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猷

迩来报章常谈大学的特色”,三月二十四日《民众日报》社论有三段称誉张伯苓先生的话,近乎传奇。四月五日乃张先生一百十一岁的诞辰,笔者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在南开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二年,这十年决定了我这一生的为人和工作,故我想写一短文,略讲南开大学的“特色”和对张先生的怀思。〔关于南开和张氏,可参阅《张伯苓与南开》(一九六八年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及《国立南开大学》(一九八一年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南开大学的创立

南开大学是天津严范孙、范静生、张伯苓所创的一所私立大学,一九一九年成立时约有一百人,到一九二三年,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二十一人,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第十五届毕业生六十余人,学生总数亦只四百二十余人,所以它是一所很小的大学。开办时由社会人士捐助八万元;李纯的遗嘱捐基金五十万元(实收到十万元);理科得袁述之氏捐七万元;美国罗氏基金会先后捐十四万五千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捐十六万五千元;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得李组绅氏捐办矿科款十五万元;图书馆得卢木斋氏捐十万元,书二万册;李典臣氏赠藏中文典籍七百册。这差不多是南开大学首十余年全部所得。

校舍由开办时在南开中学旁的一座小楼,至一九二四年迁入在八里台由捐、购、租的地七百余亩,在抗战前夕的大建筑思源堂(科学馆)、秀山堂、芝琴楼、木斋图书馆、男生二宿舍楼等。南开的经费,校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六十元,宿费两学期三十元,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十元较,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这样的学宿费,四百个学生所缴的学宿费,只够十来个教授的薪金,笔者没有该时教授总数的资据,估计或四十余人。学校的经费是如何筹措来的,不甚清楚,可能得助于中基会给予理科的补助(具上文)。抗战前,国内(北平、上海)有许多的私立大学,是藉学生的学费维持的(如北平的民国大学,容纳投考国立大学落榜的学生,人数颇多)。南开虽经费困难,但从来未有多收学生之意。

教授及授课

南开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九年期中,学生由数十人至二三百人,设有文、理、商三“科”(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曾设矿科),各科有各部门的教授及课程(但不分“系”),例如理科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部门。(一九二九年遵教育部令,始将“科”改为“院”。)每“系”教授只有二至三人,助教一至三人,学生三数人至十余人不等。每教授授课三至四门,每二年将课程轮调,使二、三年级同习某些课,三、四年级同习某些课。每一课程上课时间部分排在星期一、三、五或二、四、六。教学的读参考书及习题要求均甚严,例如每一数学课,必有习题;星期一课的习题,学生务须于星期三的课前交卷,而教授则必于该星期五课时(由助教)阅毕发还,余类推。物理课程的实验,皆须做详细的报告。这样的训练,学生当时从未以为苦,后来且多感念。

一九一九年南开大学创立时,国内已有大学多所,其最著者如北京有北京大学及师范大学的前身“高师”,天津之北洋大学,南京之中央大学的前身东南高师,唐山及上海之交通大学,上海之圣约翰大学等。南开以无何财力的私立学校而思与这些学校争一席之地,若不是张校长对教育的信心,是不敢尝试的。

张校长先聘南开中学早年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凌冰为大学主任,旋即在美聘梅光迪、余日宣、司徒如坤(文科)、李道南、史泽宣、孙垒(商科)、邱宗岳(化学)、应尚德(生物)、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司徒月兰(英文)、蒋廷黻(历史)、薛桂轮(矿)、李济(人类学)、杨石先(化学)、徐谟(政治)等诸教授;就笔者记忆所及,随聘萧公权(政治)、黄钰生(心理)、何廉(经济统计)、汤用彤(哲学)、陈礼(物理)、徐允钟(化学)、萧蘧(经济)、李继侗(生物)、钱宝琮(数学)、唐文恺(商)、冯柳漪(哲学)、张忠绂(政治)、刘晋年(数学)、张克忠(化工)、段茂澜(德、法文);稍后有熊大仕(生物)、张洪沅(化工)、方显庭(经济)、陈序经、李卓敏、陈振汉、吴大业(经济)、谢明山(化工)等多人。这些人中,有在校时即是极优异的教授的,更有许多后来在学术上成“大师”的,在社会上成大名的。兹举一例。在南开大学创始初年,邱宗岳师讲授化学课时,适美国罗氏基金会某君来参观,听邱师讲课,惊赞不已,该基金会旋捐十万元为建科学馆之用,又二万五千元为购置设备之用。一九二五年八里台新校址之科学馆(思源堂)落成,该基金会复赠一美籍物理教授来校,协助建立物理实验室。理科承邱、姜、饶、陈、应、徐、杨诸师的经营,建立甚高之课程水准,乃先后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补助十六万五千元。各科教学仪器设备及外国期刊,该时或仅次于清华而已。

