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恩承

现代中国有三所最出名的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各有千秋,对于中国的改进及现代化各有大的贡献。北大是政府的国立大学,由政府资助,由清末的京师大学堂蜕变而来。清华学校创立于一九一一年,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由外人资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改为清华大学。唯南开大学由张伯苓先生一人一手独创,无中生有,由平地中挖出黄金,坚苦卓绝,创成百年大业,对国家民族有极大的功勋,现代哲人的成就很少能与伯苓先生相比。八十年来,南开大学人才辈出,周恩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钱思亮、吴大猷均是南开学生,国际知名学者、数学家陈省身亦系南开出身。其余海峡两方的官员、大学校长、大学教授车载斗量,数不胜数,伯苓先生之功千百年所罕有。

伯苓先生天赋奇才,绝顶聪明,和孔夫子相似,能见人所不见之理,说出世人应行之道,以身作则,德配天地,其言其行,万世之法。

家世和出身

张伯苓先生生于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原名寿春,别号伯苓,以字行。张家原是山东贫家,伯苓先生的父亲张久庵在天津以吹鼓手为业,人称张琵琶,生活艰苦,无力为子设塾求学,只好商求同族张竹坡的善堂家馆附读。不幸张善堂学馆解散,不得不再转到另一刘家义学——专收贫寒子弟的义塾就读。他的国学仅此而已,没参加过科举考试,没取得当时的功名——秀才、举人、进士。

鸦片战争以后,外侮日急,各国列强要瓜分中国,清朝政府急图“中兴”变法维新以求救亡。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设有北洋水师学堂,以严复为监督(校长),希望建立中国海军,入伍学生不但不收学费,而且供给食宿,每月更有四两五钱白银补贴。张久庵闻此机缘,乃把他的儿子送入北洋水师学堂为入伍学生,时年十四岁。在校四年,遍在旅顺、大连、青岛、秦皇岛、威海卫、刘公岛各港口训练演习,因此伯苓先生对于中国沿海口岸情形了若指掌。水师学堂是新兴的洋学堂,学科方面的教习教官是英国人,因此伯苓先生学得英文、数学、代数、几何,是后来创办南开学校之本。在校四年,学习了驾驶、机械各科,成绩优异,每考第一名。

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大战,清朝腐败已久,丑相毕露。中国海军旗舰只有三枚炮弹,海军经费移作别用。西太后为庆祝她的六十生日,移用海军经费修整颐和园,改称万寿山。这一年就是伯苓先生在北洋水师学习完毕之年,北洋海军军舰既已在黄海海战沉没大败,无法上船实习,不得已回家听候差遣。次年,英国占领威海卫,防止日俄南进。当时威海卫已被日军占领,英国人要中国政府承租,公事上中国政府应先从日军手中接收回来,算为中国国土,然后中国人以主人身份再转租给英国。清朝政府派遣通济军舰办理这项屈辱移交手续,二十岁的张寿春正巧在这通济舰上做水兵,亲尝败军失土耻辱,永生难忘。

交接仪式上,先把日本的太阳旗拉下,升上中国的黄龙旗,然后再把黄龙旗拉下,升上英国的双十字交叉旗。一日之内,三换三国国旗。目睹山河破碎,国土沦亡,奇耻大辱,永生难忘。在南开学校修身班中,伯苓先生屡次向学生讲述这次国耻事件,教诲学生必须爱国图强,如梅贻琦、周恩来及笔者等参加修身班的学生,均能耳熟。

清朝的“中兴”只是空话废话。要救国,要免除列强瓜分,首先需要开发民智,加强民力,振兴教育,方有可为。一八九八年,张先生乃弃武修文,离开海军,在天津严修翰林家塾充任家庭教师,教授严家子弟新学——英文、算术、代数、几何,学生六人,这是从事教育之始。此后五十年献身教育,由严家私塾兼教王家私塾,发展为私立中学堂、敬业中学堂、南开学校、南开大学。五十年步步前进,造育学生三万人,科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及艺术戏剧、建国人才,无所不有。丰功伟绩,在中国现代史中罕有这样的伟大人物。

严修字范孙,清末翰林,曾充贵州学台,有思想,有远见。废除八股文,改科举为经济特科就是严学台的奏议。因为他的主张新异,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不容于朝,乃辞官归里,退居津门。延请伯苓先生教育他的子弟新学,以为改进中国的准备,是为严馆,学童六人,学习英文、算术、代数、几何,斯即南开胚胎时期。

不二年义和团变乱,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伯苓先生亲见中国人再被洋人凌侮,益增愤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一九〇一年),西太后由西安回銮,力图苟延。在洋人压迫之下,变法维新,废除科举,改办学堂。张先生会同严范孙先生于一九〇三年去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以为知识资源乃富国强兵第一要件。每个人的才智能力靠个人的头脑,国家之强盛须赖智力资源,开发智力资源优于开发物力资源。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秋,合并严馆、王馆两处私塾,改为私立中学堂,以严公馆偏院为校址,共有学生七十人,学生人数近似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似为好的开端。二年后,改私立中学堂为敬业中学堂,次年再改为私立第一中学堂。一九〇六年迁地南开,再改为南开学校。

南开系地名,在天津西南角,本地人称为南开洼。南开洼系天津城臭水汇集之地,臭水池边的空地十余亩系天津士绅郑菊如所有。郑先生善心义举,把这十几亩空地捐赠给张先生作为校舍,于是废除旧名,改称南开学校。在臭水池边兴工集材,兴建教室、宿舍、礼堂、操场,南开学校日渐壮大。早期南开学生饱受南开洼臭气熏陶,几十年后记忆犹新。南开学生习语每说“看他的臭劲”“你臭什么?”以“臭”字用为“美”字代词,不知是否起源于南开学校西墙外臭水池之臭。

南开学校迁到南开臭坑之后,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十年之内由七十人增为一千人。一九一六年举行一千人大会操,集合全校学生集体体操,乃南开学史中可纪念的一次盛会。这一千人中有周恩来、魏文瀚、郑道儒、吴瀚涛、马骏等。

一九一七年,张伯苓到美国各地考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听讲攻读,对教育做理论上的研讨,并考察美国各大学的设施。归国后,计划设立南开大学,再做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一九年,在南开学校南墙外建立一幢小楼房,作为大学部,以凌冰博士为主任,设文科、理科、商科三部。成立之初,仅有学生一百余人。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第一班的学生,但是他只上了几个月就加入勤工俭学,离校去了法国。他每自谦说他是南开大学挂名学生,因为在大学就学时间很短。

南开中学宿舍原已满坑满谷,又由中学学生住满大学部,学生无地容纳,乃在校外附近的鸿源里、六德里租得民房以为大学部学生宿舍。两年以后,八里台校舍兴建初步完成,学生们迁到八里台,住入正式宿舍。同年,秀山堂教室亦完成,规模渐具,南开大学就渐渐成形了。

大学第一班不过一百人,周恩来注册号数为五十四,我是第三班学生,注册号数为三一七。合计三班学生,全校不过三百人,较之现时(一九九〇年)的南大八千人相去甚远。然而,小的大学有较好的一面,有较好的学校生活。二百人同住两个宿舍,同在一个饭厅吃饭,同游同息,彼此全认识,成为亲密的校友。美国的大学每校三四万人,学生彼此相顾不相识,教授与学生也无法沟通切磋。一所大学成了一个大的知识超级市场,学生走入这市场巡买东西,各取所需,付钱出门了事。学生们没有同窗友谊,教授与学生没有亲切交往,彼此无关,失了许多人情味,没有学校生活,远不如小的大学有大的好处。

张伯苓先生这个人

许多知名人如拿破仑、张作霖、袁世凯等,均身材短小,他们的知名度和他们的身躯不成比例。唯张伯苓先生的伟大表里如一,心胸伟大,勋功伟大,他的身躯也伟大。他身高六尺三寸,体重二百五十磅,声如洪钟,走在一般人群中,诚如鹤立鸡群。在南开校园里,与同事伉乃如、喻传鉴、孟琴襄一同行走,好像一位幼稚园先生率领几个小孩。实际上,喻、伉、孟三先生均是五尺多高的常人,唯伯苓先生身材高大,魁梧奇伟,出人头地,把其余的人显得渺小了。他坐在演讲台上,其他同坐在台上之人亦显得微小。例如和顾维钧、梁启超或汪精卫同坐一个讲坛之上,只有张先生是唯一大人物,其他人均显得很微小。

伟大人物当然不以外表身躯为准绳,伯苓先生的伟大在于他的人格及成功事业。先生自奉俭约,很像颜回亚圣,“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家住天津西南角电车厂旁一个羊皮市中,住宅只有三间小房。门前是熟羊皮的羊皮市,满街满巷全是臭羊皮,四处张挂,走向张家叩门须蹈过臭气熏天的羊皮场,方可摸到门铃。伯苓先生居此陋巷三十年,安之若素。

“南开难开,越难咱越开”,是伯苓先生说及南开经费支绌的情形。先生出身于贫苦之家,自己没钱可以兴学建校,而中国富豪多照顾自己,很少有人肯掏腰包拿出钱来兴办公益事业,兴办学校。伯苓先生到处化缘,然而捐款所得有限,学校经费永在不足之中。教职员的薪给优先照发,先生总是先人后己,自己的生活永久艰苦。校长的月薪初为五十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增至一百元,所有张家开支只靠这一百元,捉襟见肘,自在意中。每次去北京办事,坐三等车,住北京施家胡同北京旅馆,每日房钱一元。自己携带一瓶臭虫药,以抵抗夜间臭虫的进攻,自带三个烧饼以节省饭费。唯一奢侈品是一小包茶叶,天津人吃茶实乃必需品。虽然如此节俭,而人情礼往、衣食家用仍感不足,有时不得不由学校会计处临时挂借。十年之内,这种挂借数额达三千元。一九三三年,热河失守,华北时局紧张,蒋介石派黄郛来华北“跳火坑”,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聘伯苓先生为委员,以壮声势。一年以后,日军更进一步压迫中国,宋哲元另搞局面。黄郛南返,退居莫干山隐居,结束华北政委会。按规定,伯苓先生名下积有车马费四千元,先生以为无功受禄,不肯接受。政委会办理结束人员徐鸿宾把四千元丢给我,请我转呈。我和伉乃如先生洽商多次,方把这四千元交由伉先生收下,归还伯苓先生十年来在会计处挂借的欠债。经办这次送款交涉,方详知伯苓先生在学校挂借之秘密。南开学校一人的独角戏,一切开支伯苓先生有全权处理,而先生公私分明,一文不苟,洁身自好的美德,绝无仅有。

