治在今治东南三十五里，是晋国故都当今翼城县治附近。晋水或即浍水也。惟钱宾四先生以为：“晋之始封，唐之故居，或当在河东蒲州一带，故虞乡有晋阳，而班氏有晋自晋阳迁之说。其居翼居鄂已非其初。顾炎武、王世家辨晋初居翼，其论犹为未尽也。”（《周初地理考》）案：钱说甚辨，可备参考。
[55]《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大路大 ?，……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说文》谓在鲁。《书 ·费誓》云：“徂兹淮夷、徐戎并兴。”郑玄云：“奄盖淮夷之地。”《史记 ·鲁世家》：“（伯禽）遂平徐戎，定鲁。”又“（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则鲁国实兼徐、奄之地也。
[56] 《左传》昭公二十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是齐地本蒲姑氏之居。杜注云：“蒲姑氏，殷周之间代逢公者。”案今本《书序》云：“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爽鸠”、“蒲姑”皆鸟名，淮夷甲骨文作“隹夷”（详陈梦家先生《隹夷考》，《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十期），“隹”亦鸟也；盖淮夷之族皆以鸟为其图腾（参看拙作《鸟夷》，《齐鲁学报》第一期）。奄与爽鸠、蒲姑当皆淮夷分族，故成王（当作周公）践奄后迁其君于蒲姑也。又案：《尚书大传》云：“奄君蒲姑谓禄父曰……”郑玄注云：“玄或疑焉：蒲姑齐地，非奄君也。”或蒲姑之地即因奄君迁此而名，则太公之封齐端在周公东征后矣！
[57] 《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注：“大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同，故自以戎法。”案“怀”即“隗”（王国维等说），狄之姓也。夏本西北种族，或与戎狄有血统上之关系。
[58] “成周”者，表周业之成；“宗周”者，表周室为天下之宗主也。
[59] 《书 ·洛诰》：“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蔡沈《集传》云：“谓之‘后’者，先成王之辞；犹后世留守留后之义。先儒谓封伯禽以为鲁后者非是！……下文‘惟告周公其后’，‘其’字之义，益可见其为周公，不为伯禽也。”案：蔡说甚是！
[60]《逸周书》有《王会篇》，云：“成周之会。”孔晁注：“王城既成，大会诸侯及四夷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令彝铭》：“佳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眔（及）族（士）寮，眔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可见成周在西周时本为纠合诸侯发号施令之所。（成周为东都大名，说详拙作《春秋王都辨疑》，《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
[61]《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孟子 ·离娄》：“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礼记 ·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尚书大传》：“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史记 ·周本纪》：“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崔述云：“记多称周公制礼，而《春秋传》亦尝及之，必非无故而妄言者。但经未有明文，而传亦不多见，两汉传注之儒遇有古书莫知其出自何人者，辄目之为周公所作，往往互相乖剌，遂致圣人之制淆乱而不可稽，而释经亦多失其旨，学者惑焉，而莫适从也。”“古《礼经》十七篇（今谓之《仪礼》），世皆以为周公所作。余案：……周公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然则圣人所贵在诚意，不在备物。周初之制犹存忠质之遗，不尚繁缛之节明矣。今《礼经》所记者，其文繁，其物奢，与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驰，盖即所谓后进之礼乐者，非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礼，牲牢笾豆之属，多而无用，费而无当；度其礼，每岁不下十余，竭一国之民力，犹恐不胜。……此必春秋以降，诸侯吞并之余，地广国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禄亦厚，是以如此其备，非先王之制也。襄王赐齐侯胙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齐侯曰：‘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礼臣拜君于堂下，虽君有命，仍俟拜毕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秦穆公享晋公子重耳，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是古礼君自行君之谦，臣自循臣之节；辞者自辞，拜者自拜，不因其辞而遂不成拜于下也。……故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礼经》臣初拜于堂下，君辞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谓拜上矣。齐桓、晋文所不敢出，而此书乃如是，然则其为春秋以降沿袭之礼，而非周公之制明矣！……吴、楚之僭王也，《春秋》书之曰子，慎其名也。……王之下不得复有王，即公之下不得复有公明矣。今《礼经》诸侯之臣有所谓诸公者，此何以称焉？……盖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齐有棠公，郑伯有之臣称伯有曰：‘公焉在此。’