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在任何高等文化的发展上,都可说是最美满的阶段。它的背景是封建,它的前途是战国。它仍保有封建时代的侠义与礼数,但已磨掉封建的混乱与不安;它已具有战国时代的齐整与秩序,但尚未染有战国的紧张与残酷。人世间并没有完全合乎理想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但在人力可能达到的境界中,春秋时代可说是与此种理想最为相近的。

春秋背景的封建时代,是文化发展上的第一个大阶段。由制度方面言,封建时代有三种特征。第一,政治的主权是分化的。在整个的文化区域之上,有一个最高的政治元首,称王(如中国的殷周),或称皇帝(如欧西的所谓中古时代)。但这个元首并不能统治天下的土地与人民,虽然大家在理论上或者承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所直辖的,只有天下土地一小部分的王畿,并且在王畿之内,也有许多卿大夫的采邑维持半独立的状态。至于天下大部的土地,都分封给许多诸侯,诸侯实际各自为政,只在理论上附属于帝王。但诸侯在封疆之内也没有支配一切的权力,他只自留国土的一小部分,大部土地要封与许多卿大夫,分别治理。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之上,也非绝对的主人,采邑的大部又要分散于一批家臣的手中。家臣又可有再小的家臣。以此类推,在理论上,封建贵族的等级可以多至无限,政治的主权也可一层一层的分化,以至无穷。实际的人生虽然不似数学的理论,但封建政治之与“近代国家”正正相反,是非常显明的事实。

封建时代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阶级的法定地位。人类自有史以来,最少自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以来,阶级的分别是一个永恒的事实。但大半的时期,这种阶级的分别只是实际的,而不是法律所承认并且清清楚楚规定的。只有在封建时代,每个人在社会的地位、等级、业务、权利、责任,是由公认的法则所分派的。

封建时代的第三个特征是经济的,就是所有的土地都是采邑,而非私产。自由买卖,最少在理论上不可能,实际上也是不多见的。所有的土地都是一层一层的向下分封,分封的土地就是采邑。土地最后的用处,当然是粮食的生产。生产粮食是庶民农夫的责任,各级的贵族,由帝王以至极其微贱的小士族,都把他们直接支配的一部土地,分给农夫耕种。由这种农业经济的立场看,土地称为井田(中国)或佃庄(欧西)。此中也有“封”的意味,绝无自由买卖的办法,井田可说是一种授给农夫的“采”,不过在当时“封”或“采”一类的名词只应用于贵族间的关系上,对平民不肯援用此种高尚的文字而已。

总括一句:封建时代没有统一的国家,没有自由流动的社会,没有自然流通的经济。当时的政治与文化,都以贵族为中心。贵族渐渐由原始的状态建起一种豪侠的精神与义气的理想,一般的赳赳武夫渐渐为斯文礼仪的制度所克服,成了文武兼备的君子。但在这种发育滋长的过程中,政治社会的各方面是不免混乱的,小规模的战事甚为普遍,一般人的生活时常处在不安的状态中。

封建时代,普通约有五六百年。封建的晚期,当初本不太强的帝王渐渐全成傀儡,把原有的一点权力也大部丧失。各国内部的卿大夫以及各级的小贵族也趋于失败。夺上御下,占尽一切利益的,是中间的一级,就是诸侯(中国)或国王(欧西)。最后他们各把封疆之内完全统一,使全体的贵族都听他们指挥,同时他们自己却完全脱离了天下共主的羁绊。列国的局面成立了,这就是春秋时代。

主权分化的现象,到春秋时代已不存在。整个的天下虽未统一,但列国的内部却是主权集中的。社会中的士庶之分,在理论上仍然维持,在政治上各国辅助国君的也以贵族居多。但实际平民升为贵族已非不可能,并且也不太难。在经济方面,井田的制度也未正式推翻,但自由买卖的风气已相当的流行。各国内部既已统一,小的纷乱当然减少到最低的限度;至此只有国际间的战争,而少见封建时代普遍流行的地方战乱。真正的外交,也创始于此时。贵族的侠义精神与礼节仪式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在不与国家的利益冲突的条件之下(有时即或小有冲突,也不要紧),他们对待国界之外的人也是尽量的有义有礼。国际的战争,大致仍很公开,以正面的冲突为主,奇谋诡计是例外的情形。先要定期请战,就是后世所谓“下战书”,就是欧西所谓宣战。“不宣而战”是战国时代的现象,春秋时代绝不如此无礼。晋楚战于城濮,楚帅成得臣向晋请战:“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这几句话,说得如何的委曲婉转!晋文公派人回答说:“寡君闻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请见。”答辞也可说与请战辞针锋相对。

战争开始之前,双方都先排列阵势,然后方才开战,正如足球戏的预先安排队形一样。有的人甚至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攻击阵势未就的敌人。宋襄公与楚战于泓水,宋人已成列,楚人尚未渡水。有人劝襄公乘楚人半渡而突击敌军,宋君不肯。楚军渡水,阵势未成又有人劝他利用机会,他仍拒绝。最后宋军战败,襄公自己也受了伤,并且后来因伤致死。这虽是一个极端的例,但却可代表春秋时代的侠义精神,与战国时代唯利是图的风气大异其趣。

春秋时代的战争,死伤并不甚多,战场之上也有许多的礼数。例如晋楚战于邲,晋人败逃,楚人随后追逐。晋军中一辆战车忽然停滞不动。后随的楚车并不利用机会去擒俘,反指教晋人如何修理军辆,以便前进。修好之后,楚人又追,终于让晋军逃掉!

