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穆宗身体不适,召集张居正高拱、高仪一同接受遗诏辅佐朝政。第二天明穆宗驾崩,明神宗继位,年龄才十岁。朝廷下诏令张居正察看大行皇帝(旧时皇帝或皇后初崩称为“大行”,此指穆宗)的陵墓。当时张居正和高拱因为太监冯保的事,嫌隙越来越深。等到张居正察看陵墓回来,高拱已经被冯保诬陷罢免。高仪不久也因病去世。张居正从此就以内阁首辅的资格,一人掌权了。

张居正和高拱原来互相十分投合,高拱得到再次启用,也是张居正所引荐招来的。自从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相继离位后,两人以志同道合的交情,继承周公、召公共同辅政的佳话,实在应该同舟共济,相得益彰了。无奈高拱蓄意报宿怨于徐阶,唯恐来不及控制徐阶。张居正无论为公为私,在当时情势之下不能帮助高拱落井下石。而高拱以张居正不肯轻易认同,最终迁怒到他。两个人的嫌隙最终激化,高拱自然不能推卸责任。至于冯保的事,就尤其以高拱刚愎自用而自招忧患,而促成冯保反咬一口。根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的记载:

当时太监冯保正在朝中掌权,假传大行皇帝遗诏说:“阁臣与司礼监一同接受临终遗命”。朝廷大臣听了都很害怕。一天内派人传圣旨到内阁。高拱说:“这话是什么人说的?皇帝年幼,都是你们做的,我要把你们都驱逐出去”。宦官回报,冯保因吃惊而改变神色,谋划驱逐高拱。

由此可知高拱的离去固然是因为冯保陷害,而冯保陷害高拱,又是高拱逼迫使其如此。高拱对于冯保掌管司礼监,当初因为讨厌他的为人,所以吝惜而不给,等到冯保假传诏令自己取得,高拱又想把他的权力收到内阁,接着又命令科道各官纷纷上奏弹劾冯保,想要用严厉的法令来处置他。冯保以一个宦官小人的身份,在这种威胁之下,怎么能不努力谋求自卫,一定要除掉高拱后才感到痛快吗?确实啊!正如陈銮之言所说:

明朝宦官的权力,根深蒂固,一下子很难转移。高新郑(按:高拱是新郑人,所以用地名来称呼他)正值后宫掌权,君主年幼(按:指仁圣、慈圣两宫太后和神宗),帝王宫廷与官署相隔绝的时候,于是想夺取司礼监的权力,全部归到内阁,他的谋划本来已经十分疏阔了。更不用说不能驱逐冯保了;即便正好除去一个冯保,也一定会再用一个冯保。这些官宦鄙陋,怎么能比冯保贤能而被任用呢?而且切近之间,对抗过分激烈,那么就会发生类似“南宫之变”“甘露之变”这样的变革,令人寒心。高拱固执而粗疏,不能稳居其位是一定的。(《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陈銮重刻张太岳先生全集序》)

由此看来,那么高拱被驱逐,实在属于咎由自取,和张居正有什么关系呢?高拱既然因为徐阶之事衔恨张居正,在冯保之事刚开始就怀疑张居正和他相互勾结,等到他的党羽群起攻击冯保,又严密警戒不让张居正得知,是他们先用小人之心对待人,公开给张居正以难堪,又怎么能是张居正的过错呢?但看高拱欺侮张居正是如此的厉害,而张居正在王大臣的案件中,还亲自极力为高拱辩解,才得以幸免于株连;当高拱已死,又靠张居正的极力请求,才得以平息神宗的怨怒而赐予祭祀礼葬。从前孔子说过:“以直报怨。”像张居正这样,足可以以此相称而没有羞愧了。但是他仍然不能被人谅解,导致他有“依附冯保驱逐高拱”的嫌疑,蒙冤遭受出卖朋友谋求名位的诽谤,这真的可以说是所说的是非颠倒,众口铄金了。

