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沙陀源出西突厥，自唐太宗时即附中国。宪宗时，为吐蕃所败，其酋朱邪执宜率余众归唐，唐居之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隶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镇太原，执宜从之，居于定襄神武川（今山西朔县一带）。执宜死，子赤心继统其众。懿宗时，庞勋乱起，赤心率沙陀部众助战，击灭庞勋，唐赐赤心姓李名国昌，并以之为振武节度使（治所在今绥远和林格尔县）。赤心子克用，善骑射，从讨庞勋，勇冠诸将。僖宗乾符中，黄巢乱起，而国昌父子以扩地未遂，举兵叛唐。其后国昌父子为唐兵所败，逃入鞑靼（属靺鞨种，时居阴山一带），而黄巢势焰日炽，竟陷长安。克用遂乘机南下，陷忻（今山西忻县）、代（今山西代县）二州。唐欲藉其力以灭黄巢，遣使赦国昌父子之罪。克用乃率所部万七千人入援，会诸路唐兵，攻克长安，巢亦随之败灭。此役克用之功最多，唐以之为河东节度使，以酬其勋，其后并封晋王。
既而，克用与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交恶，相互攻伐。昭宗之世，双方各以联络宦官、朝士为手段，以扩张势力。惟克用派之宦官杨复恭不久失势，而与朱全忠勾结之朝士崔胤，则甚受昭宗之信任，以是克用之势力大弱。而全忠复威服河北诸镇，并吞河中、淄青，克用遂转居劣势。天祐四年（公元九〇七年），全忠篡唐，克用无如之何。次年，为梁所逼，忧劳而卒。子存勗嗣晋王位。存勗娴于军事，嗣位不久，连败全忠之师。其后更并吞河朔，与梁人夹河大战，终于龙德三年（九二三年），一举灭梁，建国号曰唐，定都洛阳，是为庄宗。于是沙陀种人，始称帝于中原之区，俨然全国之主宰矣。
其后晋汉代兴，亦皆沙陀所建。然至周，其政权竟轻易复归汉人。周太祖郭威以一汉卒，何以能位至将相，取沙陀人之皇位如拾芥？窃以为欲解答此一问题，必先明了沙陀人之逐渐汉化。盖自李克用镇河东，即开始沾染汉俗。及庄宗灭梁，徙都洛阳，沙陀种人，相率入居汉化中心之河南地区，遂展开大规模之汉化。其后沙陀之汉化，愈演愈烈，至周，沙陀几与汉人无明显之界线；至宋，则已完全同化于中国矣。沙陀入中国后所以能迅速汉化，揆其原因，不外五点：一、沙陀人数过少，因讨庞勋、黄巢，及与朱全忠争衡，大肆扩军，其军队遂吸收不少汉人。二、梁亡后，沙陀人建中央政府于汉化中心之河南地区，所采制度，全系汉制；政府官员，亦多汉人。三、沙陀酋长，多娶汉女，唐、晋、汉三朝后妃，诸如李克用次妃曹氏，唐庄宗刘后，明宗魏后，愍帝孔后，废帝刘后，晋出帝冯后，汉高祖李后，皆为汉人。至沙陀士众之与汉人连婚，虽史无明文，想亦为数不少。四、沙陀酋长，因受环境影响，亦好尚汉化。五、沙陀种人，自相残杀，其众愈少，受汉化之感染因而愈速。至于沙陀汉化之过程，史书所载，历历可考，兹特述而论之，以见中国同化力之伟大也。
二
沙陀最初入居中国时之人数，已不可确考。史称其随范希朝至河东时，不过万骑；黄巢乱时，李克用勤王之师，亦不过一万七千。（见《新五代史》卷四《唐本纪》）是其种人繁殖，始终未至大盛。然其能以少数兵力，连灭巨寇，则其族之勇武可知也。而僖宗以前，沙陀虽居汉境，犹未沾染汉俗，亦可知也。揆诸史实，庞勋乱后，李国昌、克用父子盘据代北之十余年，实为沙陀汉化之开端；至黄巢乱后，克用节度河东，其汉化乃益趋明显。兹分论之。
克用正室刘氏，代北人；次妃曹氏（庄宗母），太原人。按沙陀助唐讨庞勋时，克用不过十五岁，故刘氏当娶于乱平之后不久。复按庄宗约生于僖宗光启二年（八八六年），而克用于中和三年（八八三年）任河东节度使，故曹氏当娶于克用镇太原后不久。曹氏为汉人无疑，刘氏籍贯，见欧阳修《新五代史》，欧史于沙陀或其他异族之人，莫不标明其族类，刘氏虽籍隶代北，然欧史未言其为外族，则亦似为汉人。夫克用不娶沙陀之女，而必与汉人联姻，则其具有汉化之倾向，实甚显然。而克用据代北时，更广收雄杰之士为养子，号义儿军，其份子亦多为汉人。《新五代史》卷三十六《义儿传》，卷六《明宗纪》及卷二十五《唐臣传》，载此辈之身世如下：
1．李嗣昭，本姓韩，汾州大谷人。（《旧五代史》卷五十二《嗣昭传》云：“不知族姓所出”。）
2．李嗣本，本姓张，雁门人。
