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台弹劾张居正,说:“进言的人都希望陛下(指神宗)像尧、舜一样,而却没听说责求辅臣(指张居正)像皋陶、夔一样”(见《明史·刘台传》,详见下章)。唉!刘台说这句话,多么荒谬之极啊!而神宗只是一个昏庸无知的孩童罢了。只因为凭借祖父的余荫,庆幸得以统治中原。假如没有张居正以辅佐而匡正侍奉他,那么他肆意作恶的行径,一定会从幼年就已经明显,恐怕不能等到闯王李自成聚众作乱以及清兵入关,而明朝的社稷宗庙就已经灭亡很久了。在张居正生前,本来依赖他的辅佐之功,来挽回长期衰弱的国家局势;就在张居正死后,仍然享受他的余荫,以勉强支撑二十年的太平。张居正对神宗皇帝的功劳确实不能说不厚重,但看他是用什么来报答张居正的呢?张居正作为前朝接受遗诏的元老,积累十年公正忠诚的辛劳,而就在他尸骨未寒之际,这么快就忘记每天倚靠信任他的深切,只因为像水润物那样暗中挑拨的坏话很多,差点导致张居正被戮尸的惨毒。呜呼!像张居正这样身为臣子,或许无愧于皋陶、夔,而神宗作为君王,他与尧、舜的差距,又怎么能用里数来计算呢?这就是为什么史学家考察他们君臣相遇合的遗迹,而禁不住感慨了。

