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所有的高等文化,于封建制度过去之后,大一统的帝国出现之前,都有五六百年的列国并立时代。各国对内统一,对外争衡,在此种的国际局面下就自然的产生了外交,真正的外交也只限于这个文化阶段。由公元前六五〇年左右到一〇〇年左右罗马帝国的成立,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列国时代。关于当时的外交,史料虽然不多,但仍值得今日研究外交史与外交术的人去参考。印度的封建时代,普通称为吠陀时代,于公元前八五〇年左右结束,由此到公元前三二一年孔雀王朝的统一帝国成立,是印度的列国时代,只可惜这一大段的政治史与外交史已几乎全部失传。欧西由十六世纪初宗教改革时起,进入列国,这个阶段至今尚未结束,它的外交史与外交术仍是目前活的问题,外交业者与外交学者当然对它特别注意。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前后五百五十年,也是同样的一个列国阶段,外交术甚为发达,外交史的材料传于后世的也不少于希腊罗马。外交史,说来话长,但春秋战国的外交术,虽至今日也不显得陈腐,颇有一谈的价值。

一、春秋时代

外交各以本国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国与国间情形复杂,不似个人的关系可以比较的开诚布公,所以任何时任何地的外交都不免有欺诈的成分。但一般说来,春秋时代的外交,尚相当的坦白,欺诈的事例并不太多。外交注重辞令。外交的辞令,由好的方面言,是一种说话得体的艺术:不轻不重,不多不少,不倨不卑,而把自己的意愿能够彻底地表达,方为理想的外交辞令。由坏的方面言,外交辞令也可说是一种撒谎的艺术:以非为是,以是为非,而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把对方完全蒙蔽,或使对方明知为欺诈而不能反驳,方为外交扯谎的上乘。

春秋时代最出名的一篇颠倒是非的外交辞令,大概要算成公十三年(公元前五七八年)晋使吕相绝秦的那篇绝交书。书中先责七十年前秦公败晋惠公于韩原的事。韩原之败,实乃由晋自招;惠公原许割地与秦,中途变卦,才引起战事。二,吕相又言晋文公报秦穆公扶立之德,曾使东方诸侯朝秦。这是绝无其事的谎言。三,又言僖公三十年郑侵秦,晋文公曾率诸侯与秦围郑。实则晋因郑暗中与楚勾结,才去伐郑,与秦全不相干。四,责秦于此项战役中,暗里与郑请和。此点是事实。五,言诸侯都怒秦单独请和,将伐秦,而由晋文公制止。绝无其事。六,责秦穆公于晋文公死后,袭郑灭滑。是事实。七,谓晋襄公因郑、滑之事,不得已而攻秦于殽。这虽是事实,却全为自解之辞。八,责秦于此后联楚攻晋。是事实。九,责秦康公要强立晋公子雍为晋侯,“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蟊贼以来荡扫我边疆”。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实际是晋国自动请秦把公子雍送回晋国即位,后来晋国又忽然反悔,将护送公子雍的秦军当为边寇,乘其不备而加以袭击!十,责秦此后屡次侵伐晋边。但这都是晋所自取。十一,责秦桓公攻晋。十二,责秦背河西之盟。十三,责秦联狄和楚,以便攻晋。最后三点,都是事实。总观这一篇外交通牒,虽非全无根据,但大体却是颠倒是非,歪曲事实之言。这可说是古今中外一切外交辞令的通例,在春秋时代这不过是一个显例而已。

除口头应对或文书来往的辞令外,春秋时还有一种特殊的辞令,就是赋诗。此时古诗集的种类大概很多,传到后世的《诗》三百篇只是其中的一种。赋诗也是一种艺术,非经严格的训练与练习不能胜任。对方赋诗,自己必须答赋,答赋必须恰当,否则必招人讥笑,有辱国家。赋诗时或赋全篇,或任择一二章,皆可随机应变。赋诗由乐工负责,外交人员不过发令指示而已。乐工一面奏乐,一面歌唱,乐歌并作。太复杂的交涉,或难用赋诗的方式去进行,但除普通的外交酬酢当然赋诗外,赋诗有时也可发生重大的具体作用。例如文公十三年(公元前六一四年)郑伯背晋降楚后,又欲归服于晋,适逢鲁文公由晋回鲁,郑伯在半路与鲁侯相会,请他代为向晋说情,两方的应答全以赋诗为媒介。郑大夫子家赋《小雅·鸿雁篇》,义取侯伯哀恤鳏寡,有远行之劳,暗示郑国孤弱,需要鲁国哀恤,代为远行,往晋国去关说。鲁季文子答赋《小雅·四月篇》,义取行役逾时,思归祭祀;这当然是表示拒绝,不愿为郑国的事再往晋一行。郑子家又赋《庸风·载驰篇》之第四章,义取小国有急,想求大国救助。鲁季文子又答赋《小雅·采薇篇》之第四章,取其“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鲁国过意不去,只得答应为郑奔走,不敢安居。郑伯见请求成功,于是就向鲁侯下拜,表示谢意。鲁侯赶忙答拜还礼。这俨然是作戏,却也是富有内容的一段变相的外交辞令。