张居正被任命为内阁首辅执掌朝政,正值君主年幼初立,人心疑惧不安,朝廷的法纪衰败的时候,要想重新振作君主的威严,除非提高宰相的职权不可。大概从洪武年间胡惟庸谋反被诛杀以后,就废除了丞相的官职,却用六曹来分掌政务,另外以殿阁词臣加孤卿的头衔,司掌部门票旨的事,而称之为内阁大臣,用来代理丞相的职权。这在英明的君王统治的时候,原可享有独自整治朝廷法纪的声名,以避免把权柄给他人,自身反而面临危险,防微杜渐,君权集中,固然是专制政体做到了极致。无奈继任的君主未必都具有才能和智谋,君主本身既然已经不谙熟法律,不能进行振兴变革的事宜,而内阁大臣又以权力轻微,自然难于胜任匡正辅佐的职责。于是以前防止宰相的权力过重,现在渐渐连君主的威严也一并丧失;朝廷内政不修,它从开始到现在都是渐渐蜕变的。张居正洞察到其中的弊端,深深地知道要重振君主的威严,必须先从提高宰相的权力入手。确实在专制政体之下,君主每常由于世袭而更加有人才难得的叹息,辅佐的大臣就由选拔而容易获得辅佐帝王的人才;宰相的权力提高,即使君主平庸低劣,还可以依赖辅臣辅佐襄助的力量,收到垂拱而治的功效。这在当时神宗年幼却君临天下的特殊局面,尤其有其必要。

只有当君主年幼初立,人心疑惧不安的时候,倡导提高宰相的权力,在张居正本来就忠贞自持立志不移,不怕劳苦和招怨,而上由君主,下到群臣,如果不能做到真诚信任,行动一定会遭到牵制和阻挠。尤其从高拱离职,满朝的文武百官,对张居正不能谅解,已经招致很多人怨恨;如果不是善于在其间调停处理,那么不利于幼主的流言,将会让张居正内心不安,而无法得到幼主和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的信任。张居正在这个时候筹划成熟,一方面既力求博取君主的信任,一方面又设法谋求百官的拥护。其中的经过,实在是煞费苦心,才逐渐收回成效。这里只是略加陈述,由此可见君主专制的国家政体之下,政治家争相夺取政权的手腕,固然和民主国家所走的道路迥然不同了。

神宗皇帝幼年即位,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确实有参与用人行政的权力。所以张居正想要求得神宗的信任,一定要先得到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的信任。张居正所采取的策略,即以效法祖宗法制的名义,使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相信他的举动都遵循原来的规章制度,不再怀疑他实际的兴办和改革。根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节)所记载如下:

张居正执掌朝政以后,激愤感慨以天下为己任,朝廷内外都盼望着看到他的风采,他一心在尊重君权,考核官吏实情。曾经说:“明太祖得到神圣的威严,明世宗能领会其中的道理,因此高卧在皇宫之中,常年不上朝而天下不乱。现在的皇帝,是明世宗的孙子,为什么不能效法呢?”

又张居正的《初上神宗谢召见疏》也说:

为祖宗敬慎守持旧典,不敢以主观变乱更易;为国家爱惜培养人才,不敢以私心取舍:这是我效忠皇上的职责啊。仍然希望皇上考虑祖宗缔造基业的艰难,追念先皇对您的眷顾,继今更要讲求学问勤于政事,亲近贤良远离奸佞,让宫廷与官署形成一体,上下团结一心,以成就和乐长久的治安。