3．李嗣恩，本姓骆，吐谷浑部人。
4．李存信，本姓张，其父君政，回鹘李思忠之部人。
5．李存孝，代州飞狐人，本姓安。
6．李存进，振武人，本姓孙。
7．李存璋，身世不详。（《旧五代史》卷五十三《存璋传》作“云中人”。）
8．李存贤，许州人，本姓王。
9．李存审，陈州人，本姓符。
10．李嗣源（即唐明宗），世本夷狄，无姓氏。
以上十人，其源出胡族者，不过李嗣恩、李存信、李嗣源三人。义儿之外，其余佐命立功之士，亦以汉人为多。兹再据《新五代史》卷二十五及二十八《唐臣传》，三十八《宦者传》，列举数人：
1．张承业，原唐宦官。（《旧五代史》卷七十二《承业传》作“同州人”。）
2．李袭吉，洛阳人，原唐进士。
3．卢汝弼，父简求尝为唐河东节度使，为唐名家。
4．周德威，朔州马邑人。
5．史建瑭，雁门人。
以上诸人，或为克用创业之辅佐，或为麾下之猛将，亦皆为汉人。其时胡族将领之知名者，除三义儿外，不过康义诚、药彦稠等人而已。
克用虽曾叛唐，然自镇河东后，对唐稍具忠心，较之朱全忠及关中诸节度使，迥乎不同。此点当系受张承业之影响。承业，僖宗时宦官，昭宗时，为河东监军。崔胤诛宦官，诏命宦官在外者悉就所在杀之，克用怜承业而匿之。昭宗崩，乃出承业，复为监军。克用临终，以庄宗属承业，庄宗常兄事之。承业忠于唐室，梁既篡唐，承业志切恢复。其后庄宗称帝，承业悲戚而卒。《通鉴》卷二七一龙德元年，载其事甚详：
蜀主、吴主，屡以书劝晋王（即庄宗）称帝，晋王以书示僚佐曰：“昔王太师亦尝遗先王书，劝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语余云：‘昔天子幸石门，吾发兵诛贼臣，当是之时，威振天下。吾若挟天子，据关中，自作九锡禅文，谁能禁我？顾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为耳。汝他日当务以复唐社稷为心，慎勿效此曹所为！’言犹在耳，此议非所敢闻也。”因泣。既而将佐及藩镇劝进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张承业在晋阳闻之，诣魏州谏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难，所以老奴三十余年为王捃拾财赋，召补兵马，誓灭逆贼，复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从来征伐之意，天下其谁不解体乎？王何不先灭朱氏，复列圣之深仇，然后求唐后而立之，南取吴，西取蜀，汛扫宇内，合为一家。当是之时，虽使高祖、太宗复生，谁敢居王上者？让之愈久，则得之愈坚矣！老奴之志无他，欲为王立万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愿，奈群下意何！”承业知不可止，恸哭曰：“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即归晋阳，邑邑成疾，不复起。
夫违天子诏命以匿之，临死又托之以孤，则克用对承业之信任可知；如谓克用完全不受承业之影响，殆不可能。昭宗之世，克用实有保障王室之志。所惜者，中央朝士，夷夏之观念过严，对之始终猜防，至于宁与盗匪出身之朱全忠合从，而拒克用于千里之外，终至覆灭宗社。昭宗时，克用尝上表，谓“朝廷当阽危之时，则誉臣为韩、彭、伊、吕；及既安之后，则骂臣为戎、羯、胡、夷。”（表载《通鉴》卷二五八，大顺元年）实当时唐室中央对克用态度之写真也。
克用之延揽汉族之文人武将，亦系形势使然。因沙陀种人，为数过少，既有建功立业之志，则不能不广延英俊，扩充军队；沙陀既不敷用，则只有取材于汉人。故如谓克用之延揽汉人，为一种自动自发之汉化，亦不甚允当。而克用久居边陲，生长戎马之间，勇悍之气，至死未除，故其镇河东后，虽有显著之汉化形式，然实质上仍未脱胡族之气习。所以其兵力始终强劲，能于其身后一举而灭梁者也。
克用虽任用汉人，对沙陀胡人，实甚宠借。史书言其麾下亲军，多以胡人任之，优宠之余，至于骄纵不法。据此可知克用亲军以外之镇兵，多为汉人；而克用对其节制之军队份子，尚有胡汉之分也。兹举二例以证之，《通鉴》卷二六三天复二年：