两国绝交,当然是施展辞令的大好机会。在一般无关重要的外交场合中,辞令的润饰也很重要。但若逢到真正严重的交涉时,普通是先私下作一番正式谈商的工夫,并且大多是由次要的人物出面。待大体商定之后,主角才出台作戏,在正式的会议中表演一套冠冕堂皇的辞令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五四六年)的向戌弭兵之会,是此种办法的最好例证。弭兵会议的两个主角是晋中军将赵武与楚令尹子木。会场在宋的首都商丘,宋左师向戌是当然的主人。赵武虽先到会,子木却停留于陈国,不肯与赵武太早的会面,以免两大相逢,或将因磨擦过甚而演成僵局。向戌于是就成了中间的传话人,先到陈会见子木,子木非正式的向向戌提议:“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就是说,晋的附属小国也要朝见楚王,楚的附属小国也要朝见晋侯,作为晋楚两国不再用兵争取中原小国的条件。向戌回宋,报告赵武。赵武对此并不反对,但另外提出齐秦两国的问题,提议算齐为晋的属国,算秦为楚的属国,秦也要朝晋,齐也要朝楚。赵武这是故意给楚国出一个难题目去做。因为齐国四十年前为晋大败,齐侯曾亲自朝晋,算齐为晋的属国,还勉强可以说通。但晋秦是世仇,秦绝不肯低声下气的去朝晋。并且秦楚两国虽然一向国交亲密,秦并不附属于楚,楚也绝不能命令秦去朝晋。向戌又往陈国转达赵武的意见,子木不能决,遣人回国向王请示。楚王倒很干脆,决定说:“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向戌又回宋,赵武也就不再故意为难,接受了楚王的决意。一切既定之后,赵武与楚国已经到宋的次要人物子哲先非正式的定盟,以免正式会议时再有条文的争讼。至此,子木始到宋赴会。

正式会议本当顺利,不意却又发生了意外的问题。晋楚争先,两国都要主盟。前此的国际会议,或由晋召聚,或由楚召聚,两大国向未在国际盟会中逢面,晋召会,当然晋主盟;楚召会,当然楚主盟。主盟,做主席,有两种权利。第一,先书盟:会议中所定的正式盟约用牺牲的血写在竹简上,约中要列与会各国的国名,主席的国名当然写在第一位。第二,主席先歃血:盟约写定之后,主席先读一遍,然后以盘中的牲血涂在口边,表示请鬼神为盟约的证人,这就是所谓歃血为盟,意义与今日的签字一样。盟主之后,列国顺序歃血。现在晋楚同时在场,主席的问题大感困难。晋国的代表说:“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说:“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两方各执一词,皆能言之成理,一群小国都不敢发表意见,根本也不知应当如何调解。最后还是晋国的叔向提出一个妥协的办法,就是在写盟约时先晋后楚,歃血为盟时先楚后晋,两方都接受了这个提议,弭兵之会才算是顺利地结束。

大国与小国的关系,难以完全平等的。盟约称为载书,当时有许多的载书可说是不平等的条约。但春秋时代国际间还未发展到蛮不讲理的阶段,小国若有智胆兼备的外交家,在坛坫之上往往可以与大国抗衡。例如襄公九年(公元前五六四年)晋与诸侯盟郑于戏,晋卿士弱为载书,写道:“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郑国的代表子驷认为如此的条文侮人太甚,于是趋前在载书上加写了一条:“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神鬼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晋方的荀偃大怒,说:“改载书!”要把郑国后加的条文删去。郑方的子展说:“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这句话说得非常厉害,晋国辞穷,无法可想,只有听任载书保留前后矛盾的两种条文。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所未再有的一种奇特条约!