卿大夫僭称公之始也。其后晋韩、赵、魏氏灭知伯，亦僭称诸侯，而仍朝事晋君。……而鲁三桓作僭称公，《孟子》所谓费惠公，《史记年表》所谓三桓胜鲁如小侯者是也。窃疑宋、卫诸邦亦当类是。……然则此书乃春秋战国间学者所记，所谓‘诸公’，即晋三家，鲁三桓之属；周公时固无此制也。觐礼诸侯朝于天子，天下之大礼也；聘礼诸侯使大夫聘于诸侯，礼之小焉者耳。觐礼之详，虽百聘礼不为过，而今聘礼之详反十倍于觐礼，此何故哉？此无他，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诸侯莫朝，觐礼久失其传矣。但学士大夫闻于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记之。若聘礼，乃当世所通行，是以极其详备。然则此书之作在春秋以后明甚！……郑世子忽取于陈，陈子送女，先配而后祖。子曰：‘是不谓夫妇，诬其祖矣。’今《昏礼篇》正先配而后祖。然则郑人昏礼先配后祖，陈人昏礼先祖后配也。果周公所制之礼，颁行天下，不应陈人独不知，即不知，亦不当反以此为讥也！王穆后崩，太子寿卒，晋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今《丧服篇》为妻期年。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制之礼，叔向何容不知？……《记》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是《士丧礼》之文窻于孔子也。以一反三，则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笔。……然今《士丧礼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书。……犹不敢必为孔子之书，况欲笃信其为周公之书乎？”（《丰镐考信录》卷五）案：崔说至辨！《周官》为后世拟作，人多知之，惟一般人尚多信《仪礼》为周公书，辨以为出后世者，以崔说为最精详，故删录其文如上。然周公制礼之事，亦不能断其必无，《论语·述而篇》云：“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泰伯篇》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书·金鄊篇》载周公祝辞云：“予仁若（而）考（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此皆较早之记载，则周公确为多材多艺之人，其能制礼乐，亦意中事也。崔述云：“凡传记所称周公制礼云者，亦止制其大纲而已”（同上）。其说近矣！徐中舒氏云：“现在我们依据铜器的研究，更得一种消极的论证，就是从没有发见一件周初大王至武王时的铜器。……假使他们那时文化与殷人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没有一件铭功的彝器留传到现在呢？……铜器中既无确可证明为武王以前之物，及成王时遗物的寥寥，我们因此断定周初文化的幼稚，这也似非过论。”（《殷周文化之蠡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案：据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所列西周器：武王时凡二器，其第二器是否属武王时，尚未可定（郭氏定此器为武王时器之证据惟“克商”二字，然周公成王时亦有克商之事，未为强证。且本器又有“在成”语，“成”似即成周，则仍为成王时器也）。成王时凡二十七器，确否虽亦未可尽定，然大部固周公东征后所作也。盖周人文化承自殷人，故至周公东征后，与东土关系大密，周国文化乃亦大兴也。此时周人而有制礼作乐之事，亦固其所。
[62] 王国维氏《殷周制度论》云：“周初宗法虽不可考，其见于七十子后学所述者，则《丧服小记》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大传》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是故有继别之大宗，有继高祖之宗，有继曾祖之宗，有继祖之宗，有继祢之宗，是为五宗。其所宗者皆嫡也，宗之者皆庶也。此制为大夫以下设，而不上及天子诸侯。郑康成于《丧服小记》注曰：别子，‘诸侯之庶子，别为后世为始祖者也。谓之别子者，公子不得祢先君也’。又于《大传》注曰：‘公子不得宗君。’是天子诸侯虽本世嫡，于事实当统无数之大宗，然以尊故无宗名。其庶子不得祢先君，又不得宗今君，故自为别子，而其子乃为继别之大宗。言礼者嫌别子之世近于无宗也，故《大传》说之曰：‘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适者。’《注》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为之宗，使之宗之。’此《传》所谓有大宗而无小宗也。又若无嫡昆弟，则使庶昆弟一人为之宗，而诸庶兄弟事之如小宗，此《传》所谓有小宗而无大宗也。《大传》此说颇与《小记》及其自说违异：盖宗必有所继，我之所以宗之者，以其继别，若继高祖以下故也。吾之嫡昆弟、庶昆弟皆不得继先君，又何所据以为众兄弟之至宗乎？或云：立此宗子者，所以合族也。若然，则所合者一公之子耳，至此公之子与先公之子若孙间，仍无合之之道。是大夫士以下皆有族，而天子诸侯之子，于其族曾祖父母，从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以下，服之所及者，乃无缀属之法：是非先王教人亲亲之意也。故由尊之统言，则天子诸侯绝宗，王子公子无宗可也。由亲之统言，则天子诸侯之子身为别子，而其后世为大宗者，无不奉天子诸侯以为最大之大宗，特以尊卑既殊，不敢加以宗名，而其实则仍在也。故《大传》曰：‘君有合族之道。’……惟在天子诸侯，则宗统与君统合，故不必以宗名；大夫士以下皆以贤才进，不必身是嫡子（书业案：此说不尽然），故宗法乃成一独立之统系。……是故大夫以下，君统之外，复戴宗统，此由嫡庶之制自然而生者也。”（《观堂集林》卷十）案：天子诸侯实亦有“宗”名，详第二章。《礼记》出于后世儒家所述，亦未必尽可据也！
