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历法 隋唐五代时期，天文历法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浑天仪 东汉张衡曾作浑天仪，制作精巧。前赵光初六年（公元323年），孔挺亦作浑仪。北魏太史丞斛兰又仿孔挺旧浑仪作新仪，迄隋行用。但根据遗留的片断材料，好像孔挺所造的浑仪，只含有相当于四游仪和六合仪部分，而没有三辰仪部分。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淳风始铸成附有三辰仪的浑天仪。李淳风评论过去浑天仪的得失时，认为汉以来的仪器，缺少黄道圈，这是不合适的，所以李淳风所制浑天仪，“一曰六合仪，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相结于四极之内。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璇玑规、月游规，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转于六合之内。三曰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玄极北树北辰，南矩地轴，傍转于内。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规度。皆用铜”（《新唐书·天文志》）。李淳风所造浑天仪，最外层是六合仪，中间是三辰仪，内层是四游仪，这样，黄道经纬、赤道经纬、地平经纬，都可以测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东汉张衡曾造水运浑天仪，但它的制度没有流传下来。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僧一行（俗名张燧）受诏与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铸造一种水运的铜浑天仪，“圆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昼夜而天运周。外络二轮，缀以日月，令得运行。每天西旋一周，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周天。以木柜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立木人二于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则自击之；其一前置钟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关，交错相持”（《新唐书·天文志》）。一个木人每刻击鼓，一个木人每辰敲钟，都能按时自动以报时刻，可见这种铜浑天仪，不仅是天文仪器，同时也是准时报告时刻的自鸣钟。
隋文帝即位，命张宾等造新历，宾等依南朝何承天历，微加增损。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下诏施行。施行不久，当时知历者刘孝孙、刘焯并言其失，谓：“验影定气，何（承天）氏所优，宾等推测，去之弥远。合朔顺天，何氏所劣，宾等依据，循彼迷踪。盖是失其菁华，得其糠秕者也。”尤其在定朔方面，“历数所重”，“朔为朝会之首……朔有告饩之文……故孔子命历而定朔旦冬至”。“今孝孙历法……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月之初二日）之日也。纵使频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统。”（《隋书·律历志》中）由于隋文帝信任张宾，刘孝孙、刘焯的建议不被采纳，二人也均被斥退。张宾死，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又改用张胄玄所定历，张胄玄之历学，出于祖冲之，实际隋是用祖冲之历来代替何承天历。张胄玄历冬至起虚五度，后来发觉有差错，到了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加以改订，起虚七度。一直到隋亡，还是用张胄玄历。
唐朝二百九十多年，历法一共改动了八次。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行用傅仁均的《戊寅元历》，从他开始，才用定朔，这是中国历法上一个很大的改革。什么叫定朔呢？在唐以前的历法，都用平朔，即一个月月大，一个月月小，南北朝的许多历学专家，对此已经不满意，认为应该用定朔，但当时墨守陈规的势力很大，不易推动进行改革。傅仁均《戊寅元历》立定朔以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九月后，“四朔频大”，于是一股守旧势力又怀疑历法上有问题，只得又恢复平朔。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颁行李淳风的《甲子元历》，称之谓《麟德历》。李淳风为了迁就保守势力，仍用定朔，但立进朔法，尽量避免出现一连四个大月，或一连三个小月。所以有时把历书上朔日推进一日，使第三个小月改成大月，有时把朔日倒退一日，使第四个大月改成小月，这种不符合定朔意义的措施，一直被迫执行着，到元朝才被废除。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命僧一行作新历，至开元十五年，历成而一行病死。开元十七年，颁行之，称《开元大衍历》。