总观春秋外交的各种情形,欺诈的作用虽不能免,但大体还是有规则,讲道理,重礼节的国际交往周旋的一种方式。一进战国,情形大变。国际的局面骤然紧张,外交也就随着根本变质了。

二、战国时代

战国初期的百年间,由吴越战争到商鞅变法,是一个大革命的时期。革命的详细经过,今日已不可考,但革命的结果我们看得很清楚。各国都变成国君一人专制独裁的国家,扩充领土变成列强的最高国策。各国都成了帝国主义的国家,都想吞并邻国,最后统一天下。战争之外,外交,无所不用其极的外交,也是达到此种目的的一种手段。春秋时代比较坦白的外交已不再见,纵横诈伪变成外交术的显著特征。春秋外交艺术之花的赋诗,无形消灭,可说是外交术彻底革命的象征。赋诗何时停止,难以稽考。《左传》中最后一次的赋诗,在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五一七年),正当孔子三十五岁左右的时候。但这不足为此后不再赋诗之证,最多只能表明赋诗之事的日渐稀少。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所谓“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就是指出使外国时赋诗而言,可见当孔子时赋诗仍相当的普遍,孔子教授弟子学诗的一个重要目的,也就是希望他们将来从政时,若出使四方,能够专对。赋诗的传统,大概就在战国初期百年大乱的期间消灭。赋诗之事,象征春秋时代稳定安详悠闲自在的文化精神与国际空气。此种精神与空气,进到战国后已不复存在,无人再有闲情逸致去雍容赋诗。

战国策》与《史记》所记载的纵横外交,乍看之下,好似是变幻万端,难以揣测。但若归纳研究,就可见在随机应变的运用之上,实有几条原则,一切的诈伪都逃不出它们的围范:

(1)利而忘义——绝对的信义,只能见于私人间的关系上,国际间当然不可能。但战国时代国际间信义扫地的程度,则远非春秋的士君子所能想象。例如韩齐二国会订军事同盟,约定患难相助。后来秦伐韩,韩派使臣往齐求援,齐王想要出兵解救时,齐臣田臣思说:“王之谋过矣。不如听之。子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赐我也。”齐王称善,于是应许韩的使臣立刻出兵,而实际按兵不动。楚赵为要维持均势,果然自动出兵救韩,齐国却乘着大家忙乱不堪的时机攻占燕国,把燕国临时灭掉。又有一次,齐秦二国强甲天下,秦约齐同时称帝,齐为东帝,秦为西帝。齐国想称帝,又怕天下各国不服,空招无趣,于是决定应许与秦同时称帝,而先观望不称,待秦国称帝之后,如果没有不利的反响,齐国再正式自加尊号,也不为迟;秦称帝,若国际的舆论不佳,齐就始终不动,免得与秦同被恶名。后来秦国果然上当,称帝不久就又羞答答的取消了尊号。这在战国时代算是秦国外交上一个小小的失败。

齐攻宋,宋派使向楚求救,楚王满口答应,痛快非常。宋使回国途中,面带愁容,他的从人问他为何使命成功而不欢喜。使臣说:“宋小而齐大,夫救于小宋而恶于大齐,此王之所忧也,而荆王悦甚,必以坚我。我坚而齐弊,荆之利也。”楚国果然失信,听宋为齐所败而不搭救。

(2)贿赂内奸——买通敌对国家中意志薄弱,头脑不清,或思想复杂的分子,无事时可以泄露情报,有事时可以捣乱响应,这是国际钩心斗角局面下的一种费力少而效用大的阴谋手法。贿买内奸,以人类大弱点的贪欲为起发点,秦对此点看得最清楚,秦相应侯有一次对秦王说:“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这未免太小看了天下之士;不计私利而一心抗秦的人物,各国都有。但接受秦贿而出卖国家的人,的确也不算少。秦王政即位不久,出万金,令大阴谋家顿弱到各国去行贿,六国自将相以下都有被收买的人。秦国吞并天下,兵力之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助力。秦国贿赂策略收效最大的地方,就是齐国。齐相后胜暗中受了秦国的金玉,故意松弛齐国的武备,以致最后齐国在六国中成了唯一不抵抗而灭亡的国家。