[63] 《礼记大传》：“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郑注：“迁犹变易也。继别子，别子之世适也。继高祖者，亦小宗也。……以高祖与祢皆有继者，则曾祖亦有也。则小宗四，与大宗凡五。”“盖别子之世适，谓之大宗，百世不迁。世适而外，是为小宗：其子继之，时曰继祢小宗；其孙继之，时曰继祖小宗；其曾孙继之，时曰继曾祖小宗；其玄孙继之，时曰继高祖小宗。继祢者，亲弟宗之；继祖者，从父昆弟宗之；继曾祖者，从祖昆弟宗之；继高祖者，从曾祖昆弟宗之；更一世绝服，则不复来事，而自事其五服内继高祖已下者，所谓五世则迁也。然则一人之身，当宗与我同高、曾、祖、父四代之正适，及大宗之宗子，故曰‘小宗四，与大宗凡五’也。”（吕诚之先生《先秦史》）
[64] 《殷周制度论》：“殷以前无嫡庶之制。……特如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惟沃甲崩，祖辛之子祖丁立；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祖丁之子阳甲立；此三事独与商人继统法不合。此盖《史记·殷本纪》所谓中丁以后，九世之乱，其间当有争立之事而不可考矣。故商人祀其先王兄弟同礼，即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礼亦同；是未尝有嫡庶之别也。此不独王朝之制，诸侯以下亦然。近保定南乡出句兵三，皆有铭，其一曰：‘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其二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三曰：‘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此当是殷时北方侯国勒祖父兄之名于兵器以纪功者，而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骈列，无上下贵贱之别。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始。当武王之崩，天下未定，国赖长君，周公既相武王，克殷胜纣，勋劳最高，以德以长，以历代之制，则继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而周公乃立成王而己摄之，后又反政焉。摄政者，所以济变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自是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此制实自周公定之，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可由殷制比较得之。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藉曰有之，不过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贵且贤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如周之大宗小宗也。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
[65] 《殷周制度论》：“又与嫡庶之制相辅者，分封子弟之制是也。商人兄弟相及，凡一帝之子无嫡庶长幼，皆为未来之储贰，故自开国之初，已无封建之事，矧在后世。惟商末之微子、箕子，先儒以微、箕为二国名，然比干亦王子而无封，则微、箕之为国名亦未可遽定也。是以殷之亡仅有一微子以存商祀，而中原除宋以外更无一子姓之国。以商人兄弟相及之制推之，其效固应如是也。周人即立嫡长，则天位素定，其余嫡子庶子，皆视其贵贱贤否，畴以国邑，开国之初建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大抵在邦畿之外。后王之子弟，亦皆使食畿内之邑。故殷之诸侯皆异姓，而周则同姓异姓各半，此与政治文物之施行甚有关系，而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亦由是而确定者也。”案：周人之封建制实由宗法制脱化而出，宗法者其名分，而封建者其事实，乃一事之两面耳。王氏之论犹嫌未晰。
[66] 吕诚之先生云：“《丧服传》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孟子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滕文公》上）一有宗法，一无宗法，显然可见。”（《先秦史》）
[67] 《左传》桓公二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杜注：“庶人无复尊卑，以亲疏为分别也。”所谓“庶人工商各有分亲”，虽或亦为一种宗族制度，然不可详考矣。
[68] 《诗 ·小雅 ·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69] 《左传》闵公元年：“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国语·周语》载富辰曰：“狄无列于王室。”韦注：“列，位次也。”《史记·楚世家》：“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可见夷狄不受周人宗法与封建系统之支配。
[70] 《左传》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兴，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间而盟。’”杜注谓司徒老祁、虑癸二人为南蒯家臣。案南蒯已为季氏家臣，今复有家臣，是大家臣之下尚有家臣也。
[71] 大夫以上无为家臣者，庶民阶级亦难得为贵族之家臣。为卿大夫之家臣者，多属士阶层中人，如孔子之门弟子仲弓、季路、冉有等皆尝为季氏家臣，诸人皆士也。
[72] 参看第二章及考证。《孟子 ·万章篇》：“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73] 《孟子 ·万章篇》：“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74] 《国语 ·晋语》：“工商食官。”韦注：“工，百工；商，官贾也。”案：此所谓“工商”即庶人在官者之一种，其地位自当较高于普通农民。《左传》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将行，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据此，工商之地位仅次于国君及大夫之子。此虽春秋末年之情形，然工商地位本来较高，亦可想见也。