南开精神

南开师生每说南开精神。什么是南开精神,南开学生个人感受不尽相同。兹述个人在校所见所闻,以证伯苓先生做人应世之方。

南开校歌中有“月异日新”,力求进步,永久向前,进取奋斗。先生每说“要进,要长,要顶”,实乃他生平为人做事的精神。南开精神实际上是伯苓先生的精神,南开学生们承受伯苓先生教诲,奉行自励。圣道本乎寻常,至理不外日用。伯苓先生以身作则,“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先生高风亮节,光明正直,学生们自然景从。

伯苓先生的嘉言多是深入浅出的俗语。南开学生在校所习的物理、化学、代数、几何,离校几十年后,多已忘了,而伯苓先生的话尚能记忆一二。一九四五年冬,先生七十生日,许多老学生来沙坪坝拜寿,周恩来也来了。我问他在南开所学能记得的事是什么,他说是伯苓先生在修身班中所说的一句话,在困难犹豫中要顶住,“要光着屁股由床上跳起来”。他说他在遭遇困难时就想起校长这句话,就咬牙顶住。

北方冬天气候寒冷,学生宿舍中早晨没有火,学生们贪睡、贪暖,贪恋被窝中的暖和,不肯起来。伯苓先生教导学生说,要光着屁股由床上跳起来,被窝外边很冷,自然赶快穿衣,就起来了。“不要退,越退越起不来”。

伯苓先生是海军出身,南开重视体育。他说:“在校要认真读书,但不可死读书,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先生历任中国运动会会长、华北运动会总裁判。民国初年,南开学生在华北运动会上出名,因而南开出名。民初南开学生出名运动员如郭毓彬、魏文瀚,全国闻名,南开之名因之闻于全国。

伯苓先生常引用俗语教导学生。他教学生要整齐清洁,他说“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又说“你可以为名士,但不要有名士派”,不要囚首垢面而谈诗书。许多南开学生终生奉行这些教训,永保整洁。

一面大镜子

伯苓先生在南开所实行的精神训练是有形的,是可实行的。在南开学校,东楼进门左边(现在这东楼是周恩来纪念馆)悬挂着一面大镜子。镜边写“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进校门经过这面大镜之前,影现镜中,真相毕露,各显原形。假如一个学生服装不整,头发蓬松,龟背蛇腰,各种丑相映入镜中,则自惭形秽,自思有所改善,一定要纠正自己的身形发肤。这面大镜子可以改善学生的仪容行为。有时伯苓先生走过镜前,遇见过往学生服装不整者,立即亲加纠正,使学生背直、肩平、发整、纽结。许多学生亲经张校长纠正训诲,终身整饬。吴国桢说他的整洁是由张校长的那面大镜子教诲得来的。

一般人对于南开的好印象是整齐清洁。校园中没有像其他学校校园满地破报纸,随处扔橘子皮、香烟头,到处吐痰。张先生禁止吸烟,凡是吸烟学生,立即开除。南开不准随地吐痰,校中走廊设有痰盂,走廊柱上写“吐痰入盂”。学生食堂设有两道门,以防苍蝇飞入。食堂的工人厨子开饭前必须穿上整洁的白大褂,列队受检查,每个工人必须伸出手来受检,看看是否手指甲已剪短而无黑污。

我叙述这些杂项琐事,在于证明伯苓先生信仰“圣道本乎寻常,至理不外日用”,“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切成功由小善积成大善,一切失败多由小恶积成大恶。伯苓先生办事办学的方法即是积小善为大善,可为办学兴学之人典范,万世之法。

伯苓先生既有远大眼光,高瞻远瞩,深知救国育民之道,对于日常屑务杂事亦能瞻小慎微,面面俱到。把一切杂事庶务办得妥帖切实,是先生过人之处。许多人只有空大的计划、远大的宏图,而无确实精细的实行方法,结果一事无成。例如民初实业界名人李组绅先生,他是北洋大学毕业,有组织力,有创造力,有远大的眼光,也有公共精神,力主开发实业,利民富国。他创办六河沟煤矿,并向南开大学捐款三万元,创办南开大学矿科。唯是李先生仅有远大计划,而煤矿办得不成功,许多屑务细节未能认真,煤矿失败了,南开大学矿科办了两班就无下文了。

一个成功之人须有远大的眼光、正确的政策,而且要有精细、有效率的方法。张先生既有远见,而且胆大心细;既有正确的目标,更有精细周到的方法推行其政策,使其政策实现。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仅有好的愿望、空洞的远景,而无有效率推行的方法,结果是无结果。例如空喊现代化而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方法,自然没有现代化的成果。

修身班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圣先贤的最高原则。“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金字塔倒影的逻辑的起点在于修身,也就是修身为一切做人应世之本。一个儒者必须是一个好人,积好人成为一个好家,积许多好家成为一个好国,积世界上很多好国家,天下就太平了。这种以修身为本、以修身为起点的理论实行几千年,民初仍然奉行。然而科举已废,四书五经已不是新式学校中的课本,修身做人的训练成了问题,如何讲求修身之道失了常轨。民初,蔡元培写了一本教科书,题目为《修身》,内叙仁义、道德、礼智,一些空泛字句干燥无味,各校学生均不喜欢听这些空洞的说教。推物及人,学生们对于教修身课程的教员亦极厌恶,因此南开没有修身一课。南开精神训练由伯苓先生亲自主持,修身班成了南开最有效益的精神训练。每星期三下午召集全校学生,在大礼堂由张校长亲自训话,讲述修身、做人应世之道。循循善诱,修身班中名言哲理,许多学生终生永记。南开精神讲话尽在修身班讲话之中。可惜三十年代以后,学生人数过多,礼堂无法容纳全校学生于一堂,加以伯苓先生年高事繁,修身班未能按期举行,是一憾事。

三大政策

伯苓先生的教育方针,除了读诵中外历史、地理、经史子集、中外文学文字以外,有三个新的政策:第一为科学,第二为体育,第三为合群爱国。伯苓先生出身于海军,亲经海军大败之辱,亲睹外国人欺凌中国的情形,深知亡国之危。当时清朝积弱多年,列强主张瓜分中国,有识之士力喊救国。伯苓先生得风气之先,首倡爱国主义,教导学生要合群爱国。他认为教育学生须授以知识,增强他们的能力,然后为国为公,中国方可存在,方可富强。先生每说中国之患是贫、病、愚、散四种大病,人民有了教育,有了知识能力,则贫、病、愚三病可除,而国人一盘散沙,不合群,不会合作,仍是混乱之源。我们必须协力同心,共御外侮,中国方可图存救亡。“五四”时代,爱国运动南开学生总是走在前头。校长和学生永久合作,共同奋斗,反抗日本侵略。学生领导爱国运动,校长永在支持他们的活动。其他学校学生和校长站在对立的两方,学校方面极力阻止学生游行闹事。南开学校对于爱国运动,校长和学生是一致的。

一九二七年成立东北研究会,任傅恩龄为干事,研究日本侵略东北情形,计划反抗日本侵略。“七七”抗战军兴,日本人特派大队的飞机把南开大学校舍全部炸毁,报复南开师生爱国抗日之仇以泄愤,这可为南开师生爱国抗日之明证。

“东亚病夫”久是西洋人奚落中国人的名词。中国读书人向以“勤有功,戏无益”为准则,学生以“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死书为最好的学生,不可游戏,不可“贪玩”。伯苓先生深知这古老的办法不妥、不合理,他相信必须加强学生身体。人民有强壮身体,方可救国建国;人民是病夫,就不会有富强之国。

南开注意体育,全国皆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毕业班学生必须能跑百码,能跳高、跳远,方能毕业。一九二二年我们这一班就是遵照伯苓先生的规定,体育及格方能毕业,方能取得毕业文凭。

图书馆

我由关外到南开最大的发现是南开学校有一图书馆,有一大的阅览室,藏有几万本书,且有一位学过图书馆学科专人王文山管理这图书馆。这个惊奇的发现胜过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八十年前,全国各中学多没有图书馆。学校是读书的地方,没有书可读,似不成为学校。我在奉天时所读的学校——两级师范学校,是当时东北最高学府,竟无图书馆,岂不可怜。学生们只是在课堂上遵守“先生讲,学生听”,抱残守缺。先生讲台上摇头晃脑,抱着课本大声念,学生静听,课本以外毫无所知。一九二〇年,五四运动后一年,奉天师范学校请到苏式洵先生为教务长。苏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受过五四运动思潮熏染,到任后草辟一间教室为图书室,收集当时流行的杂志,如《新潮》《解放》《改造》《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因是子静坐法》《催眠术讲义》《催眠术实习》《东方杂志》等五六十本新书,我们学生惊喜若狂。我把所有的书全看了,我学会催眠术,即是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自习完成。

当时奉天东关有一奉天省立图书馆,然而这个老衙门“门虽设而常关”,内有一个阴阳怪气的图书馆馆长,大概他是省政府中某要员的穷亲戚,无以为生,把他塞到一个无人理的冷衙门——省立图书馆混个生活。奉天省图书经费原已有限,这位馆长的薪给伙食把书费全吃光了。我去过图书馆两次,见不着人,也见不着书,怅然而返。