(3)流言反间——散布谣言蜚语,挑拨离间,拆散敌方领袖间的团结合作,也是一种失败也无大碍,成功可收奇效的外交攻势。燕将乐毅攻齐,下七十余城,除莒与即墨二地外,齐国全部沦陷,齐王亦死,真可谓国破家亡。田单守即墨,乐毅围攻甚急,适逢燕王死,新王为太子时即与乐毅失和,田单乘隙使人至燕散布流言:“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新王果然中计,夺了乐毅的兵权。代将的人庸碌无能,不久就把乐毅征服的齐地全部丧失。

长平之战,赵将廉颇采取高垒坚守以老敌师的策略。秦军屡次挑战,廉颇自计实力太弱,应战必然失败,所以始终不动。赵王以及国内一般浅见者流,多认为廉颇过度示弱,讥怨之声四起。秦使人往赵反间说:“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括是善于纸上谈兵的军事家,名望甚高,而无真正的本领。但在舆论失常之下,赵王竟不顾一切,撤换了廉颇,使赵括代将。赵括贸然进攻,大败,赵军四十万人投降,全部为秦将白起所坑杀。这个反间计,比田单所施用的还要厉害,田单的目的不过是去掉一个劲敌,秦人此次不只去掉一个莫可奈何的廉颇,并且还请来一位幼稚可怜的赵括,以便由秦彻底的解决。历史的教训,很少有人接受。三十年后,秦已灭韩,出兵围赵,赵将李牧、司马尚二人善用兵。秦军屡次失利,遂又用反间计,贿赂赵王的宠臣,使他乘间向赵王进谗,说李牧、司马尚与秦暗中有所勾结。这是贿买内奸与流言离间双管齐下的进攻,赵王居然听信了谗言,杀李牧,废司马尚。不久赵军大败,赵国亦亡。

战国末期,六国中唯一有胆有识的抗秦人物就是魏公子信陵君,天下知名,号召力甚大,组织六国的联军,屡次败秦。秦王出万金,在魏遍布流言:“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此外,秦的使臣又屡次向信陵君致贺,并问登位的日期。魏王当初虽然半信半疑最后竟被说动,夺了公子的军权,魏以及六国的悲运从此也就注定了。

小国间的鸡虫得失,有时也用反间。昌他由西周逃到东周,把西周的秘密全盘托出,东周大喜,西周大怒。西周于是派人与昌他送书,并附金三十斤,说:“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来。事久且泄,自令身死。”西周同时又使人告东周:“今夕有奸人当入者矣。”东周的守兵当然捉得西周的送书人,东周君立刻杀掉昌他!

(4)虚伪利诱——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以重利引诱他人,待目的达到之后,再设法把当初送人的利益收回,甚或实际的利益始终并未放手,待把握已定之后,再翻脸不认旧账,这也是国际纵横捭阖的一种秘诀。战国时代最有名的利诱例证,就是张仪骗楚怀王的故事。齐楚同盟,秦颇感受威胁,遂派张仪往楚游说,只要楚与齐绝,秦即无条件的割商于之地六百里与楚。楚怀王大喜,与齐绝交,并派人随张仪回秦受地。张仪回国,假醉坠车,称病不出。待秦已确知齐楚绝交之后,张仪才病愈上朝,告楚使说:“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使臣说:“臣闻六百里,不闻六里。”张仪吃惊回答说:“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楚使回国,怀王大怒,伐秦,为秦所败,国防要地的汉中也为秦夺去。后来秦攻韩,怕楚干涉,派冯章使楚,应许于战后将汉中割还楚国,楚国又二次听信了秦的甘言。战后,楚向秦索地,冯章自请出亡,秦于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冯章身上,说他未得秦王同意而擅自应许楚国割地的条件。又有一次,秦赵合攻魏国,魏国也以割地的厚利去诱骗赵国,赵国也利令智昏,退出战团,魏国的急围遂得解除。事过之后,魏国也把责任推到使臣身上,不肯割地。

利诱的把戏,有时可以玩得非常复杂。楚怀王的太子横在齐为质。怀王死,太子要回国即位。齐以楚割东方领土的所谓下东国五百里之地相要挟,否则不放太子。太子只得答应割地。回国即位,为楚襄王。齐要取地,襄王向群臣求计。子良说:“王不可不与也。王身出玉声,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请与而复攻之。与之信,攻之武。臣故曰与之。”昭常说:“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与。常请守之。”景鲤说:“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襄王最后问慎子,慎子说,可兼用三子之计。王不悦,认为慎子是在开玩笑。慎子解释说:“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也。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而北献地五百里于齐。发子良之明日,遣昭常为大司马,令往守东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鲤车五十乘,西索救于秦。”楚王真就采用了这条连环妙计,子良献地之后,昭常又去坚守不退,不久秦为维持均势又出兵救楚。齐国空欢喜一场,一无所得。