由此可见,张居正大概想用旧瓶装新酒,假托效法祖宗的名义,暗地里以革新为己任。当守旧势力正强盛的时候,若不这样做固然不能缓和反动势力而促成改革的成功,更怎么会谈得上让宫廷和官署形成一体、上下团结一心呢?这是张居正煞费苦心,用心到了别人所达不到的地步,不值得为识见短浅的人提及。至于他连通宫廷和官署的策略,就在善于利用冯保作为自己的辅助。张居正利用冯保,就是反对他的人指摘他“依附冯保驱逐高拱”的借口,实际上张居正本来别有苦衷,正如陈銮所说的那样张居正驾驭冯保,好言好语、和颜悦色地对待,使他就范,然后宫廷形成一气,而只能任我所为;控制有方,冯保也不能有什么过错。正如曲逆侯陈平与辟阳侯审食其交好,梁国公狄仁杰屈从于一群宵小,计议谋虑最深,调解周旋最大,不屑于用小的节操来自我束缚”(《重刻张太岳先生全集序》)。那么,张居正对于冯保,固然在于利用他,而不是依附于他,固然在于引导他向善,而不是依从他作恶。这正是张居正善于使用政治手腕的地方,以此来看这和高拱一味地刚愎自用不能容人,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了。何况张居正执掌朝政,纯粹是以自我为主导,绝对不肯依赖别人。以张居正自视是如此高尚,自信是如此坚定,而说他甘于依附冯保以取辱,不也很颠倒吗!他们用这样的言论来攻击张居正,但又同时责备他“手握重权差点震慑了皇上”。能有震慑君主的威严,但却仍然在一个宦官的前面恭顺服从,我不知道他们那些肆意欺骗的人,又怎么能自圆其说!可见神宗和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对张居正尊重有加,把朝政都托付给他,即使神宗在张居正死后,因为误信谗言离间而忽然改变初衷,但在张居正执掌朝政期间,固然所受到的恩惠非同一般,被尊以师礼,历经十年如一日,可以看到宫廷与官署形成一体的谋划最终得以实现,而张居正因势利导的功劳确实足够多了。

即使如此,张居正当前急迫地等待解决的困难,固然有十倍百倍于此的。大概就其当时的环境而言,不难在委曲求全,以取得神宗与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的信任,而难在运用整治措施宽大和威猛相互补充,从而博取满朝文武官僚的同情。张居正于前者虽然已经如愿以偿,但在后者就非常难使他们就范。实在是因为朝廷纲纪败坏,由来已久,玩忽职守已经养成,突然很难振作,正如张居正所说的“形势已经养成智者也不能用心”,大概是实情。于此想要提高相权,从而收取以德化人的功效,不仅仅只是示以宽大所能奏效,还要凭借威力来解救他们的困境。根据《行实》所说:

张居正的治国之道虽然方直,内心实有悲悯之情。年少时读《春秋传》,感慨地说:“古代称治理国家的目的在顺应民心。有以违逆作为顺从的,就是子产。我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吧!”他论及治理,要告诫官吏不可违法失职,治理百姓,不独断专行不姑息纵容,有挽救时世的心志。大概他独自洞见法网稍微严密就没有能相互抵触的,法纪可以公布却不能使用,特意当初引用纲纪,不能不牢固地掌握权柄而听信任用他。打算等待天下人遵循制度发挥功用,化风成俗,然后放宽法网,撤销繁杂苛细的法令,给百姓晓谕恭谨宽厚之道。

由此看来,张居正从儒家的立场出发,沿袭郑子产的遗规,偏重法家的治国之术,大概也是不得已罢了。如诸葛武侯,如王安石,他们之所以能够治理乱世扶持危局,使衰弱的时局得到振兴,足可以和管仲商鞅相媲美而没有羞愧的,他们迫不得已的苦衷,固然在当初没有什么不同。张居正采用法家治国之术,第一步的具体表现,就是为了整顿纲纪严厉考核官吏这一事。至于他的用意就不仅仅使群臣知道年幼的君主不能被欺骗,尤其在于使他们知宰相的职权不可侵犯。所以在执掌朝政的开始,就首先请神宗颁发考核百官的诏令,诏令上大致说:

朕刚刚继承帝位,想要裁汰众官职,谋取新的治理措施,南京六部等衙门四品以上的官员都要自我述职,是去是留都由皇上裁决。(《遵谕自陈不职疏引》)