南开学校图书馆有十几万册图书,是全国中学中了不起的设备。一九二二年春假中,我把《资治通鉴》《元曲廿四卷》《十三经注疏》全部念完。见所未见,读所未读,受益匪浅。有此经验,我对于学校中的图书设备极端重视。我以为学校有图书设备为第一要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东北大学校长任内,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扩大图书馆。我计划五年之内要有三十万卷书,十年之内有一百万卷。一九三一年,聘请桂质柏图书馆学博士来沈阳主持其事,“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亡,所有计划成了纸上谈兵。一九八七年,我到沈阳市参观几所重点中学,仍均无图书馆或阅览室的设备。我参观一所最好的重点中学,这校仅有几十本新书锁在一个柜中。我要求看看那几本新书,完全未开过,并未编号,从未有人看过。那位校长面红耳赤,向我说学校经费少,仅有这几本书。我问阅览室在何处,他诡称“现在图书馆放假,阅览室锁着,钥匙在管理员手中,管理员不在”。

我述及上面题外文章,说明南开与众不同,伯苓先生知道轻重先后,重视图书设备,说明南开学校何以成功。

新剧团

剧话剧创始于南开。伯苓先生以为话剧可以训练学生口语表达,话剧剧情可以影响民众思想,戏剧可以影响人民道德观感。伯苓先生自编《用非所学》《仇大娘》《一元钱》《一念差》《新少年》《新村正》等新剧,由伉乃如、周恩来、陆钟元、曹禺等登台表演。民国初年,拘于旧礼,男女授受不亲,女学生不能登台。剧中女角由男生扮充,周恩来扮充女角,所以我们在校时,呼周恩来为“孙小姐”,因为他是剧中女角孙小姐。

周恩来演说能力、表达能力虽然出于他本人的天资,南开新剧团的训练不无贡献。

敬业乐群会

南开教育的特点不仅在于教育素质的高超,教学、作业、考试的严格,伯苓先生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训练学生如何在团体中生活。人是群居动物,每人每日生活于人群之中,必须学得在团体、社会、国家、家庭中如何生活,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在组织中生活。团体生活实为教育的基本目标。南开的课外组织繁多,课业以外学生可以随意参加,学习群居生活。南开有新剧团、基督教青年会、校风出版社、童子军、足球队、篮球队、棒球队、各省各市同乡会、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等课外团体活动。每日下午三时课堂课业完毕,学生可参加各项课外活动,学习交结朋友之道,终身有益。敬业乐群会可为一例。

伯苓先生以为做人应世之道须尽忠职守,努力工作,把自己分内应做的事尽忠做好,不可随班唱应,马马虎虎,凑合敷衍了事。“尽己之谓忠”。他教导学生对自己所业要尊敬严肃,对自己应做的事毕恭毕敬,谓之敬业。在团体中必须合作合群,同舟共济,寻求快乐于人群之中。和人往还自有其乐,合作乐群是学生应学的本领。一个人孤立鸣高,不和人往来,不能与人合作,独往独来,穷酸一辈子,一事无成的学生,张校长不取焉。

南开周刊原名《南开校风》,学生们称为《校风报》,主要用意在于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训练学生的思想。《校风》周刊上的文章内容,中学生的作文卑之无甚高论。中学生所知有限,所学有限,自然不能有什么惊人之笔,只是给学生们有发泄他们热情的地方,在教学上也有大的贡献。

学生宿舍

学生在校住宿是教育上一大要旨。南开学生百分之九十住校,有极大的好处。国内许多中学因为经费不足、设备不周,没有宿舍。学生们随班唱应,下课后一哄而散,各自东西,荒废了有用的时间,无机会、无时间参加课外活动和体育生活,不可能学得团体生活要义,不可能成为有用人才。

南开住校学生下午三时下课以后,参加各项活动,如童子军、篮球队、足球队、棒球队、青年会、圣经班、撰写周刊、辩论会等有意义的活动。六时吃晚饭,七时自习,十时熄灯,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身心两方面均得发育成长。

不住校的学生多是豪门公子、富家子弟,来校时随班唱应,下课后立即离校,在校外闲游胡混,把大好光阴耗费于无益之地。他们对于校内各项运动、各项球赛无法参加,对于写作、演说、组织群众均无能为力。他们的课业永是低等,最好者勉强及格,很多人名落孙山,挡驾离校(南开勒令学生退学称为挡驾,英文、数学、国文有一门不及格要挡驾)。住校学生被挡驾者较少。

中学、大学严令学生住校,在教育上有极大的好处。英国出名中学伊顿(Eton)、哈尔(Harrow)学生必须住校,牛津、剑桥两大学学生必须住校至少两年。二百年中,伊顿中学出了十八个首相,英国各界领袖多是牛津、剑桥学生,概由于学生住校的良规。南开成功成名,学生住校也是原因之一。

创新及试验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学术的进步在于日日求进步,日日创新求进。原有的无效无灵的办法,须改进废除,应试求新法。政治上须变法维新,学术上亦应力求发明、发现、改进,日求新方法、新道路。南开校歌中的一句“巍巍我南开精神,汲汲浸浸,月异日新”,伯苓先生遵循古训,日求创新。他以为民主政治之下,从政竞选者须有表达意见的能力,须有说服能力,方有资格成为领袖,推行福国利民的计划。

表达意见有两种方式:一为文字,须文笔通顺,言之成理;另一方式为口语。文字的表达自古为然,学校中课文、作业、作诗均是表达意见的方法。唯口语表达自己意见,向民众大会演说,一般人无此能力,学校中亦无此训练。伯苓先生以为训练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将来在社会上或政府中成为领导人才,演说能力的训练十分必要。南开新剧团是练习口语表达的一法,课堂中应有演说一课。一九二一年春,伯苓先生于第三年级设立演说课程,每周一次,由孟献予先生教授演说之道,用意至善。张先生的政策,毫无争议之处,唯推行实施发生困难。第一,孟先生不是善于演说的专门人才,他自己没学过演说。按平常的教育道理,教员所教的课门知识应十倍于学生,孟先生演说天才不比我们学生更高明。而且中国缺少公共演说这类书籍课本,没法照本发卖,要孟先生自己创造一种演说理论方法,不可能实现。孟先生本人不能演说示范,教学生仿行。试行半年,孟先生不干了,演说这门课程无法进行。一般学生们重视积分成绩,甲等、乙等,八十分、九十分。演说这一科是创举,新课,没有积分方法,没有七十分、八十分的标准,学生不重视没分数、没成绩的课程,对之无趣,是失败原因另一面。

演说的题目和内容也是一大困难。十几岁的中学学生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各项问题所知有限,言之无物,不知从何说起,教学生站在台上做三分钟的公开演说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学生方面、教师方面均感为难。这演说班不好进行,试行半年就取消了。

另一创新课程是时事。张先生以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学生应知国家大事及天下大事,方能洞悉事物,洞悉世界大势,方可成为领导人才,因此设有时事一课,每周上课一次。施行以后,发生与演说班相同的困难,教授时事的先生没有特别消息,没有号外新闻,没有特殊高见,仅凭一般报纸所载新闻,学生们已同样看过了,再由教员讲出来,已不是新闻。旧话重提,了无新意。至于国内经济复杂问题、国际政治情形,教员所知有限,学生们所知更少,教学两方对于均不知道的问题全无兴趣。时事一课难于维持下去,试行一学期,不再列为正课,只是鼓励学生于课外注重时事以增学识。

不是伯苓先生的所有创新试验全失败了。一九二三年,张彭春(张校长胞弟)游苏回国。苏联是新兴的共产主义国家,重视劳工,重视体力劳动。中学生除了上课学习语文、算术、科学以外,要参加体力劳动,做一部分生产工作,同时锻炼学生体力,减少一些仅为运动而运动的球戏及体操。学生实行体力劳动,既可活动筋骨,增益体力,且有生产物资的效果。张校长采取这种理论和办法,于南开学校后院西墙角下设有小型工厂,学生下课后可以参加工作。虽然生产品所值有限,但用意至善。

四大金刚

一项大事业的成功不是一人之力,必须群策群力,众志成城。要有好的领导,再加有得力的助理人才,方能众擎易举,创成一项大事业。伯苓先生高瞻远瞩,大气磅礴,而各种计划的推行、日常事务的处理,需要有得力的人支助。张先生知人善任,选择可靠的人、有能力的人,照计划推行,方有成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学校有四根台柱,应称四大金刚,如来佛在上,四大金刚助威,方能成为一座好的大庙。

主持教务者喻传鉴,浙江人,北京大学毕业,原是南开第一班学生,和梅贻琦同班同学,亲受张先生教导。初在天津南开学校充教务主任二十年。重庆南开成立,喻先生主持南渝(南开),二十年桃李满天下,重庆南开的学生均知喻先生的风范、学问、道德。

次为华午晴先生,亦是南开第一班学生,管理南开建筑校舍、房产事务,尽心竭力,一辈子鞠躬尽瘁,是南开建设者之一。华先生天津人,体形肥胖,口齿迟钝,好像说不清任何一件事,说不明白任何一句话。他眼睛黑眼球较小,白眼球很大,学生们戏称他“华白眼”。此公绝对忠实,日夜勤劳,外弛内张,外形若愚,而心中十分精明。他没学过建筑,但天津南开、重庆南开、八里台南大,广厦千间,均由华先生设计制图建造,南开学生很少人知道华先生这项建树功劳。南开学生八十年中来来往往,行云流水,而南开校舍百年屹立,很像纪念华先生的功德碑。

第三根台柱孟琴襄,主持事务庶务,管理厨房伙食、花木校舍、财务支出,无所不容,无所不管。孟先生是张校长的第二班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赴欧洲参加协约国方面华工队,当时有华工三万人从事挖战壕、运送军械军需。孟先生是华工会干事,管理华工的生活起居、通信、衣食住行,和晏阳初先生同时同事。一九一八年欧战结束,回南开充任事务主任,三十余年努力于南开的事务。南开学校明窗净几,花木葱茏,校舍一尘不染,是孟先生的功劳。孟先生鞠躬尽瘁,一辈子为南开工作,贡献甚大。

第四根台柱伉乃如,是校长的秘书。伉先生乃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南开的第二把手,秉承张校长的计划意旨推行一切。南开的人事行政、对内对外,全经伉先生之手。在南开大学部兼充注册部主任,有极大的权威。学生的成绩在他手中,教授的进退伉先生有极大的影响。张校长对伉先生言听计从,伉先生对张校长毕恭毕敬,扶持体贴,无微不至。张校长出门时,伉先生每把手杖、帽子恭手送到校长手中。有些学生以为恭顺太过,迹近卑鄙。我问这个批评的同学:“你认为伉先生拿帽子卑鄙,难道你以为应当一见校长进门,伉先生就不容分说上去抽他一个嘴巴子才对吗?”

