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所与存立,群治之所与维系者,曰政治,曰道德。政治之事,其径捷,其用显,其效速。其从事于斯者,多有声华利实之可图,与智名勇功之可慕。故聪明有才气之士,皆乐为之。道德之事,其径迂,其用隐,其效缓。非具真知灼见,必不能察人心之隐患而振其颓风;非有孤诣苦心,必不肯弃人世之纷华而自甘岑寂。且以其事与时代潮流逆行,故当其时或戮辱诛锄以死,或憔悴枯槁以亡。鲜有能及身行道,得世人之馨香尸祝者。此所以时当叔季,政论如麻,政治家如鲫,而致力于道德事业者,乃不一二觏也。

虽然,欲振兴国家之政治,果可置国民道德于不顾欤?无论道德不良之社会,必不能产生良政治。即使他国之良法美意,可以模仿而行之,而从政者即无奉公守法之诚,被治者复无监护维持之力,则橘逾淮而为枳,在甲国以为良政治者,在乙国亦何不可为恶政治。盖政治,标也;道德,本也。

政治者为治之具,而道德者则为人之法则也。人可以终身不从政,而不可以日不为人。而使大多数国民,于所以为人之道,能无欠缺,则政治之修明,亦可操左券。反之而国民皆有忝于为人之资格,则国家资格又何有者。

大学》之论治也,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修齐,则道德之事也。所谓治平,则政治之事也。

顾亭林之论治也,曰“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谓亡国,则政治不良之结果也。所谓亡天下,则道德不良之结果也。然则政治之与道德,其轻重本末,不亦可见。而国家之有赖于道德家,不亦较政治家为尤急耶。

道德家所以诏世者,固皆为人之法则。然欲知为人之法则,必当解释人生问题之究竟。于是因见解不同,而道德家之流别兴焉。

有从消极方面以解释人生者,其说以致虚守静为修养法门,以出世无生为究竟义谛,而谓人生之目的,必离弃人事以求之,如释迦,如老庄是也。

有从积极方面以解释人生者,则以人生之目的,于世法中求之,即已本末具足。穷理尽性,其功夫也,伦常日用,其效验也,无取乎遁时厌世,亦不必高语玄虚,如孔孟,如程朱是也。

消极之人生观,虽亦言道德者所不废,然欲以为践履之准绳,处世之受用,则积极之说,盖尤为无弊者矣。

希腊有苏格拉底者,即本哲学原理以说明积极之人生者也。希腊为欧洲文化之源泉,故三千年前,已名儒辈出,著书造论。咸能泄造化之祕筌,探物理之阃奥。惟苏格拉底,独返求诸己而注重于道德。先以知德合一论,立学说之根柢,而后规定人之行为,有当然不可易之法则。盖哲学之切于人事而能鼓励人向上为善之心者,实以苏格拉底开其先河焉。论者称之为西洋孔子,尊之为道德哲学之开山,所谓实至名归者非欤。

抑苏格拉底,不仅以讲学家著也,其瑰奇卓特之行,强毅不屈之风,尤得天独厚。故虽旧教诋毁之,政府僇辱之,均顺受其正而无所于怵惕。

诚以苏格拉底心目中,惟知有所信之真理。彼以实行真理,完成其为人之法则,则膺世俗之诋毁之僇辱,在彼视之,皆属分内事,而非傥来之祸福也。此则尤足为浮浇软弱之士针砭,而少年有志于道德者所不可不勉者也。作苏格拉底传。

国家之所以能够存续,百姓之所以能够得到治理,都是因为有政治和道德的存在。政治,手段直接,作用明显,成效非常快。凡事从事政治的人,大多是因为有显赫的名声和实在的利益,有智慧的名誉和勇武的功绩可以让人羡慕。所以,聪明有才气的人,都非常愿意从事政治。道德,途径比较曲折迂回,作用不明显,成效也慢。如果没有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和见解,一定不能看到社会大众心中隐藏存在的问题,然后整顿改变这种颓败的风气。如果没有苦心钻研的精神,能到别人所达不到的地步,肯定不能放弃人世间的诸多繁华而自愿甘于寂寞,何况这种事是和时代潮流相违背的。所以当时有人被诛杀受辱而死,也有的人是郁郁寡欢憔悴而死的,很少有人能在世时以身作则坚持道德正义,就能得到世人赞赏膜拜的。这就是为什么身处末世,政治混乱之际,从事政治的人很多,然而愿意致力于道德事业的人,却看不见一两个人的原因。