克用亲军，皆沙陀杂虏，喜侵暴良民，河东甚苦之。其子存勗以为言，克用曰：“此辈从吾攻战数十年，比者帑藏空虚，诸军卖马以自给。今四方诸侯，皆重赏以募士，我若急之，则彼皆散去矣！吾安与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当更清治之耳。”
同书卷二六六开平二年：
先王之时，多宠借胡人及军士，侵扰市肆。（李）存璋既领职，执其尤横暴者戮之。旬月间，城中肃然。
故克用之兵，实以沙陀为核心，而其子存勗之胡汉观念，则较克用为淡薄也。
三
唐庄宗李存勗之汉化程度，远较其父为深。其于弓马之外，习音律，好俳优，可为明证。《旧五代史》卷二十七《庄宗纪》：
帝洞晓音律，常令歌舞于前。十三习《春秋》，手自缮写，略通大义。及壮，便射骑，胆略绝人。
《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传》：
庄宗既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谓之御制者，皆是也。
《通鉴》卷二七二同光元年：
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宠，常侍左右。帝或时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以悦刘夫人。（按：庄宗刘后，魏州成安人。）
夫知音度曲，粉墨登场，岂胡族车马客所能为者；而庄宗精通之，足见其汉化之深矣。
又庄宗每以唐太宗自拟，盖晋阳乃唐室龙兴之地，其本人亦甚英武，故以太宗自况。其称帝于魏州，建国号曰唐，实为自然之结果。然庄宗既谓绍唐统，则其不以夷狄自居，彰彰明甚。《通鉴》卷二六九乾化四年：
或说赵王镕曰：“大王所称尚书令，乃梁官也，大王既与梁为仇，不当称其官。且自太宗践阼已来，无敢当其名者。今晋王为盟主，勋高位卑，不若以尚书令让之。”镕曰：“善。”乃与王处直各遣使推晋王为尚书令。晋王三让，然后受之。始开府置行台，如太宗故事。
同书卷二六九贞明三年：
契丹乘胜进围幽州，声言有众百万。……周德威遣间使诣晋王告急。王方与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则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谋于诸将，独李嗣源、李存审、阎宝劝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犹擒颉利；今吾有猛将三人，复何忧哉！”
庄宗既自比太宗，盖久有帝制自为之意，其心不待诸将之劝进而后生，张承业犹喋喋以复唐宗社劝之，其迂甚矣！而庄宗既自比太宗，复以契丹况颉利，盖自居为夏，反视契丹为夷狄矣。
庄宗灭梁后，定都洛阳。河南之地，素为汉化之中心，庄宗既都其地，又自以绍继唐统，欲复唐政之旧观，以是展开大规模之汉化。其延揽士流，宠任宦官，皆其欲复唐政之表现也。其大臣如豆卢革、卢程、韦说等，皆唐代士族，庄宗特以虚名而延揽之。《通鉴》卷二七二同光元年：
豆卢革、卢程，皆轻浅无他能，上以其衣冠之绪，霸府元僚，故用之。
《新五代史》卷二十八《唐臣传》：
豆卢革，父瓒，唐舒州刺史。豆卢为世名族，唐末天下乱，革避地之中山。唐亡，为王处直掌书记。庄宗在魏，议建唐国，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乱丧亡且尽，以革名家子，召为行台左丞相。庄宗即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革虽唐名族，而素不学问，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为尚书郎萧希甫驳正，革颇患之。庄宗已灭梁，革乃荐韦说为相。说，唐末为殿中侍御史，坐事贬南海，复事梁为礼部侍郎。革以说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说亦无学术，徒以流品自高。
庄宗重视流品，风气所及，至于郭崇韬以代北之武夫，河东之元从，亦以门第相尚。《旧五代史》卷五十七《郭崇韬传》：