[75] 参看第二章及考证。
[76] 参看第二章及考证。
[77] 《史记 ·周本纪》云：“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据此，是周公还政在营雒邑之前也。然《鲁周公世家》则云：“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据此，是周公还政又在营雒邑之后也。《史记》前后两说矛盾。案之其他古传记，亦异说纷纭，莫衷一是。今考之《尚书·洛诰》云：“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汉儒以此为周公复政成王之据，宋儒非之，以为：“复如逆复之复，复命于王也。”（蔡沈《书集传》）然《洛诰》下文又云：“厥若彝及抚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使）向即有僚，明作有功，？大成裕，汝永有辞。”此周公告戒成王亲政当如己也。又云：“汝惟冲子，惟终。”“乃惟孺子，颁朕不暇，……笃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汝往敬哉！兹予其明农哉。”此周公训诫成王亲政后当永终天禄也。“兹予其明农哉”一语，更似周公退休之辞矣。又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则成王仍以东都事委周公而自西还即位于宗周也。《洛诰》既有明文，则吾人可断言周公还政成王在既定东都之后矣。《逸周书·作雒篇》亦云：“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其说与《洛诰》合。
[78]《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尚书大传》、《礼记 ·明堂位》等书皆云：“七年致政于成王。”宋以前儒者多谓此《洛诰》末句为周公摄政践阼之年数。蔡沈《书集传》则云：“吴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后，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诞保文武受命’，公之复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于其终，计其年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盖始终公之辞云。”案：此实为古代纪年之法：《卣铭》云：“佳明保殷成周年。”《中铭》云：“佳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旅鼎铭》云：“佳公大保来伐反尸（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臣辰铭》云：“佳王大龠于宗周，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所谓“佳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犹言“惟明保殷周年”也。又考甲骨卜辞纪年之法先日次月后年，如：“癸未王卜贞：肜日，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自。在四月，佳王二祀。”“癸丑卜，易贞，王旬亡畎。在六月。甲寅上甲。王廿祀。”“癸未卜，在上贞：王甸亡。在□月，王廿司（祀）。”“□翌日，自上甲至多后，□自 畎 。在九月，佳王五祀。”案《洛诰》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咸格，王入太室衳。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与卜辞纪年月日之例何等相似，足见《洛诰》篇末一语实为纪年而非指周公在洛之年也，据此考证，则周公受命先后凡七年，可无疑问矣！
[79] 《书 ·顾命》：“（成）王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诗 ·周颂 ·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尽）厥心，肆其靖之。”足徵成王为一守成之令主。
[80] 《诗 ·周颂 ·执竞》：“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国语 ·周语》：“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足徵康王亦为守成之令主。
[81] 《史记 ·周本纪》：“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太平御览》八十四引《竹书纪年》文同）
[82] 《史记 ·周本纪》：“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案：古本《竹书纪年》云：“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初学记》七引）“昭王末年，……王南巡不反。”（《太平御览》八百七十四引）是昭王之“南巡狩”为伐楚也。其“不返”则因“丧六师于汉”也。《吕氏春秋 ·音初篇》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辛馀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 ?（陨）于汉中。辛馀靡振（救）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则昭王确因征楚而遇难也。《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卒游（辛馀）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其说亦与《吕子》相应，但略加增饰耳。