《新唐书·律历志》说：“自太初（汉武帝年号，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麟德，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对一行这样高的评价，并不算过头。
僧一行在唐开元初年起草《大衍历》时，派人到各处去测日影长度。在这次测量中，以太史监南宫说在河南平地四个地点进行的这一组，最为著名。这四个地点是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北）的白马，浚仪（今河南开封）的岳台，扶沟（今河南扶沟），上蔡（今河南上蔡）的武津，地理经度都很接近。从滑县到上蔡，北极高度差一度半，距离相差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唐代长度），夏至日日中八尺高标竿的影长差二寸有余。这样就推翻了汉代以来所谓“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一行根据各地的观测资料，证明根本影差和距离的比例不是固定的。一行开始改用北极高度（即实际上的地理纬度）来计算，由南宫说这一组的测量得出：地差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数据实质上即地球子午线上一度的长。这数据和近代得出的数据比较起来，虽然误差还很大，但是在他的概念中已包含地球的大小的意义，固然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在当时它是天文学中的一个新的创造。
一行在《大衍历》里，还有另外一些新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定气”方面。从汉代以来，历法界一直认为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速度是均匀不变的，一回归年365．25日中等速地走了一周天。把一周天分为365．25度，每天正好走一度。从冬至时刻开始算起，把一年均匀分作二十四分，每过15．22日，称为一气。这样的气，称为“平气”。但实际上太阳在天球上的运转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反映。地球走到近日点时，速度最快，因而天上的太阳运动速度也是最快；地球走到远日点时，速度最慢，此时天上的太阳也最慢。因此，当平气的春秋分时，太阳并不在黄赤道交点上，每两个平气间太阳走的黄道度数也并不相等。东魏、北齐（公元534—577年）时人张子信，他居住在海岛上三十多年，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根据他三十多年的经验，他发现一年里面，日月行动的快慢不齐，同时发现了日月蚀的规律。月行的迟疾，汉代已经有人推测出来，而日行的盈缩这是张子信首先发现的。张子信认识到太阳运动的不均匀性，“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他在这方面的发现，不但对日蚀的预告帮助很大，同时对太阳运动的规律也有所了解。隋代刘焯撰《皇极历》时，吸取了张子信在这方面的新成果，立盈缩缠差法。但是刘焯认为太阳速度从冬至起逐渐下降，到立春，速度平，又逐渐上升到春分前一日，速度和冬至相等；春分后一日速度最慢，和夏至相同。以后又逐渐上升到立夏，速度平，又逐渐下降到夏至，又是最慢；夏至以后又相反。这分法和太阳实际运动的快慢规律，尚有距离。僧一行在撰《大衍历》时，纠正了刘焯的错误，认为太阳在冬至时速度最快，以后逐渐慢下来到春分，速度平，继续慢到夏至最慢；夏至以后则相反。这就比较接近地球运动的实际了。一行也认为冬至时最快，没有分辨出近日点与冬至点的不同，这是由于当时近日点和冬至点相差不到九度，所以不容易发觉出来的缘故。
一行在这样基础上，提出了较准确的“定气”概念。把黄道、周365．25度从冬至开始等分为二十四分。太阳每走到此分线上便是“气”的时刻。根据观测，《大衍历》中规定从冬至到春分共88．89日；太阳行91．31度，经过六个气；春分到夏至也是六个气，共93．73日，也行91．31度。秋分前后和春分前后情况相同。每二气间黄经差相同，而时间间距则不相同。
一行在其《大衍历》草成之后不久就死了，当时有几个墨守陈规的天文历法家，都攻击《大衍历》不够准确。于是就召集在这方面的专家，把《大衍历》来和《麟德历》（李淳风所撰）以及《九执历》（天竺历，由瞿昙悉达译出）比较，结论是：“《大衍》十得七、八，《麟德》才三、四，《九执》一、二焉。”（《新唐书·历志》）说明《大衍历》比起当时中外其他各家的历法来，都要精密。
无论张子信也好，李淳风也好，僧一行也好，他们对天文的观测和历法方面，虽然有所贡献，但也有他们的缺点。主要由于他们不能完全摆脱象数和星算之术，使他们著作中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有些甚至为了迎合时主的喜好，故意作出违反科学的结论来，如一行在推演《大衍历》时，认为开元十二年七月和十三年十二月都应该看到日食的，结果却没有看到，一行认为这不是他的推算错误，而是唐玄宗至德感天的结果。这种说法是完全和科学精神不能相容的。