南开的学生

南开大学的规模,已如上述,但享有的声誉与它的规模不成比例。卢沟桥事起,政府(教育部)即决定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南迁至长沙(北平其他大学迁陕之城固等处)。以学校的历史、规模、师资阵容、在社会上的声望言,南开实不能与北大、清华比拟,政府之重视南开,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无疑的,我以为是它的教授和课程的高水准。它在早期的十数年中,毕业生之于学术、事业有成,闻名于社会的,就记忆所及,有张平群(外交)、张克忠(化工)、郦堃厚(化学)、郑通和(教育)、查良鉴(法律)、汪丰(外交)、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振(数学)、宋作楠(会计)、殷宏章(生物)、吴大猷(物理)、崔书琴、成蓬一(政治)、陈省身、吴大任(数学)、吴大业(经济)等。上节所述的教师阵容和这些学生,是南开声誉之所由来也。

抗战中断了南开的发展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起,七月二十九日,日机对南开大学做低空轰炸,除思源堂及教员住宅(平房)外,其他建筑物皆夷为平地,两大荷花池及水道后皆为敌伪以土填平,诚伟大的工程也。初,一九二七年,张校长感到日本觊觎我东北日亟,于赴东北四省视察后,回校组“东北研究会”,由教授组团赴东北调查实况,搜集资据。此事深招日人仇视,故日人占据天津后,即图将他们视为“抗日中心”之“南开”从地皮上完全地“灭迹”。张校长甚有远见,先于一九三六年在重庆沙坪坝建一南开中学分校,称“南渝中学”。及抗战军兴,南开大学奉教育部命,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集迁长沙,旋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抗战时期我国学术重心之一。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南开大学在天津八里台复校,改为国立。是年春,我返校一游,除思源堂仍在外,只有敌伪后建一楼,黄土荒凉,昔日之水木楼馆,均荡然无存。近年来,大陆将南开大加扩充,然抗战前经营十八载的“南开大学”已不可复存矣。

南开的回忆

笔者自十四岁至二十四岁在南开中学、大学至任教的十年,是性格、习惯的成形,求学基础的训练的重要时期。现在回溯这段时期,情感的因素自所难免,但近年来目睹台湾的大学情形,有时不由己地做些和自己所受的教育情形的比较,现在试着以隔了六七十年的时间距离,尽可能地撇开情感的因素,客观地看看南开和张伯苓校长。

(一)南开起自一八九八年,天津严范孙氏(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二九年)聘张伯苓氏(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为家庭教师,经一九〇四年改名“私立中学堂”“敬业中学堂”“私立第一中学堂”,至一九〇八年改称南开中学,至一九一一年学生增至五百人,一九一七年学生增至一千人。南开大学创办于一九一九年,南开女中部始于一九二三年。至此,全部学生达二千人。一九二八年增设小学部。一九三二年,全校学生达三千人。一九三六年,设分校“南渝中学”于重庆沙坪坝,一九三八年更名“南开中学”,学生增至一千五百人。

上述的学生人数,较目前台湾学校以万数计者,是小不足道的,但在抗战前的大陆,南开中学是属于“大型”的了。一个孩子在南开中学,一年的学、宿、膳、书籍、衣物所需,至少是二百五十元,在大学则至少三百元。这不是农村家庭所易负担的,但这比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大学等的费用低得多。南开学生的家庭,连带着学生自身,是朴实型的多。加上南开中学着重严格的管理,大学着重学业,以及学校一般的“保守”风气,乃反映于南开学生在社会上的表现——在学术、技术、公务工作上者多,在政治上的少。

(二)南开大学在学术上的成就,或可由下举事见之。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首由各大学校院、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四百余人,继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最后由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此八十一人中,有南开师生九人:姜立夫(数学)、陈省身(数学)、吴大猷(物理)、饶毓泰(物理)、殷宏章(生物)、汤用彤(哲学)、李济(人类考古)、萧公权(政治)、陶孟和(社会)。后在台湾,更有南开师生被选为“院士”者有蒋廷黻(历史)、何廉(经济)、钱思亮(化学)、梅贻琦(教育)四人。《联合报》王震邦先生曾指出,“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人云。

上举之饶、汤、李、萧、蒋数人,皆先在南开大学任教,而后为他校所罗致,这更表示一极重要点,即南开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借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志,这是较一所学校借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的人为“难能可贵”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的人才。我以为一所优良的大学,其必需条件之一自然系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从这一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第二节所略举的教授,聘来时多初由外返国,然不数年即以教导后学,或从事研究,蔚成大师者名,如邱、姜、饶、蒋、杨、萧、何、汤、李、张等(就早年的教授言)。萧公权一代政治学家;汤用彤佛学大师;何廉可能是在国内引入市场指数调查者,后在南开办经济研究所;蒋廷黻在南开以领先研究我国(鸦片战争始)外交史闻名;李继侗在国内实验研究未昌时,在南开从事植物光合作用的研究。这些都是曾在南开成长的。