[83] 见《左传》僖公四年。
[84]郭沫若氏《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云：“此钟（宗周宝钟）余以为乃昭王所作，铭中之‘乃遣间来逆邵王’即昭王，‘邵’乃生号非死谥。又其‘其万年保四或’之‘’亦即昭王名‘瑕’之本字，字当从害声，与瑕同纽。惟此有异说：孙诒让有《绍我周王见休义》（《籀稿述林》三），解《孟子·滕文公》下篇所出此语（郑玄《禹贡注》引此语以为《胤征》文，“绍”作“昭”），以‘绍’为《尔雅·释诂》‘诏相亮左右，相导也’之‘诏’，其说至确！文末徵及本铭云：‘近时所出《宗周钟铭》记王伐服子事云：乃遣间来逆邵王，南尸（夷通）东尸具见廿有六邦，彼正是征伐有功，蕃国来归之事，邵王与绍我周王之绍声义亦正同。”近时唐兰亦主此说，并云：“周初无钟，本铭字体亦不甚古，疑是厉王时器，厉王名胡，胡音亦近转。”（据来简）今案：孙、唐二氏说均有至理，而尤以唐说为进步：盖孙解在谥法旧说未破以前，唐说在谥法旧说既破以后，更有确可成为问题之三证也。惟本铭乃有韵律之文，如“邵”字解为动词，则“来逆邵”三动词相叠，此下单系一“王”字，音节欠谐，“邵”下必当安一字，如“乃”如“周”之类，方能和协。以文字言，字体虽不及《盂鼎》等之雄厚，然较之恭懿时器文之散漫，已有云泥之感。而如南字作，百字作，除画有粗细而外，与《大盂鼎》文全同。又如首语“王肇？眚文、武，堇瞗疆土”，与《大盂鼎》“我其先王，受民受瞗土”，辞例亦无二致。再以器制言，周钟乃由殷铎演化而成，殷铎有柄，执而鸣之，周钟则倒悬，然备斡旋之甬，实铎柄之孑遗也。本器乃有甬，枚长，铣侈，于上剜。文在甬斡上为饕餮，在篆上为两首之譑与武英殿《史簋》之腹纹作饕餮，缘带及足带之作两首譑形者相同；凡此均不失为古钟之典型。周初虽未见有钟，然周钟必有其原时，以此当之或不无突兀之感，恐前此者尚有之，尚待发掘耳。
[85] 《国语 ·周语》：“穆王将征犬戎，……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后汉书 ·西羌传》云：“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王遂迁戎于太原。”其说当出古本《竹书纪年》。
[86]《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赵世家》：“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
[87]韩非子·五蠹篇》：“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淮南子·人间篇》说略同，“荆文王”作“楚庄王”。《后汉书·东夷传》则作：“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穆王后得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
[88] 《史记正义》引谯周云：“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闻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崔述云：“前乎穆王者，有鲁公之《费誓》，曰：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后乎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惊徐方，徐方来庭。则是徐本戎也，与淮夷相倚为边患，叛服无常，其来久矣。非能行仁义以服诸侯，亦非因穆王远游而始为乱也。且楚文王立于周庄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余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与之共伐徐乎？”钱宾四先生云：“谓荆文王伐徐者，韩非也；谓楚庄者，淮南也；谓周缪王者，《史记 ·秦本纪》也；混《韩子》、《史记》为一谈者，《后汉书 ·东夷传》也。缪王之事不载于《周纪》，而见诸《秦本纪》，此自秦人称其祖造父，欲神其技，大其功，因附会于偃王之事。《赵世家》又载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此本以著异闻，非以为信史，故灭之于《周纪》，而存之于两《家》，史公之意，至慎至显也！至楚文王时，考之《春秋传》及《楚世家》，均无徐偃王事，此韩说之妄，然称徐偃王以仁义灭国：则三说皆同。余疑徐偃王即宋王偃，其见灭时惟淮南楚庄王之说得之。宋称徐者，战国时宋都盖迁彭城。《韩世家》：‘文侯二年伐宋，到彭城，执宋君。’年表亦载此语。其时宋当休公世，盖已迁彭城而史阙不载。……故宋亦称徐，即指新都彭城而言，如韩称郑，魏称梁是也（彭城晋立徐州，至今犹称。淮夷、徐戎素属商，故商、宋亦得徐称也）。……《韩非 ·五蠹》称徐偃王处汉东，疑淮东字讹，淮东即淮北也。《后汉 ·东夷传》称偃王处潢池东，《水经·济水篇》有黄水、黄沟，其东为沛，秦之泗水郡，刘备徐州治此。又南为彭城，东为武原徐山，此即偃王之国矣。云其地方五百里者，《宋策》墨子说楚，亦言宋方五百里也。偃王者，疑乃‘王偃’之倒，考谥法无‘偃’。《秦本纪集解》引《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无骨，骃谓号偃由此。’此语无稽，而可以证‘偃’之非谥。《志疑》云：‘偃身死国亡，未必有谥。然《国策》、《墨子》、《吕览》、《新序》诸书俱以偃谥康王，而《荀子·王霸篇》称为宋献。杨絫注曰：国灭之后，其臣子各私为谥，故不同。’则是王偃谥康谥献，本非通行于当时，故野人小民遂乃倒王之名以为称。《庄子·列御寇》：‘曹商为宋王使秦。’《释文》：‘司马云：偃王也。’则王偃后人固亦称之‘偃王’矣。谓其见灭惟《淮南》楚庄王之时得之者，楚两庄王，一在春秋时，一在战国时，顷襄王又称庄王，《六国表》宋灭当楚顷襄十二年，故《淮南》以为庄王也。宋亡于齐，其后楚得其淮北徐地。当时盛毁之者拟之桀纣，盖出诸列国之君卿，而宋之小民，则日道仁义不能忘。凡今先秦书记宋偃之不道者，皆本列国史记，而宋以国亡无史，其仁义之设施，已不足自传于后世。惟野民小人之所称誉，谓徐偃王行仁义而亡国者，其流传失真，乃误以为春秋之徐，或乃以谓在楚文王时，或乃以为当周缪王之世，传者弗深考，乃不知其即宋王偃矣。古事流传，其漫迤流衍如此者多，不足怪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三）案：钱说近是！《孟子·滕文公篇》云：“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朱熹《集注》：“宋王偃尝灭滕伐薛，败齐、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时也。”则王偃实有“行王政”之事，所谓“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确有为宋王偃事传讹之可能也。