一行在与梁令瓒合作造成黄道铜浑仪，以测量星宿经纬度，他发现了当时星宿位置和古代相比，不独赤道上位置和距极度数因为岁差关系而有差异，同时黄道上的位置也有不同。他测得从牵牛到东井十四宿，去极的度数，都是古测大而今测小，这是星自南而北移动的缘故；从舆鬼到南斗十四宿，去极的度数，都是古测小而今测大，这是星自北而南移动的缘故。一行从这个事实里，作进一步的推断，就知道恒星本身在天上的位置，也是不断地在移动的，并不像一般的说法，认为恒星的位置是永恒不动的，这种移动在今天叫做“自行”。当然当时一行只发现这种恒星自行现象，没有给予这种名称。恒星自行，非经过很长时间不能发觉。在西方，哈雷在公元1718年测知天狼、北河、大角三星的黄道度和希腊时代不同，才发现恒星的自行，这时已在一行所测的一千年之后了。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又诏司天监官属郭默之等造《宝应五纪历》行之。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1年）又颁行了《建中正元历》。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改用《元和观象历》。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颁行《长庆宣明历》。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颁行《景福崇玄历》。从《大衍历》以后，历法虽屡改易，实际大体都沿袭着《麟德》、《大衍》二历之旧，只作了小小的修改，改换了历法的名称而已。
五代的后梁和后唐，都沿用唐《景福崇玄历》。到了后晋石敬瑭时，司天监马重绩又更造新历，马重绩采用了唐德宗建中时期术者曹士所定的《符天历》，后来行之于民间，称之为小历，马重绩改名之为《调元历》。但施行了五年，发现误差较大，又改回来用《景福崇玄历》。后周太祖广顺（公元951至953年）中，国子博士王处讷私撰《明玄历》，而民间又行用《万分历》。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又采用了端明殿学士王朴领衔修订的《钦天历》。五代时，蜀国先后颁行了《永昌历》、《正象历》。南唐也颁行《齐政历》。据宋人刘羲叟说：“前世造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数作《大衍历》，最为精密。后世善治历者，皆用其法，惟写分拟数而已。至〔王〕朴亦能自为一家……然不能宏深简易，而径急是取。至其所长，虽圣人出不能废也”（《新五代史·司天考》）。可见王朴的《钦天历》，也是在僧一行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医学与药物学 隋太医博士巢元方受诏集众医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撰成《诸病源候总论》一书。全书共五十卷，分六十七门，列证候一千七百余论，唯论病证，不载方药。书中对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等各科的病因和病理现象，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说是从汉魏以来在病因证候学方面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它标志着当时医学界在临床诊断方面的丰富知识和较高水平。
该书对病因方面的认识，在今天看来，有些是符合于科学的判断的。如说患寸白虫（绦虫）的病因，是由于“食生鱼”和“饮白酒（时）以桑枝贯牛肉炙食并生栗所致”（《九虫病诸候·寸白虫候》）。在书里并指出传染病多半是由于外界有害物质所引起的，而且会传染给别人，所谓“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温病诸候·温病令人不相染易候》）。因此强调须要做好预防工作，及时医疗，并加以隔离。书中提到，在传染病中有许多病是和季节性有很大关系的，所谓“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则民多疾疫，病无少长，率皆相似”（《疫疠病诸候·疫疠病候》）。它对风湿性关节炎的证候，介绍得很详细。他说：“凡脚气病，皆由感风毒所致，得此病多不即觉……初甚微，饮食嬉戏气力如故。尝熟察之，其状自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痹，或谣谣如虫所喙，或脚指及膝胫洒洒尔，或脚屈弱不能行，或微肿，或酷冷，或酸疼，或缓纵不随，或挛急……或胸心冲悸……或腹内苦痛……此皆病之证也。若治之缓，便上入腹，入腹或肿或不肿，胸胁满，气上，便杀人，急者不全月，缓者或一、二、三月。”（《脚气病诸候·脚气缓弱候》）这可以说已经把由于风湿性关节炎而引起心脏病以致死亡的情况，叙述得非常真实了。它对麻风病的各期典型症状，描述得也颇为全面。它说：“凡癞病……初觉皮肤不仁，或谣谣苦痒，如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或隐轸辄赤黑，此皆为疾始起……久而不治，令人顽痹……手足酸痛……身体偏痒，搔之生疮……或顽如钱大，……或如梳……锥刺不痛……眉睫堕落……鼻柱崩倒……肢节堕落。”