伉先生是主事管事之人,学生的记过、开除、挡驾,均由伉先生传达,“送恶耗的送信人每被打被杀”。伉先生发布不及格或挡驾的信息,传达不好的消息,学生们很不谅解,而他心直口快,直话直说,没有容忍装傻的假态。说真话,每是大煞风景的事,因而得罪了一些学生。

实质上,伉先生是极精干、有为有守的人才,办事精细确实,且有表达天才。在南开新剧团中做演员,伉先生每充剧中的坏人、坏小子,做种种丑态,说诡话,情景逼真,极像坏小子。一般人把剧中的坏小子形象引为伉先生本人,冤哉枉也。伉先生忠心义胆,为朋友两肋插刀。周恩来在新剧团扮充女角,和伉先生同台演,成了好朋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周恩来主持共产党革命工作,秘密来天津,常由伉先生掩护隐藏,周恩来免于被捕,得以生存。当时国民党政府时代,窝藏掩护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伉先生不是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朋友,古道高谊,不能不说忠义可钦。一九一九年,周恩来由日本回国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张校长委任他为秘书,隶属伉先生之下,听从伉先生指挥,跑腿学舌,均由伉先生发号施令,周恩来对伉先生极为尊敬。一九一九年秋,周恩来被天津警察厅逮捕,伉先生来往警察厅营救,九死一生的周恩来在监狱住了九个月方出狱。人民政府成立,周恩来做了总理,伉先生时已作古,对伉先生的子女略有照顾。

在校亲历种种

南开成名,许多人以为南开是贵族学校,因为黎元洪总统的子女、袁皇帝的族子、冯玉祥的儿子均在南开上学。实质上,南开学生绝大多数是贫苦子弟。现身说法,我个人在校生活可为一例。

一九二〇年秋,中日珲春交涉,中日两方向吉林方面出兵,弓紧弩张,情势险恶。奉天有学生游行请愿,拥护政府,反对日军侵略。张作霖大帅以为学生闹事,大怒之下解散学校。爱国有罪,把我开除学籍,并追缴学费。经奉天青年会干事丹麦人罗士马森(Rusmansen)介绍推荐,得见张校长。伯苓先生不以为爱国有罪,幸被收容,从此我变为南开学生。唯是流亡学生,生活及学业两方均极艰苦。经济上由家中扫地出门;学业方面由奉天师范学校转入南开洋学堂,各科多不衔接。入学以后,一切英文课程听不懂、说不清、写不出,十分费力。南开学校的课本,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全用英文,望“洋”兴叹,不知从何着手。英文先生是美国人宛德尔夫人,她口若悬河,我听之茫然,不知她所云何事。而物理报告要用英文写,更是强我所难。好在我的算学有好的根基,可以望文生义,看图识字。几何、代数不用太多的英文,一望而知。物理实验是普通物理,不难随班听讲。英文的物理实验报告向同班同学借抄,送上了事。物理先生章辑五先生对于实验报告不十分深究是否抄袭,每得过关。

英文一课是洋文,日夜研读,希望能及格。绝路逢生,忽然发现一个窍门。美国学校规定教员要有“办公时间”(office hour),每星期指定一两天的下午,教员坐在他的办公室等候学生来问,解答疑难,用意至善。中国学校无此办公时间的办法,中国一般学校也没有教员单独的办公室的设备。南开先进,特有教员办公室。宛德尔夫人是美国人,习于美法,采用美国的坐办公室的办法。每星期三下午三时至五时,她坐在办公室接受学生访问,但是我班其他学生学习正常,没有人来访,因此她的办公室门可罗雀,无人问津。我是唯一求教的学生,她有了第一件生意,十分欢喜,十分热心。经她单独教授几个星期,我的英文就能听得懂、说得清了。巧得这课外单独补习,六个月后,我的英文就可以随班唱应了。宛德尔夫人得有成功,极为欣喜。语言须由练习口说中得之,有机会练习口语,就有很快的进步。中国一般学校教英文的先生多不能口说,因之收效甚微。

在校求学,以学为本,自然是天经地义,然而生命第一,生命不存,则求学就不必谈了。《圣经》上说,得了一个王国,丢了生命,又有什么用处呢?实质上,生存第一,挨饿的人无法谈诗书。在奉天爱国有罪,被张大帅开除学籍,同时由家中扫地出门。离家之日,先母偷偷地给我九元钱。在奉天吃去三元,来天津路费用去三元,到天津时只剩三元。床头金尽,空肚子三天,第四天王捷侠学兄解囊相助,借我五元,方得以入校。

南开学生食堂饭费分甲、乙、丙三等。甲等伙食是全周七天每日两餐,每月三元五角。乙等餐每餐少一个菜,星期六、星期日无餐,以应一般周末离校回家学生之选择。丙等餐午夕两餐,周末无餐,是最便宜的伙食,每月二元三角。另外早餐馒头、稀饭、烧饼、油条,由学生自理,学生另掏腰包自买,不在包饭之内。一般穷学生为省钱吃丙等饭,自是常轨,我属于丙等。

早点馒头稀饭,每日要花七八分钱,为节流起见,我放弃早点,每天两餐可以勉强度日。和尚住庙,过午不食,一天吃一次可以活得了,现在我每日两餐,当然可以勉强生活。这种废止早餐的妙法,我实行了六年。一九二五年到了英国,英国人早餐丰富,午餐轻简,入乡随俗,我方改食早餐,恢复正常,改从一般人的饮食方式。废止早餐不仅可以省钱,对于健康,且有好处。其理论为肠胃应有休息时间。肠胃有工作时间,亦应有休息时间,其效率更大。而且得读一本《废止朝食论》,其中讲了一大套不吃早餐的好处,食少思清,多吃易睡等。得了理论上的根据,我更理直气壮,不以为自己挨饿是受苦,虽然我放弃早餐不是根据理论,不是要肠胃休息,而是为了省钱。

财政之道不外开源节流两途,一方面要节流,节省支出,另一方面必须有来源。如果没有一点财源,毫无收入,仅靠锱铢节俭,仍不能解决问题。一个中学生既然不能放下书本从事苦力工作,想不出方法求得一点收入,赚几文钱求活。日夜思维,乃决定试给报社写些小品文字,得几角稿费,或可是一求生方法。当时天津报纸有《大公报》《益世报》《京津太晤斯报》三家大报;另有几家小报,各自争鸣。小报之中,有一《新民意报》,是前进的报纸,由马千里主持。马先生为南开毕业生,是张伯苓校长的妹夫,思想前进,自有主张,自己要独立门户,办一报纸,名为《新民意报》,鼓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妇女解放等。然而,办一家报纸并不如理想中那样简单,既须有主张、有目的,且须有经济的资源支持。马千里先生单人独马,没有经济支柱,难行千里。而且稿费太少,写稿的人亦少。每天出两大张报,要几万字才能充满篇幅,发行应市。简单说,一份报纸的发行必须有文,且须有钱。马千里先生既然没有钱,而文稿亦不足,千里之名仅是远大的目标而已。和其他报纸一样,《新民意报》也有一副刊,载录文艺故事、杂品文字,聊以充数,每一段短文,只付稿费三角钱、五角钱。当然没有国手文豪为之写稿,只好采用平庸文字、中学生的作品,因此我的文字得以采载,一千字可以得稿费三角钱。每星期得有三角钱,在穷困无钱的时期是很大的数目。三角钱可以吃三次饭,岂可忽哉。

一九三〇年,马千里先生病故身亡,人亡政息,《新民意报》随之寿终正寝。马千里先生另外创办了达仁女校,提倡妇女教育。邓颖超曾是达仁女校的教员,她也给《新民意报》写过文章。马先生在世之日,中国共产党尚未成形,假如马先生能多活几年,或者可能成为共产党的要人。世事沧桑,很难预计。

三角钱虽少,但得来不易。写出一篇短文,本不容易,首先要有个题目,其次能写得有可读性、能被采登的小文全不是容易的事,而且要有写作的环境。南开学校校规甚严,白天全天上课,晚间要自习。以当时我的英文落伍情形,日夜加工努力,勉强可以随班及格,没有时间为《新民意报》的报屁股(副刊)写文章。另一困难是学校规定晚十时熄灯,不准学生秉烛开夜车。张校长的教育主张一切教学、体育课外活动须在一定时间,即早六时至晚十时之内,超过此限无益有害。而且为防止火灾,十时以后不准学生自燃灯点蜡,只有过道路灯和楼梯上的电灯仍然放光照路。为《新民意报》写副刊,只能坐在南楼楼梯上路灯下完成。在楼梯上写的东西自不能有好的作品,好在我的目的原不是经世名言传之后世,只不过为三角钱的生活费已耳。

另一求生的方法是为初级班同学补习算术。南开课业极严,国文、英文、算术三科中有一门不及格,便要挡驾(退学)。一些算学不好的学生极需课外补习,招请高级班学生为补习先生,每月付两元三元补习费。这些课业不好的学生常到教务处报名征求补习先生,由教务主任喻传鉴先生转达这项需求,向高级班有能力、有需要的学生接洽。我的算学一向很好,在穷困之中,这是一个好的活路。我向喻先生报名求售,正巧有一个一年级学生杨作舟算术不及格,急需请人补习。于是我成了补习先生,每月得三元钱,居然成了大富。因为伙食费每月两元三角,除了伙食费尚余七角,岂非大富?给《新民意报》副刊写小文,每篇三角钱,写十篇方得三元。为人补习每日下午一小时,每月三元,十倍于写报屁股,而且免除坐楼梯灯下之苦。由此改行充任补习先生,《新民意报》五个月之功就不再继续了。