[89] 见《左传》昭公四年。
[90] 《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
[91] 见《国语 ·齐语》及《管子 ·小匡篇》。
[92] 见《周本纪》。
[93] 《史记 ·周本纪》：“懿王之时，王室遂衰。”《汉书 ·匈奴传》：“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
[94] []《史记集解》：“宋忠曰：懿王自镐徙都犬丘一，曰废丘，今槐里是也。”《汉书·地理志》：“左扶风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
[95] []《史记·秦本纪》：“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禥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贑，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柏（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
[96]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杜注：“愆，恶疾也。”《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夷王）三年。致诸侯，翦齐哀公昴。”《太平御览》八十四引《纪年》作：“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又《后汉书 ·西羌传》云：“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注》：“见《竹书纪年》。”是夷王时周势虽较衰，仍能威服诸侯及征伐戎狄也。
[97]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国语 ·周语》：“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今王学专利，其可乎？……’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史记 ·周本纪》：“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98] 《史记 ·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正义》引韦昭云：“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也。”
[99] 《史记索隐》引《汲冢纪年》：“共伯和干王位。”释之云：“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正义》引《鲁连子》：“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吕氏春秋 ·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虞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开春论》：“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庄子 ·让王篇》：“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太平御览》八百九十七引《史记》：“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其年周厉王死，宣王立。”
[100]第一说不见于较古之书，疑出史公想象。梁玉绳云：“周、召本王朝卿士，傥果摄天子之事，不可言释位；别立名称若后世之年号，古亦无此法；故颜师古以史公之说为无据也。”（《史记志疑》卷三）第二说疑窦亦甚多。崔述云：“人君在外，大臣代之出政，常也。襄公之执，子鱼摄宋；昭公之奔，季孙摄鲁。厉王既出，周、召共摄周政事，固当然不足异也。若以诸侯而行天子之事，则天下之大变也。《传》曰：‘干王之位，祸孰大焉！’又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共伯果贤诸侯，讵应如是？春秋至闵、僖以后，天下之不知有王久矣，然齐桓、晋文犹藉天子之命以服诸侯，不敢公然摄天子事也。况西周之世乌得有此事？且夫召穆公，周之贤相也。能谏厉王之虐，能佐宣王以兴，夫岂不能代理天下事，而诸侯必别宗一共伯和乎？齐桓、晋文之霸，传记之纪述称论者，指不胜屈，况摄天子之事，尤为震动天下，而经传反泯然无一语称之，亦无是理也。”（《丰镐考信录》卷七）案：《史记正义》云：“共伯（指卫共伯）不得立，而和立为武公；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后，年岁又不相当；《年表》亦同；明《纪年》及《鲁连子》非也。”盖张守节疑共伯和即卫武公，其故以《卫世家》云：“矨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矨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矨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矨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卫武公之兄曰“共伯”，而武公名“和”，适合“共伯和”之称，故张氏以为“共伯和”即指卫武公。然难解者为年代问题：卫武公之立，据《史记》在宣王时，厉王时和尚为卫庶子，安得有“干王位”之事？