（《风病诸候·诸癞候》）另外在叙述消渴病证候时，几次都提到消渴病（糖尿病）容易引起痈疽，这种对疾病的观察，也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它在介绍漆疮时，还指出有些病患，和人的过敏性有关系。它说：“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疮病诸候·漆疮候》）此外在书中还用足够的篇幅来叙述妇女杂病以及妊娠、将产、难产、产后等病二百八十余论，他对这些病的病因和证候都作了细致的说明。对小儿科的病因、病理，也一样作了详尽的介绍，而且对孩子的护理工作也非常注意。书中说：“小儿始生，不可暖衣……皆当以故絮着衣，莫用新绵也。”又说：“宜时见风日……天和暖无风之时，令母将抱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肌肉硬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若常藏在帏帐之内，重衣温暖，譬如阴地之草木，不见风日，软脆不任风寒。”并说：“又当消息，无令汗出，汗出则致虚损，便受风寒，昼夜寤寐，皆当慎之。其饮乳食哺……常当节适……儿稍大，食哺亦当稍增。”（《小儿杂病诸候·养小儿候》）可以说对孩子的护理工作，已经介绍得非常细致而详尽了。在书里还提到剖腹缝肠的手术和拔除病牙的方法。由于时代的局限，无可讳言，在巢氏《诸病源候总论》里，也掺杂有许多迷信和非科学的东西，这是应该加以剔除的，但这并不妨害这一部专著在中国医学史的一定地位。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东南）人。他生于公元581年，历周、隋，至唐高宗永淳末年（公元682年），活到一百多岁才死。唐高宗曾给他谏议大夫的官位，他也没有接受。他非常博学，无书不读。《华严经传记》卷五里说他“学该内外，尤闲医药。上元、仪凤之年（公元674至679年），居长安、万年二县之境。尝与人谈话，说魏齐人物及洛阳故都，城中朝士，并寺宇众僧，宛然目击。”因此唐初修五朝史时，史官往往去向他请教。
孙思邈在幼年的时候，就生过重病，知道医学的重要，他说：“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所以青矜之岁（求学的年龄），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至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千金要方序》）这样辛勤的苦学，医学渐渐入门了。据他自己说：“至于弱冠，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在身之患，断绝医门。”他自己一生，“二遭热痢，一经冷痢”（《千金方》卷十五《脾脏·热痢》），又“数病痈疽”（《千金方》卷二十二《痈疽》），结果都是自己医好的。他说学医的人，不仅要深通古代医书和经方，而且要涉猎群书，五经、三史、佛典、《庄》、《老》，要无所不读，知识面一丰富，“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习业》）。他反对把医道看得非常简单的这种观点，说到“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
孙思邈认为做医生必须具有很高的道德品质。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指人）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
孙思邈在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已七十岁左右了，整理出他那一部不朽巨作《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来。又稍后二十多年，快到他一百岁的时候，又把他另一重要著作《千金翼方》三十卷也整理了出来。为什么称之为《千金方》呢？据孙思邈在自序里说：“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这两部书，是集唐以前经方大成的总结性著作。宋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这部书“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孙思邈在采择各家经方以及吸取前人先进经验时，不是漫无别白的，他往往能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譬如南齐时名医徐嗣伯，他的专长是治疗风眩病，自称是“百无遗策”。孙思邈就把他的验方全部收在《千金要方》里。又如脚气病，“自永嘉南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又宋齐之间，释门僧深师仰道人，述支道存等诸家旧方为三十卷”（《千金要方》卷七《风毒脚气》）。孙思邈认为僧深的脚弱方，其中有的是收到一定治疗效果的，因此选择其中“灼然有效”的，收进《千金要方》里来。又如唐高祖武德中，有甄权新撰《明堂图》，对人体针灸穴位，说得较前详细，孙思邈就虚心地向他请教，把甄权的《明堂图》中某些可以吸取的成果，写进《千金翼方》里去。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几家被采录以外，还有如东晋安北将军范汪所著的《范汪方》百余卷，南朝宋徐文伯所著的《徐文伯方》，北齐徐之才所著的《徐王方》，北周姚僧垣所著的《集验方》，凡是有价值的验方，都被他采了进去。这些经方，原书已经散佚，幸亏孙思邈把它转录下来，得以保存留传。由此可见，人们称这部书为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经方大成，一点也不夸大。