张居正做内阁首辅十年,功在国家。他在诸方面都卓有成效,有关一个朝代兴衰转移,容请以后另用专门章节详细叙述;现在就先以他关于辅佐君主匡正王室的内容,概括地谈一谈。倘若了知张居正于君臣的本分,大义凛然,用当时所推崇的伦理观念加以约束,固然不失为一代完人啊。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高拱已经离职,神宗驾临平台,召见张居正慰劳他说:“先皇多次称赞先生是忠臣”。张居正叩头流泪谢罪说:“现在国家重要的政务,只在遵守旧的典制,不必变更。至于讲求学问亲近贤臣,爱护百姓节省开支,又是先君所道。请陛下留意!”神宗认为好。这是张居正教导神宗的开端。不久,张居正就请斟酌安排朝讲日期,奉旨“常朝定在三、六、九日在御门听政,其余的时间里就到文华殿讲读”。每逢讲学的日子,确定在日出的时候用完早膳立即讲读,一直到吃午饭为止。张居正不久又进献《帝鉴图说》。神宗看到有人捧册进来,突然站起来,命令左右侍者展开册子。张居正在一旁陈述大义,神宗对答如流,于是立即给付史馆。有一天神宗驾临文华殿,讲授完毕,浏览到汉文帝在细柳慰劳驻军之事,张居正就说:“皇上应当留意军备。祖宗以武功平定天下,太平日子过久了,武备日渐松弛,不能不及早谋划。”神宗称赞。又上奏请求第二年正月上旬即御殿日讲。万历元年(1573年)十月,张居正进见讲学,谈到宋仁宗不喜欢用珠子装饰。神宗说:“贤臣为宝,珠玉有什么好处!”张居正说:“明君看重五谷而轻视珠宝,五谷能养人,而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神宗说:“是的!宫里的人喜欢打扮得很艳丽,我每年所赐给的未尝不节省的。”张居正说:“皇上说到这里,那是国家百姓的灾祸。”神宗又问:“秦始皇销毁兵器。棍棒都可以伤人,为何要销毁兵器呢?”张居正说:“君王布施恩德修身理政,以凝聚民心为本。天下的祸害,每次都出于所防备之外。秦国灭亡在戍守的士兵手里。所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神宗说:“是的!人心坚定了就真的能够战胜上天。”万历二年(1574年)正月,张居正上奏请求接见廉能的官吏,以仿照祖宗午朝的礼仪。神宗听从了,于是驾临皇极门,召见上朝觐见的清廉卓越的浙江布政使谢鹏举等二十五人,特别奖励。张居正又把所删定的《大学讲章》一册、《虞书讲章》一册和《通鉴讲章》四册进献,以供给神宗温故知新之用。不久,由于神宗谈到建文帝在外题诗之事,张居正又上书太祖所撰的《皇陵碑》。张居正等到神宗看完后,就说:“祖宗当时艰难,大概以上天之心为心,所以能够创立基业、功劳显著。皇上以圣祖之心为心,于是就能永保大业。”于是就趁机叙说太祖贫贱时的事情以及即位后的勤劳节俭。神宗悲伤地说:“我敢不努力效法祖宗!然而还要依赖先生您的辅导。”这一年十二月,张居正率领大臣献上屏风。屏风上绘制全国疆域和职官姓名,采用浮贴以便于更换。神宗命令设置在文华殿后,经常审阅。万历四年(1576年)五月,张居正和大臣等请求神宗阅览奏章,当时就让神宗阅览太祖亲自批复的疏稿作为参照。神宗说:“是的!”张居正于是就挑选内阁所收藏的太祖手谕六十三道、御制四十四道、圣旨和帖共六十道,献上去。万历七年(1578年),神宗患有疾病,慈圣太后命令僧人在戒坛上设置法会救度众生。张居正上奏说“戒坛遵奉太祖的命令禁止到现在,因为当时僧众好几万,恐怕发生变故败坏风俗。现在怎么能又开这个祸端呢?”在戒坛上创立法会之事于是就停止了。不久神宗的病痊愈,征收光禄寺十万货币。张居正上奏说:“财货赋税有限,浪费挥霍无穷。就会导致储存空虚,不幸赶上四方水旱之灾,战场上意外的变故,就会令人寒心。从这以后,希望皇上努力节省,如果再征收货币,我们就不敢奉诏了。”当时神宗逐渐完备六宫,太仓所储备的粮食屡次都应有进账。张居正上交户部所呈的钱粮数目供皇帝观览,请把它放在座位旁边,经常审阅,量入为出。就说道:“万历初年收入四百三十五万有余,万历六年的收入只有三百五十五万有余,就已经少了八十多万了。万历五年每年拿出三百四十万有余,而万历六年所出就达到三百八十八万有余,就已经多出了四十万。年支出超支在前,年收入就会减少在前,这不能不留意啊。帝王的规制要量入为出,计划三年支出,一定要有一年余出来才可以。更何况财物只有这个数,想方设法巧取,不能有所增加,只有注意节省,那么需用才会满足。”神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七月,给事中顾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灾,请求罢除江浙织造内臣。神宗把奏折拿给张居正看。张居正上奏说:“百姓困苦重重,应当召回孙隆。”神宗说:“他们织造用作礼物的丝织品快要完了,应当等到明年春天罢免。”张居正说:“地方上多一件事情,那么就有一事的困扰;宽一分,就得到一分的恩惠。遭受灾害地区的百姓疲惫,不能催收租税,就暂时除去,等到庄稼逐渐成熟,就可以恢复了”。神宗听从了。万历八年(1580年)十二月,张居正请求嘱托儒臣做成一册历朝《宝训实录》,分四十多则,即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谨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佚、正宫闱、教储贰、睦宗藩、亲贤臣、去奸邪、纳谏、守法、敬戒、务实、正纪纲、审官、久任、重守令、驭近习、待外戚、重农、兴教化、明赏罚、信诏令、谨名分、却贡献、慎赏赍、甘节俭、慎刑狱、褒功德、屏异端、饬武备、御寇盗;又命令依次进呈,等到第二年开始讲学,各个有关部门的奏章关键重要的,就讲完当面裁定。当时神宗注重书画文辞,张居正认为那是写作的小技巧,和君主修身立德治国理政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有这个请求。万历九年(1581年)正月,张居正请求命令翰林轮流值班,应对文章,或者让他们侍奉皇上饮宴,请教经书的义理,陈说治理之道,如同唐宋旧例。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张居正上奏说:“使百姓安定的措施,在于了解他们的疾苦。现在还有一件事是对百姓有害的,就是带征税粮(另立名目加收或将累年积欠一并征收)。老百姓财力有限,一年的收入只够供给一年需用,不幸一年歉收,眼下还不能度过,难道还有余力进一步完善多年累欠的赋税吗?有关部门逃避职责,往往将今年所征收的税赋抵挡完累欠的赋税,就今年所欠下的赋税又成为将来的带征了。更何况征收的份额繁多,年份混杂,百姓们竭尽民脂民膏,小吏们欲壑难填,更严重的是那些没有出息的官吏甚至豪取掠夺。……乞求告知户部核实万历七年以前所拖欠的全部赋税都免除掉,将出现一年征额责令全部收完,在老百姓容易办,在有关部门容易征收,这对官府和百姓都有利。”神宗听从了。诏令下达,朝廷中外都非常高兴。