惟考《毛诗序》云：“《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则武公之立或当厉王之世，可以有摄行王政之事矣。崔述亦云：“《大雅》篇次无颠倒者，而《抑》在《桑柔》、《云汉》之前，故《序》以为厉王时诗。若武公于厉王时已为诸侯，则非立于宣王之世；而犬戎之乱，不当武公世矣；恐《史记》有误也！观《史记》于齐威、宣二王，皆移前数十年，则此年世宁可深信。”（同上卷八）考《毛诗序》又云：“《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柏舟》虽未必为共姜之诗，然卫世子共伯蚤死之说，理或可信。胡承珙云：“若云（武公）立于宣王十五年，则武公即位年已四十，共伯更长于武公，共姜应老，父母何为欲嫁之？则史迁所谓僖公之卒，武公之立，其年皆不足据。盖共伯早丧在僖侯卒之前，而武公以英年嗣位，当厉王之世，恐忠言不足信，故托为父兄师傅训己之辞。……此虽与《笺》有异同，然于经义似较协也。”（《毛诗后笺》）又卫共伯之“共”实亦国名而非谥，春秋时郑有共叔段，“共叔”犹“共伯”也。古共国在今河南辉县，卫初都朝歌，在今淇县，盖邻邑耳。故太叔奔共，其子公孙滑遂奔卫也。卫君之称“共伯”，犹晋君之称“鄂侯”，周王之称“汾王”，以所处之地名。卫本诸侯之长，称伯，《毛诗序》云：“《旄丘》，责卫伯也。”周公封康叔于卫，本为牧伯，故《康诰》称“孟侯”，亦犹言诸侯之长耳。《史记·卫世家》自顷侯以前六世皆称“伯”，惟云：“顷侯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则以“伯”为伯爵之“伯”，似误！《鲁连子》明云“共伯复归国于卫”，可见“共伯”即“卫伯”也。卫武公本西周末期之显诸侯，又为东方诸侯之伯，而较齐、鲁诸国为近于王室，入为王官与问王政，本极可能之事也。谓为“干位”，或传闻之过耳。共伯和为贤君，卫武公亦为贤君，其国与爵与名又相同，似非偶然之事。惟确证尚少，姑备一说，不敢以入正文也。（又《师铭》有白〔伯〕騄父，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以为即共伯和，其说无甚确据。）
[101] 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102] 《国语 ·周语》：“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史记 ·周本纪》：“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
[103] 《史记 ·楚世家》：“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104] 《国语 ·周语》：“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不听。”《史记集解》：“瓒曰：‘籍，蹈籍也。’按宣王不修亲耕之礼也。”
[105] 《墨子 ·明鬼下》：“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
[106] 《国语 ·周语》：“鲁武公以括（长子）与戏（少子）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不可立也……’王卒立之。鲁侯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戏）而立伯御（括子）。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
[107] []《周语》：“太子晋谏曰：……‘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至于今未弭。’”
[108] []《毛诗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戎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禞杜》以勤归也。”是以《采薇》、《出车》等为文王时诗也。《史记》以《出车》、《六月》为周襄王时作。《汉书》以《采薇》为刺懿王诗，《出车》、《六月》为美宣王诗。《毛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崔述云：“经传记文王之臣多矣，未有称南仲者；而《常武》宣王之时诗有南仲。太王时有獯鬻，文王时有昆夷，未有称狁者；而《六月》、《采芑》宣王时诗，称狁。然则此（《出车》）当为宣王时诗，非文王时诗矣。不特此也，《六月》称‘侵镐及方’，此诗称‘往城于方’，其地同。《六月》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此诗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其时又同。然则此二诗乃一时之事，其文正相表里。盖因镐、方皆为狁所侵，故分道以伐之。吉甫经略镐，而南仲经略方耳。故《汉书》以《出车》、《六月》同为宣王时诗，《古今人表》，宣王时有南仲，而文王时无之。而马融上书亦称狁侵镐及方，宣王立中兴之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然则是齐、鲁、韩三家皆以此为宣王诗矣。”（《丰镐考信录》卷七）案：《采薇》、《出车》、《六月》、《采芑》、《江汉》、《常武》诸篇，事皆相应，其为一时之诗，可以无疑。惟径以为宣王时作，尚有可疑耳。余别有辨。
[109] 《史记 ·秦本纪》：“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
[110] 《国语 ·周语》：“（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案：《后汉书 ·西羌传》引《竹书纪年》：“王征申戎，破之。”申国姜姓，申戎殆即姜氏之戎，是姜戎亦尝为周人所胜也。
[111] 均见《后汉书 ·西羌传》引《竹书纪年》。
[112] 见《国语 ·周语》。韦注：“丧，亡也，败于姜戎氏时所亡也。南国，江、汉之间也。”吴曾祺《补正》：“案：汪曰：此丧南国之师事阙。……姜戎即西戎也，与江、汉无涉。”