《千金方》虽然也以载录经方为主，但它对疾病症状的诊断，仍是十分准确。如在描述消渴病（糖尿病）时说这病的特点：一，病渴；二，小便数；三，“食乃兼倍于常”，另外就是“日就羸瘦”，可以说已经简括地把糖尿病的特征“三多一少”描述出来了。而且在书中特别指出消渴病患者容易并发痈疽，他说：“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思虑有大痈，何者，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间发痈疽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痈也。当预备痈药以防之。”他并说：“消渴病经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则于疮上漏脓水不歇，遂致痈疽。亦忌有所误伤，但作针许大疮……于疮中变成脓水而出，若水出不止者必死，慎之！慎之！”（《千金要方》卷二十一《消渴》）这种观察都是非常细致而与今天科学的结论相一致的。他对关节结核的观察说：“附骨疽者，以其无故附骨成脓，故名附骨疽，喜著大节解中……小儿亦著脊背。”（《千金要方》卷二十二《痈疽》）这也是和今天的认识能够取得一致的。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以专章来论述妇产科和小儿科的疾病，并详细地载录了有关妇女科和小儿科的经方。他说：“断脐不得以刀子割之”，这样可以避免“脐风”（破伤风），这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他说母亲“乳儿……视儿饥饱节度，知一日中几乳而足以为常”，说明他已经注意到哺乳的次数和分量。他也主张孩子衣服“特忌厚热”。他还观察和记载了孩子的发育程序，如说：“凡生后六十日……能咳笑应和人；百日……能自反覆（翻身）；百八十日……能独坐；二百一十日……能匍匐；三百日……能独立；三百六十日……能行，此其定法；若不能依期者，必有不平之处。”（《千金要方》卷五《少小婴孺方·序例》）这和现代的观察是完全一致的。
孙思邈在《千金方》里，特别强调食疗，他认为食疗胜于药疗。他说：“夫为医者，当须洞视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性刚烈，犹为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医心方·服药节度篇》引《千金方》）。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因此他提倡服牛、羊乳，又认为服醍醐（犹今之奶油）可以延年，又说胡麻、白麻，可以益人。他指出瘿瘤（甲状腺肿大）除了可服用昆布、海藻以外，还可以用鹿靥（即鹿甲状腺）来治疗瘿瘤。又指出猪肝、牛肝、羊肝（含有甲种维生素）可以用来治疗雀目（即夜盲病），麋角（鹿茸）、鹿角可以用来治疗虚弱，这种对食物营养的看法，几乎和今天的认识完全一致。
孙思邈在他的著作里，还特别强调运动的重要性，他主张每日必须“按摩道引为佳”。他介绍了两套柔软体操，一套是“天竺国按摩法”，一共是十八种姿势；一套是“老子按摩法”，一共是四十九种姿势。他说：“但是老人日别能依此三遍者，一月后，百病除，行及奔马，补益延年，能食，眼明轻健，不复疲乏。”（《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孙思邈能够活到一百多岁，可能与他这种重视按摩和柔软体操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孙思邈的著作里，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迷信和非科学性的东西。譬如说，他认为齿病是由于齿病患者在月食之夜吃东西的缘故；人被鱼骨鲠住喉了，只要说：“鸬鹚！鸬鹚！”骨头就咽下去了。在《千金翼方》最后的两卷，称为《禁经》上、《禁经》下，全部是迷信可笑的东西，如这里面认为疟病是有疟鬼的，只要一念符咒，疟鬼就逃跑了，于是他介绍这一套咒语说：“登高山，望海北，水中有一龙，三头九尾，不食诸物，唯食疟鬼。朝食三千，暮食八百，食之不足，差使来索。疟鬼须屏迹！不伏去者，缚送与河伯！急！急！如律令。”这种可笑的迷信糟粕部分，我们应该加以摒除。