为人补习是发现新大陆。初期学生只有杨作舟一人,后来另有山西学生董克兄弟两人请我补习算学。此后威名远震,有很多初级学生请我补习。一九二二年入大学以后,补习范围渐广,移座校外,在天津河北孔绍轩公馆、河东刘承恩省长公馆做补习先生。校外补习对于解决生活问题大有进益,因为补习费由三元增加为五元,增加百分之六十,而且学东主人供给一顿晚饭,省了我在校伙食钱的一半,在学校吃一次午饭就够了。孔、刘两家豪门供给补习先生一顿晚饭,远远少于孔六少爷喂狗的钱,而穷困挨饿的人受之,则是义薄云天了。刘承恩是袁世凯皇帝的亲密战友,代表袁世凯沟通革命党,做过湖北省长,腰缠万贯,湖北人要给他立铁像。孔绍轩是李鸿章家的师爷,清末民初做过甘肃省兰州道尹,千里为官只为财。清末时代,在边省做官,刮取民财是合情合理之事,孔家的大富自非意外。

做补习先生的几元钱可以过活,教务主任喻传鉴先生的推荐,义薄云天,我永生感激。而且因为介绍补习工作的接触,喻先生对我很有好感。一九二二年暑假中,伯苓先生主办暑期讲习会,陶孟和(履恭)是讲师之一,讲授中国社会问题。陶先生是北大教授,中国最出名社会学者。他的讲演笔记需要一人为之清理抄写,以为将来正式写书时的蓝本,他请喻传鉴先生找一个人做此工作。喻先生把我推荐给陶先生,为他清理讲稿。他上午讲演,下午一时后我代他清理讲稿,誊正抄清,每一下午抄清二千字,手忙脚乱,十分费力。做了一个月,陶先生给我三元钱作为工资。虽然钱数不多,结识一位名人,而且陶先生对我永有好感,大大超过三块袁大头。

校长之怒

生活和课业既然渐入坦途,我循规求进,从事学业,不再参加学生运动,惹事闹事。实际上,一年多以来日夜勤劳,求生活赶功课,没时间参加任何课外活动。敬业乐群会、青年会完全没有我的足迹,我也没有给南开校刊写过一个字。这样韬光养晦、装聋作哑,希望不再出头露面,惹出任何麻烦,做一平静、无毁无誉的好学生。

世事的运作不能尽随人意。校外局势之变,又把我揪出来,时也,命也。人生的行止不能完全靠自己的计划,多是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一九二二年春,奉直大战,张作霖与曹锟失和打内战。这些内战原和我无关,也和南开无关。然而,这次奉直战争影响了我平静的学校生活,拉我再参加课业以外的学生活动。

先是这年春,张作霖、曹锟反目,奉直两方先行骂阵,彼此通电对骂。四月底,奉军入关,正式开火。打了七天,奉军大败。五月五日,奉军退过天津东的军粮城,狼狈出关。奉军纪律向不太好,天津民众对奉军十分忧虑。五月初,奉军由津浦线败退,经杨柳青天津附近各地之时,津市大起恐慌。南开学生也在恐慌之中。我班第四年级是高班,学生张我华、刘纯柱、张金增是活动分子,胆小怕事,力主学校停课以避奉军危害。张伯苓校长海军出身,见过阵势,极不以停课为然。五月一日下午,召集全体学生开会,报告时局消息,伯苓先生和学生大开辩论。刘纯柱、张我华以为奉军纪律太坏,到处杀伤抢掠,过天津时一定杀人放火,南开学校应暂时停课以避其锋。张校长以为学生要求停课自造恐怖,庸人自扰,奉军不可能攻打南开,因为南开系学校,无财可抢。刘纯柱说奉军如打日本租界,南开可能受害。张校长问奉军为什么要打日本租界,假使打租界,奉军的大炮飞过南开,炮弹要有抛物线,“你们知道抛物线吗?抛物线的弧形由南开上空飞过,不可能在弧形中途落到南开校园”。张校长以科学道理、海军经验说服学生,唯是惊惶胆小之人,不可理喻,张校长的科学理论未能解除他们的惊慌。辩来辩去,张校长怒发冲冠,大为震怒,未得结果。学生们散会之后偷偷地溜走星散了,没有正式罢课,实质上停课了。住校学生无家可归者大部分仍然留校,走读学生或天津有亲友者均已星散。张校长气得声嘶力竭,未能阻止停课。南开成立十六年,这是第一次学生们无理取闹,擅自停课。

实在说,这些胆小的学兄是杞人忧天坠。奉军溃退,每个逃兵争先逃命,兵败如山倒,不可能做有计划攻打日本租界。而南开是一学校,没有黄金财宝,所有教室中的桌椅、黑板、讲台,奉军不可能搬走,学生们的顾虑惊慌是没有根据的。五月初,两三天之内奉军零散地由杨柳青军粮城溃退出关,天津居民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五月五日以后,离校学生陆续回校,五月六日正式复课,一场无谓的惊慌就过去了。张校长余怒未息,把张我华、刘纯柱、张金增三人挡驾了。这三位同班学友中,张金增是我最好的朋友,离校以后改名张放,后来加入共产党,改姓刘。一九八六年故人相见,提及六十年前往事,不胜唏嘘。张我华、刘纯柱两兄离校以后不知去向,不知所终。

在学校停课期间,大部分学生离校,发生些小问题,落在我头上。例如食堂中的伙食座位,大部分学生离校,而留校学生急需归并重组。何人离校,多少人不来吃饭,没法查询。刘纯柱、张我华几位学生头目擅自离校,主管厨房的事务员向我查询。宿舍中住宿学生七零八落,亦需要查清,也来问我。张校长找我谈话,查问学生情况。无形中,我成了学生们的代表。死灰复燃,两年前在奉天为学生代表,参与爱国运动,两年后又成了学生头目,再出头露面,实是意外的发展。

一九二二年班是旧制中学四年毕业的最末一班。这一班毕业以后,改行新制,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共六年,实行到今。

中学班毕业典礼时,除各项演说外,有一学生代表毕业班做答词,感谢学校先生教导之恩云云。张金增、刘纯柱几位活动人物因为奉直战期中擅自离校,被张校长挡驾,学生团体中群龙无首,承乏补缺,这一期毕业典礼学生代表答词落在我头上。在南开学生活动中,又有我一份了。

南开大学之兴建

南开中学自一九〇六年成立,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张伯苓校长十年之功,南开学校在国内成为第一流学校,在国际已渐有名。一九一六年举行一千人大操,已是大的学校。伯苓先生大气磅礴,自强不息,再计划扩充大业,创办南开大学。

一九一七年,张先生第二次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研讨教育理论、教育历史,同时考察美国各大学创办设施情形,以为创立南开大学的参考。一九一九年归国,立即着手筹备设立大学部。同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伯苓先生名誉博士学位。

筹办一所大学,兹事体大,很不简单。第一是经费问题,凡事非钱莫举。张先生家无恒产,手无分文,一个人赤手空拳以苦行僧的方法各处化缘,所得有限。在中国捐求,很不容易。中国是穷人之国,中国人是大穷小穷之分,很少百万富翁。一些政要军阀,虽然窝有百万,但多是为富不仁,没有公共精神,不肯为公益教育事业拿出钱来兴办大学,泽及后世。第一年筹办南开大学十分艰苦。吉人天相,福从天降。一九二〇年秋,忽然来了一笔意外之财,江苏督军李纯十月中一夕暴卒,遗嘱以遗产五十万元捐给南开。伯苓先生得此意外巨款,南开大学之进行渐有起色。

李纯,天津人,字秀山,时充江苏督军,驻守南京,对于伯苓先生向极尊敬钦服。一九二〇年十月一夕忽然自杀,遗嘱以五十万元捐给伯苓先生兴学。这是官方消息。小道消息报称,李督军的爱妾和他的卫兵奸通。一夕正和这卫兵幽会之际,李督军忽然闯进。见这对男女拥抱在床,李督军正要举枪开火,那卫兵奸夫眼疾手快,先下手为强,先开火一枪把李督军打死了。李督军的家人为顾全面子,制造一段美丽高尚的假话,说李督军爱国自杀,以五十万元捐赠给南开兴学爱国云云。真相如何,无法确知,以五十万元为办教育总是好事。我们南开受惠人应该相信官方消息。

伯苓先生得此五十万意外捐款,乃在天津南八里台建筑南开大学新校园,修建第一幢楼房,以李纯督军的字秀山为名,称为秀山堂,并在秀山堂前立有李纯铜像以示铭感。

教授阵容

虽然南开初期仅有三百人,是小小的大学,较之今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南开大学学生九千人,美国大学一校三万人、五万人相去甚远,但伯苓先生一向重视教授资格素质。成立之初,就聘到数学名家姜立夫先生。姜先生系哈佛数学博士,国际知名。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世界数学名人陈省身就是姜立夫先生的高足弟子。化学系邱宗岳先生是化学界的泰斗。杨石先先生亦于一九二四年来校,在南开大学六十年,尤可崇敬。张校长重视科学,南开科学教授保持了很高的水平。“中央研究院”五位“院长”中有两人是南开学生,钱思亮在南开学化学,吴大猷在南开学物理。南开制造的成品货真价实,不是瞎胡吹乱捧者可比。其他南开学生成为教授、科学家者车载斗量,如江泽涵、姜长英、申又振、吴大任均是同期的学生。

校园移到八里台后,教授阵容益形壮大。物理教授聘得饶毓泰,人类学聘得李济,文科方面聘有徐谟、蒋廷黻、何廉、李卓敏、方显庭、陈序经、张纯明,均是后来中外知名响当当的人物。