综上所述可知,张居正之所以劝勉引导神宗,让他讲求学问勤于政事,节省用度爱护百姓,以期望他不流于恶而不愧为君,已可略见一斑。但是由于期望过于急切,督察责求自然难免过于严格。就有一天神宗在御前讲席读论语读到“色勃如也”,错读成“背”字。张居正在一旁严厉地说道:“当作勃字读!”神宗害怕得汗毛直竖,一同列席的人都因惊恐而失去原来的容色,这是一件事情。慈圣皇太后李氏训导皇帝严格,每次严厉责备,并且说:“让张先生听说了该怎么办呢?”于是神宗非常害怕张居正。等到神宗渐渐长大,心里开始厌烦,这又是一个问题。这凡是在贤明的君主,自然可以明鉴他的忠诚而委婉地加以宽恕,甚至赞赏他的匡弼而加倍给予尊贵与荣耀。但是因为神宗皇帝的昏庸,即使有慈圣皇太后督促告诫,不能不虚心地听取,实际上回顾却难以忍受,早就生出厌恶之心,这也是张居正为什么最终没能免于死后祸患的原因。

以上所述的,特别专为张居正直接纠正和教导神宗来说的。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即张公考虑国家隐患的预防策略,间接将君主及其皇室安置于泰山般的安定稳固之中,那就是控制宦官和节制亲王贵臣而已。

呜呼!以张居正忠贞侍奉皇上,而神宗却三心二意,只以刻薄无情来回报他。是张居正有负于神宗吗?还是神宗有负于张居正呢?如果神宗死而有知,我知道他也很难自行解说!

以上所述的,专门就张居正用来匡正辅导神宗的内容来说的。此外还有两件事,是张居正用来防患于未然的谋略,间接来说就是把君主和皇室安置在如泰山磐石这样稳固的地方,控制宦官和节制皇亲贵戚罢了。

历代宦官的祸乱,汉朝和唐朝最为厉害。明太祖虽然出身平民,考虑到宦官的害处,了解最深,防范最严。看他所说的“在宦官之中求取善良的,一百个之中难得一二。用他们作为耳目,就会遮蔽耳目;用他们作左右亲信,就要驾驭有道,只要让他们畏惧法纪,不能让他们有功劳。有功劳就会骄横恣肆;畏惧法纪就会检点约束”(见《明鉴》卷一)。可以说是明了控制驾驭宦官的方法了。然而,从明成祖以后,宦官又渐渐得势。如永乐(成祖年号)年间,郑和以一个内侍的身份,竟然有远征南洋的成就,他的权势有多么大可想而知。但还没有到有害社稷。到明英宗的时候,由于宦官王振的鼓励而亲征也先,以致有“土木之变”,那么英宗已经亲自蒙受他的祸害了。到明宪宗任用宦官汪直掌管西厂,后来又命令他处理边防事务、军队和百姓就已经交相遭受他的困扰了。等到明武宗宠幸任用刘瑾,宦官刘瑾独揽朝政大权,残害忠良,甚至想要把整个天下都让给他而“任他来取”,那么,国家差点都被他动摇了。追究宦官为祸作乱的根源,大概是因为那些人每天住在宫里,侍奉在皇帝的左右,如果遇到昏庸的君主,没有不受其蛊惑蒙蔽,以致倒行逆施的。明朝的国政不能振作,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症结。但是当张居正执政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大都俯首听命,甘于就范,没有人敢独断专行的。(参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这也是张居正擅长控制他们才得以如此。张居正执掌朝政,政治权力集中在内阁,内阁权力又集中在张居正一人身上,凡是军国大事,内侍都不得参与,这样就足可以杜绝他们这些人专权的迹象。立即派去京城外采买织造的内臣,也因为张居正严厉制裁而不敢仗势作恶。至于张居正所能掌控驾驭的人,就在善于利用冯保。观看以下两件事就可以得知:

神宗刚刚登基,冯保日夜侍奉神宗起居,照顾护理很是上心,有一点小的摩擦就立即上报给了慈圣皇太后。……乾清宫年轻的内监孙海、客用等引导神宗嬉笑娱乐,都很被宠爱,慈圣皇太后派遣冯保抓捕孙海、客用,杖击后就把他们驱逐出去。张居正又列出他党羽的罪恶,请求驱逐,而命令司礼监孙德秀等以及各个内侍自己陈述,皇上裁定去留。(《明史·张居正传》)

南京有位小宦官喝醉侮辱给事中,言官请求追究查办。张居正将很偏激的赵参鲁贬到外地以此取悦冯保,而慢慢说服冯保压制他的党羽,不要参与六部事务,奉命出使的人时常命令锦衣卫暗地里探听。他的党羽因此怨恨张居正而心里不再依附冯保。(同上)

张居正就是这样善于令他们相互制约,因此即使以冯保的才能足可以帮助他们作恶,而最终都不敢稍有放纵,其他的宦官更不用说了。等到张居正死后不久,而征税采矿的内臣,竟然老样子再次萌生,肆无忌惮,激成民变而动摇国家根基的,史上的记载不断。到明熹宗朝,宦官魏忠贤的祸乱又起。于是内忧未停,外患乘势而起,明朝最终得以亡国。然而,张居正在祸患尚未萌生的时候就根治消除的功劳,没想到将由这个反证而更加明显了吗!