王焘，唐玄宗时，任相州刺史，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撰成《外台秘要》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门，载方六千余论，这也是带有总结性的一部著作，不过由于他离开孙思邈的时代不太远，因此在验方的搜罗上，很难超过《千金方》。但王焘在编撰这一部书时，无论引用巢氏《病源》或各家经方，都详细注出引书出处和卷数，因此对保存古代经方的原来面目方面，有较大贡献。譬如说用牛肝来治疗夜盲，他注出始于僧深，用猪肝来治疗夜盲，他注出见于《千金翼方》，用羊靥来治疗瘿瘤，他注出见于初虞世《古今录验方》，这对于古代医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原始的素材。这一部书的编成，不仅对国内有较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日本的医学界。公元982年，日本丹波康赖著《医心方》三十卷，其体裁就是仿效《外台秘要》来编纂的。
在验方的传布方面，隋炀帝曾下敕撰集《四海类聚单方》十六卷。唐玄宗又下敕撰集《开元广济方》五卷，在《广济方》里，提到黄连治痢，《医心方》卷十一引《广济方》云：“治杂痢”，“黄连一两，干姜一两，熟芨一两，附子一枚炬，蜀椒十四粒，阿胶如手大，炙。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五合。绞去滓内胶，更上火煎胶烊，分温三服。”
唐德宗也下敕撰集《贞元集要广利方》五卷，除了用黄连、当归来治疗赤白痢之外（见《医心方》卷十一），还采用昆布、海藻来治疗甲状腺肥大。《医心方》卷十六引《广利方》云：疗瘿结气方，“昆布二大两，暖水洗去咸味，寸切，小麦三大合，以水二大升，煮取小麦就，择取昆布，空腹含三五斤，津液细细咽之，日再含。”《广利方》也推荐用犀角来治疗儿童的高烧，《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十七引《广利方》云：犀角，“治孩子惊痫不知人，迷闷，嚼舌仰目者，犀角末半钱匕，水二大合，服之立效。”
除了由政府来搜辑验方，加以编录，推广到民间以外；唐代的朝士，也有深懂医道的，他们也搜录了不少有灵效的验方，传播民间，著名的有甄权《古今录验方》、杨炎《南行方》、陆贽《集验方》、刘禹锡《传信方》、李绛《兵部手集方》等等。
甄权著有《药性本草》之外，又著有《古今录验方》，惜原书散佚，《医心方》卷三引《录验方》云：“经言诸取风者……此人间庭巷门户窗牖之径气耳。天无风之日，恒有径风，人长居其间，积日月，此能虚人肌理，入人百脉，攻人五藏六府，则致病焉。复有野间广泽都亭成径风，亦不可居卧也。复有眠坐恒使人扇之，亦能生病，但小轻于径穴中耳。”“古洛阳市有一上贴（收物质钱，犹后世之当铺）家，最要货卖倍集，但货主周年中必得病致死，遂成空废……有一乞儿，常出市乞，每岁辄见货主非复旧人，乞儿……便看贴中，唯见货主坐处，背约一柱，有一虫食穴，故最有风贯过，如针头大，正射坐人项，即是风射处。乞儿计病源，一品人坐所，当是其项所对，死当由此。便诣市官，求贴坐之，钉塞此孔，然无复病。”对脑后来风，强调到丧命程度，文字也刻画细致，雅俗共赏。
杨炎，德宗朝宰相，他未入相前，尝贬道州（治弘道，今湖南道县）司马，著《南行方》，原书久已散佚，《本草纲目》卷十七狼牙条虫疮瘙痒下引杨炎《南行方》云：“六月以前，采狼牙叶，〔六月〕以后用根，生咀，以木叶裹之，火炮热，于疮上熨之，冷即止。”
陆贽，德宗朝宰相，后贬忠州（治临江，今重庆忠县）别驾。“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新唐书·陆贽传》）。原书散佚，《医心方》卷三引《集验方》云：“治风，头眩欲倒，眼旋屋转，头脑痛，防风枳实汤方。”用来治疗。
李绛，宪宗朝宰相，曾为兵部尚书，著有《兵部手集方》。惜原书散佚，《本草纲目》卷十二上人参条引《兵部手集方》云：“饮食入口即吐，困弱无力垂死者，上党人参三大两，拍破，水一大升，煮取四合，热服，日再。兼以人参汁入粟米鸡子白薤白煮粥与啖。李直方司勋于汉南患此两月余，诸方不瘥，遂与此方，当时便定，后十余日，遂入京师。绛每与名医论此药，难可为俦也。”
刘禹锡，元和初政，贬为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司马，后迁连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州）刺史，转夔州（治奉节，今重庆奉节东）刺史。他在贬所，著有《传信方》。《本草纲目》卷二十九杏仁条下引《传信方》云：“补肺丸治咳嗽，用杏仁二大两，山中者不用，去双仁者，……连皮尖于砂盆中研滤取汁，煮令鱼眼沸，候软如面糊即成。以粗布摊曝之，可丸即丸服之。食前后，总须服三五十丸，茶酒任下，忌白水、粥。”
上面提到的单方，是人名爵里可以查到的，也有一些单方，只知年代，人名爵里已经无法查考。如《医心方》卷九引唐轶名《拯要方》云：“疗上气气逆满，喘息不通，呼吸欲死，救命汤方：麻黄八两，去节，甘草四两，大枣四十枚，夜干如博子二枚，右以井花水一斗，煮麻黄再沸，纳余药，煮取四升，分四服，入口即愈。”可见用麻黄来治疗哮喘，也极其普遍了。
