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的东来，事在16世纪之初，其和中国人有正式交涉，则已近17世纪之末了。
较旧的书籍里，提起中外交涉来，总把“通商、传教”四字并举。诚然，从海路而来的西洋人，其初和中国的交涉，就是这两件事。独有俄国则不然，他一开始，就和中国人有政治交涉的。
清初中俄之交涉
俄国当蒙古西征时，还是行的封建制，各小国分立，心力不齐，以致为蒙古人所征服。其后，就隶属于元朝所分封的钦察汗。这事还在13世纪的前半。到15世纪中，俄国人渐渐的强了；而钦察汗之后，互相纷争，遂至其所乘。至公元1480年，俄人就脱离蒙古的羁绊而独立。历代为中国之患的，是蒙古高原。至于西伯利亚，则是荒凉寂寞之区，其和中国的交涉，不过国威极盛时，有些部落，前来朝贡罢了；在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政治关系的。乃自17世纪以来，而西伯利亚，对于蒙新和关东，渐渐的成了一个大威胁。这也是西人东侵以后，东方的一个大变局。
近代的哈萨克人，就是汉时的坚昆，唐时的黠戛斯，元时的吉利吉思。他们有一部，西迁而入俄罗斯南部的草原，音讹而为可萨克。[1]从俄人兴起以后，也归附了他，替他做东征的先锋队。这事起于16世纪之末。到17世纪中叶，业已直达鄂霍次克海岸；在黑龙江左岸，建筑了尼布楚、雅克萨两城。此等游牧部落，是不能为和平的拓殖，而只能从事于侵掠的。黑龙江流域的部落遂大受其扰害。清圣祖曾致书尼布楚守将，命其约束。尼布楚守将虽然应允了，而不能实行。俄人曾要求遣使筹议划界、通商，圣祖也有复书，又因俄人不通中国文字，而没有结果。到三藩平定后，圣祖就决心征讨。命黑龙江方面出兵，攻陷雅克萨城。俄人旋复据守。圣祖又命出兵，把他围困。这事在公元1685、1686两年。恰好圣祖前托荷兰商人带给俄皇的信，复信来了，请先解雅克萨的围，然后派员划界。圣祖乃命将围兵撤退。
尼布楚条约的界址图
到公元1688年，俄使费耀多罗[2]，和清使索额图等，会议于尼布楚。俄国要求划黑龙江为界。清使则主张从尼布楚以东，黑龙江两岸，全归中国。议不谐，势将动兵。这时候，俄国在东方的势力还很薄弱，势不能与中国敌；而清使护从的兵也很盛，俄国则比较单薄。于是照清使的意思，订成条约：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岭南诸川，流入黑龙江的，都属中国。岭北诸川则属俄，是为《尼布楚条约》。为中国和欧洲各国订立条约之始。
划界问题解决了，还有通商问题。俄国又遣使臣前来，圣祖许其隔三年到中国来通商一次，人数以200为限，住在北京的俄罗斯馆里，以80日为期，而许其免税。这事在1693年。
《尼布楚条约》所分划的，只是黑龙江方面的疆界。然而这时候，漠北的喀尔喀，也已经归服清朝了。俄国和外蒙古，是本有贸易的。于是又发生蒙古方面的疆界和通商问题。这事直到世宗手里才解决。两国定约：自额尔古讷河以西，到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其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而以恰克图和尼布楚为两国互市之地。是为《恰克图条约》，事在1727年。到1737年，清高宗不愿意俄国人到北京来，遂命其专在恰克图贸易。[3]
中英之通商