这一举动在当时实在是至关重要,大概既经考察,那么对失职的官员,固然可以更加严格地淘汰,使之作为肃清官吏违法失职的警戒;对反对分子,又可以姑且作为警惕,借此平息他们的反叛之心。真可谓一举而得了。以及官员是去是留已经确定,又请告诫群臣,召集百官在午门外接受告谕。所拟定的诏令,就如下面的叙述:

据说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端正人心,劝阻的关键在于先告知导向。朕以年幼得以继承祖宗的基业,日夜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依赖文武贤臣同心尽力,匡正我不明事理,共臻太平。就最近几年来,士人风气浇薄,官方凋敝。寻找疏漏,作为专门夺取名利的媒介,鼓动迷惑亲朋好友,公开从事排挤的行径。诋毁老成谦让是无用,称赞谗佞机巧是有才。横生爱憎之情,恩怨情仇交错。于是使朝廷赏罚大权,白白地成了臣子们酬谢报答的资本,礼义廉耻这四种立国的纲维几乎不能彰显,怎么能使具备九德的人都能担任官职?我刚继承帝位,深深地明了弊端的根源,急迫地想要大力芟荑,用来澄清浊气。但是考虑刚刚开始坐朝理政,广布恩泽,铦锄芟草或许会伤及芷兰香草,密布法网恐怕惊吓住鸾鸟和凤凰。因此除去过于嚣张的,稍微表示责罚和警戒,其余的都尽赐怜爱和宽恕,令他们改过自新。《尚书》不是说了吗?“处事公正,没有偏向,圣王之道就会宽广无边;处事公正,没有偏向,国家的治理就会井然有序、安详娴熟;处事不会反复无常,圣王之道就会正直通达而不偏斜”。我将要嘉奖群臣百姓,共同依归大中至正之道,你们诸位臣僚也应该彻底改正以前所犯的错误,同心协力共同完成帝王以仁道统治天下的大业。从今以后,你们要崇尚精诚、忠贞不贰,恭谨职守,不要怀有私心欺骗君上,不要拿着俸禄来结交权贵,不要曲从卑污以随顺时势,不要攻讦诋毁相互勾结以败坏政治!负责辅佐协助的就应当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不要亲近勾结于邪党奸伪,以阻塞公正之道!负责选拔、考核官吏的就要虚心纳物,不要任意好恶,以开启邪曲的门径!有官职的人,无论朝廷内外,都应该出谋划策救济艰难!有进谏的责任,公认的是非,大家都应该做到积极正直来接纳听取!大臣应当崇尚德高望重,有正直立朝的作风。小臣当砥砺品性,有廉洁省俭的操守。但愿朝政清明,时世康泰,以达到人才济济的美盛,回到正直通达的境域。你们也都能功名卓著、永垂青史,福禄绵延荫及子孙,难道不好吗?倘若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以朝廷为一定可以违背,以法纪为一定可以干涉,那么我祖宗法典很严,我不敢赦免你们!你们诸位臣僚,应该全部了知我的心意!要恭敬啊,领命遵行!启谕。(《请戒谕群臣疏引》)

这项诏令已经颁发,当时群臣百官无不畏惧警惕,朝纲为之一振。明朝自从明武宗失政,君主的威严败坏,将近七十年;神宗作为一个年幼的君主,竟然能够在朝纲已经败坏的时候重新振兴起来,那么张居正辅佐之功,不可埋没;至于宰相的权力因此而得到提高,固然还是很小的一部分。然而众人不明,仍然狂妄放肆任意诋毁,正如高拱所说,就可以见其一斑。他说道:

人心浮动,科道官各自准备奏本想说,荆人(指张居正)就只称病不出来。科道以为内阁中没有人,姑且等待。而张居正出来,就对科道各官说:“今后内边事,不要议论”。大家都置身事外静观事态发展,而张居正以上奏揭帖,考察百官。既然命令已下,科道各官就都要听从处分,谁敢声称?于是只要有丝毫见解和自己不同的人就都除掉,而留下的人又晓示恩义来收买他。而且经历一番风雨之后,大家都以被留下作为幸运,而从前的事不再提起。而他却借用党羽,布满朝廷,与我所做的事完全相反。笑嘻嘻地掌管定三台印,里迎外合,挟天子以令诸侯,乾坤世界任其翻弄,不再知自己是谁,为什么呢?(《高文襄公文集·病榻遗言卷三》)

这篇文章可以说肆意诋毁达到了极点。由于高拱不满于张居正,他肆意诋毁,固然是无足轻重。但是他所秉持以攻击张居正的观点,却是是非公道所攸关的,这不能不辩解。在张居正在最危难的时候接受王命,在朝廷积弊很严重的时候求取功业,如果不除去异己,就不足以清除反叛而谋求革新,如果不选用志同道合的人,就不足以谋求合作而取得实效。至于挟制君主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以威权驾驭属下,那么尤其是为了顺应时势的需求,掌控成败的关键。凡是这些都是政治家实施政策的重要方针,在开明的政治体制之下当然会被法律所允许,在专制政体时期尤其是利害所攸关。张居正以当机立断的作风,确定了正本清源的谋略,这是出于不得不这样,而不应该引以为咎。更何况他以一介的儒臣,担当国家政务重任,对上既有报答君上特殊知遇之恩,对下更希望有人来安抚百姓,使百姓休养生息。而且他毕生的抱负,原在挽救时局匡扶君上,协助完成盛世宏业。一旦朝廷纲纪大权掌握在手,一直以来的期望得以偿还,想要完成当前的功业,自然要扫除从前的积弊。然而高拱以和自己的所为全部相反来责怪张居正,不将更加显示张居正除旧布新的功业吗?观看张居正《辞免恩命疏》,其一则写道:

能力弱小而地位尊高,就容易有力不胜任而败事的危险;功劳微薄而获取丰厚,就有《诗经·伐檀》的讥刺。我虽然愚笨,自我估量还很清楚。不考虑知足,就一定会很快招致罪过而衰败覆灭。(《辞免恩命疏》)

其二则写道:

朝廷慎重爵位与名号,必定从贵戚皇亲开始,用来显示大公无私;臣下虽然竭尽辛劳,不敢说自己有功劳,用来彰显重要的本分。……我接受先帝嘱托的重任,日夜战战兢兢,只怕不能称职敷衍塞责。凡是大礼大政,都遵从祖宗法典,只遵奉皇上英明的决断,我不过鞠躬仰赖于下罢了,又有什么功劳呢?(《再辞恩命疏》)

其三则写道:

承蒙皇上:信任专篇,以老师的礼节尊宠我,每天承奉进见的殊荣,每件事都要询问,有建议一定听取,我作为臣子的心志已经满足,心愿已经如意。……又怎么敢过于冒犯非分的恩赐,以招致必然的灾祸呢?(《三辞恩命疏》)

这是张居正内心放下了财利荣禄,固然已经显明突出。再看《明史》称赞他的政绩,说:

张居正执政,以遵奉君主的权力、考核官吏的职责、赏罚有信、统一号令为主。即使万里之外,早晨下达而晚上执行。……太仓的粮食可供十年。……太仆的金子也积存四百余万。又为考核官吏采取措施而整顿吏治。……从此一切都不敢文过饰非,政体清明严肃。能以智谋权巧控制下属,很多人都喜欢他尽职尽责,因此世称张居有知人之明。(《明史·张居正传》)

这是他执政的显著效果,更是有口皆碑。因为他内心放下了财利荣禄有如那样,而他执政的显著效果也有如这样,可以得知他争相夺取政权的动机,在成就功业而不在荣禄爵位,在实际功效而不在虚有的声名。呜呼!像张居正这样的人,真的是社稷之臣,超然不失为大政治家的风度的人了!那些议论纷纷的口舌,又怎么能损害他丝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