继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以后，在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由司空英国公李勣（即徐世勣）领衔，而实际参加这一编纂工作者有朝议郎行右监门长史骑尉苏敬、登仕郎行礼部主事云骑尉颜仁楚、登仕郎守潞王府行参军吴世哲、太子药藏局丞飞骑尉蒋义方、朝议郎行太常寺太卜令上骑都尉贾文通、兼太子洗马弘文馆学士孔志约、朝议大夫行太史令轻车都尉李淳风、中散大夫行太常正上护军吕才、兼太常寺医丞云骑尉蒋元昌、太常寺太医令许弘感、朝请郎行太常寺太医令蒋李、朝请郎守太子药藏监上骑都尉吴嗣宗、朝散大夫行太子药藏监蒋孝、给事郎守尚药局侍医云骑尉巢孝俭、尚药局直长云骑尉许弘真、朝议郎行尚药局直长飞骑尉蔺覆、朝议郎守尚药局奉御骑都尉蒋孝璋、朝散大夫尚药局奉御上骑都尉朝豕、中大夫行尚药局奉御许存崇、中书令太子宾客监修国史弘文学士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许敬宗等人。这部《唐本草》，亦称《英公唐本草》。撰成问世以后，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草经》二十卷，《目录》一卷，《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这一部书在编纂之先，先由政府下令“普颁天下，营求药物”，因此“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孔志约《唐本草》序）。因而所载的药物，又较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增多了一百十四种，一共收录到八百四十四种之多。这部《唐本草》的修撰，可以说是中国钦定药典的结集创举，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药典。可惜这部药典已佚，只在日本保留下《本草经》十卷，是全书内《本草经》部分二十卷的二分之一。但它的主要内容，由于后世修订的《本草》辗转引用，因此大部分还保存下来了。
日本所流传保存下来的《新修本草》十卷，即《唐本草》残存本十卷，其中所引药物，如“犀角，味苦咸酸寒”，“除邪，不迷惑魇寐，疗伤寒、温疫、头痛、寒热诸毒气”。“案犀有两角，鼻上者为良”。如提到“零羊角（羚羊角），味咸苦寒，微寒无毒。主明目益气，起冷去恶血注下，辟蛊毒……安心气……疗伤寒时气”。如“鹿茸，味甘酸温，微温无毒……益气强志……羸瘦，四支酸疼，腰脊痛……泄精溺血”。如“麝香，味辛温无毒，主辟恶气……妇人产难堕胎”。一直到今天，这四种药物退烧用犀角羚羊，补虚用鹿茸，外科把麝香作为引药，皆有特效。又如“牛乳微寒，补虚羸，止渴下气”。“羊乳温补寒冷虚乏”。如“酪苏（酥）微寒，补五藏，利大肠”。“苏（酥）出外国，亦从益州来，本是牛羊乳为之。自省法，佛经并称乳成酪，酪成苏（酥），苏成醍醐，醍醐色黄白，作饼成甘肥”。“然苏有牛苏、羊苏，牛苏胜于羊苏”。“醍醐味甘平无毒，主风邪痹气，通润骨髓……功优于苏（酥）。在苏中，好苏一石有三四升醍醐”。如“阿胶，味甘平微温无毒。〔主治〕腰腹痛，四支酸疼，女子下血安胎，丈夫少腹痛，虚劳羸瘦……久服轻身益气。煮牛皮作之，出东阿”。如“羊肉，肥甘大热，无毒”。“羊肾，补肾气，益精髓”。如“石蜜，味甘寒，无毒。主心腹热胀，口干渴，性冷利，出益州及西戎。煎炼沙糖为之。作饼块，黄白色”。“沙糖，味甘寒，无毒，功体与石蜜同，而冷利过，甘蔗汁煎作，蜀地西戎江东并有，而江东者先劣今优”。如“胡麻，味甘平无毒，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坚筋骨”，“久服轻身不老，明耳目，耐肌延年，以作油（麻油），微寒利大肠”。此外也讲到“柏实味甘平无毒，主惊悸，安五藏，益气除风……久服令人润泽美色……生太山之谷”。如“酸枣，味酸辛无毒”，“烦心不得眠”。如“枸杞，味苦寒，无毒，补内伤大劳……坚筋骨，轻身能老，耐寒暑”，“俗谚云‘去家千里，勿食罗摩枸杞’，此言补益精气，强盛阴道也”。如“杜仲，味辛甘平温无毒。主腰脊痛，补中益精气，坚筋骨……久服轻身能（耐）老”。这些药物，到今天还经常服用着，且著神效。
除了由唐政府修撰这部《新修本草》以外，私人在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其著名的，唐初人甄权著有《药性本草》。原书已经散佚，但《本草纲目》引其佚文，如卷五十一上犀角条引甄权《药性本草》说到犀角的功能，“解大热，散风毒……疗时疫，热如火烦，毒入心，狂言妄语”。犀角有退热退烧的独特功能。又在同卷中提到《药性本草》有关羚羊角的功能，说它能“治一切热毒风攻注，中恶毒风卒死，昏乱不识人……治小儿惊痫”。对犀角羚羊角的作用，比唐《新修本草》介绍得更详细。对胡麻的介绍，也比唐《新修本草》更为详细。《本草纲目》卷二十二引《药性本草》云：“巨胜（即胡麻之别名）乃仙经所重，以白蜜等分合服，名静神丸，治肺气，润五脏，其功甚多，亦能休粮，填人精髓，有益于男子。患人气虚而吸吸者，加而用之。”
孟诜，武则天时，以进士擢第，官至同州刺史。卒于睿宗之世。诜著有《食疗本草》，惜已散佚。《食疗本草》顾名思义，从食疗入手，这是值得人们取法的。《本草纲目》卷三十引《食疗本草》云：“梨，治咳嗽”。“又方捣〔梨〕汁一升，入酥蜜各一两，地黄汁一升，煎成含咽，凡治咳嗽，须喘急定时冷食之”。又“暗风失音，生梨捣汁一盏饮之，日再服”。又提到“胡桃……常服令人能食，骨肉细腻光润，须发黑泽，血脉通润，养一切老痔”。《本草纲目》卷二十八引《食疗本草》云：“冬瓜熟者食之佳，冷者食之瘦人，煮食，炼五藏，为其气故也。欲得体瘦轻健者，则可长食之。若要肥，则不食也。”