豆卢革谓崇韬曰：“汾阳王代北人，徙家华阴，侍中世在雁门，得非祖德欤？”崇韬应曰：“经乱失谱牒，先人常云去汾阳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别流品，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勋旧，一切鄙弃。旧僚有干进者，崇韬谓之曰：“公虽代邸之旧，然家无门阀；深知公才技，不敢骤进者，虑名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于兴平拜尚父子仪之墓。
此外庄宗复宠任宦官，唐代后期宦官干政之恶习，于是再见。《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
敕：“内官不应居外，应前朝内官及诸道监军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贵贱，并遣诣阙。”时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给赡优厚，委之事任，以为腹心。内诸司使，自天祐以来以士人代之，至是复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复置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陵忽主帅，怙势争权，由是藩镇皆愤怒。
而郭崇韬痛恨宦官，亦唐末士流仇视内朝之旧习。《旧五代史》卷五十七《郭崇韬传》：
（崇韬）常从容白继岌曰：“蜀平之后，王为太子，待千秋万岁，神器在手，宜尽去宦官，优礼士族，不唯疏斥阉寺，骟马不可复乘。”内则伶官巷伯，怒目切齿；外则旧寮宿将，戟手痛心。
郭崇韬以开国重臣，名流自居，压抑勋旧，仇视宦官，至于内外切齿。唐末朝局之乱象，复萌之于后唐开国之初。其后崇韬伐蜀，竟为宦官所杀。其实即崇韬不死，后唐亦未有不乱之理。盖庄宗大规模汉化之结果，诸如宠信伶宦，奖掖浮华，势必引起未完全汉化之沙陀军人以及唐末以来若干胡化藩镇余孽之不满。故皇甫晖邺都一呼，河北变色；李嗣源倒戈相向，两京不守；而晖者魏博之小校，嗣源则沙陀军人之领袖也。庄宗欲以伶人所将之禁卒，抵御勇悍未除之劲兵，又焉有不败之理！此与北魏末年之“六镇之变”颇有相似之处也。
庄宗虽醉心汉化，然其本人仍具有小部分之胡人习惯及意识，庄宗之好猎，即其一端。此外史书载一有趣之事，亦可证明庄宗之胡人意识，并未全泯。《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传》：
（敬）新磨尝奏事殿中，殿中多恶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勿纵儿女啮人！”庄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讳狗，故新磨以此讥之，庄宗大怒。
然如庄宗不死，大规模之汉化，必继续进行，则沙陀人之完全同化，将不待北宋而完成。因明宗李嗣源之入统，晋汉之继立，而后沙陀人之汉化，始稍呈迟缓。然此辈沙陀，既居河南，仍无法抗御此种同化之趋势。故二三十年后，沙陀种人，遂在中国史上，消失于无形矣。
四
明宗李嗣源，为克用养子，素以善战著称。克用常以其所将五百骑号“横冲都”，而其麾下大将如石敬瑭、刘知远辈，皆沙陀人；故嗣源所将之兵，即克用之沙陀亲军，当属无疑。灭梁之役，嗣源首入汴州，庄宗至有“天下与尔共之”之言，则其军队之精强，声势之浩大，皆可以想见。庄宗之世，嗣源历镇横海、宣武、成德诸镇，军队始终未大量沾染中央政府汉化之风习，其勇悍之气亦因而未灭。庄宗末年，嗣源以名盛位高见忌，故其于同光三年（九二五年）末入朝后，庄宗即留而不遣。邺都之叛，大臣皆请遣嗣源讨贼，庄宗不许；群臣屡请，庄宗始不得已而遣之。嗣源至邺，其部下欲“令公帝河北”，遂与叛军合势。及其反戈南下，月余而至洛阳，时庄宗已死，遂取帝位。故魏州之叛，明宗之反，实为沙陀军人与胡化藩镇对中央汉化不满之表现。观夫河北诸镇乘乱攻杀监军，而明宗即位不久，复下诏悉诛宦官一事可知矣。《通鉴》卷二七四天成元年：
时近侍为诸道监军者，皆恃恩与节度使争权。及邺都军变，所在多杀之。安义监军杨继源，谋杀节度使孔勍，勍先诱而杀之。武宁监军以李绍真从李嗣源，谋杀其元从，据城拒之；权知留后淳于晏帅诸将先杀之。
同书卷二七五天成元年：