俄国的交涉如此。至于南方，则英人也继葡、西、荷之后而东来了。英人的东来，其事亦在明末。亦因受葡萄牙人阻碍，未能好好地和中国通商。清朝初年，因为要防台湾之故，海禁甚严。不但华船不准出洋，并将漳泉等地沿海的居民，强迫内徙，把海滨地方，空出数百里。到台湾平后，才听沿海督抚的话，开放海禁。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设立海关。后来又把宁波海关，移至定海。虽然如此，清朝对于外人，除澳门以外，是一概不愿其居住的。英人虽竭力运动，得于广州设立商馆，然而所以管束之者仍甚严。如除贸易的时期外，不准停留；并不得挈眷居住；及无事时不得上街游行之类。在现在看起来，可说很为无谓了。清朝人的意思，以为澳门是给一切西洋人居住的，在事实上，则其权利为葡人所专。而当时的贸易，也很不自由。外人到中国来，并不能随意与华人贸易，而必限于官所指定的商人。因为和外人贸易，利益颇大，为一二人所专，众情不服，乃又许多人承充，于是有所谓洋行。[4]然而其对于外商，把持垄断，依然如故。而且因入行之时，先须交付很大的费用，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取之于外商，更不得不苛。而当时的官吏，又因为不会收税和管理外人，把一切事情，都交托行商代办。所以行商无论如何，不能取消。当时外国的货物，运到中国，先由洋行“估价”。这所谓估价，是并“税项”、“规费”等等，一概包括在内的。估价既定，然后抽取若干成，以为“行用”。初时所收还轻，后来就越加越重。而外人要买中国货，亦一定要由行商经手的。价格如何，一任其把持垄断。广东通商最久，积弊最深。别的地方，却还好一点。所以外商渐渐的舍粤而趋浙。于是闽粤两督，合词请将浙海关税额，较粤海关加重一倍。奉上谕，说：“粤省防御，较为完固，自以驱归粤海为宜。”就把浙海关停闭了。时在公元1758年。到公元1792年，英国派马甘尼[5]前来，要求改良通商章程。适直清高宗八旬万寿，清朝强指他是来祝寿的，赏以筵宴礼物。颁给英国国王敕谕两道。于其所请求之事，一概驳斥不准。公元1810年，英国又派使臣前来，则因国书、衣装落后，并仁宗未能见到。[6]总而言之，西洋人的来，因其船坚炮利，[7]中国的人，本来见他有些怕。而其冒险的水手人等，又时有不法行为。中央政府，不大欢迎他。然而外人来通商，地方官吏和商人的利益，都是很厚的，所以不肯拒绝。而又怕滋生事端，为中央政府所责罚。于是想出种种的苛例来，以管束外人。至于商人的垄断、榨取，那更是其本色，无足为奇的了。外人处于此种情形之下，只觉得中国政治的黑暗；地方官吏，既然无可与语，请求中央政府，又是如石投海。如此，就渐渐地引起了以兵力胁迫的动机。所以历史家说：“五口通商的战役，看似因烧烟引起，实在是由通商问题激成的。”
乾隆以后内政之败坏
外力的压迫，渐渐地逼近了，只是表面上还没有爆发；而国内的政治，亦日渐败坏。清朝的盛衰，当以乾隆时为转折。自此以前，确乎可以算是盛世。到乾隆时代，表面上看似极盛，然而种种乱源，暗中实已潜伏着了。清朝是以异族入主中国的，所恃为桢干的，自然是满族。然而八旗兵，自从入关之后，即已渐次骄惰；到中叶以后，更其不堪一战了。绿营兵号称数十万，实则缺额甚多；即其仅存的，亦都因饷薄之故，各自营生，并不懂得武艺、行阵。名为兵，实在不能算做兵。财政：康雍两朝，就有余蓄。乾隆最盛时，曾达到7800万。然而历代所谓富，是贵于“藏富于民”的，区区库储，绝不足恃。承平既久之后，人口增加，利源的开辟，不能与之相应；风气又渐趋奢侈，往往容易患贫。清朝到乾隆时，已经显出这种情形了。而高宗的性质，又极奢侈。屡次南巡，供帐的所费无限。末年任用和珅，其贪黩尤为古今所无。大官因要贿赂他，都诛求于下属；下属剥削小民，吏治大坏，人民愈觉困苦。而清朝的政治，是以猜防为政策的。中叶以前，中枢和疆吏，握实权的，多数是满人。满人既无知识，少数的汉人，亦因惧其猜忌，受其牵掣，而不能有为。从文字狱屡兴之后，士气久受摧残，官吏固然只是奉行故事，上下相蒙，就士林中，也没有奋发有为的人。所以政治败坏之后，很难于振作。
教匪之乱