这种空头支票的诱人诡谋,有时也会弄假成真,非忍痛割地不可。楚魏战,魏许秦割上洛地,请秦不要助楚。魏果然战胜。秦向魏索地,被魏拒绝。秦于是作出与楚接近的姿态。魏怕秦楚联合攻己,赶快把上洛之地割与秦国。

(5)威逼诱降——敌人战败而尚未失去抵抗力,或可战而意志未决时,用甜言蜜语去松懈他的决心,使他相信早日投降可以免除更大的痛苦,这种利用人类侥幸心理的策略,往往也可以收获宏效。秦败楚,楚怀王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援。秦昭王致书楚王,说愿与楚王在秦楚交界处的武关相见,面谈两国间的误会,以便言归于好。楚怀王犹豫不决,去,怕被欺,不去,怕招致秦国更烈的进攻。最后,怀王冒险往武关去赴会,结果被秦扣留。秦要怀王割地,否则不准回国。怀王不肯一错再错,坚决拒绝割地,终至死在秦国。楚太子横虽由齐回国,即位为襄王,但秦乘楚内部人心惶惶之际,猛烈进攻,大败楚。

五国相继破灭亡之后,只有齐尚独立于东方。秦威胁利诱兼施,劝齐不要作无谓的抵抗,以免生灵涂炭,只要齐王入朝,就可封与五百里之地,但齐国必须降秦。齐王建的精神已被秦克服,左右亦多胆怯或曾被秦贿买,极力劝王建西去降秦,王建入秦,齐毫无抵抗而亡国。王建被秦拘,饿死。在战国时代秦国全部的外交史上,灭齐是收尾的一幕,也是最便宜的一幕:一纸招降书而灭掉一个有名的大国,全天下从此就都一统于秦。

(6)骑墙外交——以上所讲的,几乎都是大国间互相侵袭的纵横诈术。小国在此种局面下,难以有完全自主的外交,只有兼事四邻的大国,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使自己成为国际均势之下的一个虽小而必需的成分,小心翼翼,各方讨好,或可勉强维持独立。这可称为骑墙外交。滕文公向孟子所说:“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又,“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正道出各小国莫可奈何的悲哀。魏伐赵,勉强宋出兵随征。宋国进退两难,暗中派人到赵去诉说苦衷,请赵准宋军开入赵境,专围一城,以便对魏交代,同时赵亦可不至受宋的大害。魏国居然被蒙蔽,以为宋真正在大卖力气助战。赵国也甚心感宋国,认为宋只是虚张声势,并非真正仇赵。宋国两面讨好,最后“兵退难解,德施于梁,而无怨于赵”。当时宋、卫、鲁、中山、西周、东周诸小国,都时常被大国要挟,在可能时也总是采取此种骑墙的策略,以谋自保。

三、后言

战国的外交,手段要辣,居心要狠,才有成功的希望。身处战国,而行春秋的外交,小则丧权,大则亡国。战国的结局,在各民族中,都是全文化区的统一:印度、中国、希腊罗马无不如此。今日的欧美恐也终难逃脱历史的命运。最辣最狠的国家,往往也是最后成功的国家。战国时曾有人对秦下过很深刻的评断:“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与古同。事之虽如子之事父,犹将亡之也。行虽如伯夷,犹将亡之也。行虽如桀纣,犹将亡之也。虽善事之无益也,不可以为存,适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则山东非能从亲,合而相坚如一者,必皆亡矣!”六国中的明眼人,都知秦的野心漫无止境,非独吞天下不可。但六国始终不能一心一德的合力抗秦,最后听秦个个击破,统一宇内。世事推移,好似有非人力所能挽回的趋势。只看细节,历史绝不重演。但若从远处大处着眼,历史所能供给的教训似乎又非常之多。印度的史料过度缺乏,可以不论。但罗马的统一地中海世界与秦的统一中国,在政策运用与步骤的进展上,往往如出一辙。今日的欧美,表面的态势无论如何的独特,骨子里是否又在开始重演战国的悲剧,这当然只有后来的人才能断定。但我们今日的人,若由此点观察,对世界的大局与趋势或者能有深入一层的了解。

(原载《社会科学》1941年3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