又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
同书同卷同年又云：
宦官数百人窜匿山林，或落发为僧。至晋阳者七十余人，诏北都指挥使李从温悉诛之。
以宦官外任监军，乃有唐旧制，庄宗复之，实为后唐中央政府汉化之主要措施；而诸镇乘乱攻杀监军，可为河北诸镇不满中央汉化之明证也。
明宗之夷夏观念，远较庄宗为深，庄宗自比太宗，以华夏自居，几已忘其为何族人；明宗则因毕生在戎马中，汉化之沾染不深，故仍保持明显之胡人性格。及身为天子，始知汉族文化之不可轻视，故颇知尊重师儒，有时且流露胡人之自卑感。《新五代史》卷二四《唐臣传·安重诲传》：
明宗为人虽宽厚，然其性夷狄，果于杀人。
同书卷六《唐本纪》：
（明宗）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屡以非辜诛杀臣下。
同书同纪又云：
（明宗）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
可知明宗之胡人性格，始终未除，且始终未以汉人自居。虽亦深感汉族文化之重要，因而尊重师儒，喜闻经义，其目的亦只在有助于政治，对整个汉族文化，实无深切之爱好。且以庄宗为鉴，力戒子弟学习文章。然其诸子，如秦王从荣、愍帝从厚，皆习染汉化甚深，而从荣尤好文学。《新五代史》卷十五《唐明宗家人传》：
（秦王从荣）其人轻雋而鹰视，颇喜儒，学为歌诗，多招文学之士，赋诗饮酒，故后生浮薄之徒，日进谀佞，以骄其心，自将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颇知其非，而不能裁制。从荣尝侍侧，明宗问曰：“尔军政之余，习何事业？”对曰：“有暇读书，与诸儒讲论经义尔。”明宗曰：“经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须硕儒端士，乃可亲之。吾见先帝好作歌诗，甚无谓也。汝将家子，文章非素习，必不能工，传于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于经义虽不能晓，然尚喜屡闻之，其余不足学也。”
《旧五代史》卷十四《唐闵帝纪》：
帝髫龀读《春秋》，略通大义。
《新五代史》卷七《唐本纪》：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从厚也，为人形质丰厚，寡言好礼。
其后愍帝继位，颇有求治之心，然失之宽柔，致有“菩萨”之称。《通鉴》卷二七八长兴四年：
帝自终易月之制，即召学士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宽柔少断。
夫以宽柔好礼之君，值藩镇跋扈之时，而欲上侪贞观，虽有求治之心，其愚亦可悯矣。宰相朱弘昭辈复轻率以激怒藩镇，乃至立不数月，而凤翔兵起，帝业旋亡。其所以至此者，实由悯帝倾心汉化，其威武不足以慑藩镇故也。
废帝李从珂，原镇州王氏子，幼时为明宗所掠，养以为子。虽为汉人，然长于沙陀戎马之中，勇敢善战，有“生铁”之号，其气质盖已同于胡人矣。既取帝位，亦逐渐倾向汉化。兹以一事为例，《通鉴》卷二七九清泰二年：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书历诋内外文武之士，请遍加考试，黜陟能否。执政及朝士大怒，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皆请加罪。帝谓学士马胤孙曰：“朕新临天下，宜开言路，若朝士以言获罪，谁敢言者？卿为朕作诏书，宣朕意。”乃下诏，略曰：“昔魏徵请赏皇甫德参，今涛等请黜史在德，事同言异，何其远哉！在德情在倾输，安可责也！”以废帝之刚严，而知广开言路，其受汉化之影响，自无疑问。五代之际，沙陀武人，勇悍绝伦，然一入河南，立染汉化。此由于中央制度，皆为汉制；朝中文武，多为汉人；虽沙陀之雄，亦不能不陶冶于汉化之中，不能自拔。然则汉族同化力之强，于此亦可见一斑矣！