其衰机的发现，则为各地方的叛乱。而教匪之乱，关系尤大。白莲教是起于元代的。其教徒刘福通，在元末，是反对胡元的急先锋。清朝时候，此种秘密结合，又渐渐的盛起来了。乾隆末年，安徽所发现的教匪，也是奉河南王氏子，诡称明裔的，其中有民族主义的根苗，不言而喻。因此，朝旨要严行搜索。官吏奉行不善，骚扰得不堪，反而至于激变。至公元1795年，而其祸遂爆发于湖北。这一年，正是高宗的末年。高宗是传位于仁宗的，然虽为太上皇，仍旧要与闻政事；和珅也仍握政权。军纪本已腐败，再要贿赂和珅，就格外败坏得不堪。教匪纵横于四川、湖北，又蔓延于河南、陕西。官军剿匪的，都是远居数十百里之外，置酒作乐。军中的奢侈，比太平无事的地方，还要厉害。一个赤贫的人，只要夤缘，在军中谋得一件差事，到回来时候，一定买田、买地，成为富翁了。政治的败坏，真是不成样子。直到高宗死后，和珅伏诛；仁宗下哀痛之诏，惩办肇祸的官吏，许匪徒悔罪投诚；一面优恤乡勇，命人民行坚壁清野之法；再命军队往来剿办，而事势才有转机。其大股，于公元1802年剿平。小股和遣散后无家可归，聚集山林中为盗的乡勇，则直到公元1804年才大定。和川楚教匪之乱同时，东南又有艇盗。其初，系因海盗受安南的接济而起。[8]后来安南虽禁绝海盗，而在中国海面上，仍旧不绝，浙江、福建、广东都深受其害。直到公元1809年，才算平定。公元1813年，北方又有天理教徒之乱。天理教也是一种秘密结合。其教徒遍布于直隶、河南、山东之境。渠魁林清，谋以这一年仁宗到热河围场去秋狩时，举兵袭入宫禁。内监也有通谋的。未及期，而其在滑县的渠魁李文成，因事泄被捕。然林清仍按其预定的计划进行。居然袭入宫门，因人数不多而败。李文成在狱中，也被他的党羽劫出，戕官据县，邻近之处，有好几县响应。虽然不久即平，然而清朝的统治权，岌岌乎不能维持，则其情形，已经显而易见了。
【小结】
（一）俄人以何时叛蒙古自立？何时据西伯利亚？为俄人侵略西伯利亚的，系何民族？
（二）《尼布楚条约》中俄的疆界如何？
（三）康熙时，中俄通商的办法如何？有税还是无税？
（四）《恰克图条约》中俄的疆界如何？
（五）清朝于何时始开海禁？
（六）清朝初期，管理外商的章程如何？此等章程合理否？何以会有此章程？
（七）清朝盛衰的转折，在于何时？
（八）试述清朝中叶军事、财政、政治的情形。
（九）何谓川楚教匪？
（十）天理教之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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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哈萨克为Kazak，可萨克为Kossack.
[2] Eeodor A Colovin.
[3] 康熙时，又曾因俄人请派遣学生，学习满汉文字，在北京设立俄罗斯教习馆，这时候还是仍旧的。
[4] 此时和外人贸易的中国商人，谓之洋商；外商则谓之夷商。所谓洋行，亦都是华商设立的。五口通商以后，此种专商的制度取消，才由外商设立洋行，雇用中国人为买办。
[5] Earl Macartney，近译亦作马戛尔尼。
[6] 此次的使臣，为阿姆哈司Amherst.仁宗时在圆明园，迎接他的人，挟着他一昼夜从通州驰至，疲乏不堪；而国书、衣装，又皆落后。明日，仁宗即行召见。英使只得以病辞。仁宗疑其傲慢，大怒，遂绝其朝见；并将其从陆路押赴广东。
[7] 《明史》的《荷兰传》，已经夸称他“船长三十丈，广六丈；炮有铜有铁，大铁炮长二丈，发之可洞石裂城”了。
[8] 此时安南有新旧阮氏。接济海盗的系新阮。因财用困乏，贪其贡献而起。到旧阮复国，才把他禁绝。参看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