即使这样,要振兴国家的政治,难道就可以致国民道德于不顾吗?如果道德不能有益于国家社会,那么国家也一定不能制定出良好的政治体系。即使是其他国家的优秀措施,可以模仿,然后在自己国家推崇实行。但如果从事政治的人没有奉公守法的诚意,被治理统治的人民也没有监督维护政治的能力,那么就像橘生淮南则为枳一样,在其他国家被称之为良好的政治体系,在这个国家也可以成为不好的政治体系。所以,政治是治理一个国家表面的东西,而道德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政治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而道德则是为人立本的准则。人可以一生不从事政治,但是不可以没有一日不做人。所以假使大多数的国民,对于为人立本的道德准则,没有什么欠缺,那么国家政治统治清正廉明,也可以有充分的把握了。相反,如果国民都没有遵守道德准则的意识,那么又哪有遵守国家政治标准的人呢?

《大学》这本书中有讲治国的,说“品性修养好后才能管理好家族;管理好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所谓的修身养性管理家族,是指道德范畴的事情;而治理国家,则是指关于政治的事情。

顾亭林在谈论国家治理的时候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改朝换代,说的是亡国。仁义道德阻塞不通,在上位者鱼肉人民,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说的是亡天下。”所谓的“亡国”是政治治理不够完善的结果,而“亡天下”则是伦理道德沦丧的结果。然而,政治治理和尊崇道德,哪个更重要,难道不能看出来吗?所以国家需要道德家,不比需要政治家更为急迫吗?

道德家告诫世人的,都是做人本有的道德准则。然而想要知道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必定要解释人生问题的究竟。于是,因为对问题的见解不同,道德家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派别。

有从消极思想方面解释人生问题的人,他们以致虚极、守静笃为宗旨,以出世无生为究竟要达到人生的目的,必须要放弃人间的各种琐事。这类人如释迦、老庄。

也有从积极的思想来解释人生的人,这类人认为人生的目的,要在世法中去追求,达到明知根本大原。世法中已经具足根本和外用,通达事理人心是其功夫;应用在日用伦常之间,就是效验。不用逃避时事厌倦世俗,也不用故作玄虚高谈论调。这类人比如孔子、孟子,以及后来的程颢程颐朱熹等。

消极的人生观,虽然没有被道德家们排斥,然而要说被尊崇为日常生活准则,为人处世经常使用的,则一定是积极的人生观和准则。因为积极的人生观是没有害处的。

希腊有个叫苏格拉底的人,就是一个推崇积极人生观的哲学家。希腊是欧洲的文化发源地,所以三千年前,有名气的才学之士就层出不穷,著书立说。他们都能够宣导出造物主的秘密,能探究学问或事理的精微深奥所在。唯有苏格拉底,能遇到挫折时不责怪他人,而先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出问题的症结,并努力加以改正,注重道德。先是以知识道德合为一体,打好学说的根基,然后规定世人的行为准则,树立不可更改的法则。哲学之所以能深入解析人世间的事情而引导人心积极向上,实际上是从苏格拉底开创了先河。道德家们尊称苏格拉底为西方的孔子,尊他为道德哲学的开山鼻祖,正所谓是实至名归并非虚名!

再者,苏格拉底不仅仅是因为讲学出名,而且他特立独行的行为、刚毅不屈的作风,尤其得天独厚,令人称赞。所以,即使欧洲旧时代的教会诋毁他、威胁他,政府迫害他、羞辱他,他都接受了,并没有害怕。

在苏格拉底心目中,只知道有所坚持的真理。他坚持实行推进真理,使其成为人世间尊崇的法则,那么被世俗诋毁羞辱,在他看来,都是属于应该承受担当的事情,而并非意外惹来的灾祸。这足以为那些虚浮软弱人的药石,有志于成为道德家的少年则不可以不自我勉励激励了。所以笔者写成《苏格拉底传》以勉励少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