何廉主持的南开经济研究所,杨石先主持的化学实验室,在国内各大学中首创研究工作,绝无仅有,其他大学尚无此类研究部门。伯苓先生一人单刀独马,在国内连年内战混乱之中,民穷财尽状况之下,创成千古不朽大业,在中国历史上罕见。

学生会的风波

南开大学的学生,百分之七十由南开中学毕业提升,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其他中学毕业学生考入。南开中学训练严肃,南大学风纯朴正常,自在意中。伯苓先生要扩大招生的范围,收揽天下英才。一九二三年夏,在上海设立考场,兼收并蓄,招收南方学生,搜集全国英才,以便有教无类,泽及全国。这些南方学生,多数是好的。中国的文人才智,汉唐以后多在三江两湖,伯苓先生的高瞻远瞩是极正确的。然而,江浙一般中学很少能与当时的南开学校比,而纪律训练、道德标准更望尘莫及。一些上海招来的学生,初入南开觉得很受拘束,很不自由。例如不抽烟,不喝酒,十时以后熄灯就寝,安静无哗,南开学生行之有素,奉行已久,是天经地义平常的事。上海来的少数浪漫派以为很不方便,很不舒服,于是发生纪律问题。

南开学校在伯苓先生训导之下向未发生这类纪律问题。住宿学生的管理由一事务员王九龄先生主持,向无问题。大学部搬到八里台以后,王九龄也随之南迁到八里台。一些从上海招来的学生要求独立自主,不愿接受任何管束,对于王九龄先生的指导很反感。张伯苓校长以为学生既已成人长大,不愿受他人管束,能自治岂不很好,于是组织学生自治会,由学生自治自律,且可有公民练习机会,试行民主初步;把王九龄先生撤回南开中学管理中学学生,八里台大学的斋务纪律由学生自理。这是新的试验。

南开大学原无学生会组织,现在要学生自治,张校长召集全体学生组织学生会,试行学生自治。

两年以来,韬光养晦,我忙于课业,同时每天下午要去河东意租界刘承恩省长公馆做补习先生,无暇参与校中课外活动,学生会原没有我的份。唯是我在南开中学毕业典礼上是学生代表,略有虚声,这次学生自治会召集人职务又落在我头上了。诚惶诚恐,我知道做学生会的头目不是好差使,同学们七嘴八舌不易应付,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使。我提议学生会的首脑不称为会长,改称召集人,采取低调姿态。然而,这低调名称仍不能使麻烦减少,不易解决的纠纷仍不能免。

上海来的同学有几个人没有遵纪守法的习惯。抽烟喝酒,夜半吵闹,在南开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在他们则以为是很正常。一夜,上海来的两个同学酩酊大醉,夜十二时半,蹒跚回到第二宿舍。一进宿舍大门,哇啦哇啦呕吐满地,酒汁饭浆四处飞扬,臭满全楼,惊醒了其他住宿学生,全体大哗。第二天,这件不寻常的事由第二宿舍住生报告给学生自治会,请求查办。这两位上海学兄或已清醒,不再头痛了;我是自治会召集人,可头痛了。

学生自治会没有正式规章,没有成文规定应管什么事,也没有规定有什么权力,更不能开庭侦查审讯,惩办任何同学。无法可守、无例可援的情况之中,学生委员情感激动,讨论许久不得要领。有一学生委员说:“这两个苍蝇应该由我们饭碗中拣出去。”然而,学生会没有审判或开除其他同学的权力,只能干瞪眼,乱放热气。讨论结果,送请注册部主任伉乃如先生调查酌办。伉先生足智多谋,南开的权威人物,不知用什么方法,令这两位醉酒闹事的仁兄无声不响中离校南飞了。民主自由是多方面的,任何人都有同样的权利表示意见。少数人同情这两个“苍蝇”,以为学生会不应管这类事,更不应该报告伉先生,对我这召集人略有批评。对此费力不讨好的事,我立即辞去学生会召集人的职务,南开大学学生会就名存实亡了。好在南开学生久受张先生那面校门大镜子的教导熏陶,此后再没有发生那样的酗酒事故。

《轮回教育》,教授全体罢教

我辞去学生会召集人的职务,埋头学业,不问闲事。一九二四年专心致志翻译《统计方法》一书,作为课外作业,无暇他顾。

七十年以前,中国统计学是新兴学问,统计方法运用方开始。美国Willford King这本统计方法通俗易解,译成之后,在国内各大学通行采用,成为应时之品。正在欣慰之时,发生一个大风潮,南开大学全体教授罢教。他们指责我在南开周刊一篇短文——题目为《轮回教育》——是污辱师长,要求张校长惩办原文作者。轩然大波,乃学潮中最奇特者也。平常学潮每是学生罢课,从来没有全体教授罢教的奇闻,不但南开史无前例,任何大学也从来没有教授罢教的故事。这件奇闻奇事在南开大学校史上是一大事。

南开周刊在南开中学称为《校风》,一般学生称之为《校风报》。周恩来在校时编辑一时,旋由王捷侠承办。这类学生刊物本为学生练习作文,其理论事实卑之无甚高论,向未发生任何文字狱。南开大学移到八里台,王捷侠因为要赶功课,辞去周刊工作,由刘申光接办。刘学兄是事务人才,自己不常动笔,因此南开周刊发生稿荒。刘申光力催我写一篇文章,聊满篇幅。实质上,我本无话可说,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写一杂感短文,题为《轮回教育》,其要义为大学中的年轻教授们方由美国得了博士学位,孑然回国在大学中充任教授,多不会教书,只能照念在美国时的笔记,照本宣科,敷衍了事。这样教出来的大学学生出校做中学教员,依样葫芦,再转卖给中学生,成了一个轮转。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去美国留学深造,依样葫芦,拿回笔记贩卖,成了另一轮转。如此轮转不息,很像佛教中轮回盘的旋转,教育救国的希望就渺茫了。

这篇短文乃是一时杂感,为南开周刊凑篇幅。原以为交卷了事,无甚高论。该文发表于十一月初的第八期,学生作品没人注意。过了五六周,没人谈起这篇小文,到了十二月中一个星期一,忽然全体教授罢教,指责这篇《轮回教育》短文污辱师长,请张校长惩办作者,否则全体教授不再任教,继续罢教。

晴天霹雳,情势特殊。国内学生罢课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教授罢教,千古未有。南开大学已很有名,张伯苓校长举世皆知,南开大学发生罢教,乃是新闻,是最好的新闻材料。中外报纸竞相登载南大罢教新闻,《轮回教育》一文各报竞相转载。《华北明星》、上海《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几家英文报且把该文译成英文,以应外国读者。“好话不出庄,坏事传千里”,“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南开大学全体教授罢教属于人咬狗一类新闻,成了大大的新闻,中外皆知,全国讨论。

尤奇特者,中外报纸多吹捧恭维这篇《轮回教育》短文。他们说该文所言很对很好,教授们是无理取闹。事态的发展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中外舆论吹捧该文,教授们受严厉批评说成幼稚园胡闹。原文作者本是大逆不道的罪魁,反成为新闻中的英雄。情势的发展出人意料的原因,《轮回教育》文中所述情形不仅南开大学如此,其他大学中亦有同样情形存在。民初改朝换代之初,各大学多是新兴新立的大学,教授们多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由英、美、法回国的留学生。上焉者得有博士学位,但毫无教书经验;次焉者学位、学识、经验三项全没有。顾名思义,“教授”是指有学问而能把他的学问传送给学生的人。教授的知识应十倍于学生,而且要能把他自己的学识传授给学生,方为名实相符的教与授。民国初年,有学问而且有传授能力的学人很少。胡适在北大是有名的教授,因为他的学识丰富,而且在美国学过公共演说,有表达能力技巧,所以很叫座。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历史研究法,因为他名震中外,第一堂开讲,学生二百人,座无虚席,作者是受业者之一。唯任公的广东官话说不清道不明,平铺单调,不知所云。梁公的文章流畅,当代第一人,但说话的表达能力不像他所写的文章有情感、有说服力。我们学生上了第一课,大失所望。嗣后上他课的学生随日逐减,由二百人减到七八十人,再减到二三十人。两个月后只剩十余人,课堂学生日少,溃不成军,情势日非。这位国学大师干脆把这讲课取消了,回家闭户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后,畅销一时,但是任公上课教学生则是大失败。可见做教授,有学问是第一要件,有了学问且能传授给学生是另一技巧,民初各校教授群中具有这两种能力者甚少。《轮回教育》文中所述教授们不会教书的情形,各校皆然。言中有物,切中时弊,所以博得各方赞许。各校、各报大加吹捧,我执笔时,并不知其他大学也有同样情形。

南开教授群中什么人领头发动罢教,始终无人出面。现在舆论逆转,对教授们不利,更无人出头,但也没人出来主张复课。全校停顿僵持。

张伯苓校长好像不同情教授们的罢教。由罢教第一天起,张校长隐居家中,不到八里台办公。既然未召我这罪魁论罪,也不知他和教授们说些什么。处此僵局,教授们无人出头,张校长退居家中,一声不响,全校就继续停课。

学生会方面却起了劲,学生们振振有词说南开周刊系由学生会主办,学生会是周刊的出版人,一切权责应由学生会所有,如有罪过,应由学生会承担。屡次开会凑热闹,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了。

汪锋同学(安徽人,另一同名人汪锋是共产党人士,是北方人)一辈子吃素,平日无声无响,向未参与学生会活动,现在忽然兴起,作为学生会召集人,充任主席,大声疾呼,有声有色。张兹闿(丽门)、王捷侠、赵漠野等亦群起疾呼,极力主张学生会方面的理由。事态扩大,僵持日久,罢教风潮不得解决。

丁文江先生是南开校董,热心干预政事,喜欢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目睹南开罢教风潮旷日持久,二十多天尚未解决,他亲自出马,寻求解决之途。他请我去他家商谈解决方法。他说解铃须是系铃人,风潮之起源在于我的一篇文章,应由我出头认罪,即可解决。我向丁先生说,我的功过全在《轮回教育》一篇短文,每字每句明明白白地载在周刊之中,没有任何隐情秘件,是功是过任凭推断。如果张校长以为我有罪,我自应承受惩罚;如果认为无罪,岂不更好。丁先生对我说了许多好话,他以为我既认错,风潮自可平息。对于学生会方面,他愿亲自出马说服,风潮就可完了。他乃向学生会接洽,定期来校调解。丁文江先生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来八里台校园,学生全集秀山堂,一瞻丁校董这名人的风采。