[113]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史记 ·周本纪》：“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二书所述，已有夸语，盖“诸侯复宗周”一语，即所谓“宣王中兴”之实也。
[114] 《诗 ·小雅 ·雨无正》：“邦君诸侯，莫肯朝夕。”《毛诗序》：“《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案：此诗有云：“竁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戎成不退，饥成不遂。……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东迁时诗。然“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其来有渐，必非一朝一夕故，盖幽王时已有此情形矣。
[115] 见《大雅 ·召竁》。《毛诗序》：“《召竁》，凡伯刺幽王大坏也。”
[116] []《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史记·秦本纪》：“戎围犬丘世父，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崔述云：“按犬丘之围即，《传》所称‘戎狄畔之’者。”（《丰镐考信录》卷七）
[117] []见《小雅·十月之交》。《毛诗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118] 见《大雅 ·召竁》。
[119] 见《大雅 ·瞻 ?》。《毛诗序》：“《瞻 ?》，凡伯刺幽王大坏也。”
[120] 《国语 ·郑语》：“今王（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史记 ·周本纪》：“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腴好利，王用之。”
[121] 见《小雅 ·十月之交》。
[122] 见《大雅 ·瞻 ?》。
[123] 见《小雅 ·正月》。
[124] 见《国语》、《史记》等书。
[125] 崔述云：“申在周之东南千数百里，西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远，申侯何缘越周而附于戎，……申与戎相距数千里，而中隔之以周，申安能启戎？戎之力果能灭周，亦何藉于申之召乎？申之南，荆也；当宣王时，荆已强盛为患，故封申伯于申，以塞其冲。周衰，申益微弱，观《扬水》之篇，申且仰王师以戍之。当幽王时，申畏荆，自保之不暇，何暇反谋王室？且申何不近附于荆以抗周，而乃远附于戎也？……宜臼之于王，父子也；申侯之于王，君臣也。王逐宜臼，听之而已，申侯亦不应必欲助其甥，以倾覆王室也！……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侯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卒弑王而灭周，其罪通于天矣。此数贤侯者当声大义讨之。即不然，亦不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共立无父之宜臼哉？西周之亡，《诗》、《书》无言及者，于经无可徵矣。然《春秋传》往往及东迁时事，而不言此。自《周语》述西周事众矣，而亦未有此。此君臣父子之大变，动心骇目，不应皆无一言纪之，而反旁见于晋、郑之《语》，史苏、史伯追述逆料之言？且所载二人之言，荒谬亦多矣。……吾闻以一隅反三隅者，未闻三隅不足以反一隅者。此言之非实亦明矣。若之何《史记》遂据追述逆料之语，而记之为实事也？”（《丰镐考信录》卷七）案：崔说甚为明辨，惟首段所言略有误会：申有西东之别，《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盖申国本支之在西者。《后汉书·西羌传》云“王征申戎”，当即此西申。其邑谢之申，则申人之东迁者，固无与于亡周之事也。西申之国似近骊山，《史记·秦本纪》云：“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可证。《郑语》云：“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徵以《周本纪》“遂杀幽王骊山下”之语，则似幽王伐申戎于骊山下，缯与犬戎遂因而毙之也。
[126] 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127] 昭公二十六年《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馀臣于攜，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攜王为晋文侯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攜王’。”案：《国语 ·晋语》云：“褒姒……与虢石甫比。”虢公翰似即虢石甫，二文相核，知褒姒与攜王及虢石甫盖一党也。又攜王之“攜”疑非地名，《逸周书 ·谥法篇》云：“息政外交曰‘攜’。”谓之“外交”，则攜王岂非叔带之流；攜王之立，殆亦托庇于戎人乎？
[128] 语见《论语 ·八佾篇》。
[129] 《诗 ·小雅 ·大东》：“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郑笺：“职，主也。东人劳苦而不见谓勤，京师人衣服鲜洁而逸预，言王政偏甚也。”《毛诗序》：“《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是可见周人榨取东方人之甚。《十月之交》：“四方有羡，我独居忧。”郑笺：“四方之人尽有饶余，我独居此而忧。”此时周室盖尚富裕也。
[130] 《孟子 ·滕文公》：“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崔述云：“案：伐纣为武王时事，伐奄为成王时事，经传皆有明文，而此数语未有确据，无由决其时世。窃意灭国至五十之多，必非一时之事。疑此数语皆兼武、成两世言之。”
[131] 语见《大雅·江汉》。
[132] 见《左传》昭公四年。
[133] 参看第四章及考证。
[134] 同上。
[135] 参看蒙文通先生《中国古代民族移徙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