(三)一九二九年,南开大学十周年,正值盛年。时清华大学成立了四年,在其积极发展中,由南开聘去蒋廷黻、萧蘧、李继侗三人。同年,饶毓泰师得中基会研究奖助金赴德;陈礼师就工业工程师职;萧公权、汤用彤亦就它校聘。初,在北洋政府时期,内战外侮频繁,北平学生运动风气甚盛,北京大学且有欠薪若干个月或只发薪数成之事。南开从不欠薪,又偏处天津郊外,受政治、战争的影响较轻,故能在动荡环境中维持其学术安定成长。及国民政府成立,社会大定,国立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皆有改进发展,在学校规模、经费上皆强于南开。又一九二八年冬,张校长赴美,翌年秋始返校,微闻一九二九年春他离校期间,校方在调整薪金上略有不周,引致不愉快的事,为少数教授离去原因之一云云。此可以道听途说视之,但南开大学则确有如遭大劫之感。

一所大学之解聘不胜任的教授,和延聘优异教授同样重要,其理甚明,无须申述。南开之解聘人员,皆在学年结束前知照当事者,俾得早做新职洽商。该时各校解聘方式皆略同,从来未闻有抗议或诉诸报章,如在台湾的。解聘教授,自应有正当理由,但“职业保障”不能构成反对解聘的理由。台湾几乎没有解聘教授的情形,加上平头制度,是台湾高等学术薄弱、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欲改善此情形,学术界必须建立较高之水准及权威,以大魄力推建评审的制度。

(四)南开是我国教育史上罕有的一个例子:它由家塾而中学、大学、女中、小学,而分校,好像一个大家庭,家长只有一个人——张伯苓。我们有几所著名的大学,亦有些许大名的教育家,比如北京大学,它有过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校长,但他们中任何一人都不“代表”北大,如“张伯苓”之“代表”南开然。张氏不仅创办了整个南开,还坚守“教育救国”的目的,全部献身于学校五十多年。我们可以说,南开的师生对社会、学术的贡献,间接地都是来自张校长。张校长的小传、年谱,以及学生、朋友们对他的怀念,可以参读首段所举两书,我在这里只说一点实而不华的话。

张校长在早岁即有一个明晰目的,即是终生从事教育,救甲午之战揭露出的弱国。他虽然在哥伦比亚大学随杜威学教育,但他从未以教育家自居。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实行者,从来不说空泛的话。他对校务,完全赖几位忠心耿耿的同人:南开的财务为华午睛;南开中学的教务为喻廛涧;南开中学的庶务为孟琴襄;南开大学的注册干事及机要秘书为伉乃如;大学教授的延邀,最早期委之于凌冰,后乃各院系的推荐。

教务方面的事,早期(国民政府成立前)政府似未有划一的规定制度,课程及毕业所需学分等,皆由学校自行制定。在南开,每学期注册时,注册课印就由各院系拟定必修、预修、选修的课程及授课时间。南开的教授,绝无兼任兼课的;学生除球队及运动会外,甚少如目前台湾的所谓社团活动。学校无“训导”或军事教官,亦从未有学生与校方争执或对抗之事。

校风简朴安宁,原因之一,乃教师学生人数不多,偏颇之见不易滋长也。另一原因,乃来自张校长。校长不大问校内事,盖他劳心的是为学校筹款。又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平津乃战争频仍之地,应付当权军政首长,殊费心力也。偶有学生问题,则多化解。校长的坚定信念、经历和人格,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尊严,在学生面前呈现的是魁梧的身躯、严肃而带慈祥的脸色,许多问题都自然地化解了。

校长从无借教育以进身仕禄之思,家庭度着极简朴的生活,奔走南开中学与八里台南大间,一人力车而已。在南开只支象征性的月薪约百元,盖有天津电车公司致送的“董事”月薪三百元也。抗战事起,南开中学之能到后方者,纳入重庆沙坪坝之南渝中学;大学师生则由长沙至昆明,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校长感于蒋介石的号召,任国民参政会的副议长。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八年,蒋公提任张校长为考试院院长。时国共战事日逼,校长体力渐衰,翌年辞考试院院长职,以病未能来台,旋于一九五一年脑溢血逝于天津,享寿七十六。一九七九年,南开大学六十周年,出一小纪念册,竟无张伯苓的名字。一九八六年之南开大学简介小册,张伯苓之名及小照始复现,是张氏创办南开及他的功绩,终不可抑没也。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卷第五期(一九八七年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