汪锋充任大会主席。丁文江先生翩翩登台,先说了我一大堆好话,“关东杰才”“勇于认过”等等。他原以为即此结束,然而事情的发展不如他所想那样简单。学生方面力说这篇文章正确有理,而且力陈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七嘴八舌,滔滔不休。又说南开周刊由学生会主持,学生会是发行人。如有任何责任,应由学生会承担,与原文作者无干。张兹闿、王捷侠、赵漠野十几人相继发言,口语激烈。丁文江单人独马,站在台上抵挡不住万箭齐发,尴尬万分。辩论一点多钟,无结果而散。丁先生灰秃秃地走了,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丁文江校董是名人,是有能力的人,做过淞沪督办(相当上海市长),这样的大人物调处不成,再无其他人敢出头。教授方面噤若寒蝉;张校长退居家中,一言不发;学生会方面要说的全说了,再没有对象可谈,也无声息了。全校在沉寂无声中又过了五天。十二月底,张校长宣布提前放假,学期考试定于次年第二学期开课时举行。一阵风波,就这样无声中消沉了。

第二学期开学,举行补考。照旧开课,一切照常,依然故我。没人再提及《轮回教育》罢教风潮,教授方面没面子再提,学生会也没庆祝什么胜利。好像一场噩梦,醒后无影无踪就消逝了。一些同学以为我得罪了教授,教授一定给我不及格。事实上,我在各级学校向来没有考试不及格的事,这次也不例外。远道传闻说,我被南开开除学籍,更不是事实。一九二五年秋,我去英国留学是好离好退,并非被开除挡驾。

伯苓先生处世有方,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必须在此加重申述。解决此次风潮,以无声不响方法,以提前放假方式就结束了。伯苓先生没责斥教授们的胡闹,也未惩处祸首。离校二十年后,偶然谈及那次《轮回教育》风潮,他说:“两个小孩打架,摔倒了,再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回家吃饭。”这种心态和处理困局的方法,伯苓先生之智慧英明,极可敬佩。

世事的演变常是逆行。许多事因祸得福,本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小文,经众教授品题渲染,成了传世作品。六十年后,南大校长吴大任,特由图书馆找出《轮回教育》原文,复印一份寄美(吴大任、吴大业、吴大猷三位弟兄是二十年代南开同学)。

更大的转变,因为罢教风潮这篇小文传到关外我的家乡。张学良少帅看到这篇短文,拍案叫绝,以为说得对说得好。次年春,把我延揽到大帅府,资送我去英国留学,改变我的一生行止。

五卅惨案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上海日本人的内外棉纱厂工人罢工,日本人惨杀工人两人,引起上海学生及工人愤怒。五月三十日,学生三千人会同工人、民众两万人在公共租界游行示威,要求惩办杀人祸首。公共租界英籍巡捕向游行民众开枪,死伤三十余人。次日,六月一日,上海罢课罢市,阻止电车行驶,英籍巡捕再开枪驱除民众,杀死四人。于是全国骚动,京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抗争英人残暴行为。南开大学是天津各大学之首,自然是抗暴队伍之先锋。我是学生会活动分子,再一次卷入学生运动。

伯苓先生一生为公爱国,对于学生爱国行动向不干涉。这次五卅惨案抗争是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不是南开大学单独的学潮。伯苓先生和学生合作一致,自非意外。天津原有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两个大学,唯是北洋大学远在西沽,学生很少参与学校外爱国游行。南开大学成为天津学生群龙之首,领导各校学生运动,一切游行示威全由南开马首是瞻。天津学生会五卅惨案宣言经我起草以后,为慎重起见,请南开中学国文教员范文澜先生看看,以免文字上的不妥。范先生是五卅惨案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当时我们学生不知范先生是共产党员,只因他热心参与这次爱国运动,和学生们同行同止,近水楼台,所以请他把宣言原稿过目。其他南开教员多不参加学生们的游行。

范文澜以马列观点写中国历史,人民政府成立后,充任华北大学副校长。他是好好先生,戴很深度的近视眼镜,青衫旧履,“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表面上很似冬烘先生,南开学生称他为“饭桶”。实质上,“良贾深藏若虚”,范先生经纶满腹,在八路军中是“圣人”。在五卅爱国运动中邂逅此历史名家,亦幸也。

英国“闯席”

一九二八年,伯苓先生再一次到美国,回国时取道欧洲,考察英法教育及英法社会情形。一九二九年六月十日,伯苓先生到伦敦。这一天正是我在牛津大学毕业,同学、朋友们在伦敦上海楼设宴庆祝,原不知张校长正好在这一天到达英国,原有参与的人仅有刘攻芸、周廷旭、陆谦受、舒舍予(老舍)、郦堃厚、陈序经、吴南如、邱祖铭等十余人。伯苓先生该日中午到达伦敦,打听我的行止,得知那天晚上我在上海楼公宴。他同续克昌博士忽然来临,座客全甚惊喜,伯苓先生连说“闯席,闯席”。天津习俗,未请的客人擅自闯入吃酒宴,谓之闯席。

张校长那一天极为欢喜。第一,南开学生遍于世界各国,英、美、法、德全有南开学生,桃李满天下,他很自傲自喜。随同校长由美来英的续克昌博士即是南开学生,在美国方得了博士学位,随同校长东返。第二,正赶上我在牛津大学毕业,也是校长所喜欢的事。牛津大学是最出名、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南开学生在牛津毕业者,我是第一个。校长视学生如自己的子弟,南开学生有了任何学业上的成功或事业上的成就,伯苓先生每沾沾自喜,得了安慰。第三,他去美国多次,这是第一次到英国,初临旧邦,景物新异,很有兴趣。

校长在英国十多天,由续克昌和我趋前侍座,参观英国皇宫、国会、西敏寺教堂、大英图书馆、海德公园、国家画馆、维多利亚博物馆,美不胜收。校长极为喜悦,但是那年他已五十六岁了,学生们多年称他“老校长”,日夜奔忙,不无疲劳。参观国会那一天,他说要在国会门前木椅上小坐休息休息。我陪同他坐在木椅上,坐下不到三分钟后,他酣然入睡,鼾声远扬。十五分钟后醒来,他说他随时可以小睡,立即解除疲劳。他说:“在海军学堂时代练得这样的本领。控制休息时间,很有好处。”伯苓先生体力、精力过人,这是一例。英国广播公司(BBC)请伯苓先生讲述中国教育问题。伯苓先生是当代中国出名演说家,是当代三大演说家之一,其他二人为汪精卫及余日章。他登台讲演,口若悬河,顺流而下,习以为常,向无底稿。这次大英广播公司请讲演人先把写出的讲演稿送去,以便编排节目,控制广播时间。广播是以分秒计算的,必须按照字数多少排列时间。伯苓先生的演说向是脱口而出,顺理成章,没有底稿。这次大英广播公司要求先有底稿,不是伯苓先生的习惯,他乃饬我帮忙,他口述要义,我译成英文,完成这篇讲演稿。按届期准时播出,功德圆满。这是唯一的一次为张校长写讲演稿。伯苓先生一生讲演几千次,至理名言均是脱口而出,没有底稿。当年尚无录音带的发明,金玉良言未能永存,至为可惜。唯这次十五分钟广播原稿尚存在大英广播公司档案之中,可以复按,是一件好事。伯苓先生在英国各地期月,七月中去法国,东返天津。

为他人解决问题不可顾虑自己

伯苓先生伟大之处在于舍己为人,公而忘私;身居陋巷之中,不改其乐;一切为公为国,为他人着想,力行忠恕之道。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遵行忠恕圣道者,伯苓先生是现代伟人之一。兹述亲聆教诲嘉言。

一九三〇年,东北大学发生副校长纠纷。原来的刘风竹副校长无法维持,校长张学良急于解决纠纷,须立即找人接替校长职务。当时我是大帅府的外交秘书,张学良请我去北陵东北大学为他遮风挡雨,代理校务。我不是教育界人士,年轻好说,既无办学经验,且无班底,不敢承此大任,自讨失败。屡辞不获,最后我说我先去天津求教于伯苓先生,再作可否。

十二月八日晚,坐夜车急赴天津,次晨六时到达天津东车站,赶赴张校长住宅。张校长方起床,他有些惊讶,何以如此大早由关外赶来。我叙明来意,并说明我的困难和短处,及不愿承担如此重任的原委。张先生说:“现在的问题,不是你爱惜羽毛的时候,而是张汉卿有了困难,找不着合适的人选。‘士为知己者死’,处世之道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承担责任,为人解决问题。人家既然有了困难,咱应硬着头皮为人解决,不可顾虑自己。而且办事的成功与不成功,一大半由于咱的用心和努力,只要咱存心良善,努力做去,不会有什么错误。就是有了错误,人们也会原谅咱的。”经张伯苓先生这样教导,我自然决意接受,不再犹豫了。于是我做了东北大学代理校长。

伯苓先生力行为他人服务,先人后己。南开校训用“公”“能”两字,是伯苓先生一生做人应世结晶之语。他的行为一切为人为公、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群服务,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他教导学生要有德有能,有能方有力量。无能的人,仅有好心好意,不足成事。他训练南开学生有科学技能及经邦治国之能。有能力方可济世、救国救人,无能的学生自救不暇,何能救人。有了能力,要为人群服务,因为人是群居动物,“革之不存,毛将焉附”。“敬业乐群”向是南开教育方针,后来把“敬业乐群”缩为“能”“公”两个字以为校训。

对于婚姻的看法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我和钮先箴在北京结婚,伯苓先生证婚。六十年来,我们的婚姻和好圆满,多承张校长训示教诲,我们夫妇永生感激。