虽在酣战之中,若见对方的国君,也当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恭行臣礼。晋楚战于鄢陵,晋将却至三见楚王,每见必下车,免首胄而急走以示敬。楚王于战事仍然进行之中,派人到晋军去慰劳,却至如此不厌再三地行礼。却至与楚使客气了半天,使臣才又回楚军。在同一的战役中,晋栾看见楚令尹子重的旌旗,就派人过去送饮水,以示敬意。子重接饮之后,送晋使回军,然后又击鼓前进。两次所派到对方的都是“行人”,正式的外交使臣,行人的身命在任何情形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欧西的春秋时代,就是宗教改革与法国革命间的三个世纪,普通称为旧制度时代。欧西人对于利益比较看重,没有宋襄公一类的人,但封建时代的礼仪侠气也仍然维持。例如当时凡是两国交兵,除当然经过宣战的手续与列阵的仪式之外,阵成之后,两方的主帅往往要到前线会面,互示敬意,说许多的客套话,最后互请先行开火。过意不去的一方,只得先动手,然后对方才开始还击。到法国革命之后,就绝不再见此种不可想象的傻事了!

除较严重的战争场合外,一般士君子的日常生活也都以礼为规范。不只平等的交际如此,连国君之尊,对待臣下也要从礼。例如臣见君行礼,君也要还礼,不似后世专制皇帝的呆坐不动而受臣民的伏拜。大臣若犯重罪,当然有国法去追究。但在应对之间,若小有过失,或犯了其他不太严重的错误,国君往往只当未见未闻。路易第十四世,是欧西春秋时代的典型国君。他的最高欲望,就是做整个法国甚至整个欧洲最理想的君子。有一次一位大臣当面失态,使路易几至怒不可遏。但他仍压抑心中的怒火,走到窗前,把手中的杖掷之户外,回来说:“先生,我本想用杖打你的!”

英国伊利沙伯女王的名臣腓力·西德尼爵士是当时的典型君子。举止行动,言谈应对,对上对下,事君交友,一切无不中节。男子对他无不钦羡,女子见他无不欲死。他的声名不只传遍英国,甚至也广播欧陆。最后他在大陆的战场上身受重伤。临死之际,旁边有人递送一瓶饮水到他口边。他方勉强抬头就饮,忽见不远之处卧着一个垂死的敌人,于是就不肯饮水,将瓶推向敌人说:“他比我的需要还大。”一个人真正的风格气度,到危难临头时必要表现,弥留之顷尤其是丝毫假不得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指罪孽深重临死忏悔者而言,那只是虚弱的表示,并非真情的流露。至人临死,并无特别“善”的需要,只是“真”而已。世俗之见,固然可看西德尼的举动为一件“善”事,但那是对他人格的莫大误解,他那行为是超善恶的,他绝无故意行“善”的心思。与他平日的各种举动一样,那只是他人格自发的“真”,与弱者临危的“善”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后代时过境迁,对前代多不能同情地了解,春秋时代的理想人格是最易被后代视为虚伪造作的。当然任何时代都有伪君子,但相当大的一部分的春秋君子是真正的默化于当代的理想中。

我们举例比较,都限于中国与欧西,因为这两个文化可供比较之处特别的多,同时关于它们的春秋时代,史料也比较完备。此外唯一文献尚属可观的高等文化,就是古代的希腊罗马。希腊文化的春秋时代,是公元前六五〇年左右到亚历山大崛起的三百年间。当时的历史重心仍在希腊半岛,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雄是历史的推动力,正如中国的晋楚争盟或欧西的英法争霸一样。当时的希腊也有种种春秋式的礼制,凡读希罗多德的历史的人都可知道。侠义的精神,尤其是大国对大国,是很显著的。

雅典与斯巴达时断时续的打了四十年的大战之后,雅典一败涂地,当时有人劝斯巴达把雅典彻底毁灭。但斯巴达坚决拒绝,认为这是一种亵渎神明的主张。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使命,都在斯巴达侠义的一念之下,日后得有发扬的机会。

上列的一切,所表现的都是一种稳定安详的状态。春秋时代的确是稳定安详的。封建时代,难免混乱;战国时代,过度紧张。春秋时代,这两种现象都能避免。国际之间,普通都以维持均势为最后的目标,没有人想要并吞天下。战争也都是维持均势的战争,歼灭战的观念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在此种比较安稳的精神之下,一切的生活就自然呈现一种悠闲的仪态,由谈话到战争,都可依礼进行。

但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尤其是比较美满的阶段,都是不能持久的。春秋时代最多不过三百年。中国由吴越战争起,欧西由法国革命起,开始进入战国。贵族阶级被推翻,贵族所代表的制度与风气也大半消灭。在最初的一百年间,中国由吴越战争到商鞅变法,欧西由法国革命到第一次大战,还略微保留一点春秋时代的余味。但那只是大风暴雨前骗人的平静,多数的人仍沉湎于美梦未醒的境界时,残酷的、无情的歼灭战,闪电战,不宣而战的战争,灭国有如摘瓜的战争,坑降卒四十万的战争,马其诺防军前部被虏的战争,就突然间出现于彷徨无措的人类之前了。

(原载《战国策》半月刊1941年1月第十五、十六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