其后石敬瑭反，废帝宁拒契丹之援，而不与之和亲，终丧社稷。《通鉴》卷二八〇天福元年：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退谓同僚吕琦曰：“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一概观望邪？计将安出？”琦曰：“河东若有异谋，必结契丹为援。契丹母以赞华在中国，屡求和亲，但求荝剌等未获，故和未成耳。今诚归荝剌等，与之和，岁以礼币约直十余万缗遗之，彼必欢然承命。如此，则河东虽欲陆梁，无能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钱谷皆出三司，宜更与张相谋之。”遂告张延朗。延朗曰：“如学士计，不惟可以制河东，亦省边费之什九，计无便于此者。若主上听从，但责办于老夫，请于库财之外捃拾以供之。”他夕，二人密言于帝，帝大喜，称其忠，二人私草《遗契丹书》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谋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文遇对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虏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诵戎昱《昭君诗》曰：“安危托妇人。”帝意遂变。一日，急召崧、琦至后楼，盛怒，责之曰：“卿辈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为谋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邪？且欲以养士之财，输之虏庭，其意安在？”二人惧，汗流浃背。……自是群臣不敢复言和亲之策。
废帝之拒和契丹，耻于“安危托妇人”一语耳。隋唐盛世，屡与外族和亲，又何尝以之为耻哉！然唐中叶以后，惩于安史之乱，夷夏之防渐严，遂有此等外交观念。废帝之拒和，实受此种观念之影响也。
五
晋高祖石敬瑭，其先世或谓出于沙陀（《通鉴》卷二七一贞明五年），或谓出于西夷（《新五代史》卷八《晋本纪》）。其父臬捩鸡，曾从朱邪赤心入居阴山，后从李克用征伐有功。敬瑭少长沙陀中，即令其先世出于西夷，其本人实已与沙陀无异。敬瑭为明宗麾下勇将，明宗以女妻之，明宗邺都反戈，入即帝位，敬瑭之谋居多。明宗之军，为克用父子军队之主力，而敬瑭与废帝，又为明宗军队之两大支柱。敬瑭之胡人气质，始终未除。废帝末，敬瑭举兵叛唐，为求契丹之援，对之称臣称子而不以为耻者，实由其视契丹为同类，而并未接受汉人之观念也。及敬瑭称帝，对契丹仍奉事惟谨，乃至朝野咸以为耻。《通鉴》卷二八一天福三年：
帝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
夫以朝野咸以为耻之事，而敬瑭恬然行之而不顾，此中原因，只可以对外观念之不同解释之。兹举数事，以见晋臣之仇视契丹。《通鉴》卷二八一天福二年：
契丹主自上党过云州，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还镇。节度判官吴峦在城中，谓其众曰：“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众推峦领州事，闭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
《通鉴》卷二八一天福三年：
帝遣兵部尚书王权使契丹谢尊号。权自以累世将相，耻之，谓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庐屈膝！”乃辞以老疾，帝怒。戊子，权坐停官。
《通鉴》卷二八二天福六年：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见契丹使者，必箕踞慢骂；使过其境，或潜遣人杀之。契丹以让帝，帝为之逊谢。六月戊午，重荣执契丹使者拽剌，遣骑掠幽州南境，军于博野。上表称吐谷浑、两突厥、浑、契苾、沙陀各帅部众归附。……表数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
上之观念如彼，而下之行事如此，故敬瑭未及身殁，而内乱已起。敬瑭外胁于契丹，不得不讨杀重荣。然晋臣反契丹之意识，始终未除，至出帝，遂与契丹兵戎相见矣。
晋出帝石重贵，为敬瑭兄子，其人仍颇具胡人性格。《旧五代史》卷八十一《少帝（即出帝）纪》略云：