关于婚姻意见,伯苓先生偏于保守。他生于前朝帝国,那时所有婚姻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国妇女运动自由平等、自由恋爱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张校长已年近五十,对于婚姻的观念自然属于旧派,他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式婚姻不是全坏的,一半是好的。新式婚姻,自由恋爱,自由打架,自由离婚,一半还好,一半不欢而散。”张校长处人有法,应世有方,家庭和谐美满,张师母(王淑贞,生于一八七三年,于一八九五年结婚)长伯苓先生三岁,相敬如宾。张师母身材高大,生四子也全是高头大马。长子锡禄,算学教授。次子锡羊,事业家,曾充天津市公用局局长。三子锡祚自幼有肺病,久不能治,经张师母调护,得以康复。伯苓先生每称赞其劳,他说:“五奶奶(张夫人)是治疗肺病的能人,比任何中医西医全好。三儿锡祚已经西医宣告无望了,五奶奶居然给调理好了。”四子锡祜是空军飞将军,中日大战初期,飞机失事,死于非命。

伯苓先生一生教导学生为国为公,在南开女中毕业典礼训词中说:“你们毕业了,将来结婚要相夫教子,要勤俭持家,要为公为国。不可教你丈夫升大官发大财,他升大官发大财以后,第一个看着不顺眼的人就是你。”

日机滥炸南开

伯苓先生于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在北洋海军学堂毕业,亲睹中日之战及日本侵略中国情形,对于日本人向无好感。“邻国之贤,敌国之仇也”。日本人对于伯苓先生个人亦深恶痛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伯苓先生屡去东北考察,亲睹日本侵略种种罪恶,深知东北处境危险,在南开大学组设东北研究会,调查日本侵略东北政经情形,建议对日方策,更惹日本人的仇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战事爆发,中日战起。七月二十八日,日军由天津日租界密集炮火毁夷八里台南开大学,彻夜不停。次日(二十九日),日军再派大批飞机轰炸其余的建筑。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第一宿舍、第二宿舍,全部夷为平地。现代文明国的战争侧重军事目标,力避杀害平民,更不毁炸平民住宅或文化机关。日本人残暴野蛮,专机炸毁南开大学文化建筑,其无耻行为是现代史中所未有的。

中日战争扩大,八月十三日,上海大战开始,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各党各派到南京开会。在会中,蒋向伯苓先生说“有中国就有南开”,先生十分感动。八月二十三日,南京会议闭幕,伯苓先生由南京飞汉口。当时京沪战事紧急,武汉成为临时首都。伯苓先生与孔祥熙同乘一架水上飞机,由南京飞汉口。到汉口时,降落长江水面,吴国桢和我两人到江边迎接伯苓先生。下机后,吴国桢陪同孔祥熙去武昌,我陪同伯苓先生到汉口三教街的信义书局楼上借住。信义书局是教会卖英文书的书局,伯苓先生是基督徒,教会中的名人,信义会欢迎先生居停一夜。洗脸吃饭以后,伯苓先生述及南京见闻、京沪战况,忽然提起一个意外的问题,和我商量。他说:“这次在南京,蒋先生(介石)极力维护南开,并拉我入党,你看怎么样?”受宠若惊,没想到这样大的出处问题和我商讨。我沉思半分钟,答称:“这是出处大事,要考虑考虑。校长一生为公为国,高洁纯真,往来自由,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一旦入党下海,脖子上套一条锁链,挂上牌子,就不自由、不方便了。当年颜惠庆请校长做教育总长,张学良请校长做天津市长,全没接受,事后看来是对的。校长在党外为国为民的作用或比下海好得多。”

伯苓先生静听多时,连声“唉!唉!”未加可否。我以为话不投机,就不再续说加入国民党问题,换个题目另谈别事了。

到了重庆以后,蒋介石屡次拜访伯苓先生,屡次请安问疾,拜访次数多于三顾。伯苓先生做了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什么年月加入国民党,未再提及了。

最后教诲“随遇而安”

胜利以后,南开大学复校迁回天津。抗战时期原在昆明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胜利后散伙,各返本校。伯苓先生本拟贾起余勇再顶、再长、再进,对国家再做更大的贡献。只是时事日非,南开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伯苓先生一生独立自主的南开大学改归教育部管辖。太阿倒持,南大校长的任免须由教育部主管了。张校长就考试院院长之初,原说兼任南大校长,不久,教育部下令免除伯苓先生的南大校长职务,另派何廉接充校长。四十三年校长职名不复存在,伯苓先生一生大业的末端已开始了。一九四八年冬,东北已失,次年元月,共产党军队进占天津。伯苓先生做了三个月考试院院长,论时间之长短,和孔夫子做了三个月鲁国司寇相仿。不同之处,孔夫子辞官之后回曲阜教育学生;伯苓先生离南京考试院走重庆,共产党军队挥军南下,不久占领重庆,伯苓先生不能重返天津,再设杏坛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共产党军队占领重庆。伯苓先生居沙坪坝南开中学内之津南村,进退维谷,心中不安可以想象。一九五〇年春,三月一夕晚饭后,在门前闲坐,远望白云悠悠北去,忽然一阵口角歪斜,嘴里流出涎沫,第一次中风了。卧病几天,渐复常态,然而心中不无怅惘。

周恩来和伯苓先生情同父子,学生时代经校长教导维护,无微不至。现在周恩来做了总理,思恩图报之情未泯,对伯苓先生极力维护。一九五〇年六月初,有一架军用飞机由重庆飞北京,周总理特令所属安排伯苓先生及张师母附搭这架飞机飞到北京,在西城小酱房胡同十九号傅作义公馆暂住。小酱房十九号是傅作义的两个公馆之一。傅作义在北京原有两个夫人分住两个公馆,一在东城,一在西城,小酱房胡同十九号就是傅作义的西城的公寓。

傅作义对伯苓先生极为崇敬,交谊甚笃。一九三〇年山西派在华北当政时代,傅作义充任天津警备司令,将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之营田十万顷捐献给南开作为学田。伯苓先生很感激傅作义的捐赠。抗战时期,傅作义在前线作战,妻子家小借住在重庆南开中学内津南村,居留八年。傅作义对张校长有托妻寄子之谊,万分感激。

傅作义在人民政府做了水利部长,伯苓先生由重庆北来之时,傅部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欢迎伯苓先生住在他的西城公馆,以报抗战时托妻寄子之恩。另一方面,以前大官们三妻四妾分占三处、五处房屋,现在人民政府成立,新风气之下,房屋紧张,一个大官拥有多处宅院已非正常,傅作义乐得借此机会把这房子让给张先生暂住。

六月中,我由香港到北京。周恩来告诉我说:“校长前两天回北京了,住小酱房胡同傅家。”我立即趋谒请安。四年不见,校长已苍老多了,而精神、记忆、言谈、说理尚极清楚。周恩来位居总理,兼充外交部部长,日理万机,不得常陪伯苓先生闲话。我到北京是闲云野鹤,两个月中常陪伯苓先生聊天,招待来访客人,坐磨电车逛公园、吃小馆,略解寂寞,消除一些烦恼。

其时来见伯苓先生的客人每日两三人,并不太多。伯苓先生绝顶聪明,一辈子处人应世动止咸宜,从不做过分违律之行,不说不识时务的话。他对访客每说三点,他说新政府大有前途,国家前途是光明的。第一,中国几千年的贪污腐败,现在清除了;第二,人民政府人才济济,有好人就能办好事,有好的成效;第三,我们有一个大的与国——苏联,有了好帮手,则外交就好办了。

周恩来请先生暂居北京,意在先看看天津情势,等天津情势安定,再回天津。一天侍坐,伯苓先生说:“你要知道应人处世之方,我发现一个大道理,特别送给你。要记住‘随遇而安’,无论事情怎么不顺心、不如意,永久要坦然处之,就可过得去了。”

八月底,张师母王夫人七十八岁大寿,张锡羊和我商量如何庆祝这近八十大庆。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废除许多旧俗,如何庆祝寿辰,很费心思。我俩商议多日,结果决定借用大陆银行楼上,置办一桌酒席以示点缀。

大陆银行经理韩寿裳是南开第一班学生,梅贻琦的太太韩夫人即是韩寿裳的胞妹。这些南开初创时代的学生对于张校长及张师母多年往还,极有敬意好感。人民政府成立之初,事务万端,对于商业银行无暇改造处理,暂时任其自生自灭。大陆银行在前门内有一幢很好的楼房,楼上有宽大的客厅,可以摆酒设宴。经我向韩经理陈述张师母生日一事,他极端欢迎借用大陆银行楼上举办酒席。次一个大问题是通知什么人参加,是否通知周恩来、邓颖超。几经商讨,伯苓先生决定不通知周、邓两位要人,以免招摇。我到前门外一家面铺订了寿面和一百个寿桃,作为寿礼。为避免张扬,只有一桌酒席。除两位寿星外,有张家三子两媳,韩寿裳夫妇和我共十人。席中伯苓先生沉默不语,已无平日的谈笑风趣,当年在修身班中每提及五奶奶时眉飞色舞欢愉之情不可复见。

八月底,我南返香港,先生于九月中回天津,天各一方,未能再见,“随遇而安”成了最后的教诲。

次年二月十四日,伯苓先生再一次中风,这次严重了,不能言语,不能进食,入医院急救,回天乏术,延至二月二十三日就仙逝了。半年前北京的辞行成了永别。一代哲人享寿七十六岁,比孔子大了三岁。施教五十年,弟子七千人,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多于孔夫子。

伯苓先生办教育的程序以为大学之本在于中学,先有好的中学方能有好的大学。在中学时学生建立了好的基础,则大学就好办了。一九四六年胜利之后,伯苓先生计划在全国各地设立南开中学。仿照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成功前例,在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新疆各地设立南开中学,开发中国人的智力资源以冀中国现代化,使中国成为富强康乐之国。可惜情格势禁,壮志未酬,不无遗恨。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八卷第五、六期,第五十九卷第一期

(一九九一年五、六、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