陈藏器，唐玄宗时，官三原县尉，著《本草拾遗》十卷。藏器“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本草纲目》卷一上引），对药物学的贡献也很大。《本草拾遗》原著虽亡佚了，但它很多佚文，被收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两书中，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李洵，著有《海药本草》，记南方海上所产药物及其疗效，记载颇为详悉。原书今已散佚，《本草纲目》中收有佚文。《本草纲目》卷三十一椰子条下引《海药本草》云：“椰树状如海棕，实大如碗，外有粗皮……皮有浆似酒，饮之不醉，生云南者亦好。”“治吐血，水肿，去风热。”“多食，冷而动气。”又《本草纲目》卷四十三引《海药本草》云：蛤蚧，“生广南水中，夜居于榕树上，雌雄相随，投一获二。近日西路亦有之，其状虽小，滋补一般。俚人采之，割腹，以竹张开，曝干鬻之。”一直到今天，蛤蚧还被认为是最好的强壮剂。以上各种《本草》，都是药物学方面的重要典籍，可惜原书大半散失，我们现在只能在宋人唐慎微所辑的《政和证类本草》和明人李时珍所辑的《本草纲目》的转引中，窥见其一鳞半爪而已。
隋李春的赵郡安济桥 赵郡安济桥，在今河北赵县城南五里，桥跨水之上，是隋大业初年（约大业元年，即公元605年前后），工匠李春等所造。这座桥从造成到现在已经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了，但还是非常坚固完整，两边桥基下沉水平差只有五厘米，在华北冲积平原上能够这样固定地不往下沉，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
安济桥是一座空腔式结构的石桥，空腔式石桥亦称空撞券式或敞肩式，这是石拱桥结构中的一种先进的构造方法。它是在大拱券的两端拱背上，又介以四个空拱小券。安济桥这样的构造方法，是完全有需要的，因为当河上流井陉山区多雨的季节，山洪大发，水流湍急，就必须应用这空腔小券，来增加过水面积，使暴发的山洪可以溢空而过。这样做，既减低了上游的水位，同时也减轻了水流对桥身的冲击力量。正如张嘉贞在《石桥铭序》所讲到的：“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怀山襄陵，形容洪水的泛滥）而固护焉。”而且这种两端应用四个空腔小券的方法，也减轻了桥身的自重（约可减轻五百余吨），同时也大大节约了桥台桥基的尺度与材料。由于桥身的重量减轻和减轻了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力量等原因，因而大大地增加了桥身的安全程度。空拱小券的应用，是李春的巨大创造，在当时建筑技术来讲，这一构造方法，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安济桥的奇特之处，就是它的低矢跨的大弧形拱券。这个拱券，由二十八道拱圈并列砌成。桥的长度37.45米，其拱高（矢）仅7.23米。矢跨比例，仅一比五，这种低矢跨比率，在世界石拱桥中，极其罕见。由于矢跨比率低，桥的坡度非常平缓，便于车马来往。
安济桥大小拱均采用了并列式的砌券方法，大小拱各由二十八道单独的拱券组成。这种并列式的砌券法，有其优点，即在施工时，可以单独施工，由于二十八道拱各自独立，如遇拱石破坏时，不致影响全桥，并可个别抽换嵌补新石，修补方便；如遇桥基发生倾陷时，也不至于影响全桥。但也有它的缺点，即二十八道拱券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李春在设计时，考虑到了这一弱点，所以他采用了五种方法来补救。一，桥中有“收分”，使外面的拱券向内倾，以防外倒；二，用了五根大铁杆把二十八道拱券拉联起来；三，二十八道拱背上铺了大块“伏石”，借压力与摩擦力拉联；四，在桥两侧用曲尺形的勾石把外面的拱石向内勾着；五，拱与拱之间，用了许多银锭、铁榫拉联。通过以上五种补救方法，桥身自然就非常坚固，弥补了二十八道拱券缺乏横向联系的缺点。
安济桥的造型艺术，也极为优美。由于它采取最低矢跨比率使桥身形成坡势低平的曲线，使人望之有“初月出云，长虹饮涧”（《朝野佥载》）的美感。在大拱背上辟四个小拱，除了有它实际功能以外，在艺术造型上，也打破了原来平淡的三角面，使它更显出玲珑夭矫的姿势来。
桥面两侧原有的石栏杆，其雕刻是非常精致的。张嘉贞在《石桥铭序》中誉之为：“是其栏槛华柱，锤斫龙兽之状，蟠绕拏踞，睢盱翕，若飞若动”，可见十分生动。可是经过一千多年时间，所有栏板，大部分倒塌进水里去了，后世往往用粗糙的石板或砖瓦临时砌成护栏来代替栏板，这和这座雄伟秀丽的拱桥很不相称。解放后，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工作，把倒塌在水里埋之有千年之久的石栏杆，全部挖掘了出来。这些望柱栏板，雕刻得十分精美，“磨砻密致”（《朝野佥载》），望柱上雕刻着凸起的蟠龙、狮子头，栏板上雕刻着各种姿态的行龙，十分生动。刀法苍劲朴质，布局变化多端，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水平。这一修整工作到1958年基本完成，经过修整后的安济桥，面貌一新，更显出它雄伟的气魄来了。
轮船的制作 据《旧唐书·李皋传》：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新唐书·曹王明传嗣曹王皋附传》记载这段事，文字更为简省：皋“教为战舰，挟二轮蹈之，鼓水疾进，驶于阵马。”用两个大的轮子，挟船左右，船工在船内以足操作，使轮运转，推动前进，速度可抵帆船和跑马那么快。可惜左右两轮的结构和板片，都是用木材来做的，在水中浸泡稍久，就容易腐烂。大概当时还不迫急需要这种轮船，因此这一技术没有机会获得进一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