帝少而谨厚，但性好驰射，有祖祢之风。高祖镇太原，命瑯琊王震以《礼记》教帝，不能领其大义，谓震曰：“此非我家事业也。”是岁六月十三日乙丑，高祖崩，承遗制命柩前即皇帝位。庚午，遣右骁卫将军石德超等，押先皇御马二匹，往相州西山扑祭，用北俗礼也。
出帝对契丹初无仇视之心，而朝臣则颇有反契丹者，尤以景延广为最。出帝初即位，告哀于契丹，延广力请致书称孙而不称臣，出帝从之，卒以此挑起战端。然出帝对契丹之和战，实无主见，观其与契丹开战不久，即起用主和之桑维翰而出延广于外，继而复向契丹称臣可知矣。然晋军初与契丹战，竟能屡破之；白沟之役，耶律德光仅以身免，亦可见晋军之敌忾同仇。晋之终于败亡者，实由出帝无死战之决心，且狃于始胜，以为天下无虞；复沾染汉人之恶习，奢侈骄泰，宠爱优伶，政事日非，乃至军心瓦解，不可收拾。《通鉴》卷二八五开运二年：
帝自阳城之捷，谓天下无虞，骄侈益甚。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又赏赐优伶无度。桑维翰谏曰：“向者陛下亲御胡寇，战士重伤者，赏不过帛数端；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往往赐束帛、万钱、锦袍、银带；彼战士见之，能不觖望？……”帝不听。
出帝行事，正蹈唐庄宗之覆辙。其后杜重威一降契丹，二十万人遽尔解甲，其军心之涣散，亦犹邺都变起之时也。终至出帝身为降虏，举家北迁。唐晋以来，沙陀之君，自相残杀，益以其族之渐染汉化，故虽君临中原，而日以孤弱。及出帝北迁契丹，沙陀名族之在中国者，惟余一刘氏矣。
汉高祖刘知远，沙陀人，原为石敬瑭亲将，其智略则高出敬瑭远甚。唐废帝时，敬瑭叛于晋阳，北结契丹，以君父事之，并许以土地，惟知远反对称子割地。《通鉴》卷二八〇天福元年：
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敬瑭不从。
及敬瑭即位，以知远镇守河东。契丹攻晋，知远困守晋阳，未曾出击。出帝既降，知远遂即帝位，乘契丹北归，南复汴洛，建国号曰汉。知远之敌视契丹，与夫敬瑭之曲意奉承，迥不相同；且建国曰汉，则其自居为汉者明矣。然其人之汉化程度，究不甚深，可以其卑视书生一事见之。《新五代史》卷十八《汉家人传》：
初，（隐）帝与（郭）允明等谋诛杨邠、史弘肇等，议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当与宰相议之。”李业从旁对曰：“先皇帝（按先皇帝谓知远）平生言，朝廷大事，勿问书生。”太后深以为不可。
知远即位不久而死，子承祐继立，是为隐帝。帝年幼，大臣郭威、史弘肇、杨邠、王章等掌政，国家粗安。刘氏虽以沙陀暴兴，然隐帝之外，仅帝叔刘崇及其子赟，威望复不及郭等，故其势甚孤，而隐帝复亲狎优伶，暱近小人。既杀史弘肇、杨邠等，而郭威举兵邺都，遂取汉之帝位如拾芥。虽刘崇据河东，建北汉以与周抗，然亦不过困守一隅，仅延刘氏数十年之祀耳。自此而后，中原帝位，沙陀不复能问津矣！
六
周太祖郭威以一汉卒，老于沙陀戎马之中，位至将相，终乃取沙陀三朝二十八年之帝位。即位之后，曾亲谒孔子祠，以表其厌武修文之忱。《通鉴》卷二九〇广顺二年：
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谒孔于祠。既奠，将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当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师，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椎采。访孔子、颜渊之后，以为曲阜令及主簿。
此举于五代之君，实为空前未有之事。显示中原五朝，已由崇武转向尚文之途，而后唐以来沙陀所建之政权及其所遗之习俗，亦随之烟消雾散。至世宗，制礼作乐，遂奠北宋文治之始基。北宋之初，沙陀遗种之可考者，除北汉刘氏外，不过石曦、郭从义、杨承信、白重赞等数人而已，其余盖全无痕迹矣。
自唐宪宗初至郭威建号，不过一百五十年，至北宋亦不过一百六十年，而此一威临中国，连建三朝之异族，竟为中国所完全同化，亦可见汉族同化力之伟大矣！
原载《华冈学报》第二期，一九六五年十二月