在过去专制时代,外戚宗室的祸乱,屡见不鲜。大概因为皇后的尊贵,宗室的亲近,如果没有防微杜渐的良方,每次都会引起傲慢专横不守臣节的祸乱。其事理显明,不用再重复叙述了。张居正在外戚上力主制止。就以慈圣皇太后李氏对张居正礼遇隆重,信任深厚,考虑到太后生父李伟请求赐封的时候,张居正也坚持封他为伯爵,不允许违反规定世代承袭,至于上书力谏,大略说道:

现在皇上孝敬慈圣太后,怎么能有比明世宗的庙更好呢?而慈圣皇太后李氏厚待外戚之家,怎么能还有比慈孝献皇后更好呢?现在以世宗皇帝不能超过,慈孝献皇后也不能逾越,而慈圣皇太后李氏和皇上一定要破例处理,这是我们臣子之所以害怕而不敢擅自仿效的。孝道在于不违背礼制,而必须依照礼节侍奉他们;恩泽虽然无穷,但一定要用道义来裁定。权贵外戚之家,不怕不富有,怕不知礼节;富有而遵循礼节,富贵才能长久。逾越本分的恩典,这不是厚待之理;超过界限的请求,这不是用来保护自己的方法。(《请裁抑外戚疏》)

这本奏疏在严格公正之中,讲明利害所在,因此最终获得批准。到神宗大婚之后,又命令内阁为皇后的父亲王伟等拟定旨意封为伯爵。张居正又上疏,引用太祖的规定非军功不能封爵,明世宗命令告知外戚不允许封爵,尽力劝阻皇上不要违背祖宗定制。神宗勉强采纳了他的意见,只封王伟伯爵而不允许世袭,至于王伟的弟弟王俊、其子王栋等,却最终都没有得到赐封。凡是这些不仅仅是慎重爵位的赏赐来看重名号,尤其在防止后患而安定王室,他的用意确实非常深刻而且细致。至于分封宗藩,就在教导之外,尤其重视安抚。明代宗藩的权势,起初本来失之太重,最终导致开启燕王(成祖)“靖难之役”,朱高煦在乐安聚兵的叛乱。到了明世宗一朝,鉴于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于是在宗藩上严加限制,所定“宗藩条例”,尤其务必要严厉苛刻。这固然在力求惩戒前面的过失,然而权衡亲爱亲人的感情,就又未免矫枉过正。张居正为了力求两相兼顾起见,一方面教导宗藩,劝勉他们要沉着稳重不要扰民,慎守臣节自求保全,正如集子中《寿襄王殿下序》中所说:

凡物用有利于自己的,就希望常常对自己有利;没有利于自己的,就一天不能相守。……贤能的人令人喜爱而推崇,令人顺利而保全。……你积累的很厚重了,我不能多加给你;你就核算你所拥有的,谨慎使用罢了。……精神不能过度消耗、爱惜它就会凝聚;福禄不能突然享用,珍惜它就会长久;强盛不能大大地依靠,爱惜它就会坚固。所以圣人的言论说:“治理百姓和存心养性,没有比少私寡欲、保养精气更为重要的了”。

由此就见,他教导皇帝的苦心。另一方面则尽力引导神宗以亲厚和睦的道理,正如《请裁定宗藩事例疏》所说:

命令是用来宣布诚信,改变数次就会招致怀疑;纲纪是用来防止奸恶,经常改变就会被忽视轻慢。……只要想编成史册,昭示将来,就必须考察国家体制,审查人事情理,在上不亏于彰显亲睦宗族的仁爱之情,在下不失斟酌盈虚裒多益寡的方法,使情理法理公允协和,损益得当,就足以作为常道久远的规划,垂教万世不变的典章。

就可以知道他安抚的宗旨。接着又就不恰当的十一条案例,请求下令让礼官集合商议,记作法令。各个诸侯宗室于是感激皇上,但厚薄亲疏就有了礼节。唉!像张居正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善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骨肉亲情吗?

我的书由于篇幅限制,所记述张居正辅佐君主的谋略暂且写到这里。然而由上述来看,张居正致君尧、舜的苦心确实已经清楚可见。只是可惜神宗虽有皋陶、夔这样的臣子,而不足以大有作为!明朝最终不振,虽说是天意,难道不是由于人的谋划不够完善吗?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